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记不清是第多少次，昨晚在梦境中又回到了阔别四年多的元上都遗址。繁花似锦的金莲川，静静流淌的上都河，轮廓清晰的上都城，游人如织的明德门，台基高耸的大安阁，神树挺拔的东城墙，绵延起伏的龙岗山清晰地萦绕在我的眼前。十年的守护，十年的研究，十年的宣传，十年的申遗，十年间与专家学者游客的交流切磋，使我对元上都的认识从模糊到清晰、从零散到系统、从肤浅到深刻。每一次为来宾或游客的讲解，都是我对元上都认识的一次升华，为此，我每天见到的元上都遗址都是全新的。

梦醒后我在思考，因工作调动已离开元上都遗址保护和申遗一线四年多的我，为何时常梦回上都。今天终于找到了答案，是因为元上都已深深地植根在我的心中。今天的元上都遗址更是全新的，它已于2012年6月29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元代世界文化遗产和文化遗产大区内蒙古的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和对上都的深深眷恋，把我对元上都的认识进行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一、元上都历史沿革

公元1251年，蒙哥汗（成吉思汗之孙，托雷之长子）登基。为了扩充势力，派同母二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将漠南汉地的军权交给忽必烈。忽必烈来到金莲川，并搭建传统建筑蒙古包，驻帐于金莲川，建立了金莲川慕府。1256年，忽必烈决定长期在此地固定下来，便命大臣刘秉忠选址建城。刘秉忠选择“滦水经其阳，龙岗蟠其阴，四山拱卫，佳气葱郁”（王恽《中堂事记》）的金莲川开始建城，历时三年城郭建成，命名为开平。1260年农历三月，忽必烈在此登上了蒙古大汗的汗位，开平成为蒙古汗国新的首都，将年号确定为中统（意思是要建立一个中华一统的新局面）。中统四年（1263年），忽必烈下诏书将开平诏令为上都，中统五年（1264年），将年号更改为至元（意思是要致力于建立大元王朝），并在燕京（今北京城）建立元中都（1267年，又重新选址建元中都，后称大都），确立了两都巡幸制度，元上都和元大都成为大元王朝交替使用的两个首都，历经十一帝，108年。

从至元元年（1264年）开始，一直到1358年，元朝始终实行两都巡幸制度，大都是冬季的首都，上都是夏季的首都。元朝的皇帝每年二、三月份就从大都出发，历时近一个月来到上都，长达半年多的时间在上都处理国事、接受宗王贵族和外国使节的朝觐、避暑和狩猎，九月份草微黄时再从上都返回大都。“未暑而至，先寒而南”，“龙岗秀色常青青，年年五月来上京（上都又称上京）”便是元朝皇帝每年都驾幸上都的真实写照。在元朝的十一位皇帝中，有六位是在上都登基。

元朝末年的1351年，南方爆发了由韩林儿和刘福通为首的红巾军起义。在1358年12月，由破头潘、关先生、沙流二率领的一支红巾军绕过大都，经山西大同北上偷袭上都。将上都城攻陷后，放火焚烧，上都城“宫阙殆尽，大王不复时幸”，使元惠宗妥欢贴睦尔失去了统治的基础、国家之根本——上都，只能回到大都维持，仅十年的时间就被明朝军队攻入元大都，从而结束了大元一统的局面。从历史的角度看，元朝崛起于上都，而随着上都的沦陷逐步衰落了，所以说元上都的兴衰史就是元朝的兴衰史。从元代帝王的角度看，元世祖忽必烈因建立了上都而得到了天下，元惠宗妥欢贴睦尔恰恰是因为失去了上都而失去了天下。

  元世祖忽必烈以元上都为中心，将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汗国发展到了鼎盛阶段，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元朝疆域涵盖了当今中国、蒙古为中心的东亚、中亚大陆，远远超过了秦、汉、隋、唐等统一王朝。正如元朝人所言：“‘古之一统，皆名浮于实’，元帝国的大一统，‘实协于名’，真正做到了‘六合同风，九州共贯’”（《至正集》）。

今天，当我们翻开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朝的范围标注的只是当时大汗帝国的部分。但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元朝是大蒙古汗国发展的鼎盛阶段，包括成吉思汗时期建立的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和后来建立的伊尔汗国。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这样赞誉忽必烈：“忽必烈汗，犹言诸（各汗国）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彼实有权被此名号，善其为人类元祖亚当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大君主” 。阿拉伯书籍记载：“忽必烈为一切蒙古之主君，诸君主中如一人国有大事，若攻讨敌人或断处一大臣死罪之类，虽无须请命于大汗，然必以其事入告。今日此风尚存，大汗不断以诏令谕其他三蒙古君主保守和平。诏令之式，大汗之名列前，至诸王上书，则以己名列于大汗名后，此三君主皆服从大汗命而奉之为主” 。俄罗斯学者额邻真·哈拉—达旺在《成吉思汗一位统帅及其遗产》一书中是这样评价的：“成吉思汗建立的帝国不仅在疆域上比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帝国大了许多倍，而且存在的时间也长得多。成吉思汗帝国在其继承人——其孙忽必烈时代成为世界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帝国，面积占了旧大陆（欧亚大陆）的五分之四” 。元朝疆域的辽阔、空前的强盛，开创了中国古代史和世界游牧民族史的新纪元。

二、元上都的城市布局

元上都由宫城、皇城、外城和关厢组成。宫城为长方形，东西宽570米，南北长620米，内部的宫殿有三十余处。宫城开三个门，南门为御天门，东门为东华门，西门为西华门（明清故宫的东、西华门应源于此），元朝诗句“东华西华南御天门，三门相望凤池（指中书省）连”便是真实的写照。御天门前是宽阔的广场，元朝人有“御天门下闻诏书，驿马如飞到大都，九洲四海服训诰，万年天子固皇图”的描绘。

皇城呈正方形，边长为1400米，皇城内以儒、释、道建筑为主，东南角是孔庙，东北角是喇嘛教的大龙光华严寺，西北角为佛教的乾元寺，西南角有八思巴帝师府、道观和清真寺等。元朝皇帝每年夏季在上都时，全国各教派的宗教领袖也都要来到上都。

从皇城东北角的角楼向北延伸800米，西南角的角楼向西延伸800米，围拢起来就构成了呈L型的外城，外城又分为两部分，北部为皇家野生动植物园（又称禁苑），西部既建有能容纳数千人的大型蒙古包失腊斡尔朵（又称金顶大帐或竹宫），又建有宫外的行宫。

当时的百姓都住在城外的东关、南关、西关。明德门前是2公里长的南关，“明德门前万骑过”，“滦水桥边御道西，酒旗闲挂木檐低”，“滦河美酒斗十金，下马饮酒不计钱”便是对当时南关繁华景象的描述。外城的西边是1公里多长的西关，为以手工作坊和牛马车市为主的工商业区。皇城的东边为1公里多长的东关，为宗王贵族的住地，搭建着许多蒙古包。元朝诗人宋本对东、西关的描绘是：“西关轮舆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北关为军营。

作为元朝的统治中心，元上都南临上都河，北依龙岗山，周围是广阔的金莲川草原，形成了以宫殿为中心，分层、放射状分布，即有土木为主的宫殿、庙宇建筑群，又有游牧民族传统的蒙古包式建筑的总体规划形式，体现出一个高度繁荣的草原都城的宏大气派，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融合的产物，是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融合的杰出典范。

三、元上都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依据

　  《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中建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编制）指出：元上都遗址作为中国元代都城系列中创建最早、历史最久、格局独特、保存最完整的遗址，以其地处中原农区与亚洲北方牧区交接地带的地理特性，在13－14世纪游牧民族从军事征战转向王朝治理的过程中，见证了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与文化在冲突与融合过程中的一种独特产物—“二元文化”。

　  元上都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的精髓结合于一座城市的杰出范例，展现了忽必烈以游牧民族统治农耕民族、创建王朝治理这一重要历史时期，以及由此统治策略产生的一种游牧与农耕文化兼容并蓄的城市模式，在世界文明史和城市规划设计史上拥有独特的地位。

　  元上都是标志了13世纪欧亚文明分水岭的忽必烈建立蒙元帝国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所，与引发欧洲“大航海时代”的《马可•波罗游记》直接关联，是导致13世纪后亚洲宗教格局发生重要变化的宗教事件“佛道大辩论”的发生场所，遗址所在地至今仍传承着游牧文化的活传统“敖包祭祀”，它还作为梦幻花园Xanadu这一文化符号的原型闻名于世，在当今世界的文学、音乐、建筑等艺术领域产生广泛影响。

　  “元上都遗址”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传统驻居方式与中原汉地农耕社会“背山面水”的传统定居方式相结合，展现了不同文明与民族之间在征服与同化过程中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交互影响与融合；由此创新的这一规划模式与理念在其后的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都获得了传承。

　　 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常委会研究，并经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一致充分肯定中国元上都遗址的世界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认为元上都遗址符合世界遗产第2（ii）、3(iii)、4 (iv)、6（vi）条标准。即：

　  一、符合世界遗产标准2（ii）：展现出某个时间跨度或世界某个文化区域内，有关建筑、技术、纪念性艺术、城市规划或景观设计发展之人类价值观念的重要变迁或影响。

　  二、符合世界遗产标准3(iii)：能为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三、符合世界遗产标准4(iv)是一种建筑、建筑整体、技术整体及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

　  四、符合世界遗产标准6（vi）：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活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

四、元上都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意义。

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游牧民族典型代表的蒙古民族，在十三至十四世纪创造了振憾世界的历史，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以元上都为中心的空前的大一统王朝，为中华民族创造了辽阔的版图。能够见证这段辉煌历史的文化遗产却留下的很少，元上都遗址则是最具代表性的。元上都遗址丰富的文物遗存，为国际、国内蒙元文化研究者提供了确切而真实的物证，使其成为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游牧文化学等多门学科的研究基地。

2006年7月，国际古迹理事会世界遗产评估报告员尤嘎先生对元上都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他的评价是：“无论是真实性、完整性，还是保护现状，元上都遗址都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陪同尤嘎先生考察的国际古迹理事会副主席、中国古迹遗址协会副主席郭旃先生指出：“在全世界800余处世界遗产中，还没有一处真正意义上的游牧民族的文化遗产，元上都遗址是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游牧民族的文化遗产，应加快申遗的步伐”。

2008年7月底，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率领文物保护司司长、遗产处处长、文物处处长一行六人专程来到正蓝旗对元上都遗址进行考察，时任内蒙古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的陈朋山部长专程赶到正蓝旗陪同考察。在雨中整整一个上午童局长一行边听讲解边观看遗址，对在元上都遗址申遗工作方面所做的努力给予高度评价：“元上都遗址令人震撼，保护得很好，基本是原生态的，遗址和周边的环境相得益彰。它的前途是不可估量的，完全具备世界遗产的条件，申遗工作可以积极推进”。这次考察奠定了元上都遗址申遗工作快速推进的坚实基础。

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久远、客观条件千差万别。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地方，文化遗产众多。元上都遗址是内蒙古自治区唯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充分说明国家在上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时，越来越重视从维持省、市、自治区间世界遗产的平衡性和中国的世界遗产在世界的代表性的角度，以及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照顾共存文化遗产、边疆文化遗产，有效加快推进边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元上都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有助于保护文化的差异性，有效实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的平等保护，体现世界文化遗产的代表性，在全社会构建和谐文化，更有助于促进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强区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注：2013年6月26日发表在《锡林郭勒日报》，同时发表在《天堂草原》2013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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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1998年12月——2008年12月，从事元上都遗址保护管理和申遗工作，先后任内蒙古正蓝旗文化体育广播电影电视（旅游）局副局长、内蒙古正蓝旗元上都遗址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