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提交10月《首届亚洲地方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编入大会文集。研讨会有中、韩、日、马来西亚、蒙古多国专家与会，产生了广泛影响。

内容提要：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儒学文化有着长达两千年的演变和发展。远在中国的汉代，就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延至元、明、清、民国，概莫能外。儒学文化跨越国界，在东南亚和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影响。

东亚文化说广受关注，东亚文化圈成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上重要篇章，是世界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今世界文明呈现的多元化、多元性，和而不同，相互借鉴与包容，推动着世界发展的大格局、大气象。

关键词：儒学文化 世界影响  东亚文化圈

儒学文化源远流长。早在中华文化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倡其道，百家争鸣。儒学逐步成为显学，被统治集团所接受，而脱颖而出，成为社会的共识和主流意识。

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存在巨大的深远的影响。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历史证明，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历史告诉人们，要尊重各国各民族的不同文明。各国各民族要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也要承认和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思想文化。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分强弱、不分大小，其思想文化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而享有向前发展的前景。

儒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历史选择了儒学文化。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上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论语》《资治通鉴》之类。传统的天人感应和报国思想、节欲思想、忠孝思想，三纲五常，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儒家思想成为延续至今的思想意识形态。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正是不同程度地弘扬了儒学文化。

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像宗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儒学在中国延续发展两千年来从未中断。儒家思想蕴含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和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无可取代的影响。

儒学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与时俱进，不断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发展更新。儒学文化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互促进的功能。

儒学起源的春秋战国时代，是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代，社会的大变革，需要有新的思想和伦理、观念助推社会前进和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儒、法、墨、刑各倡其道，百家争鸣，依稀看到了冲破旧的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儒学脱颖而出，逐步成为各种思想意识形态的主流。  

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  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

清末民初：儒家学派的何子渊以“敢夸才依马 唯骥道南吾”、“同人于野 仁者乐也”、“求真、尚善、包容”等教育思想和理念，作为其哲学旨归，创导新学，摒弃科举。但，又以弘扬儒家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为己任，“师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与孙中山先生一起，致力驱逐鞑虏，振兴中华。

　　据报道，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以“儒学：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讲话，他强调，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指出，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生机盎然。

新的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提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问题。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文化是最基础的支撑点。必须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文化自觉就是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有坚定的信念和切实的把握。是继承弘扬，而不是复古和回归。对西方文化借鉴，为我所用，而不是全盘西化。

在这种情况下，来研究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它发展的前景，就必须适应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大目标，做到充分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与时俱进，为中华的崛起和全面实现现代化提供精神和文化的保障。

儒学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古丝绸之路，早已打开了华夏王朝与世界的贸易往来。各国使节往来不断，有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繁荣与世界的文明。

大元王朝之际，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发郎（frank）国一直派商队和使团与中国交往。罗马教皇也派使团传递公文和书信。远在蒙哥罕时期高丽王子1259年率团朝见。1261年高丽王又一次谒见元世祖忽必烈。高丽王王賰娶忽必烈之女忽都鲁揭里迷失为王妃。1271年马克. 波罗从威尼斯远道而来，受到元世祖忽必烈高规格接待。波斯、缅甸、印度、尼伯尔都与元庭频繁往来。有元一代中印两国往来，仅据《元史》记载互派使者就达数十次之多。元代儒学学者备受尊崇，姚枢、刘秉忠等儒家学者受到元庭青睐。孔庙多次修缮，皇家赐匾诰封。孔子广受拜谒，在世界产生广泛影响。

明清之际，欧洲的耶稣会士远道而来，沟通中西文化，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融汇于欧洲文化，那时的欧洲曾经形成过百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创立古典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百年来，中国人、东方人都公认，现代民主就是西方的民主，它起源于欧洲。学习、借鉴，乃至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主，也就成为许多近代中国人的思想热点。近百年来，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文化上的障碍。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近20年的飞速发展的历史，向世人显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东方文明，不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精神阻力，而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动源。

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类共同劳动与智慧的结晶。人为地把文化分为东西两个对立的体系，只看各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看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文化偏见。这种文化偏见，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走向未来的一种精神障碍。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曾经影响了世界的面貌；中国古代的“四书”“五经”也影响了西方的现代文明。世界各国各地的文明总是互相影响，与时俱进的，各种文明加强交流，相互借鉴，相互沟通，才会有利于世界的和谐和繁荣。

儒学文化对东亚文化的影响

   东亚文化圈的演变在古代、近现代都有不同的表现。在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扩散和传播。东亚文化圈被专家学者称之为儒学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在东亚文化圈的构成要素中，从载体看，最重要的就是汉字，随着以汉字、儒学等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古代东亚文化圈发展成为具有高度文化共同性的区域文化圈。

追溯历史，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等观念的影响。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

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著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

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958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俆兢称赞朝鲜儒学之盛，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

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

儒学在越南文化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东汉末年，越南人士燮（字威彦，出生于交州的广信（今广西苍梧县），其先祖为鲁国汶阳人，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40余年。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10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等为考试内容。

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称为字喃。此后，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越南。宋元时期，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出现了不少的儒家学者。15世纪初，明成祖曾下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的儒学者。可见儒学在越南的影响之深。

历史进程中的东亚文化圈自古代、近代、现代有着不同的特征与表象，在与全球文化的碰撞、对抗、交流中，发生了转型、分裂、融合等一系列变化。梳理历史进程中的东亚文化圈，对于更好的构建和重建东亚文化圈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宗藩关系对于东亚文化圈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古代东亚文化圈中， 由于政治上长期结成的宗藩关系，被尊奉为宗主国的中国外交上有遣使和贡赐制度，经济上有官方通商往来[，这对于东亚文化圈的稳定和发展也是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         

近代以来，东亚文化圈中各国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在对传统的儒家经典理念的态度上，东亚各国采取的态度和立场不尽相同，传统的儒家经典已经不再是基本的理念。由于儒家伦理主张的一些制度逐渐衰退而退出历史，东亚文化圈面临着全新的局面。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影响，宗藩秩序体系崩溃了，东亚步入了一个混杂的新时代。这种混乱在近代东亚文化圈中表现为，革新发展的曲折与复杂。传统的和现代的，东方的和西方的，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文化在东亚同时并存。无疑，这对于一体的东亚文化圈有着很深的冲击，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分裂与演变，也催生着现代的东亚文化圈的发展。         

  “亚洲主义”的呼声渐高，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有关。明治维新的成功，一方面使日本从根本上摆脱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的羁绊，摆脱了中国文化的笼罩，重新确立了日本的自我意识。使日本产生了摆脱西方，从西方边缘的尴尬地位中解脱出来的愿望。这个时候，对近代化以来的强盛与进步的自豪，对自身所处的东方传统的依恋感和地缘上的认同习惯，对西方国家排斥日本的反感，就构成了日本近代相当复杂的心情。脱亚是脱不了的，入欧也是入不了的。于是，一些日本人开始越来越多地把视线转向东亚近邻国家。一衣带水，成了具有天然亲和感的纽带，欧洲自然只是远门，是在东亚之外的。

那个时代“亚洲一体”的构想更多地只是日本的一厢情愿。作为一个已经充分近代化，而且在日中、日俄两次战争中初尝胜果的国家，日本很容易由于自我地理的边缘性而感到世界格局的不公平，也特别容易刺激它自命盟主甚至充当霸主的心情。但是，对于仍然处于传统与近代转换期间的国家，却未必愿意接受这种日本的亚洲主义。本来中国的地理观念中，就没有“亚洲”或“亚细亚”的意识，而只有帝国王朝与四夷的观念，直到近代接受西方地理学的空间说法，才有亚洲的意识。但是，这种地理学意义上的认知，却与政治学意义上的认同无关，这除了华夷观念和朝贡体制的历史记忆滞留外，现实上，在以中央王朝思考框架下，既不愿意作为被日本牵着鼻子走的附庸，又不能认同没有历史与文化基础的“亚洲”为政治与文化的共同空间。

回顾儒学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追溯儒学文化在周边国家和世界的影响。显而易见，历史的演变和文明的传播，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而转移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与文明，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和而不同，共同参与着世界的文明发展和繁荣。

参阅书目：1、网络资料 2、徐文涛《东亚文化圈的演变与“亚洲价值观”》

作者：徐进昌，男。中国蒙古史学会会员、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长。倡导并阐述了上都文化，锡林郭勒文化，乌珠穆沁文化，二连浩特文化，滦河文化，锡林浩特文化总体概念与框架。研究方向：上都文化、蒙元文化、地方学与地域文化建设。

殷继红，女。中国蒙古史学会会员、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多篇论文揭示了上都文化的价值和历史地位。论述了乌珠穆沁文化、锡林浩特文化的相关学术意义。研究方向：上都文化、锡林郭勒地域文化与地方学建设。

2019、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