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里所讲的鄂尔多斯，首先是一个地域概念。当在这个地域出现了人类文明之后，“鄂尔多斯”包括人类生存和发展时空的两个组成部分，即自然环境和人类历史。
蒙古语“鄂尔多”是汉语“南”之意。当地学者齐·森布尔在《“鄂尔多斯”一词的来历与含义》中认为：古代戈壁沙漠以南为“漠南”，阴山山脉以南为“阴山南”，黄河以南为“河南”。久而久之，三南之地统称“鄂尔多斯”（南面）。古代汉文书籍中出现的“漠南”、“河南”、“南套”、“南匈奴”、“南蒙古”等记载，符合蒙古语“鄂尔多斯”称呼。“鄂尔多斯”这个指地理位置的名称，出自匈奴蒙古祖语。鄂尔多斯地区在历史上有过许多名称，例如“胡地”、“漠南”、“前套”等，但是不管怎样称谓，这个地区的地理位置是确定的，我们现在称其为鄂尔多斯也是确定的，例如“鄂尔多斯古陆”、“鄂尔多斯古海”、“鄂尔多斯高原”等都是指这个地域的地质演变。
鄂尔多斯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例如有距今约14万年—1万年旧石器时代的萨拉乌苏遗址、乌兰木伦遗址、水洞沟遗址等原始人类文化遗址。从商周时期开始，狄、林胡、匈奴、鲜卑、敕勒、突厥、党项、契丹、蒙古等，几乎古代北方的主要游牧民族都先后在鄂尔多斯的土地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与此同时，从秦汉开始，中原的农业民族（主要是汉族）不断迁徙到这里，从事农业产生。由于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的差异性、多样性、互补性以及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相互吸引和矛盾冲突等，使鄂尔多斯成为多民族军事冲突、经济交流、文化融合的重要区域。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自从15世纪中叶，守护和祭祀“八白宫”、“苏勒德”等象征成吉思汗灵魂和战功圣物的蒙古族鄂尔多斯部，进驻鄂尔多斯地区以来就一直居住在这一地区，使鄂尔多斯成为“以蒙古族为主体、以汉族为多数的多民族聚居区”，由此看见蒙古族在鄂尔多斯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一、鄂尔多斯是最具传奇色彩的流动城市和忠诚部落
鄂尔多斯地区的蒙古族文化，是鄂尔多斯地区多民族文化之一；而蒙古族鄂尔多斯文化，是蒙古族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蒙古族不仅有游牧文化，也有城市文化和商贸文化。其中，相对来说，蒙古族“鄂尔多斯”作为流动的城市和忠诚的部落，她更具传奇色彩。
（一）蒙古族城市文化的辉煌与传承
蒙古人所建的哈剌和林、元上都、元大都，在当时都是举世瞩目的“草原皇城”、“国际大都会”。哈剌和林遗址、元上都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北京故宫等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现在的北京就是历史上的元大都，她保留和蕴涵着许多历史信息和文化基因。可见蒙古族城市文化在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影响力。
1、 哈剌和林
1220年，成吉思汗决定把蒙古汗国都城设在哈剌和林。之后的几年，成吉思汗一直在中亚南俄地区征战，哈剌和林成为提供后勤支援的大本营、帝国的指挥中心。1227年，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途中病逝。1229年，窝阔台继位后，开始在哈剌和林修建固定的行政中心，于1235年建成。1264年，忽必烈从哈剌和林迁都至元大都后，这里成了蒙古旧都（忽必烈有四个国都，大都在今北京，中都在今河北张北，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和多伦县，旧都就是哈剌哈林）。1368年，元大都被明军攻克后，元朝皇帝迁往哈剌和林，北元政权以之为首都。1370年，明军攻克哈剌和林，焚火毁城，从此没落，成为都城遗址。
2、元上都
元上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大一统的正统王朝的首都。1251年蒙哥即帝位后，忽必烈以皇弟之亲，受任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从漠北和林南下驻帐金莲川，征天下名士，建立著名的金莲川慕府。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在此地选址建城，初名开平府。1259年城郭建成。1260年，忽必烈在此登上大蒙古帝国皇帝之位，为元开国皇帝元世祖。世祖将开平府作为首都。1264年，世祖始建大都（今北京），诏开平府上升上都，并确立了两都巡幸制度，上都为夏都，与元大都共同构成了元朝的两大首都。每年4月，元朝皇帝便来上都，9月秋凉返回大都，皇帝在上都的时间长达半年之久。皇帝在上都期间，政府诸司都分司相从，以处理重要政务。这也算得上是处理重要政务与旅游休闲文化相结合了。
3、元大都
元大都的缔造者是忽必烈，设计者是刘秉忠。元大都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例如在元大都中轴线的规划中，体现了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一种完美结合。北京中轴线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其中也包含着蒙古族城市文化遗产。北京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李建平在谈到“北京中轴线的文化特色”时说：今日北京中轴线肇始于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刘秉忠对北京城市文化最大的贡献，是将草原文化的个性与中原文化的包容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蒙古草原文化的特色是游牧，逐水草而居，心胸开阔，豪迈，不拘一格。蒙古族对生态环境的追求使新的都城规划将大片水域留在城内，使城市内不仅有充足的水源，还有了灵动和舒展的空间。同时，又充分运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使新的城市规划体现天人合一，追求自然环境与人居和谐的统一。
（二）作为流动城市和忠诚部落的鄂尔多斯传奇
作为蒙元帝国都城的固定城池及其称谓消失了、改变了，而当时成吉思汗亲自创建以及他去世后数百年世代守护和祭祀他的灵魂的“鄂尔多斯”依然存在，而且在成吉思汗生前眷恋之地鄂尔多斯，融合为现代化城市鄂尔多斯，这是非常神奇的现象。相对于蒙元帝国失去功能的城市遗址，具有生命活力的“鄂尔多斯”才是真正的活态世界文化遗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鄂尔多斯具有不同的含义和功能。
1、蒙古帝国首都
在成吉思汗决定把哈剌和林建成都城之前，蒙古汗国已经有起着首都作用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那就是成吉思汗亲自创建的流动的城市鄂尔多斯。“鄂尔多斯”既是“众多的宫殿”，也是各万户、千户长选派的对成吉思汗最忠诚的人员组成的精锐卫护部队。作为汗廷的四大“斡耳朵”（鄂尔多）分布于蒙古高原，每个“斡耳朵”都是由上千座营帐组成的帐幕群，可以算得上是流动的城市，四大“斡耳朵”也相似于一个城市群。成吉思汗与第一夫人孛儿贴居住的大“斡耳朵”当时起着首都的作用，是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因此可以说成吉思汗是当时起着首都作用的流动的城市鄂尔多斯居民。
2、成吉思汗陵寝
成吉思汗去世后，作为政治军事指挥中心的鄂尔多斯变为祭祀成吉思汗圣物的宫帐、八白宫，精锐卫护部队形成了守护和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宫的鄂尔多斯部。传说，成吉思汗远征西夏途经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时，看到这里美丽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忘情地失手掉落马鞭，当从人去拣马鞭时，他挥手制止，并不禁吟诗一首：“花角金鹿栖息之所，戴胜鸟儿育雏之乡；衰落王朝振兴之地，白发老人享乐之邦”。作为宫帐和部落的鄂尔多斯，书写了百年时间、万里大迁徙的传奇故事之后，最终来到了成吉思汗生前眷恋的作为享乐安息之地的鄂尔多斯。
3、开放、包容、多元、和谐的现代化城市
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撤盟设市，使作为众多宫殿、忠诚部落、神奇地域的鄂尔多斯与现代化城市鄂尔多斯融为一体，从而开启了更开放、包容、多元、和谐的鄂尔多斯新纪元。在原始封闭状态下和有限的活动范围内，可以形成相对独立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而随着全球一体化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经济社会文化将会有全方位、深层次的交融。可见，随着生产方式的日益完善、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交流层次的不断深入，民族历史、地域历史会成为世界历史，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也会成为世界文化中的组成部分，会成为全球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有机整体。
二、成吉思汗文化的内在生命活力
作为宫殿、卫队、陵寝、部落的鄂尔多斯，都是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的。或许正是这种历史渊源，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率先提出“成吉思汗文化”概念。文化作为人的内在灵魂，与所遵循的客观规律融为一体而具有长久的生命活力。成吉思汗之所以成为天之骄子、世界巨人，除了个人优秀品质之外，主要是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旅游与文化的融合发展引领经济繁荣的新时代，从传承、宣传和创新发展成吉思汗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特别重视成吉思汗的三个之“最”，即最早、最富、最给力。
1、最早提出并实践了“全球化”。“全球化”是多方面的，包括人员往来、商业流通、信息交流等等。成吉思汗扫除了欧亚两大洲之间的疆界，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建立了畅通的运输线和通讯联络线，一个完善的驿站系统，把辽阔领域的各个部分彼此联系起来。韩国学者金钟日说：大地是人类的家园，我们只有一个家，这是当今人类“全球化”的新概念。然而，“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大统一。蒙古国学者毕拉认为，成吉思汗最早提出了“全球化”概念，把它作为一种理论来判断局势和指导行动，并贯穿于所有开拓和征服活动中。也有学者认为：在网络还未出现的的七百多年前，成吉思汗就打开了全球信息交流，他所建立的通讯网络系统就是现在电子信息网络的雏形。“成吉思汗的驰马驿站是当时通讯业的最佳最快形式，是当今世界英特网的前奏”；“这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
2、占有最广阔土地而成为“千年首富”。在资本、土地和劳动这经济“三位一体”中，如果按土地面积来计算，成吉思汗是“人类历史上的千年首富”。当时，蒙古人打下了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欧亚大陆的大部分都归入蒙古帝国的版图，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在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转折点，是蒙古人为通向新时代平铺了道路，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的确，蒙古人带给东方和西方的都不是自己创造的东西，但他们信奉知识和财富的力量，并愿意和善于扮演这个传播者的角色。正是在这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交流中，成吉思汗不仅成为首富，也改变了人类创造社会财富的方式方法。戴尔·法利斯在《图书馆》上撰文，介绍了从成吉思汗到比尔·盖茨各个时代的最富有者。作者认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功者之所以获得如此成功，首先是因为严格遵循了时代的经济和科学发展的规律，其次是靠个人的奋斗精神、创造才干和无比自信，同时还抓住了历史机遇。自然规律客观存在，谁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和更准确地把握它，则是要看人的天分和历史机遇。
3、给予世界旋转的最初的动力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而成吉思汗“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蒙古族最先创造了成为主体货币的纸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美国学者捷克·法萨切伏德说：“成吉思汗有意提高了金融、纺织、皮毛加工、生产纸张等手工业者的地位，并保护了他们的合法利益”；“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在自己管辖的多国建立金融系统，并执行了成吉思汗坚持的商业政策。在中国执政的蒙古人开始流通纸币，波斯汗国后来也尝试过使用纸币。欧洲各国经马可·波罗的介绍，了解到蒙古纸币的优越性，也尝试过使用纸币”。
在社会各共同体中，人们生产的产品是单一的，而现实需求是多种的，因此需要产品交换。产品变成商品来交换，表面上看只是个人的利益交换和需求互补，但实质上由此使各个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受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到了蒙元时期，蒙古民族最先创造国际通用纸币，使“纸币取得了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用国家强制行动使纸币得到社会公认并取得社会权力，使纸币成为具有信用的主体货币。
最好的经济学理论，就是通过最简单的原理，概括最复杂的事实。成吉思汗不是经济学家，不懂货币的内在本质，但很好地应用了货币的功能，他是最具执行力的天才人物。蒙古帝国一方面靠“社会大风暴”手段，靠武装力量，开拓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另一方面，靠经济手段，靠货币权力，使国界的扩展与货币权力的增大，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美国学者捷克·法萨切伏德说：“在已过去的千年，成吉思汗在为近代生活打下基础方面超过了任何一个人”。现在，蒙古族曾经打天下的武装力量早已消失，而蒙古族最先赋予纸币所形成的货币权力依然统治着整个世界。这是成吉思汗文化中最微妙、最神奇的地方，也是蒙古族历史文化中最辉煌、最有价值和最有生命活力的部分。
三、创新发展的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
看一个地区民族文化是不是达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高度，主要是看其中是否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历史思维，能否对历史发展过程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总结和认识。历史思维是一种达到哲理高度的思维，而鄂尔多斯蒙古族中的文化精英一直致力于这项事业。例如，从《蒙古源流》可以证明，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已经具备了比较完整的历史思维；从“独贵龙”运动的历史，可以看到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中有一种强烈的策略意识；从乌审旗“公众委员会”看到鄂尔多斯蒙古人出色的远见和前瞻性。
总览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历史，可以看到一种敢于追求高端目标，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的精神。在宫殿、部落、地域以及与现代化城市融为一体的斯鄂尔多斯，蒙古族勇于探索、善于创新的优质文化基因，也根植于人们的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乃至整个地域与现代化城市融为一体的鄂尔多斯文化建设中，创建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的鄂尔多斯新的知识体系，努力使鄂尔多斯成为有自己学科知识体系的地方或者说城市，这是鄂尔多斯人创新意识的集中体现，也可以说是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一个创举。
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初期，阿云嘎在《试论鄂尔多斯学研究中对几个关系的把握》中认为：鄂尔多斯学研究必然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内容将十分庞杂。仅是它社会科学部分的内容也将会有至少二十个以上的分支，而从这些分支中再分组下去，其规模和范围将十分可观。这样必然要产生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能不能寻找出一个角度、切入点或者方向，把所有这些研究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任何一个学科研究或者课题研究，都应该有一个核心问题或者“纲”，大家从各自角度去深化它，推动它，最后又去突破它。这应该是任何一个研究工程的必然过程，以地区命名的科学也应该如此。
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和研究，我们找到了学科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自然法则、客观规律。任何科学文化都是由人的思维和行为所形成和发展的，而人本身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人与自然遵循同样的客观规律，即“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一旦把不受地域局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自然法则作为核心内容来研究探讨，那就会开阔视野，穿越时空，达到更高境界。因此，我们以哪些思维和行为形成的文化更接近于客观规律为评判和选择的标准，确立了重点课题“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专著《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
对于在无形中决定人的命运并支配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法则，老子认为是“道”，成吉思汗认为是“长生天”，马克思认为是“真理”。马克思说：“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不管怎么称谓，总之在客观上被某种东西所占有、所支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之所以封赏长春真人，认为道学有“玄旨”，是“仙命”，“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就是本能地意识到了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的客观存在。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动荡和自身知识的有限，成吉思汗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亲览”和“请益焉”，最终还是有很多“玄旨未明”，这或许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如果我们通过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超越民族和地域局限，共同认识和把握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那么不仅可以弥补成吉思汗的遗憾，而且能够共同开创人类文化融合发展的新时代。
作者：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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