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三大古典史诗巨著，荣满中外，为世界蒙古学学者重视。在国内也为广大蒙古学学者珍视，广泛而深入研究。为了宣扬和普及蒙古族历史文化，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弘历就命他的文臣将《蒙古源流》翻译为满文，进而又译为汉文（文言文）。到明朝，洪武帝也命他的翰林译员将《蒙古秘史》译为音写、译注本《元朝秘史》总译。伯希和称《秘史》为“第一流的文献” 。这以后，《蒙古秘史》、《蒙古源流》广泛传播，译为多种外文。国内的蒙文版本也多起来，汉文译本也出现了多种版本。《蒙古黄金史纲》也出版汉译本。无疑，这对于普及蒙古族历史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草原游牧社会的历史和草原人的社会生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近来，我在拜读和从事再译，或称修撰《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纲》时，发现了一些片断汉译文不切合实际，或是与环境不相合、不准确的文字。仔细思考后，甚觉有必要提出这些片断的误译，在谈出我的看法后，能引起更多学者和读者的关注，寻找误译的根源，纠正不切实际的错译文字，以正确的译文呈献在大家面前，那将更加有利于以正确的史诗普及于大众。

《蒙古秘史》成书于1252年，《蒙古源流》成书于1662年，《蒙古黄金史纲》成书于1604/1627年之间。三本书全是蒙古族作家用蒙文写成的。那时候，交通闭塞，物质贫乏，印刷条件很困难，因而没有照原稿印刷成书，广泛传播。是为熟知者的挚爱，他们想了解蒙古族的历史，深知“凡人不知其来源，则如林中迷路的猴子；不知其宗族，则如玉石雕成的假龙；不读其家史，则如遭到遗弃的婴儿”的谚语，出于对文化的追求，他们真是不顾有多少困难，硬是誊抄，传阅，表现出一种真诚和顽强的意志。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境况下，《蒙古源流》和《蒙古黄金史纲》才得以传世。

    在传抄过程中，原作者的手稿早已丢失。《蒙古源流》据调査得知，蒙文抄本和刻本就有三十多种。研究者发现各种抄本的差异尚多，于是，有许多有识之士在各个历史吋期，陸续做了很多认真的考证和校勘，集诸多贤士们的智慧结晶，使《蒙古源流》译作逐渐臻于完善，上了一个新高度。伹是，就现出版的三大著作，以我之见，依然有错，不妨举儿例吧！

举例后并讲出我的理解，予以修正。这也许是缘木求鱼，或者是我的理解有错，唯求教于专家。拜读北大历史系教授余大钧先生译注《蒙古秘史》（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69节(第67页)时，他在 “蒙力克父亲”下有注释： “《秘史》原文为蒙力克.额赤格，旁译 “人名，父”，额赤格为蒙古语父亲之意。……也速该临终时，只有蒙力克在他身边；也速该便把妻子诃额伦和幼小的儿子们托付给蒙力克，请他照顾。蒙力克不负也速该的临终托付，尽力照顾诃额伦及其幼小的子女铁木真等。诃额伦在夫死后极为孤苦艰难的情况下养育幼小的子女们，得到蒙力克的许多帮助、照顾，从蒙力克那获得无比的温暖，因此听从长子铁木真的意见，嫁给了蒙力克，与他同居，共同生活了一些年。拉施特《史集》记载说： ‘无论是遇到祸福或苦乐，他(蒙力克)总是与成吉思汗一条心。成吉思汗让自已的母亲月伦嫁给了他；他与成吉思汗并排坐，坐在他的右边，高于一切异密之上。’(《史集》汉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273页)后来铁木真长大了，事业愈来愈发达，诃额伦才随铁木真过，蒙力克也因前妻遗留有七个儿子，需要照顾，才与诃额伦分开，与自己的儿子们一起生活。蒙力克是成吉思汗幼年和少年时抚养他成长的养父，与成吉思汗的关系一直处得很好，故被尊称为蒙力克·额赤格，即蒙力克父亲。”

从这段注释里我们可以十分中肯地看到，诃额伦是尊从丈夫的托付，也是儿子铁木真的意愿，她嫁给了仆人蒙力克，故而，成吉思汗称他为父亲。而且这一事实还用《史集》的记载作证。这就足以让许多读者信以为真了，就是不少专家学者也诚信此事。但是，在熟知蒙古族习俗，又能独立思考、绝不盲从的蒙古族学者道润梯步先生的译著里，他的注释是： “原文为察合，米讷，旁注为：孩儿，我的。即：我儿。是对随身僮仆的昵称，不是指自已的子侄。”这里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铁木真与蒙力克的父子关系，也否定了诃额伦下嫁给蒙力克之说。这是力排众议之说，是独立思考的结论。

道润梯步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它既符合民族的习俗，也符合历史事实。

乌兰先生的《蒙古源流》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三卷，有一段叙述“汉地”之朝代沿革和皇帝更迭的文字(159页)，她在第88注释中指出：“从此句往下的汉至宋的中原王朝皇统，d本已删去。其中舛误百出，于研究这段历史无补。然而作为蒙文史书中的一部分内容，还是应该保留。”她把这段舛误百出的文字原样保留下来了。当此时，我想了一个问题，保留这段内容，这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它是史书的一部分，不可删去。但面对舛误百出的文字，只考虑“尊重”原作者，而让百出的舛误继续呈献给今天的读者，让人们去品尝发霉的东西，接受错误的历史叙述，让人们去认知原作者的无知和彻底的失误，我觉得这不是对原作者的尊重，也不是对现今读者的尊重。既想要保留，就应当修正其舛误，让它披上绿装，成为貌美的鲜花，展示风貌。这才是真正的尊重，也是负责任。这是我的观点。正是为了保留史书的全貌，保留书的完整性，我则按照作品的整体需要，对原文字做了彻底的改写，依据历史事实，重新撰写了一段文字，以新面貌和读者见面。这段舛误百出的文字，在道润梯步先生的新译、简注《蒙古源流》里全删去了。他没注解，不说明，真是不显山也可露水，达到宁缺毋滥。这是一种美意，也是对原作者的尊重。而在读者面前呈现的是明达畅通的文字，正确的历史信息。在他的笔下，他还把吐蕃王娶文成公主之事也删去了，其意何为，他没说，由你想去吧！

翻译別人的作品，原本是看重原作的重大意义和其优美的意境，对原作的疏漏则应予从修正，葆其美丽。这是我的原则！

我在拜读道润梯步先生新译、简注《蒙古秘史》时，他在第一卷中就将明汉译中，“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 的错译彻底改正了，称他们是两个相爱的男女。他很生气地说那错译是“蛇足”。 明译的错误既是不懂蒙文，也是不从实际出发，而又不求甚解造成的怪事。

修正错误，好！

翻译时因疏忽而造成的错误在其他蒙古族古典历史著作中还有，现抄录下来，供大家思考。或能从中找出根源，从源头正本清源，还原作一个美妙，那将更好。至少也可在讨论中纠正错误，还庐山真面目，也是大家所追求的吧！

清译本在叙述诛杀隆纳木后，需选一子为罕时，迪库木赞博夫人说；“我夜梦与一白色人同寢，迨后产一卵，此子出。”（见道润梯步新译《蒙古源流》42页。下称《道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乌兰愽士的《蒙古源流》研究（以下称《乌本》）译文的75页：“一天夜里我与一个白色人共寢，后来生下一只蛋，那只蛋裂开就成了儿子孛喇出。”母亲说。道润梯步在译《蒙古源流》时，将这一段译为： “后产一卵，卵即破，乃出此博罗出焉。”(见《道本》40页)

以上三种译文中犯有同样的错，沒摆脱“蛋”的概念。这是否是过分忠于原作而忘了科学和实际呢？

《蒙古源流》的清译文在叙述衮·垒·旺博在翻译经卷时说：“按盈发之数各系一哈达。”（见《道本》80页）道润梯步先生在他的《蒙古源流》译文中说；“每函之端各系一绫签，每绫签之前俾各坐一僧，献以无量之供奉。”(见《道本》76页)在《乌本》117页倒11行说“翻译从前未译出的所有经卷，该王在头顶的每根发根上各系一条彩绸，令每条彩绸上各坐一个僧人，无比恭敬地供奉……”

  将以上三种译文试作比较，道润梯步先生的译文比较合理，切合实际，也许符合原作之意。是一种美作！其他译作，假如从实际出发，在该王的每根发根上系彩绸，能系上去吗？那要系上多少彩绸？还要在彩绸上各坐一僧人，能坐上去吗？确属不切合实际，让人无法理解，更不能实施。此为常识，谁也懂。为什么出此错译？耐人思考！

道润梯步的《蒙古源流》译本110页称；“达合氏夫人相继而卒。”清译本也说“相继而卒”。《乌本》146页倒9行也说：“侧室哈屯也去世了。”

对此说，道润梯步先生在注释中不予承认，人未卒呀。而在《乌本》的42条注释中说：“这种说法仅见于《源流》，当是作者的想象之词。”在翻译时，明知错而保留，妥当吗？我以为有错当修正，给读者以正确的信息！把这句不符合事实的话删去，不是也很美吗！

《乌本》在224页倒13行说：”你的弟弟哈撒儿在喝酒的时候摸过忽阑哈屯的手” ，《道本》171页也说；“曾握忽兰夫人之手焉。”清译本也译为：“曾握和兰哈屯之手。”从上下文看，此说均为突如其来，上下不能承接。这是否也是画蛇添足！

《乌本》234页倒11行：“并赠献了失里木只城中建有功绩的百姓和土地。”《道本》198页倒4行说：“献有功地方之人众焉。”淸译本译为：“并塞勒木济城之人众。”从实际考虑，在寺庙的供坛上献上“人众”和“土地”， 硧属不切实际，人和地方怎么献上去呢？如果是口述供物，做一种许愿，献上上述两种供物还可说的过去。但在叙述中不做必要的说明，不周严吧？

《乌本》366页正三行；“赐给瓦只刺·土麦名叫兀罕出·陈坛的妻子，……”《道本》355頁倒二行：“赐瓦齐尔·托迈以名乌哈珠·沁丹之妻，……”清译本译为“以乌堪珠沁丹与斡齐尔托密为妻。”此种译文不切合佛教常规！出家人不娶妻，这是教规，主人不应当赐给妻子，那是不敬。可能是派给他一位侍奉他们的妇人，让她做家务活儿。是什么原因造成错译？许是叙述不周密，丢了必须的说明；或者是误译，造成语不达意。可以有多种猜测，但绝不能说：译者无知！这是常识性的事呀！

在朱风、贾敬颜两人合译的《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页里说，“出征塔塔儿的铁木真” 。 在28页说：“主圣娶了古尔伯勒津哈屯，而在29页却说她“投水自尽了” 。从实际考证：出征塔塔儿的人当是也速该·巴特尔，铁木真是当日刚出生。古尔伯勒津哈屯没投河自尽，是为成吉思汗纳娶了。这是历史事实。但在《汉译蒙古黄金史纲》里出现相互矛盾的叙述，这似乎是不应该出现的常识性错误。是笔误还是什么原因造成错误的，耐人思索和探求。

翻译，实是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重新创作。只有保留译作的真实、正硧、叙述严谨，切合原作，叙事扣人心弦，脍炙人口，作品可成玉洁冰清之作，真有枯木逢春之妙，是为译者之最高追求。以真善美的纯洁作品贽献给读者，那才是真正的对原作者的尊重和忠诚，也才能对得起读者。这是我的思考，也是文化工作者的良心。

 “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 。这是屈原在《楚辞·九歌·山鬼》中的一句话，愿以此表示心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