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夫同志是现代中国著名民族理论家和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他一切从实际出发,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中国内蒙古的实际出发,提出并坚决执行了“三不两利”政策。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飞跃性的发展。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内蒙古自治区在牧业区民主改革中探索完善并实施了“三不两利”政策,即:“牧场公有,放牧自由”“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即“三不”,指不分配牧主的牲畜,不斗争牧主,不公开划分阶级成分)、“牧工、牧主两利”,得到广大劳动牧民的积极拥护,对牧业区民主改革的胜利完成起了决定性作用。“三不两利”政策得到中共中央充分肯定,并在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和牧业区广泛推广。
1948年1月1日,乌兰夫同志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一九四八年我们的任务》一文,提出了“在游牧区也要消灭封建压迫与剥削”,内蒙古牧业区民主改革运动相继展开。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明确提出在牧业区的一切工作必须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都要以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畜牧业生产、改善牧民生活为出发点,并根据蒙古民族的经济特点和地区特点,制定了一系列民主改革的方针政策。
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在牧业区民主改革全面展开之初,一些地区划分阶级,斗争牧主,平分牲畜,结果造成牧主恐慌,大量屠宰牲畜,牧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针对新出现的问题,1948年7月,中共内蒙古工委、内蒙古自治政府在哈尔滨召开干部会议。30日,乌兰夫同志代表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了游牧区的政策:废除封建特权,适当提高牧工工资,改善放牧制度;除罪大恶极的蒙奸恶霸经盟以上政府批准可以没收其牲畜财产由政府处理外,一般大牧主一律不斗不分;实行民主改革,有步骤地建立民主政权,发展游牧区经济。乌兰夫同志的报告得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充分肯定,并公开发表,广泛宣传。“一般大牧主一律不斗不分”的政策及时纠正了游牧地区在牧改过程中硬套农区做法所出现的左的偏差。由于在牧改运动中不顾民族特点、地区特点和经济特点,生搬硬套农区土改做法,在划阶级、斗牧主工作中出现了扩大化,教训是深刻的。1948年9月9日,乌兰夫在听取锡察两盟牧改运动情况后指出:“牧区的改革必须从牧区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农区土改经验。”对锡察地区的牧改给予了具体的指导。
此后,内蒙古自治政府在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牧业区民主改革的总方针,即“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上而下地进行和平改造和从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废除封建特权,发展包括牧主经济在内的畜牧业生产”。在此基础上,内蒙古自治政府向牧业区发出了“增畜保畜”“人畜两旺”的号召,得到了广大劳动牧民的热烈拥护。
1950年1月24日,在张家口召开的“锡察两盟工作会议”上,乌兰夫同志在《锡察盟工作任务和方针政策的报告》中,特别针对锡察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锡察盟的工作方针是:“发展畜牧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实现‘人畜两旺’”,并且再次强调在牧区执行“三不两利”政策。为实现“人畜两旺”这个目标,在随后的牧区民主改革中,各级党委和政府,严格执行“三不两利”政策,革除沿袭多年的“旧苏鲁克”制度,推行符合牧工牧主两利原则的“新苏鲁克”制度,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仅仅用七年左右的时间,便实现了“人畜两旺”。
到1952年末,内蒙古西部牧业区的民主改革基本完成,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放。内蒙古在牧业区民主改革过程中创造性地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为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1953年6月,乌兰夫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的报告,将“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等政策归纳为发展畜牧业经济的五项方针、十一项政策、六项具体措施,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后,在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牧业区实施。
具体说,“三不两利”政策就是在废除牧主对广大牧民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的基础上,通过牧工和牧主双方协议,订立合同,兼顾双方利益,既要适当提高牧工的工资待遇,保障牧工的政治权利,又要保护牧主财产,鼓励其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这一政策是根据当时中国少数民族牧区的畜牧业经济条件而制定的。它既废除了牧工与牧主之间的封建奴役关系,又保护了牧主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稳住了富裕牧民的生产情绪,改善了牧民、牧工的物质生活,从而有利于畜牧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实行“三不两利”政策,完全符合牧区社会经济的特点,不仅避免阻力和损失,顺利地完成了牧区的社会改革,而且在政治上扩大了统一战线,加强了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祖国的边疆。
“三不两利”论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也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解放初期,在极“左”和“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大气候之下,是一个大胆的理论创新和重大的发明。它也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发展的学说,一切理论工作也必须与时俱进,必须打破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要解决和指导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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