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史上,罗庸先生可以说是"身后寂寞"的(其学生关临川语).尽管如此,罗庸先生作为一个著名的古典文学大家和教育家,在抗日战争期间几经艰难进入云南,不仅一直任教师于西南联合大学,培育出大量优秀学生,而且还在联大北归后毅然留在昆明联大留下的师范学院,为云南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最后早早病逝于重庆北碚.

罗庸（1900~1950），蒙古族。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和国学大师。字膺中，号习坎，笔名有耘人、佗陵、修梅等，原籍江苏江都，是清初扬州八怪之一“两峰山人”罗聘的后人，生于北京。

关于罗庸的族别，目前还说得不太清楚，但也有说他是蒙古族者。著名民族史专家罗振羽先生在其《中国民族简史》（三联书店，1950年8月第一版）一书里记载：“‘散处内地’‘不归’的蒙人，数量很不小，此后在学术上闻名的也颇不乏人，如《聊斋志异》等书的作者蒲松龄，当代的印度哲学家梁漱溟，国学家罗庸等人，先世都是蒙人。”

蒙古人罗庸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1919年改称国文系）学习，1920年毕业。1922年以《清代小学家书目提要及其治学方法》的选题，进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1年11月，蔡元培向北大评议会提出《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获得通过。1922年1月，北大正式成立研究所国学门）进修研究生，期间曾著有《尹文子校释》，与史学家郑天挺、藏学家张煦（字怡荪）是同学。1924年毕业后在教育部任职，与鲁迅同事，同时兼任北大讲师，女师大、北师大教授。1926年加入三时学会，并参与创办华北大学。1927年应邀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学。同年秋，应鲁迅之邀，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是鲁迅《两地书》和《鲁迅日记》都曾提及的知名学者。1931年任浙江大学教授，1932年起，回北京大学任教，在国文系讲授《诗经》、《楚辞》、《论语》、《孟子》等课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并而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西迁昆明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罗庸先生均在两所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诗经》、《楚辞》等课程。他任西南联大当教授的同时，也在云大任导师。1938年12月，云大与西南联合大学交换代课教授，当时在联大任教授的罗庸先生到云大来任教。1939年秋，任北大（已并入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导师，后兼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1944年云大文史学系设文史研究室，罗庸先生被聘为特约导师。1946年秋西南联大结束，任昆明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49年赴重庆，在梁漱溟创办的勉仁文学院任教。1950年病逝重庆北陪。著有《中国文学史导论》、《陶诗编年》、《陈子昂年谱》、《魏晋思想史稿》等多种，另编有《汉魏六朝诗选》。

罗庸先生一生潜心佛学，造诣精深。1926年8月1日，北京教育界邀请太虚大师演讲“佛学概论”，先生与张怡荪、罗常培等前往聆听。先生还编订了太虚大师的演讲录《四十二章经讲录》（此演讲是太虚法师于1926年6月在北平社稷坛所作，由周少如、黄适园、王尚菩、骆馨吾合记）。1927年西藏密教多杰觉拔尊者驻锡五台山，先生与张怡荪随尊者修法，身心洞彻，智慧顿增，于是皈依尊者，深信佛法。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先生在看过李根源所辑的《胜温集》后，写出《张胜温梵画瞽论》表达自己对《梵像卷》的看法，显示出对西南佛教的独到见解。1949年8月先生与谢无量、梁漱溟、曹慕樊等朋友在重庆北碚的缙云山顶缙云寺闭关修佛，修练密宗贡噶派大手印法。后学者张中行在四十年代后期编佛学月刊《世间解》时，先生也不忘加以鼓励。 　　

罗庸先生温文儒雅，儒学功底也非常深厚，善于搜集很多资料，用包剿围攻的方法讲《论语》和《孟子》，深受学生欢迎。所著《习坎庸言》和《鸭池十讲》均是自己潜心研究儒学的思想总结。《习坎庸言》讲授主题分别为勉学、识仁、六艺、诸史、九流、理学、经世、文章、种族、文化、质文、礼乐、乡党、学校、儒侠、风俗等内外学术十六篇，“每七日休沐，集而讲之”，讲授涉及广博，非一般功力能就。记录整理者李觐高先生弥留之时，“神游抗战艰苦时期西南联大讲师时代，断断续续，长达数日”，醒后“言及习坎庸言一事”，嘱其子“必予刊印，以续绝学”。《鸭池十讲》也是他的演讲录，收其在昆明期间的讲演稿十余篇。此书初版于抗战期间，马湛翁为其题签。因昆明的滇池在元代本名鸭池，“以记地故，因题此名”。谈儒，谈诗，谈士，娓娓道来，实有真精神。 　

在文学史研究方面，从1932年至1950年，他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教授中国文学史，与胡适、傅斯年一起把当时陆侃如、冯沅君研究中国文学思潮变迁的阶段推进到文体发生、演化的研究阶段。进而他又在《中国文学史导论》中，提出从中国文化史研究中国文学史，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预见文学发展的未来，并论述了中国文学史的“宗趣论”、“方法论”、“史料论”等，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系统理论。先生曾对唐代传奇文、俗讲及其它俗文学、曲子词等三种新文体的得名、起源、与其它文学形式之关系以及其对于推动文学发展进步之特殊意义和影响等作了深入的探讨，资料丰富，论证翔实，切实体现其不尚空言、力戒虚泛的治学态度和另辟蹊径、注重创新的学术眼光。此演讲稿刊载于《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 　　

在唐宋诗词研究方面，罗庸先生是研究杜诗的专家。他的《少陵诗论》探讨杜甫诗歌创作理论，该文从杜甫论诗的材料中，钩稽出“神”、“兴”、“静”、“飞腾”、“清新”、“讨论”，并结合杜甫的创作实践，探讨了杜甫对于诗歌创作过程、艺术追求、创作态度、批评方法等方面的独特看法，亦具一定的深度。而《读杜举隅》则专论杜诗中的艺术技巧和手法，见解亦是独到。 　　

罗庸先生作为一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自己也擅长诗词骈文。他最广为人知的，是曾填写了一阕《满江红》，作为西南联大校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此歌沉痛激荡，慷慨悲歌，与冯友兰先生所撰《西南联大纪念碑文》堪称双璧。罗庸先生还曾为玉溪中学写过一首校歌——是应当时校长郑永福先生请求而坐，也是由张清常先生谱曲。歌词开头说：“杯湖之水澄而深，灵照禅光耀古今。数滇中风流文采，吾乡人物重南金。”这是说玉溪有湖光山色之美，人杰地灵。歌词最后说：“先优后乐希前哲，温故知新惜寸阴。数今朝滋兰畹春风暖，待看取真干千章夏木森。”这是先生在勉励青年学子努力学习，将来都成为国家栋梁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