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元代的国家体制，从成吉思汗1206年称汗，建立大蒙古国，到1368年元朝解体，总体上实行的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集权制，辅助于分封制，延续162年。中统纪年之后，忽必烈力行行省制，强化了中央集权，形成大元一统的强盛局面。

成吉思汗初建千户制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建立千户制，将全国的人民和土地划分为95个千户，由大汗分别授予与共同建国的贵戚、功臣，任命他们为千户的那颜（首领），使之世袭管领。千户下分为若干百户，百户下为十户。 
　　千户作为基本军事和地方行政单位，取代旧时的部落或氏族结构。通过分编千户，部众都在指定牧地居住，不许变动。国家按千户征派　赋役和签调军队，所有民户都在本千户内登记户口，负担兵役和差发。

成吉思汗任命木华黎为左手万户，管辖东边直到哈剌温山（今大兴安岭）方面的诸千户；博尔术为右手万户，管辖西边直到按台山方面的诸千户。万户只是军事统帅。蒙古汗国的最高统治集团是成吉思汗的“黄金家庭”，全国人民都是他们的臣民。 
　　约在1214年前，成吉思汗将蒙古东北部、斡难河、怯绿连河中游之地，分给诸弟拙赤合撒儿、合赤温、铁木哥斡赤斤、别里古台四家作为封地，合称“东道诸王”。各由其子孙一人继承。这四个兄弟家族成立了四个兀鲁思（国家），是大蒙古兀鲁思内的封国，有相对独立的地位。

成吉思汗诸子的封地：长子术赤的领地是从海押立和花剌子模地区，扩展至撒克辛和不里阿耳极远部分。次子察合台所受领地从畏兀儿国伸延至撒麻耳干和不花剌。三子窝阔台的领民地是叶迷立（今新疆额敏）和霍博（今新疆和布克赛尔）。幼子拖雷的领地是蒙古本土，克鲁伦河至按台山、吉利吉思、谦谦州地区包括在内。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支宗族称西道诸王。　 
　　此外，受分封的还有姻族一弘吉剌、亦乞列思、汪古、斡亦剌等部贵族和勋臣。最亲信那可儿（伙伴）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忽必来、者勒蔑、哲别、速不台、畏答儿和术赤台，合称十投下。姻族领有本部军队和百姓，有自己任命千户长的权力。这此贵戚也形成了几个半独立性的藩部。勋臣的分封，要比贵戚低些。不论贵戚或勋臣，都不能与“黄金家族”齐等。所有领地都是大汗直辖的区域。受封的贵戚和勋臣都称为投下。　 

1234年灭金之后。窝阔台按照蒙古体制，将所得的中原汉地城子百姓，下令实行分土分民。史称“丙申年分土分民”。蒙哥于丁已年（公元1257年）也进行分封。忽必烈建元以后，用政府法令重申成吉思汗及其后三个继承者实行领户分封。

窝阔台主政时期，蒙廷曾于1233年和1235年两次统计汉地等处户口，得民110余万，还吸取辽金“二税户”的方法，在汉地施行五户丝食邑分封制度。所授食邑民约占中原户数的70%以上。

按照规定，这种分封是“赋为二等”，治权归有司，由诸王投下和汗廷共享其权益。这实际上是大汗在承认诸王宗亲的军前战场所得利益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其自主权，加强朝廷集权的重要策略。

五户丝食邑制度并未得到彻底执行。诸王依旧在中原汉地食邑行兀鲁思领地旧制。自行任免课税官，“各征其民”，而且委任封拜食邑官吏，所任官员需对诸王履行纳税、朝见等义务，几乎等同于诸王的私人属下。诸王还能层层分封食邑民户，与之保持紧密的人身隶属关系。

忽必烈宗王出镇制与行省制

1260年，忽必烈继承皇位。建元中统。适应中原局面，同时又保留蒙古贵族利益的专制政权。对原分封制进行调整，将其限制在不威胁朝廷的范围之内，成为忽必烈政权建设的要务。

中统年间，忽必烈开始建立从朝廷到地方的汉式官僚机构，并对投下五户丝制做了部分改变：改五户丝为中书省“关支”，一度废除投下达鲁花赤。

随着形势的变化，皇权与藩权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就趋势而言，为了集中皇权，忽必烈不得不实行由温和到强硬的削藩策略。在彻底削弱汉人世侯的同时，朝廷对蒙古诸王也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

至元初年，为以亲驭疏，捍卫朝廷，忽必烈接受大臣的建议，相继分封诸皇子为王，出镇西北、西南等地。即宁远王阔阔出镇漠北，云南王镇云南，镇京兆。西平王奥鲁赤镇吐蕃。尔后，如皇子爱牙赤，镇南王脱欢，皇孙铁木耳、甘麻剌等，则分镇河西、江淮、漠北等地。

经朝廷削权后，皇子安息王等诸王的权益发生显著变化：在昔宪庙大封皇室，以世祖母地国之关中、、、、、诏立皇子为安息王。以渊龙所国之、、、、、其时犍河之外，秦固内地。教令之加，于陇于京，于蜀，于羌、、、、承制行之。自余商贾之征，农亩之赋、、、、、不入王府，悉邸自用（《牧庵集》）

这段记载已经说明，安息王忙哥剌“胙土关中，秦属夏陇，悉归控御”。其辖地包括两部分：一是安息王“教令之加”的川、宁、甘、陕等地；一是他从忽必烈处继承的关中分地。前者仅是安息王“控御”而非其“胙土”（皇帝赏赐的私人领地）。

至元十七年，也就是安息王去世后第二年，忽必烈“罢其王相府”，恢复甘肃、陕西、四川三行省。至元二十年，朝廷又派治书侍御史杜思敬“出为安息路总管”。原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吕戜先后调任顺庆路同知州和华州知州。表明了安息王“控御”地区的各级官吏，此时已经由朝廷委任的流官出任。

元成宗初年，朝廷核实安息三道军籍，并设置陕西蒙古军都万户府辖治陕甘蒙古军；建立陕西等路诸站总管府，管理辖区内站赤。所以成宗才有底气说：“赋税、军站、皆朝廷所司，唯行王傅事。”

经至元中期朝廷的削藩，安息王等诸出镇皇子的权利已经大为削弱。云南王、北平王、宁远王，也发生类似情形。如宁远王、北平王的部分军士被强制编入朝廷军籍；云南王的辖区，至元十一年起改由行省管理军民，宗王断事官参议行省政务，“政令一听赛典赤所为”。

后来，朝廷又相继在诸王辖区设置行省，宗王出镇出现三个特点：出镇委派，世代相传与流动性并行；宗王辖区多归朝廷直接管辖；宗王在辖区与行中书省分权而治。

　元代中统、至元间的创置，奠定了有元一代制度。在以“藩邸旧臣”为核心的中原知识分子参议下推行“汉法”，同时保留能充分保障蒙古贵族特权地位，确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统治体系以及相应的各种典章制度。

元朝厉行行省制度，有的也兼顾了蒙古旧制，如探马赤军中的奥鲁（老小营）建置。汉地户口的一部分直接领属于大汗，一部分被大汗分封给诸王、宗戚和勋臣。由朝廷把主持军事、财赋征敛的部分官员和监临各级地区的达鲁花赤派到各地地方政权。

　　 元朝时期的官制

　　 元朝的军、政统治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构成。中书省领六部，掌全国政务，枢密院掌兵，御史台掌督察。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三年(1266)设制国用使司，总理全国财政，以后一度成为与省、台、院并立的最重要的国务机构之一。至元七年，罢制国用使司，立尚书省，统六部，并改天下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中书省建置虽仍被保留，但实际上已改由尚书省总领国政。至元九年，罢尚书省，以其职权归并中书省。至元后期和武宗至大年间，元廷又两次立尚书省，分别历时五年、三年，以“理财”为施政中心。

主持全国释教及吐蕃地区军、民之政的宣政院，由于职掌的特殊性，自成系统。蒙古国初期，即置札鲁忽赤治天下刑政。随着元朝国家机器的完备，设大宗正府为札鲁忽赤官署，主要治理诸王、驸马、投下蒙古、色目人的刑名等公事，时而兼管汉人刑狱。在宗教、文化方面，元代比较独特的中央机构还有管理也里可温的崇福司、掌回回历法的回回司天监、蒙古翰林院及其所属蒙古国子监等。

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在忽必烈即位之初，为十路宣抚司；同时，他又委派重臣以都省官“行某处省事”系衔，到各地署事，行使中书省职权，简称行省。至元后期，行省官员不复以中书省官系衔，行省逐渐由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定型为常设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除“腹里”（河北、山东、山西）直隶于中书省，吐蕃由宣政院辖理以外，所置有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云南、甘肃、江浙、江西、湖广等行省。在距离省治较偏远的地区，分道设宣慰司，就便处理军民事务，“与职民者，省治之；职军者，院临之”。边陲民族地区的宣慰司、宣慰司都元帅府及其所统路府州县或宣抚、安抚、招讨等司，多参用当地土官任职。御史台在地方上也有相应的分设机构，即监临东南诸省的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简称南台）和陕、甘、滇、蜀地区的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简称西台）。中台和两个行台下各设若干道肃政廉访司（元初称提刑按察司），定期检查各种案卷帐目，监督纠劾各级官吏，复按已审案件。

从元太祖成吉思汗到元世祖忽必烈，再到元惠宗妥欢帖木儿，历经一百六十余年，承袭罔替，黄金家族一直是政权的掌控者。各大汗国一直是附属于朝廷，某个时段某个从属地也发生过一些不和谐，或者是激烈的争战，但或松弛或紧密，或强力或弱势，仍然保持黄金家族朝廷的一统局面。分封制一直伴随，行省与集权制渐行渐强，迎来了大元一统的强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