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游牧文化是在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下产生的，是当前旅游经济的热点地区，旅游经济给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的游牧文化带来了重大影响。其积极意义在于：为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学习与借鉴提供了条件，事实上丰富了与之相关的各民族文化的内涵，是游牧民族创造的游牧文化突破地域疆界扩大自己影响的机遇，客观上促进或强化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经济因素也会促使文化主体挖掘出更多传统的有价值的民族文化，旅游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多元文化的融合，有利于和谐的多民族文化关系的磨合、形成。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处于弱势地位的游牧民族文化的自身品格与特点在同强势文化的交融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战与考验，文化主体尤其是年轻的文化主体对自身处于相对弱势的文化容易产生离弃的倾向，民族文化的商业化、产业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泯灭或者消磨文化创造者的个性化特征而体现出一种趋同的趋势，并且使其中相当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形式化的特点而失去原有文化的内核与神韵。
关键词：游牧文化 旅游经济 影响分析
游牧文化“是从事游牧生产、逐水草而居的人们，包括游牧部落、游牧民族和游牧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它的显著特征就在于游牧生产和游牧生活方式——游牧人的观念、信仰、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价值体系等等，无不是游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历史反映和写照”①，根据这样的理解，毫无疑问，游牧文化正面临着自其出现以来最为严重的生存与发展的挑战。游牧文化产生的基础是游牧经济和游牧生活，游牧经济和游牧生活的特点是“居无定处，从事畜牧”（《汉语大词典》），而几十年来特别是最近三十几年来，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已经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游牧民族生产与生活方式：生活上，定居代替了“居无定所”；经济上，对大多数人而言，工业、服务业在相当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游牧生产创造财富的核心地位。以游牧生产、生活为基础的游牧文化面临着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的消失，其所面临的生存与发展的挑战是显而易见且严峻的。
对于游牧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在我们国家范围内，游牧文化的主体传统上主要是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具体载体与表现形式主要是这类少数民族的文化，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游牧文化包含于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之中。因此，游牧文化面临的生存与发展的挑战，事实上就是这部分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的挑战。
在诸多对少数民族游牧文化产生影响的因素中，城市化、工?祷⑿畔⒓际酢⒌贝桃稻玫榷际侵匾槌刹糠郑渲新糜尉靡彩遣豢珊雎缘囊蛩亍Ｉ偈褡宓厍赜械牡乩碜匀环绻庥攵捞氐拿褡宸缜橥欠浅Ｓ屑壑档穆糜巫试础Ｗ罱改甑耐臣谱柿舷允荆郝糜尉靡丫晌徊糠稚偈褡宓厍渲邪ㄓ文廖幕厍闹е抵弧Ｂ糜尉弥饕侨嗽蓖丛炀偷木没疃?“当一个个部落之间都发生接触时，文化传播就随着一系列的接触学习而来了。”②经济的转型导致了文化的转型，在这个特殊的文化转型期，认真观察并分析旅游经济对游牧文化的影响是必要的：任何影响都同时存在着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利用积极因素发展民族经济文化事业，尽量减轻消极因素给民族文化带来的震荡，对少数民族游牧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在内蒙古主要是锡林郭勒地区旅游经济对民族文化影响田野调查的结果分析，最近几年来，随着旅游经济分量的增加，其对游牧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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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影响：
一方面，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传统游牧文化相对独立或封闭的文化疆界，接受了先进的异质文化，为促进民族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和营养。从社会地理学的视角上看，游牧经济一般产生于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之中，比如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就构成了一道内蒙古游牧经济在其南缘的天然地理屏障，长期以来，一个或者几个民族在这样的地理单元中凭借着独特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创造着与其生产生活相一致的游牧文化；并且鉴于地理的相对独立，这样的生产与生活也是相对独立的，这种条件下孕育出来的文化即使具有某种开放的特质，限于条件，其文化疆界至少在空间也是相对独立或封闭的。千百年来，蒙古族文化、藏族文化等之所以对此环境之外的人们而言具有某种神秘的特征，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旅游经济的勃兴，至少使得更多的本民族文化之外的人带来了外面更多异质文化的因素，其影响甚至冲击是不可忽视的。旅游经济发展的前提是人员的往来，人的互动必然产生文化上的互动，这样的过程，从积极的角度上看，为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学习与借鉴提供了条件，事实上丰富了与之相关的各民族文化的内涵。世界上没有纯粹单一的文化，文化都是在汲取、融合异质文化的过程中丰富发展自己。游牧文化面临着这样的历史机遇。客观上，观察最近几十年来的游牧文化发展情状，以蒙古族文化为例，新的语言词汇、新的文化产品迅速增加，新的文化思维特质迅速出现等，都可以被视为与此有关的结果。
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样的互动，是游牧民族创造的游牧文化突破地域疆界扩大自己影响的机遇。游牧文化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丰富自己的同时，也突破了原有的地域局限，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化走出去的目标，扩大了民族文化的影响，事实上也就是增强了游牧民族文化的生机与活力。民族文化读物、民族工艺品、民族餐饮等在内地特别是与游牧经济邻近地区的大量涌现，虽然并不是久远以前的事，但最近几年来尤为突出。即以内蒙古为例，伊利、蒙牛、小肥羊等在全国崛起的品牌，无不带有浓郁的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特色。这足以说明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游牧文化影响扩大的事实。
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会产生一种文化生存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这是一种文化良知的表现，本无可厚非；问题是，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从来不是对原有文化一成不变的保存，更不是将文化放入博物馆中“封存”，任何人都无法“冷冻”一种文化使其保有原有状态，那不仅是被动的，也是不可能的。必须认识到：即使一种文化注定会走向消亡，也需要使其优秀的文化因子注入到未来人类文化的基因之中，使其优秀文化因素继续发挥作用。如此，扩大文化的影响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旅游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促进或强化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因为作为旅游热点地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提供给旅游者的旅游产品是旅游者所需要的自然、历史、文化、民俗等，如内蒙古传统的游牧文化地区的马文化、蒙古包文化、餐饮文化、独特的民族艺术与体育文化、服饰文化等等。在内蒙古锡林浩特的九曲湾民俗文化旅游区，民族文化就得到了集中展示：迎宾仪式包括马队、迎宾曲、迎宾酒（下马酒），蒙古包建筑，民族艺术如绘画、歌舞、服饰展演，民族餐饮，民族竞技体育等无所不包，在拉萨的容中尔甲演艺中心也是如此。在这些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作为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被充分激发，客观上具有强化民族文化的效果。文化，毕竟需要其主体承载、创造，没有了主体的文化充其量也不过是文化化石，只能作为文物存在。所以，刺激或强化文化的主体意识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关键作用。
旅游经济活动在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的游牧文化产品展示、消费过程中，促使文化主体自觉地强化其文化主体意识的同时，经济因素也会促使文化主体挖掘出更多传统的有价值的民族文化，激发文化主体认同、挖掘、创造本民族文化的主动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无可否认，一如任何一种文化一样，总会使有些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被湮没，他们原本是民族文化或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西藏的茶马古道、内蒙古的元上都宫廷生活、新疆的古城遗址。但在旅游经济刺激下，这些被“遗忘”的民族文化总会被挖掘出来。就内蒙古而言，民族工艺品、民族歌舞，民族餐饮，民族体育如骑马、射箭、博克等，民俗文化如祭敖包等，最近几年都得到了一定程度发掘。这对民族文化保护是有积极意义的。而当民族文化成为产业，展示与销售民族文化成为谋生手段的时候，相关的民族文化教育、民族文化保护等问题客观上就会受到这个民族普通民众的重视与保护。
旅游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多元文化的融合，有利于和谐的多民族文化关系的磨合、形成。电影《锡林郭勒—汶川》形象地描绘了来自四川汶川的赵老师一家如何将外来的文化如四川麻辣食品、小孩的新颖玩具带入草原深处，又是如何在困境中被厚道真淳热情磊落豪迈的人情、地道的蒙古族饮食所感染，这两家人的交往过程就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交流、接受乃至融合的过程。表面上款待赵老师一家喝酒的细节令人发噱，人们也据此认为蒙古族善饮；事实上，蒙古族人滴酒不沾的也大有人在，生活在那个地区的其他民族豪饮的也不在少数。问题不在民族而是一种文化：他真诚地礼待你，敬你酒，就如同敬你哈达，本质是一样的，你接受了，就表示接受了一份情谊，甚至是接受了一种文化，是一种敬重，这实质上的意义也许与酒已经没有关系了，而是对一种文化在情感上的接受与认同，酒不过是一种介质。认可、接受一种生活习惯、一份人情与友谊，往往就代表着认可、接受了彼此所代表的一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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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影响：
不可否认的问题在于：在我国多民族多元文化共存的现状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信息化和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无论是以游牧经济为物质基础的游牧文化还是以少数民族生存生活为依存的少数民族文化，都处于一种非主流的状态，是相对弱势的文化。这样一种文化在旅游经济对游牧文化产生影响的状态下，对其自身的文化品格与特点甚至其生存发展不产生消极影响是不可能的，从业已存在的影响分析，主要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处于弱势地位的游牧民族文化的自身品格与特点在同强势文化的交融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战与考验。主观上无论对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怎样加强保护，客观上处于主流地位的强势文化总是掌握着更多的话语权和信息资源，伴随着经济、语言、信息等因素对弱势文化产生强大的吸附与影响，从而消磨弱势文化的特性与品格甚至影响其生存与发展。英国的长期霸主地位和美国的崛起造就英语文化在世界上产生强大影响而使得世界上很多弱势文化衰落甚至趋于消亡就是典型的例证；在我们国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部分区域文化和个别的少数民族文化的衰微乃至消失也不是偶然的。与此同时，支配一种文化品格与特点的民族精神品格如人生信念、社会理想、生存方式等当然也会受到影响。即如作为游牧文化形态出现的蒙古族游牧文化中的率真自由、豪迈磊落、情系天地、浑厚蕴藉、人情浓郁、刚健自强等等带有人类本真淳厚的传统优良文化品格，在作为商业经济形态之一的旅游经济的影响下，就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消减这些影响的消极因素，最大限度地保有民族文化自身的优秀品格，不仅是考验，也是需要关注并加以解决的课题。如此，挖掘民族文化优秀品格和特点并因势利导地在教育、宣传、交流等方面予以强化，应该是有效的因应之道。
秉承和创新文化的主体是人，事实上，在文化的交往与融合过程中，受异质先进文化影响的文化主体尤其是年轻的文化主体对自身处于相对弱势的文化容易产生离弃的倾向。与先进的生产、进步的经济相伴生的文化，总是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其自身的新异性、独特性、创新特质与年轻人的“好奇”心理激荡碰撞；加之旅游者也总是更多地更鲜明地带有城市文化的属性特征，而民族文化的传统型特征又往往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常使得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的底蕴与价值认识不足，对外来的异质先进文化产生一种盲目的甚至是不加选择的认同与膜拜，对城市文化充满了渴望与期盼。在一座草原旅游城市的一所民族中学的校园，新潮的发式、流行的音乐、满口新新人类的语言、甚至奇装异服等现象一点也不亚于内地任何一所学校，而民族传统的服饰、良好的传统行为习惯几乎消失殆尽。调查中同学生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时，他们对自身的行为完全不以为意，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是比较淡薄的。文化主体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背离现象显而易见。究其原因：一方面现代信息技术的空前发达消减了空间距离的阻隔，接受最先进的外来文化比任何时候都来得容易；另一方面旅游者的大量涌入，客观上使之成为一种文化的传播者，人员的直接大量接触消弭了文化上的地理距离。文化的选择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是开明开放的表现，但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的漠视甚至否定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一种文化的存续与发展。就此，探索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将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同现代文化观念及其传播手段等有机结合并在教育中强化，使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产生认同与感情上的归依，是必要的。除此之外的封闭、抱怨都不能培养出新一代民族文化传承与创造的主体。
旅游经济对旅游目的地的商业市场需求特别是旅游产品的市场需求使得民族文化必然出现商业化倾向。民族文化的商业化倾向是文化产业的必由之路，也是民族文化在经济社会壮大自己从而扩大影响的有效途径。问题是，民族文化的商业化、产业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泯灭或者消磨文化创造者的个性化特征而体现出一种趋同的趋势，并且使其中相当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形式化的特点而失去原有文化的内核与神韵。例如在锡林郭勒地区手工制作的蒙古族服饰，不仅更多地保留了察哈尔、苏尼特、乌珠穆沁等古代部落的差异和个性，而且带有非常明显的制作者个人匠心创造的特点。在产业化的背景下，不仅个性的创造被泯灭，即使部落特点和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被忽视，提供给旅游者的服饰产品更多地仅具形式上的特点而缺失了很多原本应该具有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个性。这是应该引起关注的问题。
无论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发展经济与社会几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蒙古族游牧文化从来也不排拒具有商业倾向的文化交往并早已认识到了其积极意义：“我们的商人带来织金衣服和好东西并坚信能从这些布匹织物获得巴里失……”③伴随经济交往随之而来的文化变革总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清醒认识作为游牧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文化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因应策略，最大限度地在确保发展的同时保留并发展优秀的民族文化，都是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
（本文是内蒙古自治区高校项目“游牧文化现状调查与保护试验”（NJsy08224）的阶段性成果）
引文注释：
①吴团英，《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N〕，《光明日报》，2006年7月24日第11版。
②〔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98页。
③ 〔波斯〕拉施特，《史集》〔M〕第一卷第二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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