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闲到博物馆观赏，看到对于蒙元历史的几处表述，隐约感到不妥，值得认真商榷。博物馆的表述，不是街谈巷议，带有权威性和引导性。不够确切的说法，堂而皇之的作为博物馆的陈列解说词，谬种流传，贻笑大方。

馆展说，成吉思汗创建了蒙古汗国，忽必烈创建了元朝，把蒙古汗国与元朝截然分开，似乎不妥。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容易造成模糊和歧义。

其二，馆展中的地图，把四大汗国与元朝平列一起，以五个单体的形式表述，实在让人难以苟同。

其三，馆展讲述词说忽必烈“抢先”在开平立为蒙古汗位。似乎在贬他抢班夺权，隐有不正当之意。着实是偏见无知。

其四，上都，馆展表述中强调为“夏都”，其实“上都”“上京”“滦京”才更突显它的身份。说成是陪都、行宫、捺本更为不妥。

我们要强调的是：1、元朝从成吉思汗到窝阔台、蒙哥、忽必烈，直至妥欢贴睦尔，都是一脉相承的。这个皇权，这个朝廷，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唐朝时期的边远弱小民族的蒙古室韦，到1206年建国，从臣服于金朝到统一全中国。它在中国朝代更迭史上的标记是成吉思汗建国的1206年到妥欢贴睦尔弃国的1368年。所以，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等都是开创了不同的阶段，而不是两个不相干的朝代。

2、钦察、窝阔台、察合台、伊利汗是由蒙古大汗分封而来，成吉思汗把辽阔的疆域分封给儿子们治理，四大汗国也从来都是中央朝廷的从属国。伊利汗国包括在四大汗国之中，元朝不在四大汗国之内。

忽必烈继承的是成吉思汗到蒙哥的中央朝廷，与四大汗国是朝廷与分封地的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虽然这种关系时好时坏，但实质大体如此。

3、蒙哥汗驾崩，诸王合丹（窝阔台汗第六子）、阿只吉（察合台曾孙）等率西路诸王，塔察尔、也先哥（成吉思汗弟哈撒尔之子）、忽剌忽尔（成吉思汗弟合赤温之孙）爪都（成吉思汗弟别勒古台之孙）率东道诸王皆来与会。忽必烈经国戚、宗室、诸王与重臣举行忽尔勒台，议定登上汗国大位的，是符合蒙古汗国和黄金家族规制的。

黄金家族有小儿子继承父亲的说法，但成吉思汗经过宗王们的忽日勒台议定，让二儿子继承了汗位。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拖雷继承的只是父亲直接从属的军队和资产，只是作了一年的监国。窝阔台汗也不是儿子继承汗位。所以，把阿里不哥以小儿子的资格继汗位视为正统，而否定忽必烈经正常的忽日勒台大会继承皇位，该是无道理的。

4、上都，就是上都，居上位，是大元帝国的京城。1260年新建成的开平城便成为临时首都，开启了中统元年。1263年又由皇帝下诏书“诏改为上都”。那时的大都还是金朝遗留下的中都，遭战乱已经破旧不堪。而上都是蒙古汗国自己建设的京城，一直成为元代的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的中心。                                

以上是我们的粗浅看法，算不上是一家之言。谬误之处还望专家指正。

附：

元代上都、大都间相互关系和地位

上都、大都都是中国元代的都城，都是元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两个都城都有着举足重轻系国家安危的重大作用。两都是兄弟城，是姐妹花，共同承载了元代百年的宏伟大业。上都之为上，是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前建立的草原都城，在连接草原与中原之间起着举足重轻的作用，在政治和军事上尤其显得重要。大都之为大就是建制大，份量重。尤其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在国力的体现方面，尤其显得重要。

               ——题记

   中国历史上的元代，是第一个少数民族主政的中华大一统的时期。在中华广袤疆域的范围内各民族有了空前广泛的交流和融会。中原、草原、西域融会一体，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西域文明深入交汇，呈现了多元共荣异彩纷呈的局面。

蒙古族入主中原，接受了儒家文化，也把游牧文化带到中原。多都制就是游牧民族建国的一种方略。契丹建辽，女真建金，都是实行多都制。元代实行两都制是游牧文化的体现，也是大元帝国政治、经济、文化治理的需要。

元代设立上都和大都。上都，也称为上京、滦京和夏都，每年三、四至八、九月皇帝和朝廷大批的扈从官员由大都到上都办理朝政。秋凉以后回到大都，在大都理政。每年往返一次。大都，元代的首都，也称为冬都，曾是金代的中都，也称燕京。

上都、大都都是中国元代的首都，都是元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两个都城都有着举足重轻系国家安危的重大作用。两都是兄弟城，是姐妹花，共同承载了元代百年的宏伟大业。

上都之为上，是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前建立的草原都城，元世祖忽必烈在此经营了“金莲川幕府”，又在此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里被称为“圣龙起飞之地”。在连接草原与中原之间起着举足重轻的作用，在政治和军事上尤其显得重要。

大都之为大就是建制大，份量重。尤其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在国力的体现方面，尤其显得重要。朝廷的建制以大都的为大，上都的为分署。中华的富裕繁华在大都有着更多的体现。

   我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一般都采用两都或多都巡幸制度。元之前，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和女真建立的金朝都是五都巡幸。辽朝设立上京、中京、南京、东京、西京，以五京为中心划分五大行政区域，称为五京道，道下设府、州、郡、县，投下军州、边防城等地方政权机构。金朝沿袭辽朝行政制度，也设五京，将全国划为十九路。大都就是金朝时的中都，元代初期设立燕京行省，后称中都，1264年改称大都。

　　上都建造于1256年到1259年，当初称为开平。《元史》记载，“国初，置开平府。中统四年，改上都路总管府。”[1]当时，忽必烈作为藩王总领漠南军国庶事，驻金莲川。主持选址和总策划的是元世祖的重要谋臣刘秉中。董领工程的是真定藁城人董文炳[2]真定获鹿人贾居贞、州丰县人谢仲温。开平城是元代建立的第二个草原都城，建在草原的南缘，成为连接草原与中原的中枢纽带和战略要地。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开平召集忽日勒太（蒙语:会议），接受推举登上皇位，开平成为临时首都。中统四年（1263年）“升开平府为上都”，同年建立了上都路总管府。此后，有五个元帝国的皇帝在此接受推举登上皇位。一直到1369年元惠宗撤离上都，上都兴旺辉煌百余年。上都被称为“圣龙起飞之地”。当时的大都与上都齐名，曾是金朝的中都，称燕京。1260年忽必烈在上都即位后，置十路宣抚司，燕京路宣抚司为其一，后改为燕京行省。1264年确定为元帝国的中都，后改称大都。大都是直接牵动和维系中原的中枢。水、陆交通便利，物宝天华，集中原的繁华富贵，成为帝王之乡。两都相比，各有所长，不可或缺，成为大元帝国的双璧。有的学者认为上都“控引西北，东际辽海，南面而临制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3]那也只是一家之言。

元帝国实行两都制。上都又有上京、滦京、夏都之称。每年三、四至八、九月元帝国的皇帝带领百官在此驻夏，处理内政外交诸事。皇帝每年有近半年的时间在这里处理朝政大事。这里专门设置了各官衙的分省官署。如上都中书省、御史台、翰林国史院枢密院、集贤院、大司农司、大宗正府、蒙古翰林院、宣政院、宣徽院、太医院、将作院、通政院等等。皇帝每年巡幸上都，上至宰执大臣，下至百司庶府，都以其职分官扈从。上都城的管理机构是上都留守司，留守司的达鲁花赤、留守为正二品大员，与右丞、左丞、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等重要官职同一级别。

开平与燕京在未明确两都之前就显现出它们的特殊地位。1260年3月，元世祖忽必烈在开平即位不久，从开平至燕京便开通了急递站铺，转递朝廷的重要公文奏表。规定“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设一急递铺，十铺设一邮长，铺设卒五人”，“定制，一昼夜走四百里，邮长治其稽滞者”。从大都到赤城（今河北赤城县）设42铺，归大都路管辖；从赤城往北，自沙窝至上都设四十铺，归上都路管辖。每年皇帝离开大都后，“各行省宣史并差官起解一应钱粮，常典至京又复驰上京飞报。”

两都巡幸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元代实行百年之久。毋庸置言，朝廷在哪里，哪里便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巡幸途中，便是移动中的朝廷。朝廷的去所维系国家的朝政，举足重轻。每年的两都间巡幸往来事关国家大计，行动也非常隆重。从大都出发要到万岁山大宴百官，大都留守官员要护送皇帝到大都以西的大口。上都官员有时要远至黑谷驿路的沙岭纳钵之地迎接皇帝，并在此举行宫廷小宴。当元朝的皇帝秋季从上都返回大都，大都的留守官员往往远至居庸关北口或龙虎台迎接[4]皇帝进大都时“省院台官大聚会于建德门城上，分东西两班，至丽正门聚会，设大茶饭，谓之巡城会。”

在上都巡幸中，按照元朝制度必然举行各种朝会，新皇帝即位、元旦、天寿节等重大节日都举行朝会。诸王百官每次到上都朝会，元朝政府都要支出巨大的经费，其中耗费最大的是对朝会者的赐予。成宗元贞二年十二月规定：“诸王朝会赐予，太祖位，金千两，银七万五千两；世祖位，金各五百两，银二万五千两，余各有差。”这种巨大的赐予虽然造成财政困难，但政治目的是明确的。在上都巡幸中，燕飨是不可少的。制度规定：“岁时行幸，皆有燕飨之礼。”这种宴会称为“质孙宴”或“诈马筵”。参加“质孙宴”的人必须穿“质孙服”。马可·波罗记载：“此种衣服皆出汗赐，上缀珠宝石甚多。”[5]质孙宴要连续开三天，与宴者每日换一次衣服。在上都巡幸中，元朝皇帝在上都还进行一项重要的活动是望祭祖先园陵。蒙古大汗死后，一般都葬在漠北的起辇谷(即克鲁伦河与土拉河上源之间的肯特山中)。从忽必烈起，就率领皇族在上都西北郊按蒙古人习俗望祭祖先，“皇族之外皆不得预礼也”。上都也是调集重兵剿灭叛乱的重要基地。戡乱阿里不哥，乃颜都是由上都集结出兵并赢得了最后胜利。后来的“南坡之变”和“两都之战”也显示了上都政治、军事上的举足重轻的重大作用。

忽必烈初登皇位之时便遭到漠北阿里不哥的挑战。忽必烈正是在开平、燕京地区，紧急调兵储粮，军用物资源源不断集结开平，做了反击阿里不哥的准备。“征诸路兵三万驻燕京近地。命诸路市马万匹送开平府。”登基三个月后便集结了平叛的力量，忽必烈亲率大军北征阿里不哥，阿里不哥军队被击溃，12月从漠北和林凯旋而归。1261年秋天，阿里不哥休养生息之后发动突然袭击，向漠南进攻，顿时开平局势又紧张起来。忽必烈急忙调军遣将，各路军马汇集开平，迎集阿里不哥，在这次战役中，阿里不哥军队受到重创。1264年由于众叛亲离，7月阿里不哥率众归降忽必烈，这场历时5年的汗位之争以阿里不哥彻底失败告终。　　 

至元十二年（1275）西北诸王在元朝北部边境骚扰，直接威胁到元朝的统治。此时元军主力正在南方战场与宋军激战，为防止后院起火，也因无力抽调兵力，忽必烈作出妥协，大军没有全力西征，而只是进入防御状态。1276年皇子那木罕出镇西北，奉命辅佐皇子的昔里吉伙同脱脱木儿劫持皇子那木罕、阔阔出兄弟和大将安童，将那木罕兄弟送到金帐汗处，将安童送到海都处。此后叛军占领了西北，随即又分道东进。1277年春，驻守应昌地区的弘吉拉部万户只儿瓦台响应叛军，势逼上都。“命征东都元帅洪茶丘将兵二千赴上都”，“命还家少休，期六月赴上都”此时，忽必烈火速调集军队到上都，北征叛军。军队在上都集结完毕，忽必列命令中书右丞别吉里迷失率蒙、汉、高丽诸军直奔应昌，平定只儿瓦台叛军：继而又派平宋元将伯颜统兵北伐，昔里吉大败，元军收复和林地区。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春，东道诸王乃颜发动叛乱，与西北诸王海都遥相呼应。忽必烈亲率大军于从上都出发北征乃颜，道出应昌，“至撒儿都鲁之地，乃颜党塔不带所部六万逼行在而阵，遣前军败之”。忽必烈抵失刺斡耳朵。乃颜东逃，玉昔贴木儿率军追击，将其擒获处死。忽必烈回到上都。至元二十六年（1289）“发侍卫亲军万人赴上都”，忽必烈又由上都北上，率李庭等所部军队征讨海都。以上史实表明，上都是对北方蒙古诸王的作战基地，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

上都位于草原交通枢纽的上都，便于与漠北宗王贵族的联系。蒙古国时，漠北和林是汗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元朝建立后，政治重心南移，漠北蒙古本土成为边地。而漠北蒙古宗王贵族在政治上具有很大的势力。因此，控制漠北蒙古本土关系到元朝统治能否巩固的大事，上都是对北方蒙古诸王的作战基地，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起到维系中原与草原共同繁荣的重大作用。两都相比之下，上都更接近蒙古本土，大都更便运作中原，大都是经济物华之地，上都是政治文化之乡。两都各有千秋，成为中国元代的两颗璀璨的明珠！

上都建于1256年至1259年，其政治基础是蒙古大军征伐金朝的全面的胜利，是治理陕西、河北、山东等地并进取中原的政治、军事需要。元世祖忽必烈自1251年起驻守金莲川，治理关中等地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金莲川幕府”的形成，聚集了大量的治国和用兵栋梁之才。远在漠北的哈尔和林，作为草原之都已经显得太遥远和无力了。建造新的草原之都，成为实现元朝统治者新的政治蓝图迫切需要。这个新的都城，必须体现元朝朝廷的大大膨胀的权势，又是进取中原的中枢和前沿，成为新的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这种构想，理所当然地选择了金莲川，选择了总理汉地军国庶事的藩王忽必烈！

大都始建于1264年前后，延续了10年之久。是在忽必烈登基作了皇帝以后，元代的政治、军事重心进一步伸向中原地区。金朝留下的燕京已经破旧失修，不堪负重。于是在原金朝中都的东北另起炉灶，兴起了营建大都的浩繁工程。大都彰显了大元帝国的国力、财力和高超的建筑工艺。几百年以后，大都确定的中轴线和总体布局仍然是现代北京城的主要架构。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所夔中羽研究员在对北京城的中轴线进行研究中发现，从元大都时就确定下来的北京城中轴线并没有和经过该地的子午线重合，而是有2度多的偏角。在精确的地形图上，中轴线显示了这种“偏离”：从南端起始点（永定门）开始，向北延伸时开始呈逆时针方向偏离子午线，而终点位置（钟楼），换算后的实际距离，已经离开子午线约300米！多种猜测都被推翻后，夔中羽研究员想到这种偏转可能与人文因素有关。为此，夔中羽研究员专程来到元上都遗址，通过对元上都遗址的实地测量，测出元大都的中轴线向北延长恰好经过元上都，由此得出了北京城的中轴线是因上都而偏转的。

上都的兴建早于大都，多次测量已证实，上都的中轴线与经过该地的子午线重合。忽必烈为了治理汉地的便捷，选择在燕京建中都（后称大都），但为了不离开上都这一根本，才用上都来确定大都的中轴线，从把上都整体放在了元大都的中轴线上，使大都成为上都的延伸，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体现了忽必烈卓越的统治理念，由引可见元朝实行的是形式上的两都制，而实质上是一都制，为此，大都中轴线因上都而偏转就理所当然了。

建设上都与大都是同一位设计大师，他就是官至太保的刘秉中。刘秉中远在漠北罕廷时期就伴随在元世祖忽必烈左右，是兼通儒、佛、道的学问家，是元朝的主要谋臣。上都、大都设计的方位，是建筑学的一种特殊的联系，同样也显示了大都与上都的政治上的重大意义和不可分！

上都城在元廷入主中原前兴建。十三世纪六十年代金朝已经面临垂危的局面。忽必烈作为蒙哥汗的御弟驻守金莲川一带，成为进取中原的中枢地带。开平城的兴建，正是当时局势发展的需要。民间留下忽必烈向龙借地建城的传说。“相传刘太宝迁都时，因地有龙池，不能固，乃奏世祖当借地于龙，帝从之。是夜三更雷震，龙已飞上天矣。明日以土筑成基。” “圣祖初临建国城，风飞雷动蛰龙惊；月生沧海千山白，日出扶桑万国明”，就是以这一传说为题材作出的诗篇。诗人自注说：“上京大山，旧传有龙居之。”龙的神话当然不足凭信，但从传说中可以看出一个事实，开平城修建时，排干积水是一项比较艰苦的工程。以后建大安阁时，也是先要排干湖水，堵塞水源。

传说上都地下原是海，海中有龙。建城的官员刘秉忠深谙佛道教义，才华出众，有着非凡的能力。他制作了铁幡杆，高数十丈，以法术镇住了海中之龙。“铁竿屺立海水竭，卧龙飞去空冥冥。”据拉施特记载，当时人们把草地中间的湖水排干，并用石头、石灰、碎砖等材料填平，溶了很多锡加固。“在升起达一人高之后，再在上面铺上石板……在那石板上面，建造了中国式的宫殿。”　　

七百年前，四十万蒙古族群由蒙古高原的茫茫草地，伴随着“蒙古旋风”飘落到欧亚大陆三千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地域，带去草原文明，吸纳不同文化，在当地深深扎根。东亚、南洋、波斯湾，欧亚大陆，四面八方的帝国、王朝，政界、商家，文人、学者，纷纷与大元帝国交往，繁荣经济，交流科学文化，发展友谊。

上都是元王朝大帝国的都城，是蒙元文化的发源地，是蜚誉中外的世界性大都市和政治、文化的中心。上都作为当时的世界强国——大元帝国的夏都，不言而喻成为一个时代世界政治文化的中心之一。百余年的辉煌，每一寸土地都蕴含了丰厚的人类文明。虽遭战乱破坏，上都遗址像一座巨大的人类文明的博物馆，承载了人类百年文明曾有过的灿烂和辉煌。认识上都，解读上都，不仅能够获得元王朝时期创造的中华文明，也能使世界文明找到自己曾经走过的不平凡的印迹!

人类文明呈现阶段性不断发展着，每个时代都绽放出不同寻常的灿烂明媚的光彩。十二、十三世纪欧亚大陆刮起的“蒙古旋风”，震撼了整个世界，人类的古文明也经过漫长的探索，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开放的蒙元帝国的崛起，使得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了空前广阔范围的深入交流与发展。

上都、大都的兴建，体现了元朝朝廷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需要。上都更多的反应了元廷的根基和本土，大都更多的彰显了元廷的强大，威加四方。两都都显现了中华大一统的多元共荣，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融会的和谐统一。

台湾学者茧庐指出：中国史学家与马可·波罗、多桑氏的记述，均曰上都为行都。以我的看法，蒙古人视上都，盖与和林等同，上都兴则和林废。燕京的营建，不过是理治汉地。和辽代以临潢为都城，以燕山为行京的意义相同。（蒙古与契丹同族。鉴于金人轻离根本上京（会宁）而招致覆灭，所以把根本地放在上都）蒙古初都和林，着眼是经营西北方，其位置在世界帝国的观点，是当时的中心地。到了忽必烈汗，放弃了北进西进，而采取南进汉地统一中华的策略。同时又要保持蒙古人的强弓弩马的习惯，与便于东北（乃颜封地）西北（海都，笃哇封地）两边的控制，自然以在此一跨据塞上，拥有草原的环境，与汉地中心的上都，作为都城，较好相宜，所以终元之世，发号施令之地，迄在上都，大汗到燕京去，那不过是享受汉地的繁华，才真是行都的性质。[6]

大都被一些史家认为是大元帝国的首都，上都被任为是陪都。而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上都尤重于大都。也有的回避这种主次的提法，以冬都、夏都来区别大都和上都。冬都、夏都的提法是客观的，也是准确的，和政治、文化上的地位与意义并不相违，历史应该接纳这种提法并作为一种客观、科学的表述认定。

     大都、上都同为中国元代的都城，共同具有元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两都相辅相成，保障和促进了元代的稳定和繁荣。一个是冬都，一个是夏都，难分伯仲，只是职能和作用各有侧重罢了。大都和上都共同记载了中华历史的一段辉煌，值得我们永远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