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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胡故地初探

  发表日期：2011年10月26日      作者：齐巴托     【编辑录入：admin】

                  

      关于东胡的起源，文献记载简略而且混乱，因此长期以来研究者甚少。著名民族史学者黄烈说：“东胡共同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状态，限于史料，所知甚少，只有从仅有的一点记载中窥其大略。”东胡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强盛一时的北方民族。他是古代众胡之一，因居匈奴（胡）以东而得名，而东胡之强盛比匈奴早好多，东胡在先，匈奴在后，匈奴是西汉以后才见于史册的。

据《逸周书》，东胡之称周初已经出现，《山海经》记载东胡出现于史的时间也不能晚至战国。然据近人考证认为，早在商初东胡就活动在商王朝的北方。东胡是一个古老的以游牧为主的民族，自商代初年到西汉，东胡存在了大约1300年。《中国简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在商的周围，还有许多臣服于它的方国（边远地区的属国）：西北的鬼方（陕西、山西北部和蒙古草原）……”，这里的“鬼方”，就指“东胡”，商朝时他们的西部在陕西北部，这正是阴山山脉。

在古代的汉书里，由于汉族人对北方少数民族了解不够，所以几乎不敢议论东胡的实际历史，有所议论也是与匈奴族相对而言的。为讲匈奴而讲东胡，为讲鲜卑而讲东胡，专讲东胡的古书甚少，几乎没有。所以，现在根据古代汉籍得出的结论是：匈奴起源于阴山山脉，东胡起源于燕国以北。

那么，实际历史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

“匈奴诞生的民族‘摇篮’在今内蒙古河套及阴山一带。”（林干著《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

“战国末年，北方兴起了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族。匈奴的发祥地在今内蒙古河套及阴山地区，其最高首领头曼单于（音蝉余）的政治统领中心在头曼城（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北）。”（马大正、华立著《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

《辞海》对东胡的解释：“古族名。因居匈奴（胡）以东而得名。春秋战国以来，南临燕国，后为燕将秦开所破”。《民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也说得大同小异：“春秋战国时期，分布于燕国以北，盛时势力达到燕国东北及赵国的东边。”这里，燕国指今北京市一带，其北就是西拉木伦河一带。

我们发现问题是在研究蒙古族先民的时候。现在认为东胡是蒙古族远古祖先，业已形成共识。朱耀廷《正说元朝十五帝》：“蒙古族的祖先是东胡，与契丹、鲜卑、乌桓等属于同一族源。与他们发生冲突的部落大概是匈奴。秦汉之际，东胡与匈奴东、西并立，不失为一个东方强国。”《民族词典》：蒙古族“与中国北方东胡、鲜卑、契丹、室韦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刘迎胜新撰《元史》：“蒙古民族源起于汉唐时代的鲜卑和室韦。”这个论点，实际上也在承认蒙古源于东胡。《蒙古族简史》（1977年版）：“室韦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民族，人种、语言和文化属东胡系统，与鲜卑、契丹相近。”“源自东胡系统的蒙古部在这场斗争中逐渐强大起来，终于完成了统一的历史任务。蒙古一词也因此成了统一后的民族共同体的名称。”

东胡是蒙古族的祖先，这是没错的。问题是：这样看来，蒙古族就起源于“燕国以北”了吗？

问题就这样出来了。

我已经提出来《蒙古人起源于大青山》。这个观点，就是针对“匈奴源于阴山”、“东胡源于燕北”等诸问题的。

给我第一个启发的是历史学者松迪先生的基本思想。

蒙古族学者松迪写有两部蒙文学术专著《蒙兀人》和《蒙古古代历史地图》。据他考证：六千年以前，匈奴人游牧于今阿尔泰山一带，蒙兀人（葷粥）占据着阴山山脉。约四千年前，匈奴南进，逼迫蒙兀人第一次大规模东迁，至今锡林郭勒草原。他明确指出：蒙古族的主体——蒙兀人形成盛兴的摇篮就是水草丰美的阴山山脉和河套平原，约在5000年前，蒙兀人在这里经营狩猎、养畜等生产劳动，创造了夏到高原、冬至热带的游牧文化。

我们先从“族称”开始分析。这是因为古代中原人对北方民族的称呼是很乱的，可以说太乱太乱了，其实都是一个民族。

松迪先生在研究中也很少提到“东胡”二字，他是研究蒙古族先民的，他认为蒙古族祖先是蒙兀人，起源于阴山山脉，并且说蒙兀人在汉籍里最早被称作荤粥，此时匈奴在今新疆阿尔泰山一带，被称为猃狁。但是，从整体上看，松迪先生所说的“蒙兀”，就是指“东胡”。也就说，东胡最早在阴山山脉。

《辞海·民族分册》解释“西胡”一条时，首先把它分类到“西北地区”，并明确地解释说：西胡是“古代对西域各族的泛称”，其中包括匈奴和东胡。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匈奴与东胡同时都属于“西胡”，也是“西北地区”或“西域各族”！这就是说，东胡还在阴山。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对匈奴的理解是：“此族在古代，盖与汉族杂居大河流域，其名称：或曰猃狁，或曰獯鬻，或曰匈奴，皆一音之异译。又称昆夷，畎夷，串夷，则胡字之音转耳。”乱套儿啦！最准确的还是“荤粥”，因为其词根是“荤”，即hun，这最接近于现代蒙语，所谓匈奴、乞颜，都是“荤”的音转。在这个意义上说，松迪认为猃狁就是匈奴，有其理由。

吕思勉老先生继续说：“此族于汉族交涉，见于史传最早者，则《史记·五帝本纪》所谓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是也。”这“阿”，疑是“川”之误。这里主要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是匈奴族汉朝时才出现于汉籍的，东胡族商朝时就有了。

关于匈奴之族称，曾凡礼、杜铃《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历史人物》一书认为：“据传说，早在尧舜时代，它称作荤鬻，殷周时称猃狁，到了秦朝才称为匈奴。”这就是说，匈奴出自荤鬻，在阴山；被称作猃狁时迁至金山；后又回到阴山被称匈奴，汉时才出现于汉籍。

尚钺《中国历史纲要》：“所谓古代的熏育，殷周时代的‘鬼方’、昆夷、混夷、串夷、畎夷、严允……以及春秋战国时代的狄和胡，秦汉时代的匈奴，大抵都属同一族。”

单一从古代中原人对北方民族族称的理解，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匈奴和东胡都是一个民族，最早都源于荤（hun）鬻，即“黄帝北逐荤粥”，但此时匈奴还未形成，都是荤粥，或东胡；稍后，一部分荤粥（胡）西迁被称为猃狁；但他们又都被称作狄或胡，荤粥还在阴山，这些荤粥在猃狁（胡）之东，所以又称东胡，但这时猃狁（匈奴或西胡）在金山（阿尔泰山）；后来，猃狁逐渐强大，从而东进，逼迫东胡第一次大规模东迁，但这次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战争，东胡也并非全部离开阴山，只是往东开辟了新的领地而已。这时，匈奴和东胡，还是被称作“胡”，匈奴一词还没有出现（汉时才出现）。

东胡之强早于匈奴。春秋时期，东胡就初建部落联盟，建立了国家制度的雏形，使中国北方奴隶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历史性的飞跃变化。

冯国超主编《中国通史》中有一张《战国时期形势图》，该地图画得是：战国时期，匈奴在阴山山脉之北较远的地方，在天山东北一带；而阴山山脉林胡。这林胡就是东胡的一部分，“胡服骑射”赵国曾修筑长城以为防御，战国末为赵国将领李牧击败，归附于赵。从这张地图上看，匈奴在战国时还未到阴山山脉，河套地区还是东胡族（林胡）控制区。

根据《中国民族史》注解：《山海经·海内西经》：“东胡，在大泽东。”这所谓“大泽”者，今在何处？这是关键。据松迪先生的蒙文报道：对这“大泽”的方位，当前众人的意见不一。有呼伦湖说，有贝加尔湖说，有达里湖说，也有河北安固里淖之说。而松迪先生自己是支持安固里淖之说的。本人不同意以上四种说法。据我考证，这个大泽应是今天在呼和浩特之西的哈素海湖！因为，《山海经》是东周时期的著作，东周时期的东胡国西界应该在阴山一带，即大泽哈素海之东。

《周书·伊尹四方令》又说：正北有东胡。《周书》是西周的国书。西周时，东胡居中国正北。西周的都城是镐京，其正北正是阴山山脉，故西周时东胡在阴山之南。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东胡在我国史书上出现，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篇》伊尹《四方献令》。”“东胡部落联盟大约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的”。这就说，东胡在西周时已经出现于史册，并在春秋时已建立了部落联盟，或国家，即东胡国。

东胡从有史记载以来，一直是一个强大的部落，和中原的燕国和赵国的接触比较频繁。东胡曾打败过燕国，燕国的东北从上谷（今河北怀来县一带）至辽东一带，经常遭受东胡的侵扰。东胡和赵国也是战事频繁。匈奴刚刚兴起时，也受东胡的敲诈勒索。燕国曾大败过东胡，使东胡向后退却一千余里。燕国便从今河北怀来直到辽宁的辽阳一带修筑了长城，以防东胡。并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用以防御东胡的南下。燕昭王即位之初，因北方东胡族强大，被迫将秦开送往东胡做人质。秦开借机掌握了东胡的风土人情、军事地理等情况。燕国军力强大后，将其召回，并以其为将，于燕昭王十二年(公元前300年)率军 

北击东胡，深入3千余里，取得重大胜利，打开了燕国进入东北南部的通道。

秦开是中国战国时代燕国将领，早年在东胡做人质，很受东胡的信任，通晓民情风俗。燕昭王即位后，秦开逃归燕国。后于前300年大破东胡，迫使东胡北退千余里，又曾渡过辽水进攻箕子朝鲜，直达满番汗（今鸭绿江）为界，据有辽宁全境。并开辟辽东，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筑燕长城。《史记·匈奴传》有其事迹。秦舞阳是秦开之孙。在争霸的七国中，燕国的国力不强，东北部的东胡不断开拓疆域，发展到燕国北部边界，对燕国领土造成极大威胁，燕国为社稷安宁计，也是为了应对秦国的侵夺，采取向东胡求和的办法，争取时间，发展壮大国力。为了表示诚意，燕国将名门望族的年轻将领送往东胡作人质。表面上是向东胡妥胁求和，实质是派遣秦开去获取情报，为进攻东胡作准备。秦开初到东胡，难免不受到歧视，他机敏灵活，战胜种种困难，渐渐得到东胡人的认可，通过努力，授于‘勇士’头衔。秦开不负使命，熟悉了东胡的地理环境，风俗人情，军事虚实，通晓了游牧作战的战术特点。 　　

燕国实力壮大起来，东胡在与之接触中得到的利益趋之日少，双方分歧渐渐增多，东胡首领首先打击人质，削去了秦开‘勇士’的头衔，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公元前313年，燕昭王即位后，有击败东胡把疆土向北扩展的企图。如果两国交战，首当其冲的是人质。秦开在东胡结交的好友，不愿看到他成为两国交战时，东胡誓师的祭品，在好友的帮助下，逃离了东胡回到燕国。昭王十二年（公元前300），燕昭王任秦开为将，率军反击东胡，几经恶战，东胡败退千余里，解除了燕国北部的军事威胁。为防东胡再度南下，燕修长城从今锡林郭勒盟多伦县、正蓝旗境内经过。这从今日之北京市的角度观望，也确属千里之外。为了防御东胡的再次入侵，燕国还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进行管理，并将中原先进的生产方式，进步的国家制度，华夏文明，炎黄教化延伸到东北边远的落后地区，秦开为开发祖国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

匈奴和西汉同时兴起，东胡又同时消失。所以，赵国“胡服骑射”，完全是学习了东胡的先进文化，不包括匈奴文化，则东胡是匈奴之前的“东方大国”。有人说“匈奴于前206年打败东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游牧民族国家”（《锡林郭勒史迹》），这种说法值得怀疑。“打败东胡”，这本身指打败了东胡的国家政权，匈奴才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还是东胡之国在前吧？

赵国的大将李牧在击败匈奴的同时，又一次战败东胡。大约在公元前302年前后，赵国武灵王在位时，东胡人经常掠抢燕、赵等国，在与东胡人交战过程中赵国以车战为主，经常被人健马疾、精骑善射的东胡人打败，交战中车战显得非常落后。为了减少战争损失，赵武灵王决定实行改革，他们学穿胡人窄袖紧身的衣服，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用“骑战”取代了“车战”，这也是东胡人最先创建的中国骑兵最先传入中原的例证。

赵武灵王是战国时赵国的一位奋发有为的国君，他为了抵御北方东胡人的侵略，实行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赵国正北东胡人的聚居区正是现在的呼和浩特市一带。赵国改革的中心内容是穿东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其服上褶下絝，有貂、蝉为饰的武冠，金钩为饰的具带，足上穿靴，便是骑射。为此，他力排众议，带头穿胡服，习骑马，练射箭，亲自训练士兵，使赵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而能西退胡人（指东胡），北灭中山国（东胡之一支所建），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相传，邯郸市西的插箭岭就是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训练士卒的场所。战国时，今河套地区属赵之云中郡九原县地。杰出的社会改革家赵武灵王，曾一度君临北至阴山山脉西达高阙塞的西北边疆地区。 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就连中山那样的邻界小国也经常来侵扰。而在和一些大国的战争中，赵国常吃败仗，大将被擒，城邑被占。赵国眼看着被别国兼并。

 赵国地处北边，经常与林胡、楼烦、东胡等北方游牧民族接触（不与匈奴直接接触）。赵武灵王看到胡人（东胡）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他对手下说：“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是当今之快速反应部队，带着这样的部队驰骋疆场哪有不取胜的道理。” 　　

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决心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可是“胡服骑射”的命令还没有下达，就遭到许多皇亲国戚的反对。叔父公子成等人以“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为由，拒绝接受变法。赵武灵王驳斥他们说：“德才皆备的人做事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对策的，怎样有利于国家的昌盛就怎样去做。只要对富国强兵有利，何必拘泥于古人的旧法。” 赵武灵王抱着以胡制胡，将西北少数民族纳入赵国版图的决心，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拦，毅然发布了“胡服骑射”的政令。赵武灵王号令全国着胡服，习骑射，并带头穿着胡服去会见群臣。胡服在赵国军队中装备齐全后，赵武灵王就开始训练将士，让他们学着胡人的样子，骑马射箭，转战疆场，并结合围猎活动进行实战演习。 　　

公子成等人见赵武灵王动了真格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在下面散布谣言说：“赵武灵王平素就看着我们不顺眼，这是故意做出来羞辱我们。”赵武灵王听到后，召集满朝文武大臣，当着他们的面用箭将门楼上的枕木射穿，并严厉地说：“有谁胆敢再说阻挠变法的话，我的箭就穿过他的胸膛！”公子成等人面面相觑，从此再也不敢妄发议论了。 　

在赵武灵王的亲自教习下，国民的生产能力和军事能力大大提高，在与北方民族及中原诸侯的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胡服骑射的第二年起，赵国的国力就逐渐强大起来。后来不但打败了经常侵扰赵国的中山国，而且夺取东胡之地，向北方开辟了上千里的疆域，并设置云中、雁门、代郡行政区，管辖范围达到今河套地区（即东胡之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大变革，被历代史学家传为佳话。特别是赵武灵王以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在中原王朝把少数民族看作“异类”的政治背景下，在一片“攘夷”的声浪中，力排众议，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挠，坚决实行向夷狄学习的国策，表现了作为古代社会改革家的魄力和胆识。赵武灵王不愧是一位值得后人纪念和效法的杰出历史人物。

赵武灵王之“胡服骑射”，足以证明：东胡国先于匈奴，并且其西境一直在河套地区、阴山山脉。

先秦时，林胡、楼烦与鬼方等族（其实都是属于东胡）同时出现在商周以北。据《伊尹朝献商书》记载：楼烦居商正北。《史记》中也记载：春秋时期晋北（今山西北边）有林胡、楼烦。可见林胡、楼烦是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最古老的原始部族。 　　战国时期，七强争雄，燕赵两国为割据地盘，经常以武力兼并四邻。由于林胡和楼烦比较弱小，迫于燕赵的压力，他们一迁再迁，先从晋北迁到燕北，又从西南迁到赵北。公元前三零六年，赵武灵王打败林胡，林胡从属于赵。林胡的在战国时期的活动地区在今大青山以南黄河以东地区，主要是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一带。赵武灵王臣服林胡后，“礼服”楼烦，征集了他们的军队。这样，把林胡、楼烦两国上千里的土地并入自己版图，设置云中、雁门、代三郡治之。而且修筑了从今河北宣化沿阴山山脉西行，直达今河套五原以北狼山缺口止的赵长城，以之来达到巩固土地、防御北胡的目的。 　

　赵孝成王时，赵国大将李牧大破匈奴十余万骑，同时降服林胡。从此以后，林胡的名字便消失了。但楼烦仍然存在，活动在鄂尔多斯地区。 　　

战国后期，活跃在河套地区的匈奴兴起，占领黄河以南的河南（鄂尔多斯地区）地区，楼烦从属于匈奴。秦灭六国后，秦将蒙恬收复“河南地”，楼烦又归在秦的统治下。秦被灭后，匈奴东灭东胡，西击月氏，南下吞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楼烦一直隶属于匈奴。西汉武帝年间，汉将卫青率大军于公元一二七年重新夺回黄河两岸的河套地区后，楼烦并入汉朝，从此楼烦不复为国。 　　

林胡和楼烦，是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生活的游牧民族，是东胡的别种。林胡、楼烦所盛行的“胡服骑射”，很受中原各族的欢迎。赵武灵王曾在呼和浩特市东南的大黑河东岸，训练骑兵，把只宜于平原作战的兵车变为轻快的、突击力很强的骑兵。林胡和楼烦人散居塞内，或并入匈奴，或融入汉族，渐渐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到了赵惠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73年），赵国经过多年的准备后“曾攻取东胡的代地”。《史记，赵世家》 载“东胡叛赵，驱略代地人众以叛，故取之也”。可见，当时东胡人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蒙古高原中部，并还在向南、向西继续发展。东胡曾被赵国战败并一度服属于赵，后来强大，故又叛赵，并占领了赵国辖境的代郡地方（大同一带），这一时期赵国的良将李牧多年在赵的北境与东胡等部族作战。这足以证明：东胡在赵国时期一直在今内蒙古西部地区活动。匈奴的冒顿单于刚即位时（前209年），东胡恃强向匈奴索要宝马、美女，冒顿单于对东胡的要求不得不一一满足。

内蒙古大学林干教授说：“在战国秦汉时期，与匈奴同时兴起的较为强大的北方民族中，还有一个东胡族。”这里，有几个概念是很糊涂的。战国时期，匈奴还没有兴起，而是与西汉同时兴起建立国家的；东胡是不能与匈奴相提并论的，对匈奴而言，东胡是他的爷爷辈儿；东胡在商朝就已形成，最晚春秋时期就已经建立了部落联盟。

“东胡最盛时期当在秦汉之际，东胡势力西向蒙古草原发展，从而引起与匈奴的冲突，终于为冒顿所击破，分散为乌桓、鲜卑。从东胡由小到大的过程，可以看出东胡部落联盟的发展决不是人口的自然增殖，而是吸收了许多不同族属的部落而膨胀的。”（黄烈）

“秦末，势力渐盛，东胡王强索匈奴名马、阏氏、土地”（《民族词典》）。东胡王已经向匈奴宣战了。

黄烈认为：“在秦汉之际，东胡、匈奴、月氏是雄峙北方边外的三个强大的共同体。东胡王已有扩大占有土地的要求，号称控弦之士二十万，置有与匈奴类似的官号。一个处在低级部落联盟状态的共同体是结集不了如此众多的武装力量的，也不可能产生对外大规模的土地要求，也不需要有署置官号的机构，只有发展到向国家的过渡阶段，才可能出现上述现象。伴随这些现象的出现，并且作为基础而存在的，应是社会贫富的分化和阶级的逐渐形成。”黄烈先生虽然还是坚持东胡兴起较晚、与匈奴同等的观点，但与他人不同的是承认东胡政权已经是“国家”，明确了“一个处在低级部落联盟状态的共同体是结集不了如此众多的武装力量的”！

东胡是从荤鬻（hunyu）时代（黄帝北逐荤粥）就强盛的民族！形成于阴山山脉之南。匈奴是从荤鬻分离出去的，初居新疆。东胡是原荤鬻，蒙语称蒙兀或乞颜（其中就有捏古斯氏、乞颜氏蒙古人），所以匈奴又是东胡的后代。

到秦朝末年，原游牧于阿尔泰山一带的匈奴（胡）逐渐兴起，战国时期迁至阴山山脉之北，公元前206年，终于与东胡发生了战役。换句话说，匈奴是秦末才兴起，推翻了东胡国的统治，与西汉同时建立了匈奴国。

战国时期，活动在阴山山脉之北的匈奴（见《中国通史》p70地图）似乎已经组成了部落联盟，其早期的首领有头曼者。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后，于公元前215年，派遣蒙恬进取河南（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地，头曼率领所部北徙。秦末边防松弛，匈奴又稍稍南进。前209年，冒顿杀父头曼自立。

当时东胡是比匈奴强大的民族和国家。公元前209年冒顿当了匈奴单于，东胡也没有怕他们，并且至前206年的这三年间，一直在歧视他们。冒顿弑父登位后，正是东胡强盛时期，东胡王听说冒顿杀父登位，就想趁匈奴国内人心未定、政权不稳定之际，向冒顿进行勒索。于是便派使者来到匈奴单于庭（河套平原），对冒顿声称想要其父头曼单于的千里马。这马身高体壮，全身枣红，奔跑起来，四蹄腾空，仰头长啸，震惊四野，确是一匹宝马。

今冒顿刚立，东胡即来勒索宝马，显然是蔑视冒顿，不把他放在眼里。冒顿也意识到这是东胡王在向自己挑衅，本想大发雷霆，但冒顿虽然年轻，可却是个很有胆识、善用心计的首领。当他听到东胡使者这种无理要求时，虽心中非常气愤，但他知道，目前东胡比他强盛，如不答应把千里马送给东胡，东胡借此兴兵进犯，匈奴是敌不过的，于是决定送马。

此时的大东胡国势力范围是东至辽东，南邻燕国旧地，北至贝加尔湖，西临大泽哈素海之东（今呼和浩特之西），确属“东方强国”。

冒顿单于不得不向东胡国送马。不过，他却故意召集群臣来商议，广泛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说道：“今东胡来求千里马，你们看怎么办？”大臣们都表示：“千里马是匈奴的名马，怎能轻易送给他人，不应给东胡。”冒顿说：“柰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史记·匈奴列传》)于是决定把头曼的千里马送给东胡。他命令将千里马牵出，还配上鞍辔，送与东胡来使。群臣以为冒顿不珍惜国宝，都很惋惜。

东胡使者将千里马牵回东胡，东胡王异常高兴，以为匈奴单于冒顿已被他的强大所震慑。于是亲自骑着千里马，遍游国中，以示人民，真是得意忘形。

过了不久，东胡君主认为冒顿惧怕他们，冒出奇想，又提出想得到单于的一个阏氏。阏氏是匈奴对单于妻妾，也就是皇后、妃子的称呼。

东胡王派人到匈奴，对冒顿说：“我们君主想得到单于的一个阏氏。”东胡君主，前次来要千里马，冒顿给了，以为冒顿怯弱，又进一步要冒顿的妻妾，真可谓欺人太甚！

不过，冒顿这次仍假装痴呆，又召问群臣，左右大臣都愤怒地说：“东胡无理，竟然索要阏氏，请您派兵攻打他们。”

看到群臣的激愤情绪，冒顿心中暗暗高兴，想到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都会冲锋陷阵，英勇杀敌的，只是目前时机尚未成熟。于是冒顿对群臣说：“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史记·匈奴列传》)于是便把一位自己宠爱的阏氏送给了东胡。群臣以为冒顿是个懦怯之徒，连爱妻娇妾都可送人。 

东胡王如愿以偿，要马得马，要美女得美女，两次得到好处，感到冒顿可欺，更加骄横无理，胃口越来越大，得到单于阏氏后，欲向西（从大泽哈素海向西河套地区）侵略。东胡和匈奴之间有一千多里的荒芜地区（这可能是指大泽东西之匈奴单于庭与东胡王行宫之间的距离吧），无人居住，双方各自在自己的边界地区建立了哨卡（东胡国的西境哨卡一定在大泽哈素海湖以东地方），作为警戒。东胡王第三次派使者来匈奴，对冒顿说：“两国之间的缓冲空地，我们想占有它。”

冒顿听后怒火中烧，实在忍无可忍，但仍召集群臣问计，询问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以为冒顿痴愚，连国之珍宝千里马，君之爱妾阏氏都可拱手奉人，何况这些荒原废地，认为这是荒弃之地，给或不给都可。于是冒顿单于大发雷霆，说：“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史记·匈奴列传》)便把主张给东胡土地的大臣都杀了。冒顿发兵向东（大泽之东）袭击东胡，下令全国士兵，有后退的皆斩。说罢，冒顿就跃马扬鞭，身先士卒，向东胡冲杀过去。这是公元前206年的事。

匈奴士卒对东胡，早已义愤填膺，于是人人奋勇争先，而东胡王早先一向轻视匈奴，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他认为是痴愚的冒顿，竟敢指挥大军冲杀过来，并无防备，仓促应战，等到冒顿引兵来犯，哪里敌得过冒顿这支愤怒之师，早被打得东逃西窜，溃不成军，匈奴大败东胡军，东胡王和他的儿子被乱军杀死，掳掠了他的人民和牲畜，东胡国彻底灭亡。东胡余众四处溃散，其中后成为蒙古族嫡系先祖的部落从大泽之东逃到乌桓山的，成为乌桓族，跑到鲜卑山的被称鲜卑族。

这里必须提到的是：前206年这次战争中大败的东胡民众里，就有蒙古族祖先乞颜氏和捏古思氏两个部落。现汉译《额尔古纳昆传说》（上部）（译自内蒙古大学《蒙古族古典文学选讲》）如次：

在有信誉的尊贵人士之间相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大概在两千多年之前，古代之一个称作蒙古的部落与其他的突厥部落等发生了内乱，终将引起了战争。其他众部落战胜了蒙古部落并行大屠杀：在（他们）中间（只有）男女双对（余下）。他们两户人家躲避敌人的残暴威逼，遁至难以到达的（一处）险区。它的四面为悬崖峭壁和茂密森林，非经过艰难险阻才达到彼地不可。它除了只有一条峡谷细径而外，别无它路可走。这些山岳是一个（空气）新鲜、草木茂盛之肥沃之土也。它的名称曰额尔古纳昆是也……那两户人家的姓氏为捏古思和乞颜两者也。他们的家族在此地定居年久，后裔繁衍。

他们的分支又用一定的姓氏年久著称于世，并成为独立的氏族。……那些氏族们又发展成众多的分支。现在的蒙古众部落就这样形成了。那些诸多宗族分支的一多半变成了以近亲组成的迭儿勒斤蒙古。……蒙古语的乞颜一词有从悬崖上下来的急而“广阔的急流”之意。（因此）乞颜部性格刚强、勇敢无畏，从而使用这个词作了自己部族的名称。乞牙惕的“惕”为复数，古时候称这个氏族的同源皆为乞牙惕。

                             （译自内蒙古大学《蒙古族古典文学选讲》）

十四世纪初，蒙古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丁用波斯文写成的世界通史性巨著《史集》里所记载的这则传说，明确地记载了前206年败于匈奴的东胡族里就有名为捏古思和乞颜的两家蒙古人。

匈奴人是灭亡了东胡，才建立国家的，而东胡族在春秋时期就有了国家，那时或许匈奴还是东胡国的臣民。本是蒙古人的东胡人被另类的蒙古人匈奴所统治，匈奴和东胡再一次更为蒙古化。后来，北匈奴人约10余万户并入鲜卑族（蒙古人），标志着匈奴人最后彻底地变成了蒙古人。

东胡族系包括的部落和民族很多：如东胡、乌桓、鲜卑以及由鲜卑分化出的慕容、  宇文、段部、拓跋、乞伏、秃发、吐谷浑各部，此外还有柔然、库莫奚、契丹、室韦、蒙古。

这里我们再看看拓跋鲜卑（东胡）一些情况。拓跋鲜卑是在中国历史上建立北魏（386——534年，拓跋珪始）帝国的强大的民族，而有人也认为他是“匈奴别种”。

据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一书记载：“北魏建国后，拓跋鲜卑把鲜卑之名据为己有，称东部鲜卑为‘东部’，或‘白部’，或‘徒何’。拓跋鲜卑和东部鲜卑在客观上似不能谓之无区别者。……所以南朝史家称系出东部鲜卑者仍为鲜卑，称与匈奴融合的拓跋魏（指拓跋鲜卑所建之魏国，也是东胡后裔。————引者注）则为‘索虏’，为‘匈奴别种’。”据马长寿记载，《宋书·索虏传》：“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这里，索头就是索虏；索虏又是拓跋鲜卑；拓跋鲜卑又是东胡苗裔，也是“匈奴别种”。《南齐书·魏虏传》：“魏虏，匈奴种也。”魏虏，就是鲜卑，即东胡，但被看作是“匈奴种”。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两个信息：一，我国从古至今对东胡族，特别是对鲜卑族研究还是有一定深度的，解放后还出版过《乌桓与鲜卑》这样的专门的学术巨制；二，到北魏（386——534）时，有人还说鲜卑（东胡）是匈奴，这说明匈奴和东胡（拓跋鲜卑）还是一个民族。所以说，蒙古族的远古祖先是东胡，都源于黄帝时代的“荤粥”，即hun族(荤族)，在蒙古语里，荤、乞颜、匈都是一个音，其词根都是hun，即荤。

主要参考书目：

1、《中国简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2、林干著《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

3、马大正、华立著《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

4、《辞海》

5、《民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6、朱耀廷《正说元朝十五帝》

7、刘迎胜新撰《元史》

8、《蒙古族简史》（1977年版）

9、《锡林郭勒史迹》，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

10、松迪《蒙兀人》（蒙古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11、松迪《蒙古古代历史地图》（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2、吕思勉《中国民族史》；

13、曾凡礼、杜铃《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历史人物》；

14、尚钺《中国历史纲要》；

15、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16、冯国超主编《中国通史》；

17、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

18、齐巴托汉译《额尔古纳昆传说》（上部）（译自内蒙古大学《蒙古族古典文学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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