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中心市区远古称西陵。这里地处边陲，但区位优势独特，是历代县、郡、州、府、路的治所，曾经使用过夷陵、西陵、峡州、宜州、柘州、东湖等地名，其中使用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是夷陵和峡州二名。夷陵，一是《汉书·地理志》所注：“因西北有夷山”而得名；一是旧志所说：“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因山川形势而得名。又因其地扼长江三峡之口，故有峡州之称。自东晋分夷陵西境置宜昌县，宜昌之名便始见于史。至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升彝陵（清顺治六年因避忌讳改夷为“彝”）州为宜昌府，宜昌之名沿袭至今。历史上诸多重大事件与这里关联，诸多重要人物与这里结缘，文人墨客多会于此，留下诸多诗文。这一切使宜昌中心市区沉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成为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而夷陵古城的沧桑变迁正是这里文化脉络的生动记录。
在漫长的地质演变中，南津关至磨基山一带，除西坝和樵湖岭一线两处南北向的岛屿外，长时间里全是一片江水，包括明清夷陵古城在内的市中心区地带当时都处在江水之中[1]。市区先民早期生活在江水两岸的山地之中。那时，在市区对岸的磨基山下就曾有过古村[2]。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长江右岸李家河、紫阳河一带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3]，表明五六千年前，市区先民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夏商时，宜昌为古“荆州之域”，春秋战国为楚地，史称“楚之西塞” [4]，那时宜昌就建有城邑。20世纪80年代，在下牢溪口右岸的屋场坝发掘出周代文化遗址[5]。新世纪初年又在前坪发掘出面积约15000平米的东周民居遗址[6]。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宜昌市区进入文明社会后最早的文化遗址。只是此时城邑称谓不为人知。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楚，拔郢，烧夷陵”，夷陵（今宜昌市区）之名始见于史，夷陵古城便为世人知晓，使宜昌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至2006年达2284年。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位于江南卷桥河入长江口右岸一带的汉代遗址、位于下牢溪入长江口右岸二级台地的东汉古军垒遗址以及位于前后坪一带的汉墓群的发掘，表明至汉代市区先民仍生活在长江西陵峡出口两岸的山地之中。20世纪80年代位于市区东门外正街、北门外正街、樵湖岭、翁家堰一带的六朝墓群的发掘，表明先民的生活区域开始进入现中心市区的地带[7]。这与《东湖县志》关于“今县城旧基传闻经璞相度”的记载是相符的[8]。因为这一记载表明，直至晋代郭璞寓居夷陵时，现中心市区尚未形成城邑。郭璞是现中心市区夷陵古城的奠基者。但是夷陵古城的治所仍在下牢溪一带的下牢戌。直至唐代贞观九年（635年）治所方才移至步阐垒[9]。至此历史也未给我们留下任何关于夷陵古城景况的记载。直到北宋欧阳修贬任夷陵县令时，方才揭开夷陵古城的面纱。欧公在其《至喜堂记》中叙述了初至夷陵时，对这里山水风光、县容市况、民俗风情和州县中兴的观感，使人们得知宋代的夷陵古城，仍还是“州居无郭郛，通衢不能容车马，市无百货之列” [10]的景象。宋元期间，州县治所又有迁移，“宋南渡初迁于江右，傍紫阳山，建炎中复移治石鼻山，绍兴中复旧。端平中徒江南（《宜昌府志》称‘江南，即陆抗故城。’ [11]——笔者注），元复移于大江左，因唐旧基，明亦因之。” [12]这表明自唐代至明代，其间治所虽有迁徙，但时间不长，复移中仍“因唐旧基”，且“明亦因之”，致使夷陵古城在现中心市区一带得以固定下来。明代洪武十二年（1379年）修筑砖墙，形成了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的明清夷陵古城。20世纪60年代位于东门外的宋墓群[13]与70年代位于窑湾万年村天鹅堡山坡的东山明墓群的发掘[14]，以及《湖北省宜昌市地名志》关于直至19世纪70年代以前解放路一带仍是野草丛生的坟场的记载[15]，也都表明了其间中心市区活动地域的稳定性。进入清代，尤其是随着开埠，中心市区便开始大规模地由夷陵古城向外拓展，形成了以解放路、二马路一带为标志的近代城市景观。1930年12月夷陵古城被拆除，在其城基上修建了环城东路、环城北路、环城西路（后并入沿江大道）和环城南路等四条环绕古城的街道。从此，夷陵古城消失，市中心区连成一体，发展至今。
以上笔者对夷陵古城变迁的概况进行了疏理。这是古往今来对夷陵古城变迁脉络认识所形成的共识。相信学界对此也会表示认同。但是其中有一事，至今仍令人疑惑难解，这就是唐代贞观九年移治步阐垒，而步阐垒按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的说法是在郭洲坝[16]，即今葛洲坝。但实际上唐代夷陵古城却在今中心市区明清夷陵古城即东湖县城处。显然，郭洲坝上有步阐故城的说法有误。但是，步阐垒为何又在今中心市区明清夷陵古城即东湖县城处呢？这不仅关系到步阐垒的历史方位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夷陵古城变迁中的关键问题，因为唐代贞观九年移治步阐垒，是宜昌古代城市发展带转变意义的重要事件，也是夷陵古城变迁中的关节点。这个问题的考证，对夷陵古城变迁历史的研究、脉络的把握，具有重要意义。为此，笔者写作本文，试图通过对相关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中心市区相关区域的实地考察，使这一谜底得以破解。
的确，步阐垒并不在今葛洲坝上。在杨守敬、熊会贞所著《水经注疏》中，熊会贞指出：“郭洲在东湖县西北三里。非古郭洲也。古郭洲为今东湖县治。”“步阐垒亦称步阐故城，即今东湖县治。[17]”这表明，宜昌市区曾经有两个郭洲坝，一个是古郭洲坝，一个是郭洲坝即今葛洲坝。古郭洲坝的位置在今中心市区明清夷陵古城即东湖县城处。而步阐垒在古郭洲坝上，不在今葛洲坝上。步阐垒不在今葛洲坝上，这在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时得到了证实。葛洲坝在兴建水利枢纽工程时被全部挖除。当时在葛洲坝洲头靠二江边，施工中曾经挖出一棵古树，经鉴定距今已有6000多年。但是步阐故城在这里却连半点遗址都未发现。这只能说明今葛洲坝上确实不曾有过步阐垒。由此可见，郦道元说郭洲上有步阐故城，并不错，只是这郭洲坝并不是今葛洲坝，而是古郭洲坝。
既是步阐垒在古郭洲坝上，为何古郭洲坝会在今中心市区明清夷陵古城即东湖县城处呢？这涉及到宜昌市区地质演变的问题。为此，笔者对此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如前所述，在漫长的地质演变中，南津关至磨基山一带，除西坝和樵湖岭一线两处南北向的岛屿外，长时间全是一片江水，包括明清夷陵古城在内的市中心区地带当时都处在江水之中。这就是说，其间这一带就是长江的古道。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唐贵智老先生在其《长江三峡地区新构造、地质灾害和第四纪冰川作用与三峡形成图集》的图50-D：南津关附近红层中的地应力场示意图中描绘了这一景况（见图）。图中的实线表示的是以前南津关至磨基山一带长江古道的情形，据说在距今12000年前[18]。当时东山一线与樵湖岭一线之间是三江，西坝与樵湖岭一线之间是二江，西坝与长江右岸之间是大江。图中的虚线表示的是演变后葛洲坝工程兴建前的情形，西坝与江左岸之间是三江，西坝与葛洲坝之间是二江，西坝与江右岸之间是大江，只是江面宽了些。葛洲坝在兴建水利枢纽工程时所挖古树一事表明，葛洲坝形成的时间在距今6000多年以前。尽管如此，今葛洲坝仍然晚于古郭洲坝许多。道理很简单，从唐贵智先生所绘图中可以看出，在长江古道中不仅二江的淤积速度明显要快于西坝处，而且二江淤积的程度决定着西坝处的淤积速度。因此，古郭洲坝早于今葛洲坝形成，并且今葛洲坝的形成意味着古郭洲坝的逐渐消失。郦道元作注水经时，见到的仅是今葛洲坝，而古郭洲坝却早已无踪迹了，这样才误把今葛洲坝当作了步阐垒的故地。
那么，古郭坝洲到底是怎样形成与消失的呢？随着岁月的流失，12000年前的南津关至磨基山一带的长江古道，由于泥沙的淤积，渐渐发生变化。长江古道在二江地带率先淤积。于是，河床较高的地带便首先露出水面，成为沙洲。这就是古郭洲坝。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沙洲也不断扩大，以至最终与樵湖岭一线相连，于是古郭洲消失。应该说，这是一般常识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为何古郭洲坝就一定会在今中心市区明清夷陵古城即东湖县城处呢？
近几年来，笔者借市中心区房屋开发挖掘地基的机遇，对5处地段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对2处地段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一是《三峡日报》社处。这里背靠东山，地基挖出的是红土、红岩，未见到沙石。这表明此处不在长江古道上。二是西陵剧场处。这里处于原东湖地带。地基中泥土、沙石层界线分明。从地面到沙石层目测不下七八米，沙石层也有2米多。沙石层由沙与很小的卵石构成。沙石层下面是1米左右的沙土层，接着又是沙石层，但此层厚度不到1米，接下底层全是泥土。这表明此处的确在长江古道的三江地带，并且水比较深。由于靠东山近，水流速度相对较缓，因此沙石层中的卵石体积很小，正因为如此，所以当着长江上游水流受阻后，这一带便形成东湖。这正是古三江为何较古二江淤积较缓的原因。三是旅游广场处。这里处于樵湖岭一线的桃花岭地带，地基挖出的全部是粘土，没有沙石层。笔者还经过对地处樵湖岭一线的国泰君安证券珍珠路营业部大楼兴建时地基挖掘情况的了解，得知此处地层全是岩石，未见沙石。可见这一线的确处于长江古道的岛屿带。四是西陵一路与新街交汇的中环广场处。这里处于明清夷陵古城即东湖县城中部偏东的地带，地基挖掘不到3米，出土的尽是较大的卵石。笔者考察时因无力携带大的石头，只与夫人一人捧了一块较小的卵石带回家中作纪念。卵石一经水冲洗便十分光滑。这表明此处的确是长江古道的二江地带，河床较高，水流较急。五是市文化局处。这里处于解放路与二马路交汇处，属于长江古道二江地带。地基挖到底全部是沙土，未见卵石。笔者还经过对同处长江古道二江地带而位于一马路与小南湖交汇处的国泰君安证券珍珠路营业部职工宿舍兴建时地基挖掘情况的了解，得知此处地层沙土厚，且有暗流，为确保地基牢固，采用桩基的方法施工，最深的地桩达13米。可见这两处的水都比较深。因此，较第四处相比，这里淤积所需的时间自然会更长些。
尽管以上考察了解的地段有限，但是因为选址较为典型，因此考察结果比较有代表性，与唐贵智先生所绘图中的情形完全相符。通过考察了解表明，樵湖岭一线与西坝之间的长江古道二江地带自北至南是逐渐下降的。明清夷陵古城即东湖县城以北、樵湖岭以西地带的河床，较下游地带的河床要高。这样，在长期淤积中这一带便会首先露出水面而形成沙洲。这就是古郭洲坝所以会在这一带形成的原因。随着岁月流失，沙洲不断向四周扩散，最终使北至镇镜山与黄柏河交汇处、西至西坝对面的今三江左岸、东至磨基山对面的长江左岸连成一片。至此，古郭洲坝随之消失。尽管如此，但在东山和樵湖岭一线以西，以及下游，由于地势高低的差异，而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大小湖泊和堰塘。就樵湖岭一线以西而言，形成有樵湖、南湖以及双堰塘、竹堰塘、翁家堰、琵琶堰和荷花堰等[19]。这些湖堰原本都处在长江古道的二江之中，是在长期淤积过程中，因地势低洼而形成的。现在这些湖堰也都消失了。这本身就是古郭洲坝形成与消失的见证。
以上分析说明了古郭洲坝形成与消失的过程。表明古郭洲坝当在明清夷陵古城即东湖县城以北、樵湖岭一线以西地带首先出现。这说明明清夷陵古城即东湖县城处包括在古郭洲坝之中，但不能说古郭洲坝仅在明清夷陵古城即东湖县城处。因此，熊会贞在《水经注疏》中关于“古郭洲坝为今东湖县治”的论断，应从大致的方位上而不应从具体的位置上去理解。相应地，关于“步阐垒即今东湖县治”，即步阐垒在明清夷陵古城处的论断，也应从大致的方位上而不应从具体的位置上去理解，也就是说应理解为步阐垒在明清夷陵古城即东湖县城附近。事实上，这与相关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所提供的信息是相符的。
大家知道，宜昌中心市区自古是荆蜀咽喉，周秦以来无朝不披兵革。三国时期，这里同样是魏蜀吴争夺的重要地带，都曾在这里设郡，蜀汉可考者太守五人，吴可考者都督四人、太守七人[20]。宜昌曾遗留下来的诸多三国故城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兴建的。吴国占据宜昌（时称西陵）时间最长。陆逊在西陵山守峡备蜀[21]；步氏父子都督西陵（今宜昌），都先后筑城，《宜昌府志》和《东湖县志》皆称两城方位都在下牢溪前。步骘城在蜀汉延熙七年（244年），权以骘为都督守西陵所筑；步阐城在吴凤凰元年（272年），阐为西陵都督所筑。府县两志对步阐城的方位都有一个相同的按语，依据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的记载，认为步阐城应在今葛洲坝，在下牢溪有误[23]。步阐城在今葛洲坝处的问题经前面考证也属有误，应在古郭洲坝处。尽管府县两志对步氏父子两城的方位没有明确的界定，但仍给人们一个提示：“下牢溪前”中的“前”显然指的是长江下游的意思。这就是说步氏父子两城不在下牢溪，经考证也不在今葛洲坝，那就应该在下牢溪所在地下游的其他地方。按照这一线索，我们便可通过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中的蛛丝马迹，寻得步氏父子两城在古郭洲坝上的大致方位。
首先就文献资料而言。文献资料对寻觅步氏父子两城方位提供了三条信息。一是赤矶。《东湖县志》在山川类中载：赤矶在县西北五里步阐筑城之所[24]。又在舆图类中称赤矶为步阐故城[25]。赤矶面西坝而负北壇。矶咀插入江底，水势旋折纡徊，经至喜亭而会大江。这表明赤矶曾在今三江航道中。赤矶两岸居民业渔生涯，往来于洪涛巨浸中，叩枻击楫，天真豁露，携鱼就市，挈木盍提壶，相与共饮于赤矶之上，竹笛洞萧，川鸣谷应，真太平幸民也。这里成为“古夷陵八景”中的一景，称“赤矶钓艇”。赤矶作为参照物对考证步氏父子两城的方位来说是有价值的。它表明步氏父子两城在清代东湖县城靠长江三江西坝附近。笔者通过实地考察，此处大致在今沿江大道与石字岭路交汇处稍上的三江中。说步阐故城在赤矶处尚可考究，因为这里也可谓是下牢溪前。但要说步阐故城在赤矶之上则不可能，道理很简单，在今长江三江中的一块樵石上岂能筑起一座军垒呢？然而，往往事出有因，此因与赤溪有关。二是赤溪。《东湖县志》载：赤溪在州北门外三里。清代雷思霈有诗曰：北门三里赤溪流，百里青溪千仞秋。我欲往来二溪上，青溪骑马赤溪舟[26]。在县山川图中标明赤溪自东北至西南流入三江[27]。这准确地标明了赤溪的方位和与州县治所间的距离。表明赤溪是州县城北的天然屏障。据笔者的实地考察，赤溪入长江口的方位大致在今沿江大道18号葛洲坝集团职工宿舍大院处，对岸正是葛电宾馆（原葛洲坝电厂招待所），朝沿江大道上游方向走20米，是葛洲坝人民法院处，再前行340米，便与石字岭路交汇，此路正与镇镜山北麓相对，葛洲坝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宜昌西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等都在这条路上。再朝沿江大道稍往前行，便至古赤矶处。由此可见，赤溪在赤矶下游，彼此相距也不远。弄清赤溪方位与考证步氏父子两城的方位会有什么关系呢？其间与陆抗平叛步阐有关。三是陆抗平叛步阐。吴凤凰元年（272年）九月西陵督步阐降晋，镇军大将军陆抗奉命平叛步阐。陆抗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从西、南、北三面对步阐城进行围阻，东面越过樵湖岭一线二级台地，便是东湖、东山，成为这面的天然屏障，因此尚未设围。西面设围即是西坝上的陆抗城，城南北大约在内河（今三江）街以上、向家牌坊至三江桥；东西自外河（即大江）至内河。城门东有迎门山（原市九中、今民康药厂一带，与三江左岸的西陵二路相对），西有炮台山（原宜大新村一带），北有杨家山（今三江右岸桥头南侧），三山成三角形，城依山就势而筑土垣，四面天险，把城池的首要部分夹于三山之中，旁有屯甲沱，为屯兵之处[28]。南面设围据说是在今市中心区明清夷陵古城即东湖县城中的中书街一带，这里曾发掘出陆抗所筑土城的遗址。北面设围在《三国志·陆抗传》中只写了简短的10个字，即“更筑严围，自赤溪至故市。” [29]《通鉴》在注中称“故市”为步骘故城，所居成市，而阐别筑城，故曰故市[30]。这表明步氏父子两城是南北相邻的，都处于赤溪下游，步骘故城在赤溪以南、步阐故城以北。陆抗北面对步阐城设围是经过赤溪进入步骘故城实现的。因为赤溪与赤矶相距不远，而步氏父子两城又都在赤溪附近，因此将赤矶混同赤溪，方才导致把步阐故城误认为在赤矶附近了。
综观以上文献资料可以看出，步阐故城的方位大致应该在樵湖岭一线以西、现市一中（西陵二路）以北至三江大桥以南之间的范围内。而步骘故城则在樵湖岭一线以西、现三江大桥以北至赤溪（入江口在今沿江大道18号处）以南之间的范围内。由此可见，以上府县两志关于步氏父子两城“在下牢溪前”的记载，应理解为在赤溪前，也就是赤溪以南。
其次，就考古资料而言。考古资料对寻觅步氏父子两城方位提供了两条信息。一是环城北路的三国吴墓[31]。《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载，1970年在市中心区明清夷陵古城城基环城北路发掘出三国时期的吴墓。该墓并非一般平民墓葬，规模大，出土文物多，考古价值高，因此被列为湖北省重点文物单位。这表明三国时期今环城北路以北不远的地带即现西陵二路一带有吴人活动。而吴人活动的地带与以上文献考证的步阐故城的方位是相符的。二是步氏父子故城周围的六朝墓群。在宜昌市区发掘出的墓群中有一个现象，就是六朝墓群发掘的比较多，而且分布比较散。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樵湖岭墓群，面积约2平方公里，曾暴露并清理数十座砖室墓及土坑墓，出土汉代、六朝文物[32]。这表明市区先民自汉代就开始从前坪一带向这一带迁徙，至六朝都在今三江大桥以北不远的地带生活。六朝先民活动的地带与以上文献考证的步骘故城的方位是相符的。说明汉代先民的迁徙为三国吴国步骘在这里筑城提供了方便，而步骘故城的建筑又为六朝先民大量迁徙此地创造了条件。北门外正街、东门外正街和翁家堰（今珍珠路与西陵一路交汇原宜昌县食品厂以北[33]）的六朝墓群，看似分散，其实有规律可寻，也就是都距今西陵二路一带不远。这些六朝墓群的发掘，表明今西陵二路（市一中新校门正对此路）以北地带有人群活动，而活动的地带与以上文献考证的步阐故城的方位是相符的。步阐故城的兴建无疑加快了市区先民向今中心市区明清夷陵古城迁徙的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讲，樵湖岭以及北门外正街、东门外正街和翁家堰一带六朝墓群的发掘，也为步氏父子故城在这一带的存在提供了佐证。随着晋代郭璞在今中心市区明清夷陵古城内寓居，今中心市区明清夷陵古城内的人烟逐渐兴旺。这一切都为唐代贞观九年州县移治于今中心市区明清夷陵古城处创造了条件。
综上所述，以上通过对宜昌地质演变相关资料的分析和对中心市区相关地段地层结构的实地考察，解读了古郭洲坝形成与消失的过程，说明了今中心市区明清夷陵古城即东湖县城处位于古郭洲坝之中的问题，从而回答了步阐垒为何不在今葛洲坝而在古郭洲坝上的问题。与此同时，又从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两个方面的研究入手，进一步说明了步氏父子故城的大致方位，提出步阐垒位于樵湖岭一线以西、今市一中（西陵二路）以北至三江大桥以南之间的范围内，从而回答了步氏父子故城在古郭洲坝上的方位问题。得出了唐代贞观九年移治步阐垒，并非是指移治步阐故城之内，而是移治步阐故城附近的今中心市区明清夷陵古城即东湖县城之处的结论。最终解开了夷陵古城变迁历史研究中另人疑惑的谜底。随着州县治所的南移，从此掀开了夷陵古城变迁史上的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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