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元代扈从诗人通过扈从诗这一形式，记录了对元朝实行两都巡幸制度，特别是对从大都到上都沿途的独特而优美的自然景观、丰富的物产、与众不同的衣食住行、特有的民族生活与劳动方式进行了描写等，是一座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的宝库，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扈从诗　两都巡幸制度　沿途景观　文化意义

扈从诗是皇家之路的见证

　　元朝实行两都巡幸制度，每年春季五月份皇帝率领大批僚属从大都赴上都，秋季八月份返回大都。巡幸有固定的路线，素有“东出西还”之说，东出即由皇帝的专用御道—“辇路”来上都。所以就有“未暑而至，先寒而南”，“龙岗秀色常青青，年年五月来上京”便是元朝皇帝每年驾幸上都的真实写照。

　　由于蒙古族自古以来以游牧和狩猎为生，逐水草而居。秋冬违寒，春夏避暑；中原暑热，更不利于大规模驰骋围猎等原因，所以，每当春回大地，气温升高之际，皇帝便率领百官巡幸上都。还有许多蒙古宗王贵族都要来上都朝觐，中央和地方上的一些大臣也要来上都商讨军国大事，辅佐皇帝议办政务。元代大量的扈从诗也真实地记录了这一事件。

《马可波罗游记》的有这样的记载：“大汗留居上都，始阳历五月初，迄阳历八月之二十八日。上都，即前述有大草原及竹宫，并驯养海青(雕的一种)之地也。”(见游记第93章)。《元史》卷一四三《马祖常传》：「文宗尝驻跸龙虎台，祖常应制赋诗，尤被叹赏。谓中原硕儒惟祖常。」其所以负盛名者，即因每年元帝北巡南旋时，百官例须迎驾于此。元朝文人周伯琦在其《上京杂诗十首》等诗作中写到：“皇图基正统，朔易建神京。”“乘舆绳祖武，岁岁幸滦京。”周伯琦认为蒙古皇帝忽必烈希图根基于全中华之正统，在中国北方兴建了神京上都，车辇心系祖宗武威，皇帝年年巡幸北都。此诗句收入周伯琦诗集《近光集》和《扈从集》。

　　诗文记载了巡幸的路程。《滦京杂咏》“北顾宫廷暑气清，神尧圣禹继升平，今朝建德门前马，千里滦京第一程。”两都相望不满千里，往来者有四道焉，曰驿路，曰东路二，曰西路。东路二者，一由黑谷，一由古北。（周伯琦《扈从诗前序》）。元代一般人赴上都多经驿路，驿路实际上成为两都间最重要的交通干线。辇路出京西行，由居庸关北口北上，穿越300余里崎岖的山路，到达察罕诺尔（今河北沽源境内）湖畔，再往北100多里，渡过滦河就到达上都城。西还是经西道返回大都。西道从上都到察罕诺尔湖（和来时一样），然后经九连城诺尔和盖里泊（在今太仆寺旗一带），抵达安固里诺尔（俗称鸳鸯泊，在今张北县境内），再南行过野狐岭（今张北县以南），往东返回大都。

　　诗文记载了巡幸的时间。元代诗人朱有炖《元宫词百章》之十三：“侍从常向北方游，龙虎台前正麦秋。信是上京无暑气，行装五月载貂裘。”“麦秋”见于《礼记·月令》，在四月下旬。麦将熟也。此处用指四月底五月初，麦田渐黄，暑气已至，元帝遂循故事，自大都北幸开平。从宫女口中，述元室故事，故有“侍从常向北方游”之句。欧阳玄《圭斋集·渔家傲南词》记九月故事曰：“龙虎台前驼鼓响，千官瓜果迎鸾仗。”胡助《京华杂兴诗二十首》中：“翠华慰民望，时暑得北巡。”

　　诗文记载了扈从人员。有后妃、有文武官员、有僧侣、扈从军队等。柯九思《宫词十首》有诗：“黄金幄殿载前车，象背驼峰尽宝珠。三十六宫齐上马，太平清暑幸滦都。”在《上都御史台殿中司题名记》中记载天子时巡上京，则宰执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职分官扈从，国朝旧典也”。元史中也有记载：“每岁大驾幸上都，发各卫军士千五百人扈从，又发诸卫汉军五千人驻山后，蒙古军三千人驻官山，以守关梁。”

　　诗文记载了皇帝的仪仗。胡助《京华杂兴诗二十首》中：“牛羊及骡马，日过千百群。庐岩周宿卫，马骑若屯云。毡房贮窈窕，玉食罗膻荦。”杨允孚《滦京杂咏》中：“鸳鸯坡上是行宫，又喜临歧象驭通。”张昱《辇下曲》：“当年大驾幸滦京，象背前驮幄殿行。” 均记载了皇帝当时两都巡幸时所乘坐的是象辇。

　　记载了巡幸时扈路上具体驿站。大口，作为起程导送点和回程迎接点，在驿路中占有重要地位。《析津志辑佚·属县》中记载，“大口，大驾时巡，千官导送至此，其迎驾如之。”杨允孚《滦京杂咏》中记载了在龙虎台奏行程记，夜过居庸关等情形：“纳宝盘营象辇来，画帘毡暖九重开。大臣奏罢行程记，成岁声传龙虎台。” “宫车次第起昌平，烛炬千笼列火城。才入居庸三四里，珠帘高揭听啼莺。”周伯珂《纪行诗》记录了沙岭迎驾的情形：“高岭横天山，土风多国语。白沙深没马，碧草浅连冈。”杨允孚《滦京杂咏》中记载皇帝抵达上都时的盛况：“又是宫车入御天，丽姝歌舞太平年。侍臣称天贺颜喜，寿酒诸王次第传。”扈从诗还记载了皇帝每年在上都待两个多月，每年八月开马奶子宴，然后启程回京。杨允孚《滦京杂咏》记载，每年从南坡这个地方，开始启程回大都。 “内宴重开马重浇，严程有旨出丹霄。羽林卫士桓桓集，太仆龙车款款调。”“南坡暖翠接南屏，云散风轻弄午晴。寄语行人停去马，六龙飞上计归程。”王恽《奉和寅甫学士九日迎銮北口高韵》记载了了大都官员迎驾的情景，“翠华南下拂云霓，驻骅军都汉县西。龙虎台高惊峻绝，蓬瀛人老许扶携。九天日月瞻光近，万国风烟入望低，佳节迎銮得清赏，牛山初不羡东齐。”

驿路成就了几位著名诗人

     元上都扈从诗人大多数是汉文化圈的文人，游牧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由于每年往返于两都都带着大量的扈从诗人，他们把沿途了风土人情，保留了元代从上都到大都驿路的第一手具体而形象的生活资料，使我们能够通过这些作品了解那个时代、那个地区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的具体生活内容与情感。元代扈从诗人的构成是复杂的、多样的，创作风格也各具特色，观察上都风土人情的角度各自不同，但他们以扈从诗人或客子的身份来到广袤的草原，诗人敏锐的眼光和外来者好奇的心态，使他们对这里迥异的自然风物、民族生活与文化，甚至这里人民的情感和精神状态产生了浓郁的兴趣。这不仅使元代的扈从诗同其他时代以歌功颂德为主的此类诗歌区别泾渭分明，使它们有了特殊的艺术价值；尤其是，其中的很多作品本身就是一幅幅民族风俗画，不仅为后人提供了了解那个时代蒙古族人生活与精神情感等方面的第一手感性材料，而且为了解这个民族文化传承的关系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周伯琦是元朝高官（官至翰林修撰、江浙左丞）、诗人、书法家，他每岁从元大都（今北京市）出发扈从蒙古皇帝至望都铺时，多次随驾行走两都之间，也写了大量的扈从诗记载。《周伯琦诗选》中《九月一日还自上京途中纪事》：“北口七十二，居庸第一关。峭厓屏列翠，急涧玉鸣环。佛阁腾云雾，人家结市闤。马前军吏候，使节几时还？”《纪 行 诗》：“东坊尚平地，近岭昼生寒。拔地数千丈，凌空十八盘。飞泉鸣乱石，危磴护重关。俯视人寰隘，真疑长羽翰。万幕悬崖下，高低疏复稠。罽墙联虎卫，幄殿耸龙楼。榆柳清长昼，槐松飒早秋。威容隆古昔，神武镇中州。”《野狐 岭》诗中“高岭出云表，白昼生虚寒。冰霜四时凛，星斗咫尺攀。其阴控朔部，其阳接燕关。涧谷深叵测，梯磴纡百盘。坳垤草披拂，崎岖石巑岏。轮蹄纷杂遝，我马习以安。恍然九天上，熙熙俯人寰。连冈束重隘，拱揖犹城垣。停鞭履平地，回首势望尊。绵衣遂顿减，长途汗流鞯。亭柳荫古道，园果登御筵。境虽居庸北，物色幽蓟前。始悟一岭隔，气候殊寒暄。小邑名宣平，相距两舍间。牛羊岁蕃息，土沃农事专。野人敬上官，柴门莫款延。休养嘉承平，禹迹迈古先。汉唐所羁縻，今则同中原。大哉舆地图，垂创何其艰！张皇我六师，金汤永深坚。”对沿途的地境，风土人情都有记载。

　  胡助，元代后期诗坛著名诗人、翰林国史院文官。诗人胡助作为元代朝廷官员，也多次扈从皇帝北幸，深入北方草原，在元上都参与处理政务，并写出不少诗文佳作。《滦阳述怀十首》帝业龙兴复古初，穹窿帐幄倚空虚。年年清署大安阁，巡笔山川太史书。绿阑青草玉花骢，驯鹿游眠殿阁东。西梵祝厘环地坐，瞳胧初日晓旗风。西清学士草黄麻，阁老承恩扈翠华。昨夜司天台上望，文章光焰照龙沙。小西门外草漫漫，白露垂珠午未干。沙漠峥嵘车马道，半空秋影铁幡竿。板屋松烟染寿衣，天街署雨没青泥。夜来沙碛秋风起，鸣镝云间白雁低。御天门前闻诏书，驿马如飞到大都。九州四海服训诰，万年天子固皇图。斗北高寒无点署，举头正见七星文。玉堂近与琳宫接，清夜步虚声最闻。朝来雨过黑云山，百眼泉生水草新。长夏蚊蝇俱扫迹，葡萄马酿醉南人。”

　　这是元代著名诗人胡助之当时的现场诗录，描绘了元上都城色彩缤纷的真实场面。胡助认为，中国正统的大元帝国之帝业是中华龙文化的兴隆，是对儒家优秀传统的“复古”，元世祖忽必烈首建上都时，是在一张白纸上空手起家的，是在空虚之地创建的首创之举。元朝皇帝年年避暑上都大安阁，上都不但是中国化的汉式建筑，同时又是草原化的具有蒙古民族特色的北方大都市，城中不但有大安阁这样的高楼大厦，而且还有花园草地、野生动物和牛马羊。诗人还描述了西方人士札马鲁丁所主持的元上都天文学科研机构司天台和我国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在上都设计建设的铁幡竿，从而使人不由地想起当年元上都司天台的科学家们对我国古代天文学研究的贡献和郭守敬在上都向忽必烈帝提出水利建设六条建议、后建上都铁幡竿水渠等等历史实况。 “鸣镝云间白雁低”，鸣镝射出高空中，白雁立时落于地，再次纪录了元朝皇帝们在上都狩猎取乐之情景。一言警句“御天门前闻诏书，驿马如飞到大都”，更为形象地描绘了元上都在全中国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上都与大都的十分密切的政治关系。

　　胡助的《题望都铺》：“坡陀散漫草茸茸，地接乌桓古塞风。仰止神京三十里，楼台缥缈碧云中。”此地当即所谓的“南坡店”，“去上京止一舍耳”。到此地元上都就能看到，能仰望之，所以叫“望都”铺，即能望到都城上都的店铺，表现出诗人望到国都的风光十分兴奋的样子。望都铺在距离元上都只有30华里之处，此地当即所谓的“南坡店”，“去上京止一舍耳”，到上都在这个店只休息一夜罢了。到此地元上都就能看到，能仰望之，所以叫“望都”铺，即能望到都城上都的店铺，表现出诗人望到国都的风光十分兴奋的样子。《题望都铺》一诗来自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四。

　  楚石为元末明初著名高僧。《北游诗》是楚石青年时期的一部诗集，也是一部用诗写成的有头有尾的完整游记，专写他28岁和29岁，两年时间内北游大都(今北京)和上都(在今内蒙古)以及路途往返中的所见所闻，共有诗篇315首。

　　他曾接连写了三首诗，都有向往上都之意。在《送锴师之上都》诗中说：“又向神都避郁蒸，朝朝驾动鼓登登。”在《上都避暑呈虞伯生待制》诗中说：“神都避暑可为欢，《满地风霜六月寒》。”在《呈诸国师》诗中说：“从此开平是帝乡，锦云外绕殿中央。由来盛夏不知暑，未及新秋先雨霜。”

　　楚石大师从向往上都之意到最后从大都启程赴上都云游，骑马北上，说明当时的上都城繁华之景象非常令人神往。当时，从大都到上都有三条道路，楚石走的是“驿路”，从居庸关出长城，经李陵台、琴峡、龙门、枪竿岭、独石站等一路走来，风尘仆仆。一路上，口外塞北大自然的风光深深打动了楚石的心灵，使这位饱学的僧人文思泉涌，诗兴勃发。请看：“天畔浮云云表峰，北游奇险见居庸”、“上都避暑频来往，飞鸟犹能识衮龙”、“君王莫爱霓裳曲，艳舞娇歌失自然”、“来听滩声坐终日，好教俗耳洗尘昏”、“塞北逢春不见花，江南倦客苦思家”、“无事穹庐似屋方，卧听芦叶向斜阳”、“黄河不解变春酒,白野徒能飘夏霜”、“到阙三千里，攀天百万屋”等，这些诗句，无处不体现出塞外天高云淡，歌舞升平的一派美好风光。

　　楚石在上都，不仅参观了都城内的“广殿”，还出城游览，领略到了“出城便与尘沙接，在野何妨骑从疎”的漠北风光，在这个时期还写下了《黑谷》、《当山即事》等诗篇。《当山即事》诗二首曰：“土窟金繒市，牙门羽木枪。地炉除粪火，瓦碗软羔羊。小妇担河水，平沙簇账房。一家俱保暖，浮薄笑南方”。这首诗里面鲜明细致地描述了当时人们挖地为炉，以牛粪当柴烧，用泥瓦罐蒸煮盛装食物的生活小景。还有“水草频移徙，烹庖称有无。肉多惟饲犬，人少只防狐。白毳千缣布，清尊一味酥。豪家足羊马，不羡水田种”。这首诗里更加形象地描绘出一幅在塞北草原上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以肉喂狗，用鸟羽织成的丝绢布匹为衣服的富足生活情景。   楚石在上都，逗留至中秋节以后，天气渐渐冷了，勾起了他的思乡之情，“阮籍咏怀真有意，冯欢弹鋏岂无庐。南山种豆今零落，不是秋来废荷锄”（见《出城》；“梦游双阙遍，却下九门归”（见《广殿》）。于是，楚石从上都返回了大都。

　　作为元廷高级官吏，马祖常常到元上都，并写有描述上都风光的诗词多首。他咏上都之作，风格独特，引人入胜，极具地方与民族特色：“沙草山低叫白翎，松林春雨树青青。土房通火为长炕，毡屋疏凉启小棂。六月椒香驼贡乳，九秋雷隐菌收钉。谁知重见鳌峰客，飒飒临风鬓已星。门外春桥漾绿波，因寻红药过南坡。已知积水皆为海，不信疏星又隔河。酒市杯陈金错落，人家冠簇翠盘陀。薰风到面无蒸署，去鸟长云奈客何？”他写过一篇《车簇簇行》：“李陵台西车簇簇，行人夜向滦河宿。滦河美酒斗十千，下马饮者不计钱。青旗遥遥出华表，满堂醉客俱年少。侑杯少女歌竹枝，衣上翠金光陆离。细肋沙羊成体荐，共讶高门食三县。白发从官珥笔行，毳袍冲雨桓州城。”诗中描写的似是离上都不远桓州城边酒馆的情况，有美酒，有歌女，有整只“细肋沙羊”供食用。马祖常在描述元上都皇宫饮食场景中写道：“红蓝染裙似榴花，盘疏叮豆芍药芽；太官汤羊厌肥腻，玉瓯初进江南茶。”他还写有描述上都草原芍药花开时的景致：“红芍花开端午时，江南游客苦相疑；上京不是春光晚，自是天家日景迟。”

　　这些作品不仅具有独到的艺术认识价值，保留了元代北方蒙古族人民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第一手具体而形象的生活资料，使我们能够通过这些作品了解那个时代、那个地区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的具体生活内容与情感，可以发现许多传承至今的悠久的物质文化生活内容。特别是对沿途风物的描写对我们研究考证驿路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意义。

元代扈从诗的文化意义

　　扈从诗作为中国古代应制文学的一种形式，反映的大多数是帝王巡幸征驾等方面的内容，宫廷生活、游猎享乐当然会被作家们纳入到自己的创作视野，目的无非是突出与帝王公侯相关的文治武功，文人们也是为了通过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以取容。因此，很多时代的这类作品充满了对宫廷糜烂生活不厌其烦的描绘，格调卑下，文风柔弱，从而饱受诟病，如南朝的宫廷诗就是如此。但是元代的扈从诗在整个中国古代都显出了与众不同的特征：内容更加充实丰富，格调更加高昂，情感更加积极乐观；并且，对于那个时代、民族的文化生活具有直观、感性的认识作用与意义，几乎可以使我们全面、立体地了解由北方入主中原的蒙古民族所生活地区的独特而优美的自然景观、丰富的物产、与众不同的衣食住行、特有的民族生活与劳动方式、独具魅力的歌舞文化等，并进而从中了解到热情奔放的民族风情，所以是一座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的宝库。

　　至于“半笼羔帽敌风沙”（柳贯《后滦水秋风词》）“只穿皮袄不穿纱”（范玉壶《上都》）“裁裘聚鼠皮”（马臻《开平即事》）的衣饰特点，“土方通火为长炕，毡房疏凉启小棂”（马祖常《上京翰苑抒怀》）的居住风貌，无论是普通百姓“杂沓毡车百辆多”（迺贤《塞上曲》）的游牧迁徙生活中的骆驼车，还是“织翠辔”“镂金鞍”的行旅用具，显然既与中原截然不同，又带有浓郁的民族生活特征，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那个民族人民的生活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其历史、民俗方面的文化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与此不同的是普通民众的游牧生活，“风吹草低见牛羊”几乎成为人们想象中游牧民族牧歌般生活典型而具体的写照。在元代扈从诗中，固然不乏“野中何所有，深草卧羊马”（陈孚《金莲川》），“健儿掘地得黄鼠，日暮骑羊齐唱归”（贡师泰《和胡士恭滦阳纳钵即事韵五首》）一类田园牧歌般的恬静与美好生活的描绘；但是，“破屋荒山有人住”（张养浩《中都道中》），“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萨都拉《上京即事五首》），“杂沓毡车百辆多，五更冲雪渡滦河。当辕老妪行程惯，倚岸敲冰饮橐驼”（迺贤《塞上曲》）体现的显然是诗情画意之外劳动环境的恶劣，表现的是这个民族普通劳动者劳动的艰辛与坚韧，而在这艰辛与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体现的恰好就是这个民族的精神与性格。

        从上层社会的狩猎到基层民众的游牧，从生活环境到生活内容，从安逸享乐到艰辛劳动，元上都扈从诗都全面而立体地展现了这个民族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生活场景，全景式地展示了的坚韧不屈的民族性格与进取的精神，显然具有极高的文化认识价值与意义。“昨夜分明梦到家，庭前开遍石榴花。龙门不放东风过，五月平滦雪满沙”（马臻《滦都寓兴》），“上都五月雪花飞，顷刻银装十万家。说与江南人不信，只穿皮袄不穿纱。”高纬度的高原地区气候自然与内地有别，五月雪、“顷刻银装十万家”的自然景象同此时早已“庭前开遍石榴花”的江南大不相同，因而引起了诗人的好奇，使诗人发现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人们的生活是“只穿皮袄不穿纱”的，从而通过他们的创作将上都地区的自然风物展现在了世人面前，体现了一种在迥异自然环境与条件下的迥异的生活习俗。同样重要的还在于，这些作品让我们认识到这个民族积极乐观的进取意识，豪迈勇敢的民族精神，热烈真纯的民族性格。他们不仅是中华民族灿烂多彩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是值得予以研究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