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授吴鸿清讲书法，提到了赵孟頫这样一个人，遂激起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以一个历史守望者的耐心与毅力，究其所有，在众多的史料中耙梳整理，钩沉往事，期望能给感兴趣的读者写出一个元朝的书画家赵孟頫。

赵孟頫生平: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松雪道人，又号水精宫道人、鸥波，汉族，吴兴（今浙江湖州）人。是元朝有名的书法家、画家和文学家。赵孟頫年轻时发愤苦学，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元史》称其“该洽之学，经济之才”。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行台恃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赵孟頫等十余人，被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为元朝政府干事。赵孟頫到了大都(今北京)，立即受到元世祖的接见，元世祖赞赏其才貌，惊呼“神仙中人”，给予种种礼遇，被任命为从五品官阶的兵部郎中，两年后任从四品的集贤直学士。至元二十九年 (1292)出任济南路总管府事；在济南路总管任上，元贞元年(1295)，因世祖去世，成宗需修《世祖实录》，赵孟頫乃被召回京城。可是元廷内部矛盾重重，为此，有自知之明的赵孟顺便借病乞归，夏秋之交终于得准返回阔别多年的故乡吴兴。赵孟頫在江南闲居四年，无官一身轻，有闲情逸致与鲜于枢、仇远、戴表元、邓文原等四方才士聚于西子湖畔，谈艺论道，挥毫遣兴，过着与世无争的宁静生活。大德三年 (1299)，赵孟頫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官位虽无升迁，但此职不需离开江南，与文化界联系密切，相对儒雅而闲适，比较适合赵孟頫的旨趣，他一直干了十一年。至大三年(1310)，赵孟頫的命运发生了变化。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拜赵孟頫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次年五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是为仁宗。他登基后不久，立即将赵孟頫升为从二品的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延佑三年(1316)，元仁宗又将赵孟頫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至此，赵氏政治地位达到了一生中的顶峰。由于仁宗的青睐和赵氏艺术的出类拔萃，赵孟頫晚年名声显赫，夏文彦《图绘宝鉴》盛赞他“荣际王朝，名满四海”。赵孟頫在元朝文人中最为显赫。元朝兴盛的时候,扬州有个姓赵的人，为家里的明月楼求楹联，大多都不称主人的心意。一天，赵孟頫路过扬州，主人知道了这件事，把他迎接到明月楼上，用丰盛的酒席款待他，所用的都是银制的器具。酒喝到一半，拿出纸和笔请求赵子昂写楹联。遂挥毫写下“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主人非常高兴，把喝酒的器具全部撤下并把它们赠送给赵孟頫。赵孟頫著有《尚书注》、《琴原》、《乐原》，《松雪斋文集》12卷等。？得律吕不传之妙，诗文清邃奇逸，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他的文章冠绝时流。　 

赵孟頫的书法艺术：《元史》本传讲，“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赵孟頫在书法上的成就，是和他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分不开的。他反复临摹了大量书帖，其临习范围之宽令人叹为观止。他几乎涉猎了所有的法帖，其临摹之作可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如他所临《定武兰亭序》即是一件经典临摹之作。董其昌曾称其临摹之功“无毫发不以真”。尤为可贵的是宋元时代的书法家多数只擅长行、草体，而赵孟頫却能精究各体。他书学魏晋，篆法李邕，字体精秀，人称“赵体”。同时代的书法大家鲜于伯机在跋赵孟頫的小楷《过秦论》中有过这样的评价：“子昂篆、隶、正、行、真草，俱为当代第一。”从赵孟頫的书法作品来看，他一生学书始终不离二王左右，但又能吸纳古人的笔法，贯穿斟酌，自成一家。赵孟頫一生有很多作品流传下来，比自称“生平写过麻笺十万布在人间”的米芾似有过之。其书篆、隶、真、草四体皆擅，且都有佳作流传。他的篆书多见于一些碑铭额，且多为玉箸篆，玉箸篆是秦相李斯所创书体，汉唐之后习者很少，自成一体者则更少，可以说篆书自秦之后就日趋寥落萧条了。至元代，赵孟頫在复古思想的指导下直指秦篆，成为篆书历史延伸轨迹中光辉的一振。他的篆书用笔中锋圆劲，行笔随意，结体匀称稳健，有一股清新之风。他的篆书虽没有在元代掀起风潮，但为后来开启清代篆书风气起了先导作用。赵孟頫好佛道释学，他的小楷作品多见于所写的经卷。据墨迹流传和著录所记，不同名称的佛经和道经不下20余种。其代表作除《洛神赋》、《黄庭经》、《千字文》、《道德经》、《胆巴碑》、《张公墓志铭》外，还有一些题跋。其中《洛神赋》是通过反复临摹王献之的《洛神赋》而来的，但王献之的真迹只有九行，赵盂頫补全了后面的大部分，通篇风格统一，临得十分入微，字大小不一，气韵堪称上乘，甚得二王笔意。赵孟頫另一类楷书如《胆巴碑》、《玄妙观重修三门记》是世人所说典型的“赵体”。“赵体”多见于书碑，用笔沉稳，一丝不苟，章法布局分明，静穆庄严。《胆巴碑》（又称《帝师胆巴碑》）是他晚年代表作，其法度严谨，神采焕发，用笔圆润丰满，方圆兼施，无迟滞之感，结体俊美灵秀，匀称优雅，甚有李北海意，可见赵孟頫晚年在技法上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赵孟頫流传的大部分作品为行草书，其中包括大量信札、题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行楷兼及，如《行书千字文》、《前后赤壁赋》、《归去来辞》等等；二是行草相济，行书带草笔，他抄录的一些短文诗篇、来往信札、题跋作品多属此类。三为草书，此类作品仅《急就章》一篇传世，还有《衰荣无定诗帖》是草书中的佳作。他的行草融会了受二王书风影响的所有书家的技巧，从各种角度汲取了他们的精华，进行融合，堪称为二王书风的集大成者。他晚年的代表作《玄都坛歌》，通篇气势跌宕，婉转流畅，笔意滋润，行笔舒展开朗，又圆浑沉稳，比其他赵氏作品多了一分“骨气”。其中融会了李北海、柳公权、陆柬之等人的笔法，交叉于二王的笔法中，十分和谐自由。赵氏楷书中也有上乘之作，如《三门记》结体宽博深稳，运笔酣畅圆润，最适合当字帖。赵氏传世作品以行楷居多，大多用笔精到，结字严谨，如《赤壁赋》堪称经典之作。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赵孟頫的书法，因熟而俗，这是董其昌的评价。作为元代书法的主要代表人物，赵孟頫力求“古法”，他所力倡的古法是直指晋唐书法，故他极力反对沿袭宋人的轨迹，而要求复古，这也是当时书法发展的必然。他自己又能以复古变古而成一代宗师。赵孟頫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力，认为：“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弗妙，虽熟犹生。学书能解此，始可以语书也。”“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这些都可以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他非常敏锐地体察到书法崇尚精神层面的背后，还需技法与形式等物质层面的强有力的支持，这样才能有生命力，他的书法成就和观念，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人。不仅同时代的一些名家如邓文原、鲜于枢纷纷以他为榜样，明代的祝允明、文徵明，清代的刘墉、乾隆帝也从中汲取了不少营养。整个元朝书法，几乎都笼罩在赵孟頫的庇荫之中。可以说，他是个上承晋唐，下启明清的一个重要的桥梁式人物。他是继王羲之、颜真卿之后再中国书法史上第三个影响深远的大师。

赵孟頫绘画特点：赵孟頫建树颇多，但最受推崇的是他的绘画。他的画作，遗存的有《重汉叠嶂图》卷，《双松平远图》卷，《鹊华秋色图》卷，《秀石疏林图》，《秋郊饮马图》卷，《红衣罗汉》图卷。他擅长画山水竹石、鞍马人物，均以笔墨苍润见长，以飞白法画石，以书法笔调写竹。突破了南宋画院，打破了马夏江山的“清一色”局面。赵孟頫的山水，取法董源和李成，他的山水竹石，多是用了简率的水墨法，富于笔墨趣味。例如他著名的《秀石疏林图》以飞白之笔法作石，劲挺之笔写竹，笔墨苍劲简逸，文人秀雅之气蕴于笔端。另一著名作品《鹊华秋色图》画面上的稚拙的风致为后人推崇。《鹊华秋色图》中树叶多用点法，用笔松灵活脱，以青绿为主，图中的华不住山为淡青绿，鹊山为花青和墨，树木为墨青，芦苇先染墨绿，再以淡青笼罩。平原上的房舍、家畜为赭黄，岸上和舟中的渔人皆着粉衣。画面色彩清新爽朗，在北方秋色主旋律中加入一些跳动的音符。《鹊华秋色图》在其色彩的运用上有其独到之处，将水墨与青绿山水的设色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重青绿的主色调正反映出赵孟頫提倡古意、重传统的思想。赵孟頫的山水画不但将钩斫和渲淡、丹青和水墨、重墨和重笔、师古和创新，乃至高逸的士夫气息与散逸的文人气息综合于一体，使“游观山水”向“抒情山水”转化；而且使造境与写意、诗意化与书法化在绘画中得到调和与融洽，为“元四大家”那种以诗意化、书法化来抒发隐逸之情的逸格文人画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鞍马人物师李公麟和唐人法，就现在所见到的，在画法上是工整着色的方法，例如有名的《秋郊饮马图》画了马的多种动态，造型坚实，在构图上疏密的布置能收到表达主题的效果，还不失传统的旧规范。赵孟頫的《人骑图》，人物雍和，意态从容，很有韵味。赵氏笔下的马，雄姿英发、皆有千里骏马之相，人骑图不仅是他绘画的主要题材，如传世的《浴马图》、《秋郊饮马园》、《奚官调马图》等，不仅以高超的技能给人以形象美感，更重要的是，他往往在这些作品中寄托了自己的思想情绪。赵孟頫的其他画作，如《苏东坡像》、《双松平远图》、《水村图》等，也都有深意，或寄趣山林，或追慕自由，或热爱家乡，或缅怀先朝，有着揭示士大夫文人仕隐两兼之微妙与艰辛的内涵，传达了中国古代文人在现实与理想间奋斗的情感。他亦工墨竹和花鸟，画的花鸟，成为以后的范本。

明代王世贞曾说：“文人画起自东坡，至松雪敞开大门”。这句话很直观地阐明了赵孟頫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领袖人物。他提出绘画艺术的标准不是作品内容的真实性，而是“古意”。向古人学习不是学习古人怎样观察生活与表现生活，而是模仿其“古意”的“笔墨”。他在《秀石疏林图》后面的自题诗很有名：”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在这里他再三强调的不是形象的真实与笔墨的关系，而是孤立地谈绘画笔墨与书法一致性。上述这些理论与实践，将赵孟頫推向了开元绘画风气宗师的地位。“以书入画，书画相通”不仅仅表明了文人画所具有的鲜明特色和书画之间的关系，而是在精神境界上，彰显了书画的终极目标，那就是人的精神显现和精神寄托。在中国艺术史上独树一帜，他倡导的“古意”，也是其最有名的绘画理论。对尔后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一点辨析：有元一代，在统领中国的百年之间，不少东西达到了顶峰，或者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元代在中国书法绘画发展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出现了赵孟頫等百多位书画家，彪炳史册。元朝小说创作也是十分繁荣并波及此后的明、清两代。元朝的戏剧有《西厢记》、《窦娥冤》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作品相继问世。而元曲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华优秀文学遗产，涌现出诸如马致远、马九皋、贯云石等散曲小令名家。元杂剧在中国戏曲史上是极为光辉的一章。不仅产生了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王实甫等100多位戏剧家和500多部杂剧、南戏剧本，而且出现了朱帘秀、忠都秀等众多技艺超群的艺人。随着元代戏曲艺术的发展，出现了最早的总结戏曲演唱理论的专著，即燕南之庵的《唱论》，而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则是北曲最早的韵书，元代民族乐器三弦的出现值得注意。元朝对中国音乐的主要贡献是推广回回乐器——兴隆笙、殿庭笙、火不思、胡琴。至今，胡琴、三弦更是广泛应用于中国戏曲音乐之中。工艺最著名的瓷器即为青花瓷和釉里红.元青花的纹饰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笔法以一笔点划多见，流畅有力；勾勒渲染则粗壮沉着。此时的瓷器外销极为畅行，统观元代文学艺术的空前繁荣状态，我们有理由描摹当时的历史，为元代文学艺术的繁荣做历史的铺衬。元世祖忽必烈结束了中国长达300余年的分裂状态，巩固和发展了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民族融合得到进一步加强。元朝在经济上奉行开放的政策，积极鼓励并参与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而陆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无疑是元朝经济发展的最直接动力。元朝继承与发扬两宋开放沿海与沿江的政策，并且较之有大幅度的提升，这是中国历史上向世界、向海洋开放的黄金时期。由于对中国历史和对元朝历史的辨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蜕变成对“正统”的崇拜和由此而产生的狭隘而妖魔化元朝，对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引以为骄傲与自豪的元朝进行抹杀，仿佛一部战争机器，只剩下汗淋淋的战马与血淋淋的屠刀了。但许多学者都曾指出，从现存的元代历史文献中，当时的士人对元蒙朝廷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怨恨与对抗，并认为这主要得益于元蒙时期政治环境的宽松与对文人的宽容甚至优待。大元建立了儒户这个户籍来保护和优待读书人。元代立国之初，蒙古族统治者礼遇儒臣，重视汉文化，从儒家经典中学习治国之道。世祖忽必烈具有雄才大略，他大力招揽人才，广收“江南遗逸”，重用汉族儒臣，还命汉族士大夫对皇室成员及蒙古族大臣弟子进行汉文化教育。至仁宗和文宗朝(1312～1332)，更进一步“亲儒重道”，礼遇文士，尤其喜好书画艺术。文宗建立奎章阁，任命画家、书画鉴藏家柯九思为鉴书博士，对内府所藏书画进行鉴别查定，故翰墨之盛以文宗时为最。元朝何以能让天下文人念念不忘呢？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里的一句话道出个中原因——“是亦深仁厚泽涵养所致，孰谓百年之国而无人哉！”元朝人贾仲明对元朝盛世的评价：“元贞大德乾元像，宏文开，寰世广……。唐虞之世庆元贞……。元贞大德秀华夷，至大皇庆锦社稷，延佑至治承平世。养人才编传奇，一时气候云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