蒙元统治者从漠北草原向四处发展前，尚处于奴隶制阶段，所至各国无论在生产方式还是在文化心态上都较之先进。东欧有拜占庭文化的影响，伊朗有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文明，中原有儒学汉文化的传统。蒙元武力征伐诸国的同时，在文化上则受周围国家文明的强大影响。蒙元统治者主观上为了稳固其在被占领地区的统治地位，客观上不得不接受这些地区的文化来武装自己，从而也推进了自身的文明。以忽必烈为代表的统治集团，适应了历史潮流，对先进文化采取一系列的开明政策，为元朝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很重要的条件。

忽必烈在文化建设上的作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识人才、重知识的变通思想。《元史》记载忽必烈“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举文学才识可以从政，及茂才导等，各列上闻，以听擢用”，并派人采访儒、医、僧、道，“求艺人”。他的这种识人才、重知识的变通思想，对整个元朝文化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影响。元朝政府招聘了一批文化人在朝廷做事，有理学家姚枢、天文学家郭守敬、数学家李治、水利专家刘秉忠，还有从中亚来的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建筑专家亦黑叠儿、医学家爱薛等。元朝政府对这些有才之士采取优厚待遇，“敕诸路儒户通文学者三千八百九十（户），并免其徭役”，“免大都医户至十二年丝银”。有识之士纷纷向朝廷献书、献策。元朝政府成立秘书监专门收藏整理图书典籍，除许多宋刻本外，还有波斯、阿拉伯的数学、医学、天文著作等，其中还藏有欧几里德几何著作等当时流行于世界的古代名著。

行汉法，接受中原地区的文明。南宋降后，忽必烈下诏临安：“秘书省图书，太常寺祭器、乐器、法服、乐工、卤薄、仪卫、宗正谱牒、天文地理图册，凡典故文字，并户口版籍，尽仰收拾。”“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医、僧、道、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以名闻，名山大川，寺观庙宇，并前代名人遗迹，不许拆毁”，从而使前代文化遗产得以保留。在哲学思想上推崇理学，把它定为“国是”，请南宋儒生到太极院讲授朱理学，科举时规定统考《四书》、《五经》，许多理学著作，都由政府命令雕版发行，从而更加确定了理学在思想文化界的统治地位。随着城市经济的的发展，文学艺术出现了异常繁荣的局面。在吸收了隋唐以来各种戏剧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元杂剧脱颖而出，成为我国古典文学中光彩夺目的花朵。

重视发展蒙古族文化。忽必烈与魏孝文帝彻底放弃本民族落后文化，全盘接受汉化的做法不同，他只是在汉地行汉法，而在漠北蒙古大本营、在蒙古统治者上层、在朝廷仍操旧俗，行旧法，用蒙语。还采取许多措施，保留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如命八思巴创蒙古新字，并在官方文书中通用，用蒙古文字写“实录”、撰“国史”，保留在蒙古族内部通婚的制度等等。忽必烈之所以这样做，既是受当时政治条件的制约，同时又有相当牢固的社会基础。忽必烈上台不久，一部分蒙古贵族在漠北和林推戴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为大汗，并不时南下进犯；西北藩王为了争权也常常进行骚乱。在统治者内部激烈的争权斗争中，为了获得蒙古上层贵族的支持，要稳固蒙古大汗的统治地位，忽必烈不得不在蒙古族内部推行“旧法”，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蒙古族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蒙古族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是相当迅速的。继八思巴创蒙古新字后，十四世纪初畏吾儿国师搠思吉斡儿，撰《心箍》一书，论述了蒙古语语法，奠定了蒙文正字、正音法，这在蒙古文字史上是一个突破。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用少数民族文字修史，在元代也是一大创新。现在保存下来的《元朝秘史》是世界文化史上的珍宝，虽然留下的只是汉语音译本，但它丰富的内容，为研究古代蒙元社会政治、社会、文学、语言、民俗等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

推动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从忽必烈开始，元代各帝都推崇西藏黄教，尊喇嘛为帝师，宣布喇嘛为国教。此后，大藏经的两大组成部分藏文《甘珠尔》、《丹珠尔》在蒙古及中原各地得到了广泛的流传。藏文佛典中的科学文化知识，如天文、历算、医学、文学等被僧人喇嘛所接受，西藏式的寺院、佛塔也先后在内地出现。藏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于十一世纪基本形成之后，到元代传入蒙古地区，蒙古族又赋于它民族的特色加以续编、说唱。经过长期的流传和不断的丰富，蒙、藏《格萨尔王传》已成为当今世界上能于罗马英雄史诗、印度罗摩衍那等互相比美的古代口头文学佳作。

对外来文化的开放和吸收。十一至十四世纪初，中国和阿拉伯地区是当时世界上文化发达的两大文明区。随着蒙元统治者的西征，大批中亚的波斯人、阿拉伯人等迁居内地，数量很大，据不少学者估计约有二百万人之多。他们当中有军事、政治、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许多人才，带来了各地的先进文化。古代中世纪阿拉伯的天文成就著称于世。阿拉伯国家接受古希腊的科学比较早，哈里发时期在大马士革就集中了许多科学家，并在公元七百年建立了一座天文台，道阿拔斯王朝时期已建有天文学院。在阿拉伯天文、历算的影响下，元代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天文观察，至元十三年（1276年）成立太史局，改修新历。当时在大都也设立了一座天文台，在那里工作的既有汉族学者，也有从阿拉伯来的穆斯林科学家。至元四年（1267年）扎马鲁丁向朝廷进《万年历》，忽必烈下令在全国颁行，还造了许多阿拉伯的天文仪象。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在继承前代成就、学习国外先进知识的基础上，大大发展了元代的天文学。它在全国设立了二十七座观察台，监侯官十四人；它制定的《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这个数值和地球绕太阳公转周期经历的实际时间相差二十六秒，与三百年后即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颁布的，目前世界上通行的《格里高利历》是一致的；在天文试验中，郭守敬创造的简仪是我国科学史上的珍品；郭守敬观察到的星数从1464颗增加到2500颗。当时我国天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成就的取得是跟吸收引进阿拉伯的天文知识和科学技术分不开的。此外，随着教皇特使、教士的足迹，基督教、天主教的文化也源源不断传入中国。从成吉思汗时代起，蒙古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都取宽容态度，对基督教也不例外。不少欧洲教士来到元朝建教堂，使教民习拉丁文及礼拜仪式，唱诵祈祷经文歌曲。欧洲文化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并产生了一定影响，当时大都及其他城市有了为数不少的教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