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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蒙古族古典史书中的个别译法及作者由来之管见

  发表日期:2022年5月13日      作者:甄达真     【编辑录入:admin

 

内容提要:蒙古族古典史书诞生之后,由于“秘不外传”的规定,或只在宫廷小范围秘传,能读其原著及知其历史者甚少,这就使后来出现的《蒙古秘史》、《蒙古源流》、大小《黄金史》的个别翻译及作者由来需要进行考辨。

关键词:蒙古族;古典史书;个别译文;作者由来;管见

      蒙古族古典史书诞生之后,由于“秘不外传”的规定,或只在宫廷小范围秘传,能读其原著及知其历史者甚少,这就使后来出现的《蒙古秘史》、《蒙古源流》、大小《黄金史》传播着英雄民族的社会沿革、生产方式、民族习俗、民族文化、民族英雄等,也为研究和认识蒙古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并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史料。诚然,我们深信,学者们在翻译蒙古族古典史书时,他们是认真研究和仔细校勘,字斟句酌,力求精益求精的。但这些古典史书诞生之后,由于有“秘不外传”的规定,或只在宫廷小范围秘传,能读其原著及知其历史者甚少,

这就使后来出现的《蒙古秘史》、《蒙古源流》、大小《黄金史》的个别翻译者需要进行认真、細致考辨。基于此,笔者对这些译作中的个别译法及原作者的由来提出自已的看法,敬请专家和学者指教。

一、《蒙古秘史》中需重新审视的个别译文

《蒙古秘史》是记录成吉思汗及先祖谱系、传说、事迹的早期著作。就其写作特色看,它不仅仅是历史著作,还堪称是古典文学名著。它是蒙古大汗命谙习畏兀儿体蒙古文字的宫廷官员,将蒙古人的口头传说、故事、历史事迹、诗歌认真记录,并加以文学加工、润色而写成的史书,成书应是1252年的宪宗蒙哥时期。成书后,作为历史文学著作本应广泛传播,但因成吉思汗的口喻,《蒙古秘史》秘而不外传。因而知其内容者甚少,甚而不知有其书。受其影响,致使作者也未能署名,导致人们只知道《蒙古秘史》这本书,而不知道作者为何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蒙古民族通史》第一卷第六章,关于《秘史》文献学研究中说:“《秘史》的作者问题。该问题有下面几种说法:金井保三的塔塔统阿说,海涅士的失吉忽秃忽说,巴雅尔提出的必阇赤们的集体写作说。[8](本书475页)我倾向于失吉·忽秃忽说。

《蒙古秘史》的翻译是从明朝洪武年间开始的,宫廷为了培养大批能够精通蒙古语的翰林译员,让译员们把秘藏内廷的《蒙古秘史》里的每个蒙古词逐一用汉字的音写下来,在旁边加上汉文的意思,然后,再把全句的意思总译出来,这就是明初的音写、译注本《元朝秘史》。也是《蒙古秘史》第一次走出秘室面世的。

然而,面世后的《蒙古秘史》,个别译文的内容还存在着考辨的必要。

第一,关于“苍狼之说”。

在《元朝秘史》的第一节中,有这样一段译文:“当初元朝人的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过腾吉思名字的水来,到于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名字的山前住着,产了一个人,名字唤作巴塔赤罕。”[2](《元朝秘史》附录在余大钧《蒙古秘史》后506页)这个翻译的错误是十分明显的,它是将两个人名写成了两个动物名,

即苍色的狼和惨白色的鹿,是他们相配了,产了一个人。这个错误的译写,因它的译出者是有权威的宫廷名人,因而也就没有人敢去怀疑它,一直谬传了几百年。后来,学者们将这段译文理解为虚构的文学性的神话与传说。还有的人附和着说这就是蒙古民族的图腾,即将雄性苍色的狼做为图腾的象征,进而演译成神话。200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余大钧先生出版的《蒙古秘史》译注本的封底,就绘着一只雄狼的头像,展示着他的喻意。[2]

1979年,道润梯步先生据叶德辉《元朝秘史》本翻译出版新译简注《蒙古秘史》时仍以文言文将第一节译为 “奉天命而生之孛儿帖·赤那(苍色狼),其妻豁埃马阑勒(惨白色的鹿),渡腾汲思而来,营于斡难河源之不而罕哈勒敦,而生者巴塔赤罕也。”[3](1页)但他对这段译文做了加注说明,“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云。这当然是正常人不会理解的说辞,无论狼与鹿不能相配,即使配了也不会生出人来。学者们为了论证这个问题,发表了种种议论,都是‘蛇足’。其实这不过是传说中的两个人名罢了。就同范文虎不是虎,蓝田豹不是豹,马云龙不是龙,岩井万龟不是龟,毛闹海也不是贞币1赖狗一样,只是人名而已。”[3](本书4页)道润梯步先生的观点虽然只在注释里,但应引起足够重视或在新译本中给予彰显 。

第二,关于蒙力克与诃额伦及成吉思汗的关系

在余大钧先生译注的《蒙古秘史》中,在 “蒙力克父亲”下有一个较长的注释:“《秘史》原文为蒙力克·额赤格,旁译 ‘人名·父’,额赤格为蒙古语父亲之意。……也速该临终时,只有蒙力克在他身边;也速该便把妻子诃额伦和幼小的儿子们托付给蒙力克,请他照顾。蒙力克不负也速该的临终托付,尽力照顾诃额伦及其幼小的子女铁木真等。诃额伦在夫死后极为孤苦艰难的情况下养育幼小的子女们,得到蒙力克的许多帮助、照顾,从蒙力克那获得无比的温暖,因此听从长子铁木真的意见,嫁给了蒙力克,与他同居,共同生活了一些年。拉施特史集记载说:‘无论是遇到祸福或苦乐,他(蒙力克)总是与成吉思汗一条心。成吉思汗让自已的母亲月伦嫁给了他;他与成吉思汗并排坐,坐在他的右边,高于一切异密(等于那颜)之上(《史集》汉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73页)。后来铁木真长大了,事业愈来愈发达,诃额伦才随铁木真过,蒙力克也因前妻遗留有七个儿子,需要照顾,才与诃额伦分开,与自己的儿子们一起生活。蒙力克是成吉思汗幼年和少年时抚养他成长的养父,与成吉思汗的关系一直处得很好,故被尊称为蒙力克·额赤格,即蒙力克父亲。”[2](余大钧先生译注的《蒙古秘史》中67-68页)

从这段有《史集》佐证的注释里,我们不难理解,诃额伦嫁给蒙力克,既是尊从丈夫

的嘱托,也是儿子铁木真的意愿,故而,成吉思汗称他为父亲。这就足以让人们诚信此事。但是,在道润梯步先生的译著里,并没有盲从此事。他在第68节2的注释里说:“我的孩儿,原文为察合,米讷,旁注为:孩儿,我的。即:我儿。是对随身僮仆的昵称,不是指自已的子侄。”[3](32页)

道润梯步先生的这个观点,确实值得重视,其理由如下:

第一,说诃额伦下嫁蒙力克,既不合乎蒙古族习俗,又损害诃额伦的英雄母亲形象。

第二,铁木真称蒙力克为父,那只是因为蒙力克和他父亲是同龄人,又是他父亲特别信赖的仆人。同时,也速该在临终时昵称同辈的蒙力克为 “我儿”,那么铁木真应称蒙力克为兄长,但铁木真后来却称蒙力克为父。这表明,这只是一种关系密切的称呼,即铁木真不忌讳蒙力克是仆人的观念,打破主奴思想的束缚称蒙力克为父,显示了铁木真的尊长之风。

第三,在《蒙古秘史》里,我们可以看到,铁木真多次称脱斡邻勒王罕为 “罕父”,那是因为脱斡邻勒曾与他父亲结过安答,是他的长辈,并没有现实意义上的父子关系,只是一种礼貌式的习俗和常理。此外,有一个事实可以佐证,称蒙力克为父那只是一种礼节性的称呼。如铁木真经过认真思考后决定处死挑拨离间并有夺取大权野心的帖卜·腾格里后,他仍称帖卜·腾格里的父亲蒙力克为父,还指责他说:“你不劝戒你的儿子的毛病,他想与我同样掌握大权,所以他丢掉了性命!”[2](余大钧先生译注的《蒙古秘史》中412页)这表明铁木真有时也指责蒙力克,并杀其子,说蒙力克是铁木真的继父有点牵强附会。

在道润梯步先生译的《蒙古秘史》里责蒙力克父曰:“不劝汝子之无状,思与齐之也,乃致汝通天巫之首级矣。若知汝等如是性行,则依札木合、阿勒坛、忽察儿等为例矣。”[3](279页)在道润梯步先生的笔下,成吉思汗视蒙力克如札木合、阿勒坛、忽察儿等,无父子关系。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诃额伦不可能下嫁给仆人蒙力克。从《蒙古秘史》可知,诃额伦嫁给也速该·巴特儿后连续生了铁木真、合撒儿、合赤温、帖木格四个儿子,又生了一个女儿帖木仑,每两个孩子之间,间隔是二年。也速该·巴特儿死后,这位生育能力较强的女性就再没有生孩子。如果真是嫁给了蒙力克,在那个没有避孕条件的年代,诃额伦又正是生育旺盛期间,岂有不生孩子的道理?同时,蒙力克和他的妻子生有七个儿子,这也证明蒙力克完全有生育能力。如果他和诃额伦结婚了,又岂能不生孩子呢?此外,在《蒙古

秘史》里也从未提到诃额伦下嫁仆人蒙力克,这只是《史集》中的不可靠的一家之言,因为《史集》成书于14世纪初,而《蒙古秘史》成书于13世纪中叶,二者相差半个多世纪,且《史集》的作者又是不谙蒙古族习俗的波斯人或犹太人出身的伊斯兰教徒。[4](7-9)

综上所说,《史集》中关于诃额伦下嫁蒙力克,而蒙力克成为成吉思汗养父之说很难成立。

二、大、小《黄金史纲》的作者有迹可寻

《蒙古黄金史》又名《蒙古黄金史纲》,全称为《诸汗源流黄金史纲》,约成书于1627-1634年间,与《蒙古秘史》、《蒙古源流》并称蒙古族三大历史史诗。

1925年,北京蒙文书社以《圣成吉思汗传》为标题刊印《诸汗源流黄金史纲》,1927年再版。1940年前後,北京文殿阁书庄分别以《黄金史纲》为标题重印了该书。1980年,在中国蒙古史学会年会上,朱风、贾敬颜依据《蒙古黄金史纲》译注的《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用油印本发行与会者。同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留金锁校注的该书蒙古文版本。①1985年,朱风、贾敬颜译注的《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但译者在封面没写作者名,并在该书《引言》的开篇就指出:无名氏作。该书附录二把蒙文稿全部附上,仍未写作者名。《引言》在最后还特别提到:“此稿曾于1980年油印出版百余本,征求意见。感谢内蒙古大学乌兰同志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张双福同志认真校阅,润色译文,纠正失误,他(她)们的劳绩是可贵的。”[5]这表明乌兰和张双福两位学者当时也认可该书为无名氏历史著作。

需要说明的是,1926年,外蒙学术会主席札木杨公在巴彦图门遇察哈尔部的贵族永谢布的台吉,从他那获《蒙古大黄史》,1937年,此书在乌兰巴托首次出版,作者是罗卜桑丹津,但这位台吉无姓名,书从何处来,没有交待。但这本书就是为蒙古族学者色·道尔吉在《历史文学名著<蒙古源流>》的论文中多次写到的《罗·黄金史》。在这篇论文中,他还对《罗·黄金史》与《蒙古秘史》、《蒙古源流》在写作风格与内容方面做了比较,寻到多处不同,很细微与缜密。[6](见《纪念萨冈彻辰400周年文集》340页)。此书还是色·道尔吉的参考书目之一。[6](见《周年文集》388页)。

《罗·黄金史》在《蒙古民族通史》四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434页首行也称《罗·黄金史》为小《黄金史钢》。[8]

1937年这个版本与1985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版本已相隔近50年。从学术传播和交流常规来看,朱风、贾敬颜和其他专家学者不会不知道这个署名作者名字的版本,但他们仍在其译著上写上“无名氏作”这四个字。他们绝对是慎而又慎,穷源溯流后才不得以写上“无名氏作”的。这就是说,所有人都在渴盼寻到朱风、贾敬颜依据《蒙古黄金史纲》译注的《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的真正的作者。

值到2002年,《蒙古民族通史》一至四卷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仍认为《蒙古黄金史纲》是无名氏历史著作。[8](三卷401页正9行)

然而,在2002年之前,实际上已有学者探讨过《蒙古黄金史纲》的作者。例如,苏联学者普契柯夫斯基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藏<蒙古源流>抄本六种》一文就探讨过此问题。②我认为,此文的观点值得重视,或者说它有助于我们揭开《蒙古黄金史纲》作者的谜底,其依据如下:

第一,普契柯夫斯基的论文专门探讨了《蒙古源流》六种抄本(或木刻本),并证明这六种抄本均为鄂尔多斯历史学家萨冈彻辰所著。

第二,六种抄本的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差别也不大。例如,“书号:F254,抄本标题是——《帝王黄册》,它与第一抄本书号为f188的抄本就有许多共同之点。不同之处表现为:(1)有增添的字句(据施密特刊本增添),写在长条俄国信纸(贴在抄本页边上)或抄本字行间;(2)添加了从汉到成吉思汗征服金国以前的中国史;(3)指出了康熙帝出生之年(1654年)及即位之年(1662年),及其即位初年的若干事件,例如将黄玺书与印章赐给西藏长官瓦齐尔可汗;(4)沒有书未结朿部分。[6](218页)这表明,六种抄本的每一种抄本,不是可以独立成书的,它只是《蒙古源流》的一部分或其中的大部分。

第三,标有“第38号的抄本书名为《黄册》,蒙古史,萨囊彻辰撰,鄂尔多斯。”该书“在《从南蒙古来的资料青单》第38号上着录此书曰《黄册》,蒙古史,萨囊彻辰撰,鄂尔多斯。抄本,第263页,(扎姆察拉诺手迹)。

“俄国中东亚研究委员会藏本第三组,第38号,1911年:鄂尔多斯;22X24厘米;卷头一页十130页十封面一页;有俄文页码(此页码将卷头及封底也计数在内),每页14行,中国纸,正文用毛笔书写。”[6](218)

此后,作者还详细介绍了此抄本的抄有者、收藏者,以及与f188抄本的详细异同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把这个《黄册》与朱风、贾敬颜所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相核对,其内容居然大致相同。这表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藏《黄册》,与中国所藏《蒙古

黄金史纲》是同一内容史书。

第四,《蒙古源流》原本是《印度、西藏、蒙古诸汗源流》,或称《关于诸汗世系之珍宝史纲》。而《关于诸汗世系之珍宝史纲》与书号为f188的第一种抄本《关于诸汗世系之珍宝史纲》不仅书名相同,而且内容也基本相符。“此书记载了直到1652年的蒙古诸汗史。此前还记载了宇宙的形成和构造以及传说中的印度和西藏帝王史。最有价值的是15-16世纪蒙古诸汗史及蒙古社会制度史方面的记载。”[6](210)到清乾隆时,有人将《印度、西藏、蒙古诸汗源流》或《关于诸汗世系之珍宝史纲》译为满文和汉文后,乾隆皇帝据其本意,为书取名,钦定为《蒙古源流》。

第五,乌兰先生也认为,《黄册》与《蒙古源流》有史源关系。她指出:“《古昔蒙古诸汗源流之大黄史》,一般筒称《大黄史》或《黄史》。作者佚名。约成书于十七世纪中叶。内容大致包括:宇宙生成,人类起源,众恭王至释迦牟尼的印度简史,吐蕃王统的由来及简略系谱(颈座王的故事,下至金座王的五代君王的名称),蒙古王统的由来(金座王的幼子孛儿帖赤那逃至不儿罕合勒敦山被蒙古人奉为首领)及历史(孛儿帖赤那至林丹汗)。《大黄史》对于十七世纪蒙文蒙古史书所关注的重大历史事件基本都有涉及,但与《源流》相比,显得过分概括、简略。《源流》基本上沿袭了《大黄史》的创作模式和内容结构,并无大的突破,有些词句或者段落甚至是直接从《大黄史》中照原样移录过来的。可以说《源流》是在《大黄史》的框架基础上,补充其它资料、增加了更多的具体内容而写成的。因此,《大黄史》是《源流》最主要的史源。”[7](导论28页)乌兰先生还从这两本书的框架结构、词句段落、写作风格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照原样移录过来的”。[7](导论28页)

第六,我国学者已认可《蒙古源流》的作者是萨冈彻辰。③既然《蒙古源流》源于《大黄史》,既然我国所藏《蒙古源流》的原本《印度、西藏、蒙古诸汗源流》或《关于诸汗世系之珍宝史纲》,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藏书号为f188的第一种抄本《关于诸汗世系之珍宝史纲》书名和内容有一致性,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肯定《大黄史》或《黄史》的作者是萨冈彻辰。《大黄史》和《蒙古源流》成书面世后,因有简详之分,所以均为蒙古学研究者所器重,并将这两本书与《蒙古秘史》合称为蒙古族三大史诗或三大历史文献。

需要说明的是,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还有一本也称《黄金史》的史书,学术界称它为《罗·阿勒坦·脱卜赤》,也称《小黄金史纲》,色·道尔吉称《罗·黄金史》,它的作者是罗卜桑(藏)丹津。一些学者称它是一本价值特殊的史书。“此书不分章节,内

容上可分自古到16世纪下半叶的蒙古史和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上半叶蒙古史。作者在撰写该书的第一部分时,利用了流传在蒙古高原的《蒙古秘史》的某种传抄本。《蒙古秘史》的畏吾体蒙古文原文早已散失,流传至今的是特殊形式的汉文史籍《元朝秘史》。罗书收有《蒙古秘史》282节中的233节内容,虽说史文有相当多的修改和讹抄,而且个别节移录不全,但它还是人们如今惟一能看到的《秘史》的蒙文原文。罗书的重要价值也即在此。第二部分的内容,即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上半叶蒙古史内容,大致与《蒙古源流》相同。作者写此书的立場和目的,也与萨囊彻辰相同。他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和佛教徒,把蒙古汗统和印藏佛国王统联系起来,到处流露只承认和维护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政权的思想。他对林丹汗的统一事业和满洲对蒙古的征服只字不提。”[8](434页)

乌云毕力格等学者的这段文字表述极为清楚,不仅指明 “罗卜桑(藏)丹津是《小黄金史纲》的作者,或《罗·黄金史纲》的作者,而且也认可《大黄史》及《蒙古源流》的作者是萨囊彻辰。进一步说,《黄金史纲》有“大”和“小”之分或两种:《大黄史》是《诸汗源流黄金史纲》,《小黄史》是《罗·阿勒坦·脱卜赤》或《罗·黄金史》。既然乌云毕力格等学者认定《小黄史》或《小黄金史纲》的第一部分与《元朝秘史》或《蒙古秘史》有史源关系;第二部分与《蒙古源流》有史源关系,也可以说与《大黄史》有史源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蒙古源流》与《大黄史》的作者是萨囊彻辰,《小黄金史纲》的作者是罗卜桑(藏)丹津。鄂尔多斯就是两种《黄金史纲》作者的故乡。

三、对《蒙古源流》个别谬误及译文之管见

《蒙古源流》已被认定为是在《大黄史》的框架基础上,补充其它资料、增加了更多的具体内容而写成的,其中仍有一些史实舛误及个别误译。乌兰先生对《蒙古源流》有精深研究,但她对该书的一些史实舛误都是加注提示,并无纠错的具体说明,也未在译者序或前言做专门说明来彰显。此外,个别误译也未纠错。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段落有明显的纠错的必要。

其一,乌兰先生在《<蒙古源流>研究》第三卷中,对汉地之朝代沿革和皇帝更迭的史实舛误只是加注提示,她在第88注释中指出:“从此句往下的汉至宋的中原王朝皇统,d本已删去。其中舛误百出,于研究这段历史无补。然而作为蒙文史书中的一部分内容,还是应该保留。”[7](159)我认为,保留这段内容当然是正确的,因为它是史书的一部分,

不可删去。但仅仅加注提示未必妥当,还应该附上正确的简要内容,或指明权威的具体的参考文献。需要说明的是,这段史实舛误在道润梯步先生翻译的《蒙古源流》中,被全部删去,且无加注说明,这样做也不够妥当。

其二,“翻译从前未译出的所有经卷,该王在头顶的每根发根上各系一条彩绸,令每条彩绸上各坐一个僧人,无比恭敬地供奉……。”[7](117)这段译文有明显的纠错必要,因为,假如在该王的每个发根上各系一条彩绸,能系上去吗?那要系上多少彩绸?还要在“每条彩绸上各坐一僧人”,这让读者无法理解。清译《蒙古源流》说:“按盈发之数各系一哈达,各坐一僧人。”[9](80)此译也不妥。道润梯步先生在他的《蒙古源流》译文中对此有纠错说明,“每函之端各系一绫(签),每绫之前俾各坐一僧,献以无量之供奉……。”[10](76)这个译法较为合理。

其三,关于“侧室哈屯也去世了”之译,乌兰先生在书中第42条注释中说:“这种说法仅见于源流,当是作者的想象之词。”[7](146)显然,她是否定了这种叙述。道润梯步先生的《蒙古源流》译本和清译本所谓达合氏夫人相继而卒。 [10](110)但他在注释里说:“王静安先生校注云:《秘史》别勒古台之母与孛儿帖夫人,同为蔑儿乞人所掳,非前卒也。” [10](111)显然,道润梯步先生对此也不予承认。这表明:两位先生都发现了这个错误,但都没有加注说明达合氏夫人为何未卒。

其四,关于持酒见主一事。乌兰先生的译文为“给他揣上两瓶酒,带他来见主上”[7](155)一事,即面见成吉思汗揣着两瓶酒。清译本也是携酒两瓶而来。[9](137)但道润梯步的译文是“令持两桶酒来”。 [10](131)究竟是两瓶还是两桶,出现了不一致之说。同时,在下文的叙述中,他们去见主上时,又与持两瓶(两桶)酒无一点关联。这是传抄中的失误,还是丢失了相关的叙述,译者应当对这个明显的矛盾做补充说明,使其完善。

其五,关于供坛献土地之事。乌兰先生:的译文是“并赠献了失里木只城中建有功绩的百姓和土地。”[7](234);淸译本译文是“并塞勒木济城之人众。”[9](203)道润梯步的译文是“献有功地方之人众焉。”[10](198)但从原文上下文来看,在寺庙的供坛上献上“人众”和“土地”不切实际。人和地怎么献上去呢?如果是口述供物,做一种许愿,献上上述两种供物还可说的过去。但这个明显的问题译者均无纠错说明。

其六,关于主人赐出家人妻子一事。乌兰先生的译文是“赐给瓦只刺·土麦名叫兀罕出·陈坛的妻子,……”[7](366)清译本译为“以乌堪珠沁丹与斡齐尔托密为妻。”[9](358)道润梯步的译文是“赐瓦齐尔·托迈以名乌哈珠·沁丹之妻,……”[10](355)

这句译文明显不切合佛教常规,因为出家人不娶妻,主人更不应当赐其妻子,这是不敬。有可能是派给他一位侍奉的妇人,或者说这位女子已是他人之妻,让她去做家务活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错译?上述译文均未加注说明。

其七,关于射胸膛一事。乌兰先生的译文是“阿尔禿斯人土蛮伯颜马刺射穿了亦卜剌的胸膛。”[7](355)道润梯步的译文是“鄂尔多斯万户之巴雅里衮者,射穿伊巴里之胸。”[10](305)这句译文中的被射者如果是乌鲁斯·博罗特,才能与后文叙述达延罕征伐右翼之举有因果关系。但上述译文的被射者与后文的叙述连接不上,而两位译者也未给予说明。

除《蒙古源流》外,朱风、贾敬颜合译的《汉译蒙古黄金史纲》中也有个别译文译的不清楚,如“出征塔塔儿的帖木真旋师之际,诃额仑生了一个男孩儿”[5](7)。但诃额仑生的男孩应当是帖木真,而当时的帖木真怎能出征呢?出征的应为也速该·巴特尔。又如,此书中附录罗密所著《蒙古家谱》,有很多可汗妻妾之名似乎与部族名混用,如英宗格根汗所称的“母曰弘吉喇忒哈吞”这句,弘吉喇忒是部族名,以此代人名是否妥当。[5](220页)

总之,《蒙古秘史》、《蒙古源流》、《大黄史》是学术界公认的蒙古族三大史诗或三大历史文献,但这三部史书的个别译文、史实舛误及作者由来等问题,还存在着一些疑点。有补正之必要。本文只是出于珍爱蒙古族的三大史诗,不愿它有任何瑖疵,因而写此抛砖引玉式的一家之言。期盼这个领域的权威学者对此有专门的集中的考辩,使这三部珍贵的古典史书更加臻善完美,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精品献给读者。

注释

②该文由余大钧先生翻译,原载于《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24辑,1955年12月;后载入乌审旗文集编委会编.纪念萨冈彻辰诞辰400周年文集[C].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③如包额尔德木图和乌仁塔娜译的《蒙古源流》、道润梯步译的《蒙古源流》均醒目标明作者是萨冈彻辰著。

参考文献

[1] 乌兰校勘.元朝秘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1(另参见叶德辉校勘.元朝秘史.清光绪三十四年叶氏观古堂刊本 12本(复印本).

[2] 佚名著.蒙古秘史[M].余大钧译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3] 道润梯步著.新译简注《蒙古秘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

[4] 拉施特著.史集[M].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5] 佚名著. 汉译蒙古黄金史纲[M].朱风、贾敬颜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6] 乌审旗文集编委会编.纪念萨冈彻辰诞辰400周年文集[C].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7] 乌兰著.《蒙古源流》研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

[8] 伊克昭盟《蒙古民族通史》编委会.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至十七世纪上半叶到十九世纪中叶) 乌云毕力格等编[M].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

[9]萨冈彻辰著.《蒙古源流》[M].包额尔德木图、乌仁塔娜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20.

[10] 萨冈彻辰著.《蒙古源流》[M]. 道润梯步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

 

作者:甄达真,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资深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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