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福宝

元朝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文化政策呈现了显著的多元性。多种宗教盛行、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交融，在中华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这一时期的文化，更具有融汇性、多样性、开放性，在中国文化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推进了中国文化多元共荣的发展进程，开创了多民族文化全面交融的新局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

    一、传承儒家学说，融汇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呈现多元共荣的格局。
    在宋、辽、金时期，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只是偶然的、个别的。元朝统一中国后，中原与边疆地区关系日益紧密，南北彼此往来相互交流，文化相互交融，彼此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有益于文学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绘画、书法原来风格不同，统一后相互影响有了更大成就。杂剧南移推动了南方戏剧的发展，使中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大元大一统志》的编纂是南北各民族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大一统是此书编成的前提。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的多民族文化并存共同发展，形成蒙元文化一大特色，这正是大一统的结果，中国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进一步得到肯定，这是前所未有的。在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各民族间的交融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悄然融入蒙古族、汉族和周边其它民族中，一个全新的民族 — 回回族诞生了。对于元朝各种文化和谐并存的局面被欧洲人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
    多种宗教的兴盛是蒙古前四汗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最初北方游牧民族没有文字，主要信奉萨满教，有的信奉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宗教是游牧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成吉思汗在建国前灭乃蛮部，俘畏兀人塔塔统阿命其用畏兀字母书写蒙古语，创立了畏兀体蒙文。大蒙古建国后向外扩张，接触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并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给予保护和支持。
    成吉思汗征服中原过程中，接触了许多中原人士，如耶律楚材以及佛、道教的代表人物，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原传统文化对他产生一定影响。窝阔台汗曾接受耶律楚材的建议，采取保护中原文化的措施，如以考试方式确立儒户、立经籍所、封衍圣公等，但随着耶律楚材在政治上的失势，这些措施再没有推行下去。窝阔台曾下令在燕京（今北京）举办学校，培养翻译人才。中原的道教、佛教得到蒙古上层的扶持声势日盛。因利益冲突两教在蒙古统治者主持下在上都举行过两次辩论，成为蒙元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件大事。另一方面，中原的世候，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做过一些招徕儒士文人、整治学校的举措，对于儒学的延续起到有益的作用。蒙元王朝在中国历史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这一时期，民众的普及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
    从13世纪40年代起，忽必烈开始招致“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蒙哥汗即位后，忽必烈受命管理“漠南汉地”，更加强了招揽中原人才的工作。他多次表示尊重儒学的态度，采取标榜文治、设学校、建官制、征召著名儒士等措施，赢得了中原人土的好感，称他为“儒教大宗师”，视他为儒教的保护人。忽必烈对各种宗教同样采取“护持”态度。当时藏传佛教萨迦派领神萨班到西凉（今甘肃武威）与蒙古宗王阔端会晤，导致吐蕃地区归附蒙古。忽必烈出征云南回师途中，与萨班之侄八思巴相见，从此藏传佛教在蒙元时期一直兴盛不衰。忽必烈即位后，实行“祖述变通”的治国方略，代表中原农耕文化核心内容的理学受到重视并继续发展。理学在元朝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元政府在全国各地建立儒学，以朱熹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元代著名的理学家许衡、刘因、吴澄等人，继承了宋代理学的基本思想，但也有自己的特点。主张打破门户之见兼取各家之长，朱、陆之争由此趋于“和会”，这对后来的明代理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许衡等人相继入忽必烈幕府并官居要位。在诗文方面，一批金朝遗民的创作成为文坛的主流。遗民文学的特点是怀念故国，感怀身世，元好问是最有影响的代表。耶律楚材和邱处机的新西域传记述了西域见闻，为当时的文坛增添了光彩。元杂剧开始成型在城乡演出。在史学方面，金史特别是金朝亡国史的的编纂成为一时风气，而各种蒙古和西域行记的出现，也是这一时期文化的特点。《蒙古秘史》是用畏兀体蒙文写成的蒙古第一部史书，它的出现是中国史学的一件盛事。
    蒙元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没有从官方角度提出“避违"制度的王朝，它是思想文化禁锢制度最少的王朝之一，据核计蒙元时期的文化禁令仅是明清两朝的几十分之一。它还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明确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朝代，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国都有活动场所和信徒，这在当时整个欧亚大陆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

    二、蒙汉二元性是元代文化的基本特征。
    在元代文化体制中，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并存，即行汉法，又存蒙古法，蒙古语言文字是法定的官方文字，汉语文字等多民族的文字仍然通用。
    忽必烈即位后，提倡“文治”采用“汉法”，同时又多方维持蒙古传统，形成了中原传统政体和漠北旧俗共存的行政体制。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实际统治的范围、对象都发生了变化。政治形势的变化使经济、政策都发生变化。儒学是“汉法”的思想基础，孔子是儒学的象征，推行“汉法”要尊孔崇儒。忽必烈为了“文治”，采取了若干尊孔和提高儒学地位的措施，如在各地建立宣圣庙、恢复或新建各级地方官学、建立中央国子学、整顿和推行儒户制等。成宗铁穆耳下诏中外尊奉孔子，建立大都宣圣庙。武宗海山加封了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元代对孔子和儒学是尊崇和推行的，但有一定的局限性，科举制度一直未能全面实施就是一个例证。
    忽必烈统治时期，设置了若干与文化有关的机构。在中央设有翰林国史院、国子监和国子学、蒙古国子监和蒙古国子学、秘书监、兴文署等。其他如太史院、仪风司、教坊司等，都与文化有关，管理宗教则有宣政院、集贤院、崇福司、回回哈的司等。在地方有儒学提举司和各级地方官学、蒙古提举学校官和各级蒙古字学，以及管理各种宗教的地方机构。这些机构的设置，表明忽必烈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忽必烈即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命他创制蒙古新字。至元元年（1209年）颁行八思巴蒙古文，作为官方文字使用，为此制办了专门学校，称为“蒙古字学”。
    在宫廷礼仪制度上，也体现了蒙汉二元性的特点。元朝皇帝有蒙汉两种庙号。如忽必烈的蒙古语庙号是为“薛禅汗”，汉语庙号为“世祖”,铁穆耳的蒙古语庙号为“完泽笃汗”，汉语庙号为“成宗”。元朝共有八位皇帝具有双重庙号。这种双重庙号制度，反映了元朝政治文化的鲜明特点。中原传统的汉文化和特点鲜明的蒙古文化构成了元代文化的基本格局。畏兀儿文化、波斯文化对元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种语言的流行以及多种文字的使用，带来翻译人才的众多和翻译作品的发达。
    公元1314年以后，元朝诸帝的汉文化修养有明显的提高，特别是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文宗图帖穆尔以及顺帝妥欢帖穆尔。从仁宗起，在尊尚儒学方面比前一阶段有很大的进步，主要体现在重新确立了科举取士制和加大尊孔力度。这些举措以官方名义确认理学是儒学正统，确立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还建立了奎章阁学士院、艺文监等新的文化机构，奎章阁后改为宣文阁，艺文监改为崇文监。这些都是重视汉文化的表现。
仁宗以后的诸帝对各种宗教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崇奉和爱好，远远大于儒学。他们耗费大量钱财兴建佛堂、道观，远非学校所能比拟，仁宗时命各地立帝师八思巴寺，其规制要大过孔子庙，这说明了儒学和宗教在统治者心中的不同地位。在元朝上层蒙古、色目贵族官僚中间，一直存在反对、排挤汉文化的强大势力，科举取士名额有限且一度中断，就是这种势力作用的结果。
    元朝统一中国后，罢废科举，直至中期以后的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科举才开始恢复。但在考选人才上又制造了种种民族不平等：在考试科目上，规定蒙古、色目人仅考二场，而汉人、南人则需考三场。元制又规定：如“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在发榜方面，则蒙古、色目人为一榜，而汉人、南人为另一榜；在录取名额上也有许多不合理的规定：分明是汉人、南人参加考试的人数要比蒙古、色目人数为多，但四种人录取的名额却一样。

    三、宗教文化得到流行和发展。
    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元朝宗教在社会各阶层的精神生活中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元朝为了适应统治不同民族的需要对宗教采取兼容并蓄加以维护的政策(对反元的民间秘密宗教组织,如白莲教弥勒教,则严加禁止)，多种宗教并存，各种庙宇林立，多种形式的宗教活动连年不绝，声势之盛前所未有，成为当朝文化生活的一大景观。当时佛教地位最高,其中喇嘛教尤甚。各种宗教文化都得以流行和发展，这在中国文化史上独具特色。
萨满教形成于原始公社后期，主要流行于亚洲和欧洲北部。在元宫廷，每年萨满师主持“国俗旧礼”，举行各种仪式，以蒙古语“告神”、“祝赞”进行祭祖祭天活动。
    成吉思汗最早接触的佛教人物是禅宗临济宗僧人海云和他的师父中观。历代蒙古大汗对佛教极为尊崇。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禅宗佛教在全国各地更加发展。当时元上都的佛寺林立，仅《元史》记载竞达167座。寺名可查的南天元寺、乾元寺、万安寺、南寺、龙光寺、华岩寺、开元寺、弥陀寺、庆安寺、弘正寺、黄梅寺、帝师寺（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刺嘛教（吐蕃佛教）曾受蒙古统治者的崇信，在朝廷地位最高。从八思巴开始元皇帝每年从萨斯迦派中选高僧一人充帝师，以后成为定制。帝师是佛教最高领袖，所领的宣政院可以自任官属，诸路府州县皆置僧正司、僧亚司、都纲司，管理各地佛教僧徒。元朝统治者对道教也很重视。元初，在北方的道教主要是太一、大道（后改名真大道）、全真等派。元朝建立后，江南正一教备受信用，忽必烈命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主管江南道教。以后嗣位的历代正一天师，都要经过朝廷任命，受真人之号，袭掌江南道教、道院。元上都有：崇真万寿宫、长春宫、寿宁宫、太一宫等。儒家思想和佛、道教思想在元代文学作品中均有明显的体现。
    蒙元时期，随着中亚各族居民大批徒居内地，伊斯兰教开始传播到全国各地。元政府在中央设立回回哈的司，由哈的大师掌领，专门管理伊斯兰教宗教活动及回回人的户婚、钱粮、诉讼等事。基督教从唐代就传入中国内地。元代西北地区的克烈部、乃蛮部和阴山以北的汪古部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称也里可温）。总之，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声势远在其他宗教之上。道教正一派的分支玄教地位特殊，与宫廷关系密切。有名望的僧人、道士与文人交往成为一时风气。中国和日本高丽之间僧人来往频繁，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播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
    “宗唐复古”成为文坛的风气。随着大批蒙古人、色目人入居中原，他们中涌现出一批以汉文写作而卓有成就的文人，其中著名的有马祖常、萨都刺、贯云石、文西贤等。南戏是从南宋后期起在浙东一带流行的一个地方剧种，元以后继续延续下来，杂剧南移对南戏的提高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
    赵孟頫在书画和诗文众多领域中都有杰出的成就，是当时文坛和艺坛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追求“神似”和诗、书画相结合的“文人画”成为画坛的主流。

    四、俗文化开始兴盛。
    俗文化是相对于雅文化而言的，雅俗主要在于语言文字的不同和面向的对象不同。俗文化主要使用白话文或浅近的语体文，面向下层大众，以及对中原传统农耕文化不太了解的蒙古、色目人。雅文化则使用传统的文言文，主要面向各族人士。俗文化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唐朝，宋朝已颇有影响，其表现形式是话本小说、民间说唱技艺等。蒙元时期，俗文化发展成为一种潮流，不仅话本小说、民间说唱技艺有所发展，杂剧、南戏和散曲，有些完全可以归入俗文化范畴，有些则介乎雅、俗之间。还出现了用白话文或语体文作的通俗史书，以及经典的“直解”等。元俗文化的兴盛，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现象。主要原因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对文化的需求,蒙古人、色目人希望了解中原传统文化，而传统的雅文化使他们望而生畏，俗文化易于理解，符合他们的需要。俗文化在元朝的兴盛有深刻的社会背景。
    文化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社会的现象和特点，必然在文化上有所表现。

    五、史学和地理学有较大发展。
    元朝统治者实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国各民族文化得到交融和发展。经过长期的酝酿，顺帝时完成了辽、宋、金三史的修纂，这一举措结束了自辽朝灭亡后200多年的“正统”之辩，同时也在中国史学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各民族政权的合法地位。它符合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相属的历史状况。元朝也是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辽史》、《宋史》、《金史》是廿四史中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编修的史籍，也是在中国史学史上首开一朝史官修三朝历史之先河，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历朝实录和《经世大典》等政书的编纂，为当代史积累了资料。苏天爵对文献的整理，对当代史有很大的贡献。朱思本绘制《舆地图》对后代有深远影响。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中表现了非洲、欧洲的位置，这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是第一次。有关行记和方志类的作品都有新的收藏。由官方组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天文实测活动，使中国在很多天文学领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如黄道夹角的科学数据、晨辰的数量、历法等）。在地理学方面，《大元大一统志》开中国官修地理总志之先河，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书,共1300卷。元世祖下令搜集全国总地志,以明“一统”。1294年书成共755卷,名《大一统志》。成宗时,陆续获得云南甘肃辽阳等地的图志,文命秘书监增修。1303年前再次成书,共1300卷。顺帝时刻印流传,定名《大元大一统志》。此书大致以一 州为一卷,如事迹较多则分为数卷。每册约为10目,为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古迹人物等。元代编修的方志达160种，数量超过了宋代。官方还组织了历史上首次对黄河河源的实地科考。元世祖时,女真人蒲察都实奉命为招讨使寻找河源,开始了对黄河的第一次有计划勘察。1280年冬,都实堪察到黄河上游两大湖(鄂陵湖扎陵湖)和星宿海的情况。后来翰林大学士潘昂鲁据此撰成《河源志》一书。使人们对黄河正源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官方编辑了最早的指导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农桑辑要》。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中国月令体农书中最古的一部。王桢的《农书》是中国第一部对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农书。发明了金属活字、转轮排字法和套色印刷术，陶瓷业、造船业、纺织业都有了较快的发展。
    书籍是文化的载体。蒙元时期，蒙古文字产生并沿用至今。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儒家经典著作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传授儒家文化的学校。首次出现了由官方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机构 — 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蒙古、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间涌现出一大批汉文著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进一步向中原社会流传，藏传佛教在中原得以传播。元代书籍出版分为官府刻书（书院、官学刻书）和私宅刻书（民间书坊和寺观刻书），其中书坊刻书的数量最多。各种佛教大藏经和各种民族文字著作的出版，是元代出版业的特色。出版业的兴盛，从侧面反映出元代文化的繁荣。当时私家史学著作十分丰富。其中著名的史书《元朝秘史》是蒙古民族第一部古典文学作品，史料价值也很高，对研究语言学也很有价值。
    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 元曲（散曲和杂剧）也是在兼容的文化环境下形成的。元曲的诞生与繁荣，主要得益于蒙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影响和文化政策的宽松。后人把元曲、唐诗、宋词并列，视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元曲包括散曲和戏剧（杂剧、南戏），在元代文学中成就最高。元人视同唐诗、宋代理学一样，视为元代文化的精华。以关汉卿为代表的元代戏剧开辟了中国戏剧史的新时代，对后世产生具大影响。

    六、文化交流空前活跃。
    蒙元时期，东亚、中亚、西亚、欧洲的部分地区相继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战争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在客观上也带来了积极影响。它使欧亚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壁垒被打破。官方鼓励通商的开放政策，便利安全的交通驿站，拉近欧亚之间的距离，使各种文化之间的直接对话成为现实，各地区之间缩短了因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文明进程的差距，尤其是文化交流让中国认识了世界，世界也认识了中国，东西方间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世界文明史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促进了中国的国际化，开创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时代，使各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文化双向交流加速。
唐朝和元朝是中国古代对外影响最大的王朝。如从对外影响范围、往来数量和国际地位角度比较，唐与元是无法比拟的。优惠的通商政策、通畅的商路、富庶的国度，使蒙元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大都、上都、杭州、泉州、广洲已具有国际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已成为国际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蒙元时期，汉唐以来的丝绸之路更加通畅交通的发达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
    伊斯兰国家的天文数学书籍陆续传入中国，当时回回司天台曾收藏有多种阿拉伯文数学书籍。同时，中国的天文学也传入伊斯兰国家。旭烈兀汗西征时“曾自中国携有中国天文学家数人至波斯”。伊利汗时期，中国医术传入波斯，有许多中国医生在伊利汗庭服务。
    印刷术传入波斯后，又传到非洲和欧洲。蒙古西征时，把火器传到阿拉伯后又传入欧洲。后来阿拉伯人的回回炮、历法（回回历）、医药（回回药方）陆续传入中国。元朝在太医院下设广惠司，专门掌领回回药方。
与高丽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元朝忽必烈时，高丽儒士曾在大都学习理学，回国时带回《朱子全书》等理学著作，使理学在高丽广为流传。高丽名医李齐贤结交元朝名儒文士，著有《益斋集》，其中有描写中国自然景观和民情风俗的诗篇。
    与日本的文化交流超过了前朝。佛教禅宗在日本十分兴盛，来华学习佛法的日本禅僧很多，有记载的就有220余人。也有不少元朝高僧赴日本，带去中国的佛经经史、诗文等典籍，还有中国禅林的生活习俗对日本也有影响，如日本的茶道，是由元代“传入的唐式茶会”发展而来的。蒙元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中西文化交流信息容量之大、传播范围之广对未来历史的影响之大，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
    忽必烈建元后,欧洲的贡使、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络绎东来,最典型的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的父亲尼古剌和叔父玛窦在1266年(至元三年)到达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后忽必烈派使臣随同西返罗马教廷命罗马教皇遣派熟知基督教律,通晓七种艺术者百人来华。两年后,兄弟二人携带15岁的马可波罗陪同教皇派的传教士尼古勒与索岳木东来。马可波罗于己于1275年(至元十二年)夏到达上都复命。马可波罗在元朝留居十七年,颇得忽必烈信任。马可波罗于1295年返抵威尼斯。根据他口述整理的《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元居留间的见闻,对元的繁华和富庶倍加赞扬。马可波罗的东来和《马可波罗游记》的传播,极大地加强了欧洲人对东方人的了解。欧洲传教士陆续来华和元朝使臣远使西欧这在元朝以前的历史上是不曾有的。蒙元统治时期的对外关系由亚洲扩展到非洲和欧洲。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日益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忽必烈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奠定了祖国的版图，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功绩。总之，蒙元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新的转折期。戏曲、散曲、小说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它们逐渐取代诗、词、散文，而占据文坛重要位置。同时诗、词、散文也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有自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