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蒙古族乞颜氏人。姓孛儿只斤，蒙古帝国太祖成吉思汗幼儿拖雷正妻唆鲁禾帖尼所生次子。元帝国的开国皇帝。初号世祖。蒙语尊号薛禅可汗。生于１２１５年，卒于１２９４年。在位３５年。魏源的《元史新编》说：“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1260年4月，正当开始临朝执政的时候，勤于文治，重新制定弘大长远的规划。既效法前代，又灵活运用，做到了“凡小大政事，顺民之心所欲者行之，所不欲者罢之。”元代社会农者就耒，商者就途，士庶缁黄，各安己业。天下承平六七十年。当代著名元史专家李治安先生就将忽必烈评价为：“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君主统一和治理南北的第一人”，“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伟大）推动者”。他的经济思想和实践是元代统治阶级经济思想和实践中的最重要内容，无论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农业和农业生产

    元世祖忽必烈重视重视农业和农业的积极影响，在1260年3月建中统年号称帝后，立刻下诏告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者以农桑为本。”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很好地制定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从本能地关心草原游牧转型为劝农桑，政策性地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使得农业水平有了提高。

    在中央和地方设置劝农官和劝农机构。恢复经济的中心之一是鼓励农业。中统元年六月，以廉希宪为关西道宣抚使，姚枢为劝农使。中统二年八月，以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仍翰林侍讲学士。初立劝农司，以陈邃、崔斌、成仲宽、粘合从中为滨棣、平阳、济南、河间劝农使，李士勉、陈天锡、陈膺武、忙古带为邢洺、河南、东平、涿州劝农使。至元六年，命中书省采农桑事，列为条目，仍令提刑按察司与州县官相风土之所宜，讲究可否，别颁行之。立司农司，以参知政事张文谦为卿，设四道巡行劝农司。至元七年十二月，把司农司改为大司农司，增设巡行的劝农使、副使官职，各设四人，任命御史中丞孛罗兼领大司农卿。安童说以御史台的官员兼任其他官署职务，从前没有这个先例。皇上有旨说：“管理农业不是一件小事，我深深地懂得这一点，所以才叫孛罗负总责。”至元十五年，参知政事密立忽辛、张守智并行大司农司事。忽必烈亲命各路宣抚司访贤求能。寻找通晓农业事务的有专门技术的专家为劝农官于各路指导农业。去帮助农民更好地利用土地。以促进更有效地利用土地和推动生产发展。该机构每年向中央政府递交农业、蚕业和水利控制工程的报告。

    亲祭先农，明宣农为国本。这些做法，古已有之，本不足道。但它出自一个战后刚入主中原的北方牧业贵族年轻帝王之手，非同凡响。至元七年，立籍田大都东南郊。至元九年二月，始祭先农如祭社之仪。至元十三年，祀先农东郊。至元十五年，祀先农。蒙古胄子代耕藉田。

    建立相应的官员考核制度，申明劝课农桑赏罚之法。目的是察举其勤惰，并以此做为提拔惩奖的依据。至元八年十月，大司农臣言：“高唐州达鲁花赤忽都纳、州尹张廷瑞、同知陈思济劝课有效，河南府陕县尹王仔怠于劝课，宜加黜陟，以示劝惩。”从之。至元十年，诏申谕大司农司遣使巡行劝课，务要农事有成。24年2月，升江淮行大司农司事秩二品，设劝农营田司六，秩四品，使副各二员，隶行大司农司。25年诏：“行大司农司、各道劝农屯田司，巡行劝课，举察勤惰，岁具府、州、县劝农官实迹，以为殿最，路经历官、县尹以下并听裁决。或怙势作威侵官害农者，从提刑按察司究治。28年，敕：“屯田官以三岁为满，互于各屯内调用。”29年，诏谕廉访司巡行劝课农桑。

    保护农田，禁止把农田占为牧场。在1262 年的一个敕令中，禁止牧民在农田中放养牲畜,对宝贵的农业区域进行蚕食并且造成其他的损害。中统三年，“诏安辑徐、邳民，禁征戍军士及势官，毋纵畜牧伤其禾稼桑枣。中统四年秋七月，禁野狐岭行营民，毋入南、北口纵畜牧，损践桑稼。至元六年，诏禁戍边军士牧践屯田禾稼。诏诸路劝课农桑。至元七年，诏谕西夏提刑按察司管民官，禁僧徒冒据民田。申严畜牧损坏禾稼桑果之禁。至元十年，大司农司言：“中书移文，以畿内秋禾始收，请禁农民覆耕，恐妨刍牧。“帝以农事有益，诏勿禁。”至元十一年，亦乞里带强取民租产、桑园、庐舍、坟墓，分为探马赤军牧地，诏还其民。二十年，敕权贵所占田土，量给各户之外，余者悉以与怯薛带等耕之。29年降诏申严牛马践稼之禁。29年宁夏户口繁多，而土田半红花，诏令尽种谷麦，以补民食。

    招集农民开垦荒地，兴办屯田。元朝建立后，在各行省大兴屯田，其屯田包括军屯、民屯、囚屯、降卒屯，遍布全国。有效地满足了军粮供应，又减轻了一般农区人民的负担。实际上这也是忽必烈重农思想一个重要表现。扶持屯田户和移民，给以牛具、农器、种粮。帝言之宪宗，立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陈纪、杨果为参议，俾屯田唐、邓等州，授之兵、牛，敌至则御，敌去则耕，仍置屯田万户于邓，完城以备之。受京兆分地。诸将皆筑第京兆，豪侈相尚，帝即分遣，使戍兴元诸州。又奏割河东解州盐池以供军食，立从宜府于京兆，屯田凤翔，募民受盐入粟，转漕嘉陵。中统三年，命行中书省、宣慰司、诸路达鲁花赤、管民官，劝诱百姓，开垦田土，种植桑枣，不得擅兴不急之役，妨夺农时。忽必烈改革田制，允许农民开垦荒地，并给予多种优惠。主要方法有三种：一是资助。免其一切杂役。二是从赋税制度上优待垦荒农民。三是从产权上鼓励开荒。至元元年春正月，以益都武卫军千人屯田燕京，官给牛具。至元二年，以河南北荒田分给蒙古军耕种。命四川行院分兵屯田。21年，以江淮间自襄阳至东海多荒田，命司农司立屯田法，募人开耕，免其六年租税并一切杂役。28年，募民耕江南旷土，户不过五顷，官授之券，俾为永业，三年后征租。28年，以上都虎贲士二千人屯田，官给牛具农器，用钞二万锭。29年枢密院奏：“一卫万人，尝调二千屯田，木八剌沙上都屯田二年有成，拟增军千人。”从之。”募民能耕江南旷土及公田者，免其差役三年，其输租免三分之一。江淮行省言：“两淮土旷民寡，兼并之家皆不输税。又，管内七十余城，止屯田两所，宜增置淮东、西两道劝农营田司，督使耕之。”制曰：“可。”元世祖忽必烈时，北方的农业生产便日益恢复，“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

    减轻赋税，兴修水利 。忽必烈反复地对许多地区给予帮助和豁免。免去或减少遭受经济困难的地区的赋税。他还向受到自然灾害的广大地区提供纸币、谷物和布匹。预防农灾，加强粮储，其目的十分明确，即救民。至元二十一年夏四月，火儿忽等所部民户告饥时，忽必烈说：饥民不救，储粮何为？28年11月，诏：“回回以答纳珠充献及求售者还之，留其估以济贫者。”塔义兒、塔带民饥，发米赈之。给按答兒民户四月粮，罢海道运粮镇抚司。27年10月，尚书省臣言：“江阴、宁国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五万八千四百七十八户。”帝曰：“此亦何待上闻，当速赈之！”凡出粟五十八万二千八百八十九石。忽必烈为了贯彻落实这种思想，曾于至元六年置常平仓于各路、府、州、县；同年又设置义仓，仓由地方村社经办。更为明显的证据是政府在限制农民负担上的努力。忽必烈设计出一种固定的正规的征税制度，免除包银并且限制投下的权利。忽必烈修建道路、都城、扩展大运河并且组织驿站系统，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劳力投入。然而他通过他的统治限制对农民的过分要求，有时还放弃为徭役指派的其他赋税。

    建设水利（中央与地方分别设都水监与河渠司），整治黄、淮水系。元初在中央设都水监，在各地设河渠司，专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大致前代的水利工程，在元朝都陆续得到了修复。如陕西三白渠工程得到修复，到元朝后期仍可灌田七万余顷。浙江捍海塘工程得到修复，使大量农田免于水患。中统三年八月，广济河渠司王允中请开邢、洺等处漳、滏、澧河、达泉以溉民田，并从之。至元元年五月，诏遣唆脱颜、郭守敬行视西夏河渠，俾具图来上。至元九年二月，诏诸路开浚水利。元十五年，以诸路岁比不登，免今年田租、丝银。导肥河入于酅，淤陂尽为良田。十七年，用姚演言，开胶东河及收集逃民屯田涟、海。十八年，发肃州等处军民凿渠溉田。十九年，设怀孟路管河渠使、副各一员。二十年，御史台言：“燕南、山东、河北去年旱灾，按察司已尝阅视，而中书不为奏免，民何以堪？请权停税粮。”制曰：“可。“21年，令军民同筑堤堰，以利五卫屯田。加封卫辉路小清河神曰洪济威惠王。23年，忽都鲁言：“所部屯田新军二百人，凿河渠于亦集乃之地，役久功大，乞以傍近民、西僧余户助其力。”从之。雄、霸二州及保定诸县水泛溢，冒官民田，发军民筑河堤御之。24年，亦集乃路屯田总管忽都鲁请疏浚管内河渠，从之。25年诏中兴、西凉无得沮坏河渠，

    提倡改进农业生产技术，这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具有积极作用。23年六月，以立大司农司诏谕中外。诏以大司农司所定《农桑辑要》书颁诸路。政府颁行《农桑辑要》，总结、推广农业耕种经验。王祯编著《农书》一书有三十七卷（现存三十六卷），是中国古代一部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伟大著作。 《农书》全书约有13多万字与300多幅图画，全文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忽必烈在位时，曾多下次诏打造农具，数量很大。这些农具，有的被无偿地分发给贫民，有的则定价出售，他还特别注意把这些农具运往冶铸业不发达的穷乡僻壤分发出售。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手段。中统四年五月，领已括户三千，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在元代，江南地区已普遍种植棉花，而且棉花产量不断提高。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世祖忽必烈设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每年向民间征收木棉布十万匹。这些都说明江南植棉业的发达。后来，江南的植棉技术逐渐传到北方，棉花已在全国广泛种植了。由于棉花广为种植，所以元代官修农书《农桑辑要》及王祯《农书》都专门写了植棉的方法。

    成立村社。忽必烈还摸索着帮助农民自行组织起来，进行农业生产和促进垦植，恢复经济。先是北方民间有“锄社”的互助组织，“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锄之，故无荒秽，岁皆丰熟”。1270年，元朝政府下令在北方汉地立社，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社长。社长的职责是督促农民及时耕作、开垦荒田、修治河渠、经营副业等。凡种田者必立一牌于田侧，上书某社某人，以便社长随时稽查。这种村社制度以后遍行南北各地，在组织督导生产上起了积极的作用。忽必烈命令各社适时耕作、植树、开荒、改善防洪措施及灌溉、提高丝绸产量以及在河湖中养鱼。忽必烈把社设想为农民的自助组织，而且还想给社植入其他的功能。他们希望利用社恢复农村的稳定并且帮助进行监视和进行统计。也许政府的最有新意的目标是利用这个新组织促进普及教育。每个社都有为村里的儿童们建立学校的义务。揭示忽必烈的观念：教育农民，让政府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中国的蒙古统治者不再认为自己只属于游牧民，所以农民也应该受到公正的对待。

                        牧业

    我们翻遍《元史》十四个世祖本纪，至今还没发现他有什么重农抑牧或重牧抑农类偏向一方的言论。他既尊重农业民族的传统生产方式，也尊重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生产方式。在他的时代，北方的牧业经济不但延续而且有更超迈前代的发展。那里的牧业文明与中原悠久的农业文明相互补充，比翼双飞。更重要的是他还积极组织二者的全国性的大范围的南北贸易。元世祖之世，中国畜牧业的发展大大超过前代已成公论。由于忽必烈重牧思想的贯彻，古代蒙古族这个民族共同体得以繁衍发展的经济基础牧业在１３世纪后半叶有了空前的稳固和兴盛；

    他在这方面的措施主要如下：

    不忘摇篮，栽植牧草于汗宫。忽必烈常常欣赏汉族农民献上来的多穗苞谷，但他也不忘家乡牧草。特命重臣从草原将成吉思汗发祥地的青草带到元大都，亲手种植于汗宫门前。示警戒之辞于子孙臣属，使他们不忘勤俭。同时提醒自己牢记根本，其间隐含着忽必烈对如何给草原母地留下一片原生态的净土，在一统华夏之后为子孙后代留下一条后路的思考。1261年7月，谕令河南管领军队的官员在靠近城市的地方丈量土地，保存牧场，其余的田地听任百姓耕种。
    大搞水利建设于牧区。至元二十五年六月，忽必烈发兵千五百人至漠北浚井.这是一个规模可观的专门的草原水利建设技术队伍。
    推行户等制，在牧区按人户验事产多寡，以三等九甲为差，类攒鼠尾文簿。忽必烈在牧区强调和完善了这种制度，并在更广的范围内推广。这种制度有利于牧民的休养生息，使他们的赋税负担更趋合理一些。
    关心牧民，实行扶贫政策，赈济牧业。至元二年(1265)春，正月初九，北京路行省供给向东迁徙的蒙古族百姓行粮一万石。至元三年春，忽剌忽儿所部民饥。为此，忽必烈罢上供羊。又如至元二十一年一月乞里吉思部、至元二十七年暗伯部民贫乏，忽必烈都下旨给予赈济。至元九年九月，水达达部因饥疫而受忽必烈赈济。总之，每当牧区发生水、旱、风、雹、霜、冻、瘟疫之灾，忽必烈基本做到有灾必赈，且赈济物资数量多。
    禁宰幼畜、母畜，以利牲畜繁衍。忽必烈执政时（至元间）的禁杀羊羔、年少马匹、母羊之令与例。至元二十五年二月下令禁捕天鹅；是年三月又令禁捕鹿羔。至元二十六年闰三月下令，禁杀羔羊。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四月初二，禁止屠宰母羊。

    严格牧业人口管理，利用农区妥善安置牧区灾后流民，严禁买卖牧区蒙古牧民子女。据元史《世祖本纪》十三，至元二十八年六月条记载，忽必烈曾下令禁将蒙古人（指穷人）运往回地出售。它体现了忽必烈保护牧业生产力的管理思想。在牧区人口管理方面，忽必烈还恰到好处地利用靠近蒙古草原的汉族农区安置蒙古牧区天灾兵灾后出现的流民。《元史》卷一百七十三《马绍》传透露，宗王海都搞分裂作战，北方草原牧民有七十余万人流离失所。忽必烈将他们安置于云、朔间，计口给羊马之资，使免于冻馁。受灾牧民恢复元气之后，宰相桑哥还想继续南迁。忽必烈不同意桑哥之见，让灾民重返故乡草原，重整家业。这是很有分寸的管理。既不使牧区灾民于灾初受大苦，又不让农区因此长期受累。
    使牧业与农业相互补充余缺。忽必烈执政期间多次下令给无牛农民以牛，便其开荒。所赐之牛，包括内地牧业所产牛。当然更多地是由牧区转输而来。忽必烈时代以前牧区屯田不多。他常下令给这些向来不种五谷之地运去种籽。这些种籽自然来自内地农区。此类使农牧区互补余缺的事例，在《世祖本纪》中比比皆是。
    用牧业产品供应军需和建设交通业。忽必烈朝拥有庞大的骑兵队伍。牧业的主要产品马便是这种队伍的基本军需品；元代驿站交通建设登峰造极。但它也主要是以马来实现。《世祖本纪》中下令以马补充军需、供应驿站之用的记述也不在少。命诸路市马二万五千余匹，授蒙古军之无马者。
    对特种牧业产品禁止做出口贸易，至元元年，申严越境私商，贩马匹者罪死申严越界贩马之禁，违者处死.至元二年，邳州万户张邦直等违制贩马，并处死。这里所言出界贸易，并非指国际贸易，而特指国内不同分立政权管辖区间的贸易。此时元军与南宋作战。这样做是为了防备有人贩马过南界资敌。
    用法律保护畜牧业产权元代法律的基本内容形成于忽必烈之手。其中关于畜牧业的内容更是如此。对此史无争议。《元史》卷一○四《刑法》载：诸盗驼牛驴骡，一陪九。盗骆驼者，初犯为首九十九，徒二年半。为从八十七，徒二年。再犯加等。三犯不分首从，一百七，出军。盗马者，初犯为首八十七，徒二年……。盗牛者，初犯为首七十七……。盗驴骡者，初犯为首六十七……。盗羊猪，初犯为首五十七……。这些对偷盗牲畜者的严惩措施，无疑是旨在保护畜牧业主的产权。
    忽必烈在牧业管理方面不仅设置了众多的牧业市场，忽必烈还组织政府与牧民间的官民贸易。如在至元二十一年以万锭同别失八里、河西、上都等地牧民，至元十八年以二万锭同和林牧民搞官民贸易。而且还亲自规定某些重要畜产品的售价。忽必烈还以大大减轻商税、优惠商人的手段吸引内地商人到牧区收购牧业产品，转销内地其它产品。优先发展牧区商品货币经济。
    私人牧养与国营牧养并举。元世祖于牧业不只是鼓励发展私人牧养，他还搞了许多官营牧场，实行官私牧养并举的政策。说忽必烈于中统四年设群牧所，隶太府监，寻升尚牧监，又升太仆院，改卫尉院。院废后立太仆寺，属宣徽院。后隶中书省，典掌御位下、大斡耳朵（蒙古语，指可汗的大皇帐）.其牧地东越耽罗，北踰火里秃麻，西至甘肃，南暨云南等地，凡一十四处. 周回万里，无非牧地 （这里指元帝国可牧之区。在农区，忽必烈禁建牧场）。至元九年八月，立群牧所，掌牧马及尚方鞍勒。至元二十二年(1285)春，设立上都等路群牧都转运使司。

    筹画蒙古帝国先帝欲行未果的南北农牧大贸易蓝图。至元二十二年，卢世荣向忽必烈建议：用官钱购南方棉帛运到北方牧区换取羊、马。然后把这些羊、马交给当地牧民定合同放牧取利。合同规定皮毛、筋角、酥酪等的２／１０给牧民，其余由官府出售。这个卓越宏阔的农牧南北大贸易观。为忽必烈采纳推行。卢世荣死后，桑哥执政间创建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至元二十四年夏四月，忽必烈同意忻都以新钞１１。０６万锭，银１５９３锭、金１００两付江南各省与民大规模互市；次年九月桑哥请示忽必烈批准营造五个库于禁中贮币帛，当与这个农牧南北大贸易蓝图的实际实施相关。
　　

                         人口

    753年前，大元如日初升。发生了两件事，都事关统计。一是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二十一日，河南路总管刘克兴伪造户籍统计数字，将其革职，并没收一半家产。二是至元元年(1264)二月初六，贺福等六人告发平阳、太原漏登户籍的民户，皇上下诏赏给他们官职，朝廷的大臣们认为他们不是做官的材料，便赏了钱钞给他们。从这两件事看来，事关国计民生的统计，元世祖忽必烈都是亲自过问的。查究史料，元朝的统计，中央政务部门六部中，由户部掌管财计事宜，兼管全国的业务统计。元史记载：户部设尚书三员，“掌天下户口、钱粮、田土之政令。凡贡赋出纳之经，金币转通之法，府藏委积之实，物货贵贱之值，敛散准驳之宜，悉以任之。”户部分科建制，以令史分邻金科、仓科、内度科、粮草科和财计勾稽部门，其中以外度科掌理户籍，各科除内度科外均分别兼管该科的统计工作，为业务部门的统计与监督奠定了基础。元代的地方组织，中书省直辖地腹里地区设路、府、州、县四级；下设有“行中书省”，省以下设路、府（州）县三级；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城内为坊，城郊称厢，乡村称里。负责基层统计，逐级上报。元朝中央设有御史台，兼代考核全国呈送中央的统计报告。

    元朝在人口统计方面，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元代的户籍制度，按户划类。世祖时（1260—1294），实行三等九甲制，即按百姓的贫富先将户口划分为上、中、下三等，再把每等细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级。登记户口的簿册称为《鼠尾文簿》，征收赋役，即以此簿为准。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确定户籍科差（亦称差税或差科，以户为课税对象）条例，把科差户划分为“元管户（即世祖以前已入籍之户）、交参户（指世祖继位后新入籍之户）、漏籍户（登录户籍时隐逃漏税、后被查出之户）与协济户。”于诸户之中，又有丝银全科户、减半科户、止纳丝户、止纳钞户等。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还把科差户按差役类别、缴纳赋税品种，以及职业区别等，进一步划分为民户、站户、匠户、冶金户、葡萄户等，统称为“诸色户计”。据此登统户籍，委派差役，规定缴纳赋税的标准。这种分户制加强了人口迁徙的控制，保证了政府税源，还维护了家庭关系。

    世祖年间，河南府百姓王四的妻子靳氏一胎生下三子，命令官府酌量给予赡养。平滦路昌黎县民生子，中夜有光，诏加鞠养。或以为非宜，帝曰：“何幸生一好人，毋生嫉心也。”凤翔府宝鸡县列铁的妻子一胎生下三个儿子，免除他家三年的赋税。1269年六月，益都新签发的士兵中的一千六百二十一名独生子免服兵役为民。表现了世祖对于人口生产重视。人口的增加。元朝政府掌握的人口数字不断增长。蒙古灭金得中原州郡后，非常重视人口统计工作，多次对各类民户进行登记。世祖至元七年五月（1270年），调查统计全国的户口。比先前增户三十余万。元朝灭宋统一全国后，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又登记民户，得户一千一百八十四万零八百有余，于是南北方民户总书于册者一千三百一十九万六千二百零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一，而山泽溪洞之民不在此数之内。历代封建经济达到繁荣时期，封建政府就能掌握到五六千万人口之数，元朝政府掌握人口五千八百余万，说明元代农业已有相当的恢复和发展。

                           工业

    大家知道，在封建农业生产关系制约下的手工业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经济基础变动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元代的官手工业很发达，封建的官营手工业中，无论金、银、铜、铁等矿产工业，或纺织、染制等制造工业，大都是封建政府设官经营。对金、银、铜、铁等冶铸工业，更是由官府统一经营。在元代，对手工业官营政策的积极实施，相对于以前各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鼓铸铁器，官为局卖，禁私造铜器。元代政府设置了很多手工业管理和生产部门。当时有“诸色人匠总府之”，在它统属之下，各种工业分“局”立“司”，专督制造。如掌金银之工的“银局”，掌镂铁之工的“镔铁局”,掌“锡泻”之工的铜局。忽必烈在其元上都留守司及下属机构中，专门设置了营造诸司中的器物司，掌制造铁器及内府营造钉钱。元朝政府设有许多管理手工业的机构和官营的手工业作坊。如在中央设置将作院，专司掌管工艺。又在大都及各地设置各种官手工业局院，直接指挥工匠从事生产，如有织造局、织染局等。当时官手工业的门类很多，几乎应有尽有。

    元代的手工业以棉织业、丝织业、制瓷业、印刷业、火器制造业最重要。

    棉纺织业作为新兴的行业，在元代大有发展。由于江南地区已经盛种棉花，因而棉纺织业作为一种农村的家庭副业，也在江南地区普遍发达起来。在江南棉织业的发展中，黄道婆做出重大的贡献。她在家乡热心传授制造先进的去棉籽、弹花、纺花到织布的一整套生产工具，提高了劳动效率和产品质量。此外，在织染技术方面，她还创造出一套可供遵循的成法，所产的被、褥、带、帨（佩巾）等棉织品图案美丽，鲜艳喜人。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乌泥泾从事纺织的居民愈多，所产“乌泥泾被”名满国中。松江地区在元代逐渐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这与黄道婆在纺织技术方面的革新和推广是分不开的。丝织业在元代也有很大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时丝织业的发展，南方更胜过北方。江南地区的丝织业，主要是农民的家庭副业，但也出现了专门以丝织业为生的机户，其生产有家庭手工业的形式，也有小作坊的形式。根据徐一夔《始丰稿·织工对》的记载，杭州在元朝末年已经出现拥有四、五架织机、雇工十数人的丝织业手工作坊了。另外，丝织品加金技术在元代也有了进步。丝织业极发达，大量使用奢华的金线，织金技术有了空前成就。弘州、荨麻林两地有三千三百余户西域的回回工匠，这些回回工匠善于制造一种称为“纳失失”的金绮，所谓金绮即是用金线（以金箔拈成的线）与丝线交织而成的丝织品，上贴大小明珠，甚是精美。1261年12月，建立异样局总管(达鲁花赤)，掌管宫廷御用纺织品的制造，俸禄为正三品，授予银印。

    制瓷业在宋代的基础上也有新的发展。元代瓷器以青花瓷为代表作，这种瓷器造型优美，色彩清新，有很高的艺术价值。1964年河北保定出土的青花加紫镂空大盖罐、青花八棱106元影青观音像（北京出土）执壶和1970年北京出土的青花凤头扁壶、青花托盏等，都反映了元代青花瓷的烧造水平。元代的瓷器不仅行销国内，而且远销到海外各地。如元末来中国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就曾记载中国的瓷器一直输出到他的家乡摩洛哥。

    军器生产，1260年6月，诏令十个路的宣抚司制造战袄、皮裘和帽子，各类的数目都要求上万件，运往开平。中统二年，敕诸路造人马甲及铁装具万二千，输开平。至元三年，命制国用使司造神臂弓千张、矢六万。给右丞洪茶丘等战具、高丽国铠甲战袄。诏：“诸路置局造军器，私造者处死；民间所有，不输官者，与私造同。”

    造船业极为发达。1266年，忽必烈积极地筹划平宋，命董文炳造战舰五百艘。同年，山东统军副使王仲仁受命督造战舰于汴梁。1270年，为围攻襄阳，忽必烈当即命令刘整造船五千艘。议于平滦州造船，发军民合九千人，令探马赤伯要带领之，伐木于山，及取于寺观坟墓，官酬其直，仍命桑哥遣人督之。命西京宣抚司造船备西夏漕。至元二年，又徙奴怀、忒木带兒砲手人匠八百名赴中都，造船运粮。 

    至元五年春正月令益都漏籍户四千淘金登州栖霞县，每户输金岁四钱。二十七年五月，尚书省遣人行视云南银洞，获银四千四十八两。奏立银场官，秩从七品。

    现在就《元史》等史书所记载的元朝发达的冶铁业做个叙述。虽然元朝的工业门类很多，但铁器制造业是重要的门类。在铁的采冶制造中，史载，1263年1月，诸王塔察兒请置铁冶，从之；6月，立小峪、芦子、宁武军、赤泥泉铁冶四所。中统四年四月，以漏籍户一万一千八百、附籍户四千三百于各处起冶，岁课铁四百八十万七千斤。四年五月，领已括户三千，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河南随处城邑市铁之家，令仍旧鼓铸。敕宁武军岁输所产铁。取高丽所产铁。诏：“诸路置局造军器，私造者处死；民间所有，不输官者，与私造同。”从上述记述中可以看出，一是冶铁规模宏大，二是冶铁地域广阔。三是在铁器的冶铸技术上，更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蒙古刀的锻造以厚重、刀弧长为特征。用现代力学原理解释，它完美的体现了力的表现形式，使它砍向某一物体时，力度集结于一点，增加了力的穿透性。元朝不仅在广袤的土地上设立了各级行政管理机构，还采取了“移民实边”的政策，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以促进农业发展。至元十九年，为解决屯田所需的农具问题，“设立冶厂于别失八里，鼓铸农器。”使铁广泛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铁在战国时代就得到应用，铸铁是每个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主要标志。从事铁的冶炼制造的工匠，官府平日里就把他们另编户籍，随时可以征调或拘涮到官局中服工役。而这种服役时一种绝对的义务，工匠随时由官府征集签发，他们的义务还是世代承袭的。从官营手工业内部劳动的编制和分工形式来看，很像资本主义大工业前身的工厂手工业。蒙古统治者非常重视保护工匠和搜罗工匠。中统元年，遣帖木兒、李舜钦等行部，考课各路诸色工匠。如忽必烈灭南宋后，诏江淮行中书省招巧工。阿鲁忽奴言：“曩于江南民户中拨匠户三十万，其无艺业者多，今已选定诸色工匠，余十九万九百余户宜纵令为民。”从之。又在北方搜罗工匠四十二万，设立局院七十余所。被搜罗的工匠称为匠户，与普通民户不同，立有专门的匠籍，子孙世袭，不得改业。元朝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工匠，使之从事于官手工业生产，这就造成了官手工业的繁荣。它占有了当时社会最高的生产技术和最大量的劳动力。他们的劳动，满足了封建贵族的需用品、军用武器和祭祀礼器的需要。匠户受到优待，如有田产在四顷以内，可以免纳税粮，也不承当其他差役，并且由官府支给一定的口粮；赐将作院吕合剌工匠银、钞、币帛。至元十七年敕令另外设立局院安置尚未成年的工匠，有贫穷的，赐予他们钱钞。凡是犯罪发配到外地服役的，应当斟酌发配的路程远近；犯罪当处死的，应当详细审查其案卷。30年5月，中书省臣言：“上都工匠二千九百九十九户，岁縻官粮万五千二百石，宜择其不切于用者，俾就食大都。”从之。元朝民间独立的手工业者仍然存在，所以民间手工业在元代的不少地区继续在发展。忽必烈爱护手工业者。和传统的汉人不同，他给手工业者较高的地位。忽必烈在他的政府里设置了一些机构组织手工业者并保障他们的福利。例如他的机构中有一所将作院，负责向宫廷提供珠宝、布帛和纺织品。为了赢得手工业工匠的忠诚，忽必烈制定了对他们有利的制度。政府向他们提供相当高的工钱以及食品和布匹配给并且豁免徭役，还允许他们完成每年的朝廷定额后制造可销售的产品。但是，作为对这些优惠的回报，由政府管理世袭的手工业阶层。

    魏源的《元史新编》说：“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在欧洲正处于黑暗时代的中世纪时，元代的科学技术水平正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印刷术、火炮技术、造船术、航海术、水利工程技术等方面，更堪以浓墨重彩书写。

                          货币制度

    元世祖忽必烈建都上都城后，曾想仿效宋朝以铜钱为主要流通货币，但有大臣劝阻道：“铜钱乃华夏阳明政权之用，我们起于北方草原地区，属于幽阴之地，不能和华夏阳明之区相比，我国适用纸币。”忽必烈认为有理，便决定用纸钞而不用铜钱了。

   元朝十分重视纸币的印刷和发行。忽必烈即位之后，开始设置一整套管理、印造、发行、换旧机构，多次大规模地印造纸币，其管理机构比宋代还要健全。元代设有白纸坊，制造纸币印刷用纸.元代的纸币印刷自建国初期就开始了，以后还进行过几次版式的改变，但印刷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最初的中统钞用木刻版来印刷,使用一小段时间后，就开始改用铜版印刷。可惜的是元代纸币的印版和实物流传下来的并不多，但在1973年在河北的平山县发现了一块至元通行宝钞二贯钞铜版，该铜版为两面，一面为两贯，一面为五百文。元朝纸币的形状为长方形，一般长25-26厘米，宽16-18厘米，版面的四周是花边。上方从右到左印有“××通行宝钞”，正中为数额，有一贯、贰贯、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不等。下方印有印钞的单位，职官名称，发行年、月、日及伪造者处死等警告语。1982年，在维修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工程中，考古人员发现元代中统元宝交钞一张。該钞为黑色麻桑皮纸，盖朱红大印，面额为”壹拾文“，长16.4厘米，宽9.2厘米。纸币正中印有“伪造者斩，首告赏银五两，仍给犯人家产”。左下方有”中统年、月、日。“”元宝交钞库使副判，印造库使副判“签押。此外，纸币上还有”中统元宝“、“诸路通行”八个篆字。经研究考证，这张纸币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印制，使用时间约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它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纸币实物。世祖时代发行的纸币有以下三种：
    (一)中统交钞。中统元年(1260年)七月印行，以丝为本。
    (二)中统元宝钞。中统元年(1260年)十月印行。以银为本，票面以钱文为志，
    (三)至元宝钞。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因“钞虚”而颁行。

元朝的纸币流通主要经历了中统钞、至元钞、至正钞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中币值最稳定的是中统钞，流通时间最长的是至元钞，前后超过了36年。元代(1206一1368)纸钞制度，是元代统治者在认真总结纸钞流通三百年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推行的。它是一种相当完善的纯纸钞流通体制。这种体制，废除了我国传统的以铜钱(含铁钱)为主的价值尺度，开创了以白银为后备金的纸钞本位制度，实行纸钞不兑换的流通体制。这种银本位制度，通常”每花银一两入库官价至元宝钞两贯，”“一课银一锭,""一赤金每两价钞二十贯”。统一发行的纸币（通称“钞”），钞是唯一通用的法定货币。这在我国货币史上是一种创新举措。北宋时的”交子“，虽然同为纸币，但仅扩大流通于陕西、河南等地，地域性的特点非常明显。且有"会子"等几种形式的纸币并存。公元1260年，忽必烈成为大汗，为了建立统一的大元帝国，采纳刘秉忠等人的主张，统一币制，实行不兑换的纸币政策。在发行新钞的同时，用新钞如数收换旧钞。取得江南后，也以“宋会五十贯，准中统钞一贯”的比价，将南宋政府发行的会子，用中统钞如数收回，在整个中国境内顺利地统一了货币。

元朝中央政府为维护纸币的法定地位，采取了如下措施：（1）中统三年，命户部尚书刘肃专职钞法，平章政事赛典赤兼领之。24年2月，召麦术丁、铁木兒、杨居宽等与集贤大学士阿鲁浑撒里及叶李、程文海、赵孟頫论钞法。以钞法故，召叶李还京师。（2）停止使用蒙古旧钞。至元六年八月，以沙、肃州钞法未行，降诏谕之。十四年十一月，凡伪造宝钞，同情者并处死，分用者减死杖之，具为令。敕：“诸越界私商及谍人与伪造钞者，送京师审核。”19年，整治钞法。真定路不眼里海牙擅杀造伪钞者三人，诏诘其违制之罪。至元21年11月(1284年)，敕令中书省整顿钞法，核定金银的钞价，禁止私自交易，官吏奉行不认真的，治罪。（3）用中统钞兑换南宋纸币。十二年二月，议以中统钞易宋交会，十七年六月，江淮等处颁行钞法，废宋铜钱。1287年三月，再次印制至元宝钞颁行于天下，中统年间印制的交钞仍旧继续通行。以至元宝钞一贯钱相当于中统交钞五贯钱，前后的钱钞互相平衡，主要为求得新钞不冗滥，旧钞不作废。凡属一年的例赏、周济贫困、供应军饷，都以中统交钞为标准。26年10月庚辰，桑哥言：“初改至元钞，欲尽收中统钞，故令天下盐课以中统、至元钞相半输官。今中统钞尚未可急敛，宜令税赋并输至元钞，商贩有中统料钞，听易至元钞以行，然后中统钞可尽。”从之。（4）严禁金银铜参与流通，违者治罪。申严私易金银之禁。二十三年春正月戊辰朔，禁赍金银铜钱越海互市。敕私市金银应支钱物，止以钞为准。21年辛丑，敕中书省整治钞法，定金银价，禁私自回易，官吏奉行不虔者罪之。29年1月，禁商贾私以金银航海。（5）一切赋税征收都使用纸币。十三年一月，云南行省赛典赤又言云南贸易与中州不同，钞法实所未谙，莫若以交会、子公私通行，庶为民便。并从之。十一月，中书省臣议：“流通钞法，凡赏赐宜多给币帛，课程宜多收钞。”制曰：“可。”十四年四月，禁江南行用铜钱。（6）自燕至开平立牛驿，给钞市车牛。至元七年十一月，给河西行省钞万锭，以充岁费。至元八年十一月壬戌，罢诸路交钞都提举司。至元九年五月戊午朔，立和林转运司，以小云失别为使，兼提举交钞使。十三年六月己巳，置行户部于大名府，掌印造交钞，通江南贸易。十八年十一月，给钞二万锭付和林贸易。六月丙戌，甲午，给钞四万锭和籴于上都。给司阍卫士贫者，人钞二十锭。夏四月甲申，忻都奏发新钞十一万六百锭、银千五百九十三锭、金百两，付江南各省与民互市。（7）罢大都烧钞库，仍旧制，各路昏钞令行省官监烧。25年5月乙未，桑哥言：“中统钞行垂三十年，省官皆不知其数，今已更用至元钞，宜差官分道置局钩考中统钞本。“从之。（8）诏造中统元宝交钞。中统四年，诏立燕京平准库，以均平物价，通利钞法。中统元年，又立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经用。十七年三月，立畏吾境内交钞提举司。20年3月立畏吾兒四处驿及交钞库。八月，置江南四省交钞提举司。十月，立陕西宝钞提举司。

忽必烈发明了“钞”即纸币。他把钞票引入流通领域，并使它成为财政的基础。1264年，他颁布了一条法令，公布了用纸币来计算主要商品的价值。他的第一任“理财”大臣是穆斯林赛夷阿札儿，他把钞票的发行维持在合理的限度内。随后继任的几位大臣们开始轻率行事，他们实行无限制的通货膨胀政策，使钞票贬值。在聚敛钱财时，他们采取多次兑换钱币的方式和建立了重利专卖的办法。阿合马于1282年被暗杀，他死后受到忽必烈的贬责。桑哥因贪污被处死。为了阻止原钞票的下跌，有必要发行新的钞票，以免轮到新币贬值。元代发行的纸钞，其中以中统元宝钞为主。中统钞的发行，标志着元代纯纸币制度的确立。终元之世，始终通用，各种支付和计算均以之纸钞为准，具有作为支付手段与金银同样的价值。元朝币制的最大特点是长期、广泛、大量地发行和流通纸币。元朝版图辽阔，横贯欧亚，由于纸币本身轻便，携之可“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这使当时的欧洲人觉得不可思议。商旅货运，极称方便。纯纸币流通空前兴盛。二十八年四月，诏凡负斡脱银者，入还皆以钞为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一种创新举措。元代的纯纸钞流通体制，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纯纸币制度。元代来华的外商和外宾很多，看到元朝这样一张印刷品，可以买到各种商品，与使用金银无异，感到非常惊讶和新奇 当时，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来中国，把这种现象记录了下来。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写道：“纸币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着生命危险拒绝支付使用，……用这些纸币，可以买卖任何东西。同样可以持纸币换取金条。”他还惊奇地说：“可以确凿断言，大汗对财富的支配权，比任何君主都来得广泛。”由于中统钞的信誉昭著，它的流通领域并不仅限于国内，当时的印度、朝鲜、日本、安南等邻近国家，曾经羡慕地主动与元代纸钞建立了兑换比率关系.不少海外贸易发达的异邦，对于中统钞和本地货币均定有一定的比值，将其作为现金使用，畅通无阻，如高丽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甚至直到明代，中统钞还在东南亚许多地方流通。当时的一些国家不但欢迎中统钞在其国内流通使用，而且还竞相仿效，纷纷发行自己的纸币。波斯、印度、高丽、日本等都曾仿效中国印行纸币。当时的波斯是伊利汗国，1294年乞合都汗时采用中国钞法，纸钞的形制也完全模仿中国，甚至连上面的文字都印上了汉字“钞”字。在波斯语中，钞这个汉语借词一直保留到今天。
    人类的文化交流往往借商业贸易的往来而发展，商业贸易的发达，又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优越性密切相关。元朝发行的纸钞，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完备的一种古代货币。元朝首先采用纯纸币制度，后逐渐介绍到各地。现代世界各国通行的货币，基本上都是纸币了。货币纸币开始在中国大量流通，使元朝的经济生活进一步繁荣。因此元朝的货币制度在世界货币发展史上占有重要而光辉的一页。

                        商业贸易

    由于农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统一的货币在全国流通，水陆交通都相当发达，陆上交通有遍布全国各地的驿道，水上交通有联系南北的大运河和海道，这对巩固国家的统一和促进全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及商业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元代的商业活跃。但国内外贸易主要控制在官府和贵族、官僚、色目商人手中。元大都号称“人烟百万”，不仅是元朝的政治中心，还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元朝建都在大都，大都的粮食要仰给于江南，为了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忽必烈令人开凿两段新运河，与原有运河连通，使粮船可以从杭州直通大都，这样，大运河便完全贯通起来了，北起大都，南迄杭州。南北大运河的凿通，主要是为了漕运，但也便于商旅往来，富商大贾多乘船由江南集于京师，南北商品得以流通。从运河和陆路，都有大量商品进入这座大都市。来自亚洲各国、欧洲，以及非洲海岸的商队和使者络绎不绝。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沿着时间的纵轴把今天的北京在世界上进行横向比较的话，不足百年的元大都，是北京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元朝盛世统治者重农，措施极详，且又重视至极，但不抑商，他们并不以抑商这一中原历代王朝传统政策来指导自己的国民经济管理活动，抑商不是元王朝的经济国策。对此，史书明确记录。1276年四月，战事没有停止的时候，敕令不要禁止南方的商人到京师来进行贸易。1276年六月，在大名府设置行户部，掌管印刷交钞纸币，以开通江南的贸易。1282年9月，发放三万锭钱钞，在隆兴、德兴府、宣德州购买平价粮九万石。1284年4月，听从迷里火者、蜜剌里等人的意见，以一万锭钱钞在别十八里以及河西、上都进行贸易。1286年4月，因为北方的汉人到江南去就食的很多；另外，随同到南方去任职的官员，任期届满后多数不返回原地，派遣使臣去把他们都迁回北方。在黄河、长江、淮河的各个渡口都设置巡查官，所有北方的汉人，只要不是携带着公文而到南方去的，全部予以拦截，但经商的听便。生活于元代的许多文人吟诗作赋，描绘其时商业之盛，有的已成为传世佳作。这些诗赋虽为文学作品，但与其时实际商业经济生活紧密相联，并以此为基础而创作。其时大都商业完全像一些史家所云：憧憧十一门，车马如烟云.大都商业，可以说是全国商业繁荣情况的一个缩影。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除对大都商业发展状况有大量记载外，对全国其他地区商业发展状况作了记述，可以说元时全国商业的盛景尽收其笔下。元朝城市经济建设的发展与其时商业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元朝商业有全方位的发展，与元朝盛世帝王统一南北东西、雄视八表、结束长期纷乱的割据战争，使农业、牧业、手工业在大范围和平环境中恢复稳定、发展迈进有重要联系。当然，也是在前代工商业、国际贸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时、欧、亚、非诸国诸民族商人接踵来华，在元朝各著名工商业大都会中珍奇汇萃、商贾云集。其时，中国南北东西都形成了商业发达区。在元代商业发展的过程中，为数众多、遍及城乡的中小商人功不可没。他们开店坐肆、跋涉贩运。他们的足迹留于大江南北之区、边疆偏僻之域、沿海港口岛屿。应该说，他们是元朝商业的主要经营者。元代商业交通网络的发达、商业市场的增多、中小商业经营者的增多，使其时人们的商业意识较前代更为浓厚。戏曲创作在元代进入了辉煌的时期，元曲在祖国文学史册中与唐诗、宋词并列。而在元曲的许多作品中都有其时商业生活的反映。其中有些著名传世曲作，不仅题目明确反映商业、货币问题，而且内容情节的编排也通篇体现商业生活。可见，元时曲作家中也有一些人开始有了较浓厚的商业意识。元曲作家中都具有如此浓厚的商业意识，那么一般中小商人和与商业经常发生关系的百姓们更是可想而知。商人可能是从忽必烈的政策中获益最大的阶层。由于儒家士大夫不赞同贸易，中国各王朝对商人施加大量限制。但是忽必烈没有这种偏见，并且实际上给予商人很高地位。斡脱这个以回回人为主组成的商人集团，就受到政府的支持。在蒙古征服的最初年代，斡脱曾向蒙古贵族提供极需要的贷款。作为报答，1268 年忽必烈建立了“斡脱总管府”，向斡脱提供低息贷款。斡脱将这些经费主要用于商队。斡脱和中国商人的商业交易税为 3．33％的低税。为了便利贸易并且促进商人的福利，和中国历史上以前的任何朝代相比，忽必烈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使用了纸币。1260 年忽必烈发行三种纸币，但是用银储备支持的中统元宝钞比别的纸币更为流行，并且受到汉人的信赖。朝廷原意用纸币接收应交纳的赋税逐渐建立起了对新纸币的信任。纸币的稳定有助于发展贸易从而提高了商人的利益。政府严格控制纸币印行总数。1260 年朝廷印刷总面值为 73352 锭（银锭）的纸币，1265 年总量逐步增加到 116208 锭。1276 年由于对南宋及日本的战争造成开销激增，朝廷急剧地把印行总量扩大到 1419665 锭。但是由于成功地征服南宋后得到的大量税收，使朝廷得以控制通货膨胀。忽必烈还通过改善运输系统帮助贸易和商人。把大运河延长到中国北部的蒙古首都和修建道路是两个显著的成就。元代的商业，首先应该涉及商品生产。元代商品生产有显著的发展。并且这种发展与元朝蒙古族统治者的商业政策具体内容相联系。关于元时统治者的商业政策，主要有以下数种：鼓励通商、减轻商税、保护商道安全、维护商贾资财。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众多的农牧业和手工业产品开始商品化。在元代，有不少土地所有者不是把土地用于封建剥削，而是利用土地进行商业性的土地经营，开展商品生产。于是大量的棉、麻、丝、茶、糖、粮食等产品被投入市场。就粮食市场而言，不仅在发达的内地，而且在偏远的漠北草原城市和林等地也出现了粮食市场。由于农业的发展，以及某些对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影响的经济作物种植区的出现，粮食商品化的程度大大提高。其时，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依赖商品粮食的供给。江浙两淮地区，仓箱累万千，岁计仍余羡，牙商许贸迁。补添他郡食，贩入外江船。经过商贾将米粮贩运至缺粮地区，稻米和面粉都有出售。北方粮食供应依靠南方，每年由大运河或海道转运粮食，其中除潜粮外，还有数量可观的商品粮。据史籍记载人烟已达百万的大都城市民，其食粮依靠粮食市场。据这一些文献记载，输入市场的粮食多寡与市场粮价波动紧密相联。元代南粮北调规模之大，从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拟。元朝通过海、河两条水运线把南粮大量运往北方，其中商品粮的比重又相当大。上都、和林等北方边疆大城的居民食粮，除了依靠本地屯田区所产解决一部分外，还要靠南方商品粮的输入来补充解决。在元代粮食市场发展过程中，粮食转化为商品，并不仅只有直接投入市场转售一途，它还通过酿酒业实现。从历史记载看，其时商品粮除供给城市居民直接消费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用来酿酒，进而使之转化为饮料类型商品。元朝统治者太祖成吉思汗向来反对饮酒，主张少饮酒，甚至主张不许饮酒，认为饮酒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其子孙中的帝王人物多数人反对酿酒，从元各帝王本纪中我们可以看到不断出现的禁酒令、禁酿酒令。但仍未能转变元时盛行的各族官民饮酒风气。元代中原粮食由酿酒之途转化为商品的量实在是惊人的。从众多的正史与野史的资料看，酿酒业于元代已变成了规模超越前代的独立手工业。毫无疑问，元代酿酒业的兴盛在一定范围内明显地促进了其时粮食生产商品化的进程。元代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不只表现在粮食市场的发展和与粮食相关的酿酒业的兴盛，而且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在元代，竹木业、菜园果园业、纺织业以及与纺织业相关的染料作物种植业中的商品生产均有长足发展。茶叶种植业、桑棉种植业的商品生产也引人瞩目。至于景德镇瓷器、松江棉布、杭州丝织品、福建荔枝生产的商品化更为突出，名播中外。从上述情况中可以隐约窥见，元代商品生产在某些方面相当发达，元代一些地区的自然经济已开始被商品经济逐渐破坏。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交换的发展，也使元朝的商品经济出现更兴盛的局面。元代的豪门权势之家生活奢侈，对各种土特产品的需要也更多，这种情况也刺激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商人于元代贩卖奢侈品获得的利润也较高。元代统治者的鼓励商品生产的政策，一些有悠久历史的工商业城市，如北方和中原地区的涿州、平阳、奉元（西安）、开封、济南，西南的成都、两湖的江陵、潭州，江西的九江，南方的扬州、集庆、镇江、平江、杭州等地继续发展。使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善于经纪、积资巨万的大商人。

                            海外贸易 

    元代商业之盛不只表现于国内贸易领域，对外贸易也盛极一时。海道是元朝在灭亡南宋以后开辟的。最初伯颜平定江南时，曾把南宋库藏图籍，从海道运至京师。到至元十九年（1282年），伯颜又请命于朝，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载粮四万六千余石，由海道运至京师。此后，忽必烈用朱清、张瑄二人主持海运，将东南粮食不断输送京师，海运事业日益兴盛。海道自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刘家港入海，北上绕过山东半岛，抵达直沽（今天津）。海船循此道行走，若取最近的路，最快时十日可至京师。元朝开辟海道，也主要是为了南粮北运，其由海道运粮的总数，最初不过四万六千石，以后增至一百万石，最多时达到三百三十余万石。海运要比陆运及河运省费很多，所以有元一代，海运始终不废，直到元末顺帝初年，每年海运粮食入京之数，尚多至二百八十万石或二百六十万石左右，最后只因农民大起义爆发，元朝海运粮食才告停罢。其时对外贸易通过海、陆两路与亚非欧各国大规模开展。在灭南宋以前，陆道贸易是主要的。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有四条，其一为沙漠丝绸之路，从洛阳、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至西域，然后通往欧洲，也称为绿洲丝绸之路；其二为北方草原地带的草原丝绸之路；其三为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其四为西南地区通往印度的丝绸之路。元代驰骋天下，开创的蒙元帝国，疆域辽阔震惊世界，草原丝绸之路从上都始发，商贾迤逦，驼鸣马嘶，穿行在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西去欧洲。草原丝绸之路以其最为有力的资源供给与保障，使用灵活而又便捷的马匹或车辆，加速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换与流通，并更具商品交换波及面广、速度快、效率较高的特点。丝绸之路恰恰是连接这中西文化的纽带与桥梁。草原丝绸之路的发达，为开放的元朝带来了高度繁荣，使草原文明在元朝达到了极盛。伯颜元帅灭南宋后，海道贸易逐渐在元代对外贸易中占据主要位置。原因在于海道贸易地域更广，运载货物更多，来往更便捷。宋朝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共５６个，而于元代达到了１４０多个。元廷对海外贸易是采取积极支持和鼓励政策的。如至元十五年八月，忽必烈令中书省唆都、蒲寿庚这两个少数民族官吏向外国宣示：诸番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番舶人宣布朕意。诚有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至元22年8月（1285年），罢除对于海上贸易的禁令。元朝政府在消灭南宋后，原在南宋任泉州市舶使多年的阿拉伯商人蒲寿庚任福建行省左丞，管理泉州一带的海外贸易。当时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叫作市舶提举司，简称市舶司。元朝先后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澉浦（今海盐县南）、温州、广州、杭州设立了七个市舶司。泉州是对外贸易的最大商港，由此出口的商品有瓷器、丝绸等，由此进口的商品有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等。元代有众多的海外贸易港口，有远比宋朝细密的海外管理规章，且放任主义的色彩极浓。这种情况集中体现了元廷对外开放的经济国策的进步性。在元代，除政府和一般民间商人从事海外贸易外，还有色目商人、官僚私家、寺观僧道的对外贸易活动。在元代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出口的物资颇多，深受外商欢迎。其时，中国商人与外商交易，一般都是平等的。元代的海外贸易，对加强元朝与海外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元朝自身经济的发展，增进我国和亚非欧诸洲各国人民的友谊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介绍元代商业的发展，不能忽略少数民族作出的贡献。至元代，少数民族中大商业家不乏其人，有的积资万千，富甲天下，而且又能施展种种变化多端的经商谋略。他们在元代名声显赫，对当时商业的繁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其中回族的贡献最显著。从元到明代，回回逐渐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元代，回族中有许多贵族、学者、官宦、商人活跃于当时社会各个领域。回族商业相当发达，元代回族商人，主要活动于北京、杭州、泉州、昆明、兴元、甘州、凉州、广州、和林、上都等众多的城市。中统年间，燕京路就有回族商人2900户之多。其时水陆商道，车马拥挤，舟帆鼓进，商市繁盛。来自欧洲、中亚、非洲沿海、南亚、日本、朝鲜的使团和商队络绎不绝，国内商人到大都的更多，通过海运和运河到大都的货物无可计数。元代商人之众、商人活动规模之巨、商人获利之丰和商人经营谋略之奇多都超过前代。

                            税赋

    忽必烈登临中原后，面临的是满目苍痍的烂摊子。原汗廷和各大封国于汉地根本就没有固定的税赋政策。面对赤旱千里，流民遍野，横征暴敛国库空虚的局面，重新制定利国利民的税赋政策，显示了忽必烈的雄才大略。中统二年六月，诏谕十路宣抚司并管民官，定盐酒税课等法。诸色课程盐课、茶课、酒醋课、商税、市舶税等数十种税课，在元代统称诸色课程。议设盐使司卖盐引法，择利民者行之，立真定、济南、太原、甘肃、江西、江淮、湖广等处宜慰司兼都转运使司，以治课程，仍立条制。

    盐课是诸色课程中最重要的一项，“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莫如盐”（《元史·食货志二》）。因此，元政府对盐的生产采取垄断政策，佥派专门的灶户熬盐，在各地设盐运司或提举司加以管理，灶户在指定的盐场中制盐，生产过程受到严格的监督，产品必须如数上缴给国家。对盐的销售，元政府采取商运商销和官运官销两种形式。商运商销，有“行盐法”和“市籴法”，以“行盐法”为主。“行盐法”是商人向盐司或户部纳钱，换取盐引，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或盐仓领盐，然后运销各地。“市籴法”是商人到指定的地点缴纳粮食，换引领盐运销。“市籴法”的实行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些特殊情况下的粮食需要，因而影响不大。在盐的商运商销中，政府的盐税包含在盐引之中。官运官销，主要是“食盐法”。元世祖时期行“食盐法”于部分地区，元中叶在更多的地区加以推广，到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才予罢废。元世祖时还一度在各地设常平盐局，由政府直接卖盐。22年三月庚子，诏依旧制，凡盐一引四百斤，价银十两，以折今钞为二十贯，元代的盐价，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减为银七两。此后不断提高，至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增至每引中统钞三锭。元文宗天历年间，一年盐课总额为七百六十六万一千余锭，约为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

　　 茶课，承唐宋旧制，通过榷茶方式办理。元世祖时，随着元朝领有产茶地区，其榷茶制度日渐形成。至元五年（1268），榷成都茶。至元十三年（1276），榷江西茶。至元十七年（1280），立江西等处榷茶都转运司于江州（治今江西九江），总理江南各地茶税。在榷茶都转运使司下，先后设立十五处榷茶提举司，两处批引所，分布于南方各地，承办征收茶课的具体事宜。元代茶课，至元十三年（1276）定长引、短引之法，长引每引茶一百二十斤，收钞五钱四分二厘八毫；短引每引茶九十斤，收钞四钱二分八毫。至元十七年（1280），废长引，专用短引，每引收钞二两四钱五分。此后，茶课不断提高，延祐五年（1318）竟增至每引收钞十二两五钱，与上述情况相应，茶课总额不断增大，至元十三年仅一千二百余锭，到延祐五年已剧增至二十万锭。

　　酒醋课的情况比较复杂，元世祖在位的大部分时期，北方城市酒课仍行“榷酤法”，大体情况是：由政府出备工本，指定专门的人户为酒户，造酒发卖，输纳酒课。至元二十二年（1285），改令酒户自备工本造酒，由政府拘卖。元朝灭宋后，随即在江南全面推行官制官销的“榷酤法”，由政府设立酒库，备办工本，选差专人造酒发卖；后许乡民造酒；迄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前后，才全面罢废“榷酤法”，推行“散办法”。“散办法”，在离城郭十里外的农村地面，为按户摊派酒醋课，“有地之家纳门摊酒醋课者，许令造酒食用，造酒发卖者止验米赴务投税”。门摊酒醋课按户定额，实际征收时则多以税粮或田亩多寡为标准。在城市地区，“散办法”有多种形式：一是由居民摊纳；一是上户自愿认办；一是勒派役户包办；还有一种是由酒户或设肆之家办纳。对于醋，元政府的控制较松，纳课即可自酿。至元二十二年（1285），免收乡村醋课。至元二十七年（1290）前后，乡村醋课与酒课同行门摊。元代酒课，除门摊酒课外，主要采取税米，即按米的数量征课的办法，课率不断提高。

　　实行“榷酤法”时，酒课连工本一起征收。至元十年（1263），米一石收钞四两，内米价三两，酒课一两。至元二十二年（1285），米一石收钞十两，当时糯米一石及酒曲等工本约为七两，则酒课为三两左右。同年改令酒户自备工本，米一石收酒课五两。此外，有的地区实行过按酒征课的办法，如广州路（治今广东广州），“每坛税钞一贯”。元代的酒课总额也是不断增大，至元二十二年，全国课额钞一千四百四十锭；至元二十九年（1292），浙江、江西、湖广三省的课额即达钞三十六万锭。

    金、银、珠、玉、铜、铁、水银、朱砂、铅、锡、矾、硝、竹、木等山林川泽之产，元代皆“定其岁入之课”。矿物的开采冶炼，元代称为“洞冶”，或由政府经营，或由民间经营。政府经营者，称系官拨户兴煽洞冶，由政府在矿区设场置官，佥派部分人户为淘金、炉冶等户，按户或按佥派前的税粮数定出每户的课额（生产定额）；民间经营者，称自备工本洞冶，由民户自备工本组织生产，向政府缴纳课税。自备工本洞冶的纳课形式有定额制和抽分制，以抽分制为主。抽分率，金、银大致为十分之三，铁为十分之二。上述诸课，常有“呈献”而来，呈献者往往妄献以要名爵，所献非所产的情况在在有之。但元政府著定课额之后，轻易不予改变。这样，课额的办纳只有两种途径，一是由签发的淘金、炉冶等户抽纳，一是由地方官府向民户抑配，其结果都是“民往往贵市入输”。元代课程中还有“额外课”一类，其名目《元史·食货志》所记有历日、契本、河泊、山场、窑冶等三十二种。其中有些课目是全面征收的，有些则只征收于部分地区或个别地区。这些课入不在元代税课的定额之内，故称“额外课”，“然国之经用，亦有赖焉”。

　　1284年（即元世祖二十一年）12月，22年2月，中书省臣卢世荣请立规措所，经营钱谷，秩五品，所用官吏以善贾为之，勿限白身人，帝从之。大丞卢世荣以酒厂酿酒“价格高、味道轻且不能及时上缴税款”为由，提议“政府实行垄断制造、销售”。于是元朝政府拨付5万两白银建造酒厂，恢复政府垄断制造和销售，并由北京开始推到全国各地，大幅度地增加酒税额度，由原来的1%增加到10%，税率提高10倍，因而引起了普遍的反对。到了第二年4月，由于卢世荣被罢官入狱，8月份又废除政府垄断制造和销售，改为实行征税制，规定百姓造酒不受限制，但必须缴纳5%的税。这一制度虽然比政府垄断时的税负有所减轻，但比以往还是提高了5倍。七年五月丁未，东京路饥，兼运粮造船劳役，免今年丝银十之三。九月敕益都、济南酒税以十之二收粮。申禁私造酒曲。

   商税也是元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由设在各地的税务机构负责征收。至元二十六年（1289），大增天下商税额，腹里为二十万锭，江南为二十五万锭。立上都规措所回易库，增坏钞工墨费每贯二分为三分。十七年九月，商贾市舶物货已经泉州抽分者，诸处贸易，止令输税。定云南税赋用金为则，以贝子折纳，每金一钱直贝子二十索。

    市舶税，是对海外贸易所征的税课，起征于灭宋之后，由市舶司负责征收。市舶税主要是货物抽分，从1283年起，定市舶抽分例，细货十分抽一，粗货十五分抽一。1293年市舶法则确定，抽分以外，另征三十分之一的市舶税。至元二十二年（1285）规定，泉州、福州（当时置市舶司）等处抽分过的舶货贩往本省有市舶司的地区发卖，还要再加抽分，细物二十五分抽一，粗物三十分抽一。30年夏四月己亥，行大司农燕公楠、翰林学士承旨留梦炎言：“杭州、上海、澉浦、温州、庆元、广东、泉州置市舶司凡七所，唯泉州物货三十取一，余皆十五抽一，乞以泉州为定制。“从之。元朝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实行对外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既活跃了中外贸易，促进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又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忽必烈即位后，对蒙古帝国诸朝及亡金、亡宋的赋税徭役制度有因有革。

    户分九等，视事产多寡，较合理地征收赋税。世祖时（1260—1294），实行三等九甲制，即按百姓的贫富先将户口划分为上、中、下三等，再把每等细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级。登记户口的簿册称为《鼠尾文簿》，征收赋役，即以此簿为准。

    限制苦民的包银制度。忽必烈即位后，推行钞法，以钞输纳，每户纳钞四两，并许一半折输它物。当时发行的中统钞二两（贯）同白银一两，所以实际上比原额减低了一半。这是不小的有利于百姓的改革。

    限制皇室贵戚、诸王、勋臣、悍将滥征或逃避赋役。中统四年十二月，忽必烈敕驸马爱不花蒲萄户依民例输赋。中统三年冬十月诏禁诸王、使臣、师旅敢有恃势扰民者，所在执以闻 ；诏以李璮所掠民马还其主。至元元年八月 诏……勿擅科差役。定立诸王使臣驿传税赋差发，不得擅招民户。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诏禁有分地臣私役富室为柴米户及赋外杂徭。十三年春正月敕大都路总管府和顾和买，权豪与民均输。
    诏示不得擅行不急之役。中统二年夏四月甲辰，忽必烈命行中书省、宣慰司、诸路达鲁花赤、管民者……不得擅行不急之役。中统四年三月庚子，亦黑迭儿丁请修琼华岛，忽必烈不许。30年2月，回回孛可马合谋沙等献大珠，邀价钞数万锭，帝曰：“珠何为！当留是钱以赒贫者。”，6月，回回人忽不木思售大珠，帝以无用却之。

    免减农民赋税的征发。至元十六年五月，帝曰：“民之艰苦汝等不问，但知役民。使今年尽取之，来岁禾稼何由得种。其止之。”江西行省伯颜、阿老瓦丁言：“蒙山岁课银二万五千两。初制，炼银一两，免役夫田租五斗，今民力日困，每两拟免一石。”帝曰：“重困吾民，民何以生！”从之。22年六月，帝谕曰：“汝当尽心善治百姓，无使重困致乱，以为朕羞。”

    商税一减再减。至元二年五月，敕上都商税、酒醋诸课毋征，其榷盐仍旧；诸人自愿徙居永业者，复其家。五月，减上都商税。诏减商税，罢牙行、徙旧城市肆局院，税务皆入大都，减税征四十分之一。至元七年（1270），定商税三十取一，总额四万五千锭。七年，上都地里遥远，商旅往来不易，特免收税以优之，惟市易庄宅、奴婢、孳畜，例收契本工墨之费。20年敕上都商税六十分取一。22年三月庚子，商上都者，六十而税一。增契本为三钱。

    悉罢南宋末代一切繁冗科差、圣节上供、经总制钱等百余件，所在山林河泊，除巨木花果外，余物权免征税，减轻江南人民赋税负担。至元三年二月，蠲中都今年包银四分之一。十九年二月，改上都宣课提领为宣课提举司。减大都税课官十四员为十员。22年禁诸司不得擅追管课官吏，有敢沮扰者，具姓名以闻。禁诸人不得沮挠课程。

元政府以课额增亏作为办课官吏升降的标准，杭、苏、嘉兴三路办课官吏，额外多取分例，今后月给食钱，或数外多取者罪之。阿合马言：“王相府官赵炳云，陕西课程岁办万九千锭，所司若果尽心措办，可得四万锭。”即命炳总之。敕：“官吏受贿及仓库官侵盗，台察官知而不纠者，验其轻重罪之。中外官吏赃罪，轻者杖决，重者处死。言官缄默，与受赃者一体论罪。”戊午，御史台臣言：“江南三路管课官，于分例外支用钞一千九百锭。”命尽征之。

忽必烈结束了三百年来的割据混乱局面并广施仁政，在不长的历史时代，实现了世界征服史上文治成功的转型，天下承平，国势称盛，较之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毫不逊色，堪称一代治国明君。明王朝主治的《元史》这样赞叹他：“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规模宏远矣！”明初著名学者更进而评说道：“元朝自世祖统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徭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世也！”

元世祖忽必烈作为第一位入继中华大统的蒙古族帝王，一生中，于武功金戈铁马、扫荡异己、并吞八荒，结束了唐"安史之乱"至元开国间数百年各族军阀混战而人民流离失所的局面。奠定了今日中华各族子孙生息藩衍的国土疆域。于文治并尊祖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南方农业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从重农桑开始，使一个草原游牧帝国成功跨入农耕文明，实现了全方位的转型。他“鼎新革故，务一万方。”其经济政策和实践，通过不分民族，选贤任能，人尽其才，地尽其利，广施仁政，有力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业，为中国历史书写了辉煌。

         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在《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中指出：“经过了忽必烈时代的三十余年，大元汗国变成了世界上未曾有的国家。同时，欧亚世界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时代。至少在东从日本海西至多瑙河口、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蒙古领土之内，国境的壁垒都消失了。然后，包括欧亚与北非在内，陆上与海上的通商壁垒也悉被除去。人类主要的生活舞台几乎都透过“人与物”的循环，缓缓地被联结在一起。那不是借由军事力被强制联结在一起的，而是透过史上版图最大的国家蒙古举政权之力整备、维持的交通网以及所利用的通商，稳稳地被联结在一起。蒙古虽然仍旧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此刻却是透过以中国为中心的巨大经济力，领航着世界与时代。虽然时代缓慢地从军事演变到经济，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开始动了起来。”以欧亚为整体的、三个迥异的世界——牧业世界，农耕世界和海洋世界，从此连结在一起。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学说为指导，拨开迷漫中国政治思想历史数千年的封建主义、大民族主义华夷之辩的腐朽学说浊雾，公道地指出，我们中国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做过贡献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当代中国的历史版图疆域的杰出的古代奠基者、多民族大一统元帝国的开国元勋忽必烈薛禅可汗，为适应和巩固其时大一统国家政治版图，在国民经济管理方面创造的多元一体开放模式硕绩，当属毛泽东同志所言的那种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之一。

参考文献：

  《元史˙世祖本纪》（4-17）

 作者：包玉瑞 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