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锡林郭勒草原是察哈尔蒙古主要的核心地区。蒙古族察哈尔部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蒙古族部落，直至公元1480年达延汗再次统一蒙古各部后，在重新划分蒙古六万户时，完全依照依照成吉思汗的旧例，把六万户分成左翼三万户和右翼三万户，建立了自己的护卫军——中央察哈尔万户。大汗驻帐于察哈尔中央万户中。在察哈尔万户内部也划分为左右两翼，大汗驻帐于居中的老察哈尔营。察哈尔成为了具有军事、行政、生产三方面职能的一个万户称谓，形成了具有宗主部地位的部族。据文献记载，明初，乌珠穆沁、苏尼特成了察哈尔的成员。到了清代以后，苏尼特、乌珠穆沁、浩齐特、克什克腾、敖汉、奈曼等鄂托克脱离察哈尔部成为独立的蒙古部落，但是历史上他们源于察哈尔部。1675年，清廷镇压了布尔尼的反清起义后，“移其部众游牧于宣化、大同边（长城）外”，指定的地域就是是“南起张家口、大同边外（就是长城往北），北至马群山（现西苏旗南部，经化德县中部往东绵延），西起阴山东麓（旗下营镇侧），东至多伦县东界。无论从锡林郭勒行政区划的地理位置处于中心地带看，还是锡林郭勒所能包容的察哈尔的民族历史文化内涵与革命传统内涵来看，锡林郭勒草原都是首选的察哈尔蒙古主要的核心地区。
（二）察哈尔蒙古部的光辉历史。察哈尔部由1206年至1480年担当成吉思汗亲军护卫任务274年，跟随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横扫欧亚大陆，为一代天骄的宏伟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从公元1480年达延汗统一蒙古至1635年林丹汗抗清败亡，察哈尔部成为中央万户155年，为统一北元时期的蒙古各部东征西战，为草原近百年的太平局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从林丹汗继位以后，察哈尔部坚持抗清近三十年，表现出了蒙古族人民不甘被奴役、宰割，渴求民族独立与统一的顽强精神。从公元1635年察哈尔部被改编为总管兵役制八旗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314年间，察哈尔部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多次参加平定准噶尔的战役，为维护祖国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在鸦片战争时期，1000多名察哈尔蒙古骑兵在出生在锡林郭勒草原的中华民族裕谦的率领下，血战镇海为抵御外国侵略者全部壮烈牺牲。著名蒙古族诗人古拉兰萨赋诗赞扬道：“英寇狂暴侵海边，勒令我父扫狼烟，将士云集晓恩义，旗丁分聚效忠贤……旌旗凌空蔽日月，剑戟挥舞天地炫。”内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亲率几千察哈尔八旗军和哲里木、昭乌达马队。于1859年6月进行的大沽口之战，是近代以来中国在抵御外侮战争中少有的一次最大胜仗。革命导师马克思在《新的对华战争》一文中，热情地报道了“约有2万蒙古军队做后盾的大沽炮台”，向英国舰队猛烈轰击，陆战水战同时并进的炽热战况，突出赞扬了察哈尔等蒙古骑兵所起的重要作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察哈尔蒙古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选择了争取民族彻底解放，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道路，为新中国的成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近八百年的历史，察哈尔部始终处于蒙古民族历史的中心。察哈尔部蒙古具有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三）察哈尔蒙古族是历史上创造蒙古族草原文化的主要部族之一。纵观蒙古民族的历史，没有一个部落能够象察哈尔部那样长期处于蒙古社会的权力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明朝以前，察哈尔作为大汗的亲军护卫，既是捍卫蒙古社会权力中央的军事组织，又是管理汗庭事务的职能群体，同时也处在蒙古社会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中心。在北元时期，察哈尔部成为蒙古大汗的驻帐万户，成为军事、行政、生产三位一体的宗主部。在清代，虽然察哈尔被改编为总管八旗制远离了社会权力的中心，但是在蒙古诸部中依然是一个“强悍”的“有着勇敢、英武、坚韧的美名和传统”部族；在科技文化上，察哈尔部出现了上百名数学家、哲学家、军事家、思想家、语言学家、翻译家、天文学家、诗人、学者，代表着当时科学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由于察哈尔部在历史上所处的特殊地位和环境，使察哈尔部与其他诸部相比，不仅吸收和传承蒙古族各部的优秀文化，而且融合了农耕文明的成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察哈尔文化，至今生生不息。
（四）察哈尔部继承和发展的游牧文明是与北方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明。察哈尔蒙古族在长期的游牧生产、生活当中形成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发展观，他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敬畏生命，尊重自然。察哈尔蒙古人的意识形态中，天堂为父亲，大地为母亲，他们祭天、祭火、祭敖包。敖包被尊为神灵居住的地方，定时祭祀，祈求保佑牧业生产，愿景国泰民安。把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的感性融入于传统的祭祀活动之中。察哈尔蒙古族为了减轻牲畜对草原和草场的压力，采用四季倒场轮牧的游牧生产措施，保护了草原。他们非常重视水资源的保护和节约，把水看成圣洁的，在日常生活习俗中形成了许多水的禁忌，以此来保护水资源。蒙古包的设计与使用，既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又极尽所能地利用了自然资源。察哈尔蒙古人生产生活中体现出的游牧文明，重在节约自然资源，适度消费，与自然和谐共存。蒙古帝国建立后，颁布实施的《成吉思汗大扎撒》，把世代沿袭的草原保护习惯提升为国家法律。此后，各代可汗的诏令中都有保护生态方面的内容。蒙古族生态保护法，内容丰富，条款具体，惩罚严厉，保护草原生态环境成为全体游牧民遵守的社会风尚。
（五）察哈尔蒙古的人文精神。在元朝时，那达慕已经在蒙古草原地区广泛开展起来，并逐渐成为军事体育项目。元朝统治者规定，蒙古族男子必须具备摔跤、骑马、射箭这三项基本技能。元、明两代，射箭、赛马和摔跤比赛结合一起，从此形成男子三项。清代，“那达慕”逐步变成了由官方定期召集的有组织有目的的游艺活动，其规模、形式和内容较前均有发展。发展到现代，“那达慕”的内容已不再限于摔跤、赛马、射箭等传统项目，而有了更精彩丰富的项目。不仅有成人博克、儿童博克、儿童夏嘎、喜塔尔等比赛项目，察哈尔奶食品评比、改良品种牲畜评比等也夺人耳目。其间进行的专业马术表演完美演绎了草原人民人马合一的无限魅力，为传统的那达慕增添了亮点。经济贸易活动更成为了政府和民间的重头戏。无一不彰显察哈尔文化炫目夺人的魅力。察哈尔文化中蕴含的‘开放包容、尚武爱国、重商敬业、崇文好艺’的精神。以“那达慕”为承载，成为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一笔无量的财富，是察哈尔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顾拜旦曾指出：“古奥运会最光辉之处在于它的2条原则：美和尊严。”察哈尔蒙古中著名的男儿三艺，无一不显现着他们强烈的体育审美意识和对美的追求。“男儿三艺”不断以新的要求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在劳动力再生产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提高劳动力质量必不可少的条件。男儿三艺是社会生产的需要，还展现了人的身体之美，是人生命之美的诠释，体现了人的生命本能和生命存在。表达了察哈尔蒙古人追求健康、追求快乐的理想，在美的享受中变得“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在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察哈尔蒙古人铸就了不因前路迷茫而退却，追求真善美，积极进取，坚韧不拔的精神。
（六）察哈尔文化在新时代的表现。繁衍生息在锡林郭勒这方热土上的各族人民传承并创造了察哈尔文明。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相交融形成的地域和民族特色鲜明的文化遗产，都构成为锡林郭勒的优势资源。处于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的锡林郭勒，伴随着工业经济的迅猛崛起，每一个旗县都在精心铸造自己的文化品牌，每一个城镇都在努力张扬自己的文化特色，每一个牧户都在刻意追求自己的文化生活。在拥有300处不可移动文物的锡林郭勒草原上，元上都遗址、汇宗寺、贝子庙和多伦清代古建筑群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山西会馆、洪格尔岩画群等29处文物成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锡林郭勒成为“中国马都”，中国蒙古语定为以中部方言的正蓝旗为代表的察哈尔土语为标准音。2006年至今，先后有那达慕、祭敖包、火不思、乌珠穆沁婚礼和蒙古包营造技艺等1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国家或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确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31人。作为蒙元文化的发祥地，察哈尔蒙古人的生活习俗、生产方式、传统礼仪、民间歌舞乃至服饰，无不跳动着文化的脉搏。蒙元文化苑中，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的博物馆展示的7000件文物，绝大多数源于锡林郭勒草原。各个旗县依托传统文化精心打造的“文化名片”就有：苏尼特左旗的“乌兰伊德文化”、“沙嘎文化”、“绳艺文化”和“印记文化”。正蓝旗的“元上都文化旅游节”、“苏鲁锭祭祀仪式”和“察哈尔宫廷奶食节”。西乌珠穆沁旗的“蒙古族长调之乡”、“民族服饰之都”和“游牧文化之源”。镶黄旗的“中国蒙古族阿斯尔音乐之乡”和“中国蒙古族火不思传承基地”。 （七）察哈尔蒙古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察哈尔文化，对于我们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丰富锡林郭勒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内涵，进一步增强锡林郭勒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各族人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推动各民族团结进步，维护社会稳定，实现持续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奇朝鲁先生认为，一个地方构成“学”要具备“四有”，即有自身独特特征的研究对象，有自成体系的研究内容，有其自身发展脉络和规律，有相应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等，可称为地方学的四要素。对锡林郭勒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存在进行理性思考和科学阐释，可成为锡林郭勒学人的担当。
|
上一篇：
发表、查看更多关于该信息的评论
将本信息发给好友
打印本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