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蒙商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重要群体，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曾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其促进经济繁荣、推动民族融合的积极作用应在中国社会进步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地处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南部的多伦县而言，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辉煌的商业发展史，曾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漠南商埠”、典型的旅蒙商之都。而作为最重要的旅蒙商群体之一的晋商，在多伦诺尔形成“漠南商埠”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影响，是积极的、重大的。以下参考有关专家和自己掌握的资料对清代多伦淖尔晋商活动的有些情况略作归纳总结，通过这种方式对希望了解多伦、了解晋商、了解晋商与多伦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人们发挥一些积极的帮助和引领作用。

 一、多伦淖尔晋商的缘起背景

     多伦县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南部，是内蒙古自治区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航线距离180公里），北距锡林浩特市、东距赤峰市、东南距河北省承德市、西南距河北省张家口市四地公路距离均在280公里左右。南邻京津冀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地理位置优越。全县总面积3863平方公里，辖2镇3乡，64个行政村。总人口10.9万，有汉、蒙古、回、满、朝鲜、达斡尔、藏等民族。

康熙年间，在平定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过程中，清朝政府组织部分商人跟随清军在长城与自治区多伦诺尔之间贩运军粮、军马等军用物质，以解决清军的后勤给养问题。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在康熙帝指挥清军进攻噶尔丹行经锡林郭勒草原时，允许各部、各旗沿途向清军出售马、牛、羊、骆驼等物。由理藩院另设一个营，商人在营中贸易。清朝军队每营派一名官员，专司贸易之事。随军贸易的商人用绸缎、棉布、烟茶等与沿途的蒙古人交换马匹、皮张等，做“蒙古生意”，以供应军需为主。后来，随军贸易渐渐扩大到了清政府驻锡林郭勒盟等蒙古地区的驻军中。这些随军贸易的“皇商”，就是后来的“旅蒙商”，他们很大一部分是晋商，还有部分是来自直隶、山东、陕西等地的汉、回族商人。

平定噶尔丹叛乱后，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管理，康熙和雍正皇帝先后在多伦诺尔建立了 “汇宗”和“善因”两大寺，并请来藏传佛教的活佛章嘉呼图克图在这里主持漠南蒙古各部的佛事活动。之后，蒙古各地的王公贵族和牧民不顾路途遥远，不畏艰难险阻，扶老携幼，骑着马、驼，赶着牛羊畜群，驮着毛皮等畜产品从四面八方云集于此参加朝拜、法会和布施等，佛事活动相当频繁，规模也大，几乎每天都有法会。这些人们除了参加朝拜、法会活动，还要以物易货，换回他们生产生活需要的用品。多伦诺尔的旅蒙商们除了搞随军贸易，还要组织好来这里参加佛事活动的人们的商业活动，与当地王公贵族、牧民进行贸易。当时来此地的一些晋籍旅蒙商为寺庙建设提供建材和货物供应，后又租赁喇嘛们的房屋作为货栈，这些货栈以后就逐渐演变成为旅蒙商的店铺基地。使得多伦诺尔“以喇嘛庙之名播于远近、商贾踵集、土地益盛、成巨然一大都市”。从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二百多年间，多伦诺尔在成为“喇嘛教之都”的同时，逐渐发展成为“旅蒙商之都”，形成了“南迎中华福，北接蒙古财，日进斗金，日出斗银”的“漠南商埠”。

到康熙后期，多伦诺尔已发展成 “南北长四里，东西广二里”，“居民鄰毗，屋庐望接”之地， 为“外藩四通之区，马驼丛集之所”。清朝人记述当时的贸易场景时说:“墩夾边墙内外长，纷纷庐落绕牛羊。白貂绿马边头贵，争换红盐向市场”。

雍正至咸丰年间，多伦诺尔逐渐形成以额尔腾河（现名小河子河）为界，右岸为寺院区，左岸为商业区，东西宽四里、南北长七里，分十八甲，有大小十八条街道的商业城。

清朝末期，多伦诺尔的人口总数超过20万，成为内蒙古地区仅次于归化城的大都会。

二、多伦诺尔晋商的基本情况

   （一）、晋籍旅蒙商人的经营活动要追溯到清康熙年间。1691年，在组织漠南、漠北多伦会盟之后，为稳固多伦诺尔的宗教、商业中心地位，清政府派遣京城的鼎恒生、庆德正、聚长城、大利等八家大商号到多伦诺尔设立铺面，做“蒙古生意”。初到多伦诺尔的这八大商号的商人，是奉皇帝圣旨到多伦诺尔经商的，为了鼓励，清政府理藩院对这些人封以官职，发给“龙票”，他们被称为“顶戴商人”、“龙票商人”，是典型的“官商”。“龙票”是清政府发给商人的一种信符证件，类似护照或营业执照。上面记有商号的字号、经营的货物品名、数量、起程日期等，并有保护商人生命财产的条文。最初的“顶戴商人”在理藩院领取“龙票”的同时，还要发给商人手铐脚镣等刑具，如遇到扰乱经商者，可以铐送到各旗由当地的札萨克惩处。之后，直隶、山东、陕西、甘肃等地的商人也大量的来到这里经商。

从目前掌握的一些史料看，清朝初期多伦诺尔的“八大商号”都是晋商开设的，在支持清军入关方面，他们多有资助，清政府很感激他们。据清代《万泉县志》记载：“八大商人者，皆山右（即山西人）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八家主之。”

据资料显示，晋商在多伦诺尔的发展和经营到咸丰、同治年间达到一个高峰。当时的多伦诺尔有商号四千多家。其中的大商号多为晋商开的商号，他们掌握了多伦一半以上的商业资产。根据现存在山西会馆中的道光二年重修碑记载，仅为重修山西会馆捐款的山西商号就有一千多家，因而晋商就成为当时多伦诺尔城财富的主要创造者。

多伦的商会户数中，河北籍商人多于山西籍商人，而资本却是山西籍商人居多。咸丰、同治年间，担任会馆总经理的商号有“太谷店、大盛魁、汇锦店、奎隆安”等，担任经理的商号有“广和永、同义店、兴盛木局、永总宁、恒盛昌、永顺升、谦和魁、永兴店、福盛楼、大兴长等四十五家会馆首魁商号”。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多伦诺尔理事同知署成立商公所时，设会董32名，山西籍商人和河北籍商人各占16名，其中正会长一名由山西籍商人担任，副会长一名由河北籍商人担任。民国八年（1919年）八月，改商公所为商务会，正式成立了商会，设立会董30名，其中山西籍商人占16个席位，河北籍商人占4个席位，设会长一人，由山西籍商人担任，副会长一人，由河北籍商人担任。

据杨溥的《察哈尔之多伦调查记》记载：多伦商业，向分“燕晋”两帮，仍推晋人占据优势，至今犹然。山西人善于经商，令人佩服。当商业盛时，西北至库伦桑贝子，北至满洲里、海拉尔，均为多伦商人势力所及之地。

   有资料记载的几家多伦诺尔著名晋商：

    1、山西介休范氏。是清廷派到多伦诺尔“八大商号”中的一家，创始人是范永斗。主要经营绸布茶粮、铜、盐，其在多伦的分号只是众多商号中的一个。

    2、大盛魁小号“大盛川票庄”。其前身是祁县裕盛魁钱铺。多伦诺尔的大盛川票庄庄口，常年有伙计3-5个人，以办理商业汇兑和私人汇兑业务为主。存款利息按四厘计算，借款利息按多伦诺尔当地利息计算。庄口每月给祁县总号送营业报告，名为月清折。年终有个总结账。

    3、三玉川茶庄。属大盛魁系统，总号设在祁县城内。在多伦设得庄口属“后路庄”，主要卖三九茶（一箱装39块茶）。

    4、榆次常家。主要经营地在恰克图、多伦诺尔等地，主要经营茶叶和绸缎。

    5、介休冀以和敦信堂开设的恒顺发皮毛商号，清咸丰年间开设。是连锁经营店中的收购店。

6、合盛魁洪家。在多伦诺尔经营的项目很多，主要是“出房子”，深入到草地与蒙古族牧民做买卖，将牧民所需的各种生产和生活物资即时送到牧民的手中，在牧民中建立了良好的信誉。

关于多伦诺尔姑娘湖的传说：

姑娘湖旅游景区位于多伦县蔡木山自然保护区内，距县城48公里。这里地处浑善达克沙地的边缘，是以姑娘湖为中心的一个生态旅游区，湖水清澈，不淤不漫，湖水中有鲤鱼、鲫鱼、鲶鱼等，是垂钓的好地方。旅游区的天然次生林资源非常丰富，有杨树、白桦、榆树等。狍、獐、狐狸等野生动物繁多，是多伦县天然林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较为集中的地方。

流经姑娘湖的吐力根河两岸景色迷人，河里盛产的细鳞鱼曾被选为雍正年间的宫廷御膳。

“姑娘湖”的北面背靠青龙背，青龙背在多伦城很有名。传说1691年多伦会盟期间的某一天，康熙皇帝巡边策马走到这里有些倦意，他下马后看到这里山峦曲折绵延，风景优美，就停下来在这里休息，不知不觉中就睡着了。睡梦中梦见他骑在一条青龙身上，青龙扭动着身体想要起来，被梦惊醒后，康熙帝觉得这条青龙就是反叛的葛尔丹，还想在这里称王，于是就说：“这里就叫青龙背吧”！意思是指青龙永不会翻身，青龙背由此得名。同时这里还有一个奇怪现象：在姑娘湖方圆40里范围内没有蛇的影子，而且这里的青蛙不会叫，成了一个难解的迷！

   “姑娘湖”蒙语名称是“呼痕淖尔”，其名字源于民间一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相传多伦诺尔商埠开辟后，合盛魁少东家洪长顺跟着商号的二掌柜及一些伙计“出草地”，来到距这里不远的浩特扎起了帐房。这个浩特中有一顶白色的蒙古包显得特别突出，蒙古包格外干净整洁，这里住着一户蒙族牧民，家中有位叫乌兰托娅的姑娘，两只眼睛又黑又亮，长得楚楚动人。她能讲些简单的汉语，看到洪长顺他们到来很高兴，主动过来帮助搭建帐房、拉水、收拾东西。洪长顺正值青春年华，通过接触，两个人产生了爱情。两家大人虽然都不同意这门亲事，但也并没有反对他们。但就在二人热恋之际，灾祸突然降临。原来，多伦诺尔衙门理事同知（官名）的管家早就对乌兰托娅垂涎三尺，但托娅从不理睬他。得知洪长顺和托娅的恋情后，他嫉妒得发疯，将此事报告给了。在当时，清政府明令禁止汉族商人娶蒙古族姑娘，衙门理事同知觉的想洪长顺也太胆大了，竟敢违抗禁令，于是将他关押了起来。那个管家暗中使坏，对他严刑拷打，想让他屈服，但洪长顺对托娅的感情坚贞不渝，不论管家怎么折磨他，都不肯求饶屈服。姑娘看到心爱的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心痛欲绝，想到今生不能长相厮守，只能等来世再续前缘了。于是托娅策马来到湖边，怀着对长顺深深的爱恋，纵身跳入湖中。洪长顺几经波折终于被家人救出后，得知托娅已经为他殉情，便整天痴痴呆呆，一心要去追随托娅。有一天他来到湖边，忽然看到姑娘的身影浮出湖水水面，并向他招手，于是他也纵身跳入了水中与他心爱的姑娘去相会了，后来人们便把这个月亮湾湖称作“姑娘湖”。

（二）、晋商商号大多只经营一、二种商品，主要是茶叶、烟草、布匹绸缎、日用杂货、粮食药材和食盐毛皮等，这些商号能够直接到中原及东南沿海贩来货物，然后批发给当地一些店铺或“走草地生意”的行商转运。还有一些是综合性商铺，他们的大院“前店后库”，既做零售，也做批发。在经商过程中，他们将内地的绫罗绸缎、棉麻布匹、铁木瓷器、茶叶烟草、药材燃料、日用杂货、佛教法器等大量运往多伦诺尔城，除了在当地销售外还运往草原各地。同时，这些商人将草原上的牛、马、羊、驼、绒毛、皮张、蒙盐等汇集多伦诺尔，然后内销关内各地。

在发展的鼎盛时期，多伦诺尔商业领域除了普通的六十三行，还有十大粮商，八大银号，五大烧锅，两大当铺以及剃头理发、牛羊屠宰加工、皮草制作、牲畜牙纪、铜银器制作等，茶馆、饭馆、烟馆、赌场一应俱全，商号总数达到四千余家，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每年大约有七八万匹马，四五万头牛，四五十万只羊从这里销往中原各地和海外。集市的繁荣极大地增加了当地的税收。据光绪九年统计，仅毛皮、牲畜两项的交易税就达三四万两白银，盐关收税为二十五万大洋，另外征收地方杂税四五十万两白银，其税收总额超过当时归化和包头两地的税收总和。

各商号与蒙古人的交易，大多采用“信用”赊销，春夏两季，先由买方选购所需商品，然后立下字据，讲明秋后用牲畜和毛皮等抵还。这样的交易方式符合蒙古地区“以物易物、事成两便，向不通行银钱”的习惯，一般都会得到各旗官府的支持和牧民的欢迎。长期的信用交易使商家和顾主建立了永久性的关系，甚至结为朋友，使其生意日益兴隆。生意由近及远逐渐深入到外蒙古东部各旗。

    “草地买卖”的主要运载工具是勒勒车和骆驼。勒勒车类似大轱辘车、用牛拉，一车可载五百斤，白昼放牛，夜晚行车，每天走三四十里。每峰骆驼可载货四五百斤。从多伦诺尔到蒙古各地要穿过浩瀚无边的戈壁沙漠，有时数百里不见人烟，无论严寒酷暑，途中只能风餐露宿，往返一趟少则三月多则半年。同时在蒙古地区运送货物，还常常会遇到匪盗拦路抢劫的现象。为抵御旅途中遭盗匪和狼群的袭击，一般都要集合几十甚至几百辆勒勒车同行。驼队出发叫“货房子”，一般以12把为一顶，一把有14峰骆驼，就是说每顶“货房子”就有168峰骆驼、常常是几顶，几十顶一起上路，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清朝中期，清政府规定旅蒙商除在多伦诺尔城可以开设店铺外，在蒙古其它各旗只准立“天幕”，做“账房买卖”。多伦诺尔的山西商号和众多商家就用勒勒车或骆驼运载货物到蒙古各旗王府、寺庙或者牧民的牧点扎起帐房进行交易，所以也叫“帐房买卖”。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以晋商为主体的多伦诺尔旅蒙商由内地贩运商品到人迹罕至的大漠南北戈壁草原，开拓出贯穿南北东西的商路，密切了中蒙俄之间的交流联系，使广大游牧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及时得到中原出产的粮食、绸缎、布帛、茶叶、杂货和铁木制品、铜器等，享受到“饮中原美酒，用曲沃生烟，品江南名茶，”为祖国北部边疆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到清朝中后期，多伦诺尔晋籍 “旅蒙商”的足迹几乎遍及内外蒙古各地。其通商道路大致有以下几条路线：

1、河北的张家口—多伦诺尔—乌珠穆沁部落—呼伦布雨尔（海拉尔）

2、多伦诺尔—苏尼特部—外蒙古的库伦（乌兰巴托）—俄罗斯的恰克图

3、多伦诺尔—乌珠穆沁部落—外蒙古的车臣汗部

4、多伦诺尔—乌珠穆沁部落—呼伦布雨尔

5、多伦诺尔—河北的独石口—北京

6、多伦诺尔—乌兰哈达（赤峰）—通辽

7、多伦诺尔—郑家屯—卜奎（齐齐哈尔）

多伦诺尔地区股份制的开创者也是山西籍的旅蒙商人。这些晋商商号里，经常会招一些学徒，他们初来时两手空空，学成考核合格后在商号里工作，并拥有股份，年终的时候要根据股份分取红利。从事晋商文化研究多年的多伦二中老教师侯俊良先生说:“多伦地区的股份制在整个内蒙古地区来说都是最早的，这种股份制虽然还不成熟，但它却是现代股份制企业的雏形。”

   （三）、多伦诺尔晋商以“勤俭为本、注重信义、取悦人心”的商德作为经营的守则，沿袭早期旅蒙商 “出拨子”的信用贸易方式。他们到草地与蒙古人做买卖都持有一种“信票”（执照）。这种“信票”最初为张家口衙门一地呈报理藩院颁发，咸丰后期，多伦诺尔知衙门也可以承办。

为尽可能取得广大蒙古主顾的信任，建立“信用贸易”和“永恒主顾”关系，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和营业额，他们先确定经营对象，包括跑庙头，为喇嘛提供服务；跑各旗衙门，一边作买卖，一边跑关系；跑一般蒙古牧民。然后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需要准备商品。

在进行贸易时，多伦诺尔晋商都十分注意取悦人心，主要做法有：施舍小恩小惠。下草地前准备一些礼品，然后根据主顾身份和经济实力的具体情况分层次相送；与蒙古买主搞好关系。各商号都非常注意蒙古的风俗习惯，甚至穿戴等细节，到蒙古族人家卖货时处处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听到与自己商号素有往来的蒙古族买主进城，掌柜的就骑马到十来里以外的地方去迎接等。无论是怎样的买主，到了城里，商号都管吃管住，在买卖中既注意取利也注意建立信用；深投蒙古买主的喜爱嗜好。各商号往往根据蒙古买主的喜爱嗜好精心准备不同对象所需的特殊商品，送货上门；为了扩大经营范围，尽量多做生意，他们精心研究蒙古人的习惯和日常生活需求，尽心迎合蒙古人的消费心理。不论价钱高低，只要是蒙古人所需的商品，他们就尽量去经营，因此为蒙古牧民准备的商品十分齐全，“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有。

三、集中反映多伦诺尔晋商概貌的山西会馆

山西会馆是多伦诺尔晋商在多伦留下的一处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位于多伦县老城区的西南角。 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由山西籍旅蒙商集资兴建的。建馆的目的，就是为方便山西同乡来往交流，并为刚来此地的乡友提供落脚安身之处。这座会馆是多伦老城区保存比较完好的一处清代古建筑群，至今已有260余年的历史。会馆坐北朝南，大致可分为住宿区、娱乐区、商会议事区和关帝庙。

会馆的大门前，是一座高大的牌楼，雕梁画栋，古色古香，极具草原游牧和中原农耕文明相结合的特色。

大戏楼是会馆的一座“明星”建筑。这座大戏楼全由方形条石砌成，恰好是一个“凸”字型。台上有粗粗的明柱支撑戏楼的前半部分，楼顶四角鸟嘴似的正檐斜刺苍穹。再看其东南角，上面悬挂一面明镜，面向西北，可以映照数里外的善因寺。整体上看，大戏楼结构精巧，气势雄伟。据考古学家介绍，采用这种建筑结构形式的，在中国仅有两座。会馆的娱乐区就主要以这座大戏楼为中心。每年的五月十三开台唱戏，一直唱到秋后。到六月十五多伦庙会期间，会馆内的演出活动往往达到高潮。正月十五左右也要演出几日，所唱剧种以山西梆子为主。

商会议事区处在会馆的中间，平时并不开放，只是在有重大商业议事活动时才可使用。议事厅内举行的最重要的会议就是正月十五的议事日。这一天预示着旧的一年已经过去，新的一年将要开始。多伦诺尔的山西商号都要到会馆参加会议，以几十名会董为中心，在议事厅总结山西各商号过去一年的经营状况，决定新一年的经营策略等。行赏与处罚是很重要的一项内容，经营出色的商号要给予奖励，经营不好或违规商号要受到处罚（罚戏若干场）。这样，会馆一年内请戏班子的费用自然就有了着落，不仅起到了惩罚的作用，而且还宣传了山西商人。会议形成最终决议，然后向在外院看戏的其它九百多家商号宣读议事结果，新一年的商业活动也就正式开始了。

会馆的最后一个院落是关帝庙。大殿中间位置供奉的是关羽夜观春秋的塑像，东侧是怀抱宝剑、手掌印信的关平，西侧是手扶青龙偃月刀的周仓。这正殿内雕梁画栋的彩绘，经历了260多年的风风雨雨，颜色却依然十分鲜艳，在内蒙古地区算是保存比较完好的艺术品了，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配殿内的墙壁故事画，也是会馆内的一绝：整个墙壁所描绘的是三国里的重要故事片段，以关羽一生的业绩为主线，“桃园结义”、“夜观春秋”、“大破黄巾”等场景应有尽有。每个月的初一、初五、十五是山西商人进香的日子。

会馆内所以要供奉关羽，一是因为关羽是东汉末年河东解县(位于今山西省运城西南)人，晋商作为同乡，与他格外亲近。二是会馆建成之初，名为“伏魔宫”，意在供奉山西英豪关羽，求其保佑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所以，当地人又称山西会馆为关帝庙。三国以后，关羽的形象不断被美化和神化，逐步成为一个被佛、道、儒三家共同推崇和供奉的神，晋商因此感到非常自豪，同时又把关羽视为“信”与“义”的化身，一则是对同行的要求，二则向人们表明诚信待客，决不作无“信”无“义”之事。再到后来，因为商人的供奉与推崇，关羽也就成了财神爷的化身了。

在会馆西侧，矗立着抗日名将吉鸿昌将军的立身汉白玉塑像。1933年5月，日本侵略军攻占军事重镇多伦城。同年6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将军等在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组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察哈尔地区抗击日军。6月下旬，吉鸿昌将军率抗日同盟军主力经过五天五夜激战收复多伦城。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中国军队依靠自己的力量第一次收复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城市，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抵抗日寇、重整河山的信心，也让全世界记住了多伦城。为了纪念这一重大事件，多伦人民修建了这座雕像。

    四、多伦诺尔晋商兴盛的主要原因

1、畜牧业生产的产品不能完全解决牧民生活和生产的需求，必须通过交换贸易的形式取得必要的工农业产品，而畜牧业所产的许多物质，如农业、运输业所需的畜力、工业所需的皮毛及生活所需的肉食，又畅销于国内外市场，这是旅蒙商能够兴盛起来的根本原因。

2、多伦在没有汽车或火车的交通情况下，其所处的位置是比较便利的，由这里可以通往蒙古草原的四面八方，离北京只有700余里，是进货和运销畜产品比较适中的地点。

3、随着旅蒙商的商业资本的发展，多伦手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手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4、自乾隆年以后，清朝政府规定不许汉人到盐池拉盐，使得每年运盐季节（阴历三月十五至九月十五）运盐到多伦的蒙民日益增加。。

5、汇宗寺和善因寺的建立、章嘉呼图克图的入住。引来远近各地很多王公贵族和牧民前来朝拜，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6、清政府对蒙古各部的拢络亲善政策，也是旅蒙商在多伦很快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

五、多伦诺尔晋商的积极作用

晋商在多伦诺尔几百年的发展兴衰，在旅蒙商历史上写下凝重的一笔。他们促进了蒙汉民族经济文化往来的交融，沟通了内地与边疆的物资交流。牧民的牲畜和畜产品卖不出去，迫切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品运不进来。晋商的贸易活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牧民生产生活的需求，对畜牧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成为蒙古与内地经济联系的桥梁。

晋商的发展加强了蒙汉等各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他们在商贸交流中学会了蒙古语言，了解了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学会了牲畜饲养，同时将中原地区的酿酒、榨油、制革、制毡、制衣、烧砖、建筑、木器制作等手工业技术带到了牧区草原，促进了牧区经济的发展。

在交易和生产中，蒙汉各族人民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互补关系，沟通了蒙汉人民之间、农牧之间、内地与边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晋商的出现，促进了许多草原牧区集镇的形成。多伦诺尔就是在他们的发展中逐渐繁荣起来的，并逐步形成为漠南草原牧区的经济中心和城市，促进了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

晋商在多伦诺尔的商业活动，也使自身获取了丰厚的回报，得到了发展壮大，为多伦诺尔留下了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用多伦县侯俊良老人的话说就是：“晋商商号实际上是蒙古族了解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窗口，旅蒙晋商对蒙古族商品经济观念的转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以“山西会馆”为代表的晋商文化的不断传播普及，晋商对多伦诺尔的影响不但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同时也对生活在这里的各个民族之间关系的改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多伦诺尔地区，除了汉族、蒙古族和回族，还居住着其他少数民族，晋商的诚实、守信和勤劳得到了各民族的认可和赞誉。

如今在多伦诺尔，晋商文化不仅是一种商业文化，同时也逐渐融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演化成一种多伦当地人遵守的道德准则和社会规范。      

参考资料：

    《多伦县志》  （主编  卓孔铭）

        《漠南商埠——多伦诺尔》 （主编 钟志祥）

        《多伦县汇宗寺》 （主编  任月海）

        《多伦县文史资料第一辑》（编译  任月海）

        《多伦诺尔散落的记忆》（杨学文）

        《御制汇宗寺碑文》（清朝康熙年间制）

作者：李建文 锡林郭勒元上都文化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 

      研究方向：锡林郭勒地方学 上都文化 锡林郭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