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大多数身为翰林大臣的扈从诗人随扈皇上往来于大都与上都之间的经历，丰富了他们的人生视野和创作素材。恢宏的草原景象、变化无常的气候、诗人的怀乡之情、粗犷的边塞生活、豪迈的人文精神、深沉的历史沉淀等，使这些诗人创作的作品出现了一系列明显的具有边塞特点的诗歌意象，也使这些作品带上了浓郁的边塞诗的风格特点，是盛唐以来边塞诗风的赓续。

关键词：元上都扈从诗  边塞遗风   边塞生活   诗歌意象

“天子时巡上京，则宰执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职，分官扈从。”①从这样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元上都扈从诗人大多属于“勋阀近臣、儒林大老与一时名人魁士”②，同盛唐时候投笔从戎，渴望于边疆建功立业的文人在身份上有很大不同。按道理讲，这样的身份地位，他们的作品不可能具有浓郁的边塞风格；但是，一方面由于元朝的皇帝在上都地区经常通过校猎，检阅、锻炼军队，使得一部分扈从诗人在扈从上都的过程中有机会领略军旅生活，这样的生活经历不可避免地会对他们的创作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上都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历史背景、民风民俗等诸方面都不同于内地，也就容易引起诗人的奇思异想，满足了边塞诗的题材要求。所以，一千九百多里的扈从旅程，山水草木、风土人情、历史积淀，不仅极大地扩大了作家视野，“关途览历之雄，宫卫物仪之盛”，③都成为诗人创作的素材；并且这些也更容易感染诗人，内化为诗人的一种豪迈的意趣并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创作风格，元上都扈从诗具有明显的边塞遗风也就不足为奇了。

扈从诗人由于大多数都属于庙堂大臣，创作原本应该不脱歌功颂德的传统窠臼；但是他们在扈从皇上由大都到上都的过程中，使这些诗人走出庙堂，扈从塞外。首先，这客观上使他们总是先接触那些不加雕饰的浑莽雄奇的自然景观。从大都到上都的路途中，居庸关、野狐岭、雕窝道、桑干岭、李陵台、金莲川，等等。险峻无比的驿路，茫茫无际的辽阔草原，或者雄奇瑰异，或者浑莽辽阔，总是同豪迈、豪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的山川特点便于孕育豪迈的诗风，“山行十日如井底，仰视但见山头烟。今朝过岭一纵目，无穷平野无穷天。”（刘敏忠《偏岭》）辽阔的草原给诗人造成的视觉震撼和心理震撼同山行的郁闷经历和压抑的感觉形成鲜明的对比，给诗人的感觉是纵目远眺，浑浑莽莽，天地相与为一，视通万里，毫无阻隔，在这种环境熏染影响之下，诗人的心胸必然为之而恢宏开阔，创作出来的作品在感情上自不可能缠绵悱恻，在手法上也几乎没法去精雕细琢，具有边塞诗风就是水到渠成的了。其次，在扈从塞外的过程中，诗人们摆脱了狭小宫廷空间和思想的囿限，接触了截然不同于宫廷的生活风貌，精神与感情上不再时刻受宫廷生活的束缚。无论是百姓的艰难，还是民风的粗豪，抑或是自身扈从的艰辛，对他们的人生都是一种巨大的震撼，主观上会使他们用另一种更贴近生活的心态反映这种扈从生涯和所观察到的景物与生活。在这类作品中除了“短衣蓬鬓沙陀路，一岁三番过界墙”（刘秉忠《过界墙》）的人生慨叹外，最典型的恐非陈孚的《桓州》莫属：诗人在作品中选择了“跃马长城外”的角度，用“眼界宽”的感受，勾勒“晴天雷雨”“暑夜雪霜”“铁骑秋鹘”“金盘晓獾”“柳营弓剑”等一系列典型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以及是人的主体形象，系统展示了具有浓郁塞外军旅氛围的诗歌意象，不仅使诗歌具备了大气、恢弘的气势，而且昂扬着乐观、豪迈的人生态度，带上了非常明显的边塞诗风的特点。

描绘与内地迥然不同的奇异气候一直以来都是边塞诗内容的组成部分。同样是边塞奇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从气候变幻无常的角度上描写边塞的自然景观，与这样的绝世之唱相比较，元上都扈从诗中的诗句“上都五月雪飞花，顷刻银装十万家。”（范玉壶《上都》）尽管显然缺少了当年岑参笔下雪的奇妙神韵，却仍然使我们明显领略到五月的上都大雪飘飘，银装素裹的瑰异奇丽的景致，而且由于同样使用了夸张手法，景色也同样显得气势恢宏，同唐代岑参“放情山水……奇造幽致，所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常情”④的边塞诗风有相似之处。

值得关注的是，以往的边塞诗往往都是某一位作家因为其经历或个性影响而形成了这一诗风；元上都扈从诗具有这一特点则是因为不同的作家因为共同的扈从经历、相似的庙堂大臣身份而形成的具有群体性特征的诗歌倾向。正是因此，写上都夏天飘雪、暑天寒冷、气候变化无常等奇异自然现象的作家作品为数不少，如马臻的《滦都寓兴》、张养浩《上都道中二首》、许有壬的《代祀寿宁宫二首》、欧阳玄的《试院偶题赠巽斋之二》等等，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要么“六月亦冰霜”的异常，要么“上京据高寒，三伏凛毛骨”的奇寒，都是描写上都地区奇异气候风光的出色代表。这样的气候景致与扈从诗人扈从塞外的经历，容易形成一种苍凉的氛围。同样是陈孚，在《雕窝道中》选择的是这样一组诗歌意象：马蹄声、征鸿，秋风、夕阳，只需联想中国古代传统的边塞诗的意象，就不难想象作为塞外游子，诗人在奔赴上都途中油然而生的苍凉感。自然景色的奇丽瑰异，感受的苍凉悲壮所形成的崇高感，恰是边塞诗的突出特征之一。

一方面，具体分析元上都扈从诗人的主要精神风貌与情感特点，可以发现，大多数都体现出昂扬奋发的积极的主体情感，乐观的感情基调，体现出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关注民生，关注国家命运，积极为朝廷出谋划策，表现出了强烈的责任心与使命感。另外，在这部分诗人中固然不乏沉溺于宫廷生活的诗人，但很多诗人对于远出塞外的经历，抱持着“怀亲仍写使臣悲”（吴师道《题黄溍卿应奉上京纪行诗后》）的心态，很多作品还是透露出了浓浓的游子情怀：离乡怀国的伤感，浓郁的思乡之情，悲怆的人生感受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张翥的《上京秋日三首》之一“山前孤戍水边营，落日无人已断行。瓯脱数家门早闭，轒温千帐火霄明。白摧野草狼同色，秋入榆关雁有声。最是不禁横笛怨，海天秋月不胜晴”，就通过孤戍、水边营、落日、人断行、数家门闭、野草、狼、秋雁、榆关等一组组特定的意象，渲染出一种孤寂、落寞、荒凉的边塞氛围，然后用“最是不禁横笛怨，海天秋月不胜晴”来抒发思乡之情，结构上，以“横笛怨”卒章显志；在手法上，用“晴”一语双关。这样的诗歌，从诗歌意象选取和表达技巧上，显然都继承了唐代边塞诗的传统；在艺术成就上，也因了诗人高超的艺术修养而使得部分作品相较于唐代边塞诗，几乎难分轩轾。

边塞诗风形成最主要的基础之一是边塞生活。元上都扈从诗人扈从上都所经历的生活已经不再是杀伐连连，但出于民族生活传统和检校军队的需要，元朝的皇上在上都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狩猎。萨都剌的《上京即事》、王恽的《飞豹行》、廼贤《塞上曲》等，都是反映这方面生活内容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萨都剌的《上京即事》所选择的诗歌意象紫塞、风高、强弓、王孙走马沙场、“呼鹰腰箭”和“归来晚”等形象，让人极容易联想起王维的《出猎》；这类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王恽的《飞豹行》：“春蒐秋獼是寻常，况复军容从猎法。一声画鼓肃霜威，千骑平冈卷晴雪。长围渐合汤山东，两翼闪闪牙旗红。飞鹰走犬汉人事，以豹猎兽何其雄。”诗歌从狩猎的习俗、目的，恢宏的场面与磅礴的气势多个方面粗笔勾勒，使诗歌显得场面宏大，气势雄浑，与盛唐边塞诗风几乎一脉相承，也大有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的余韵。

毋论统治者的狩猎生活，即使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里也体现出了粗犷豪迈的生活方式与磊落豪放的性格特点，体现的是大气的民族气质。以以下诗句为例，就可窥见上都及其附近地区人们的生活及其性格特点：在饮食生活上，“劝君马酒朱颜酡，试听一曲敕勒歌”（胡助《滦河曲》），突出的是热情豪爽的性格；“滦河美酒斗十千，下马饮者不计钱”（马祖常《车簇簇行》），显示的是不拘小节的粗犷豪迈；“细肋沙羊成体荐”（同上），表现的是不屑琐屑的生活与行为方式的饮食习惯，“雕弓放下笑归去，急鼓数声鸣骆驼”（陈孚《明安驿道中四首》），再现了乐观磊落的不羁与飘逸；诸如此类，都使上都扈从诗人在当地人民的生活与性格中获取了具有浓郁边塞诗风的素材和不竭的精神动力源泉。

元上都及其周边地区自古以来都不是寂寞的蛮荒之地，而是无数英雄驰骋的沙场，留下了无数英雄史诗般的传奇历史。这里的历史沉淀着匈奴、鲜卑、突厥、女真、蒙古等民族的英雄创业史诗；又如此密切地同蒙恬、李陵、苏武、卫青等历史英雄，特别是同成吉思汗、忽必烈等元代奠基者的英雄事迹密不可分，这些都无形中增加了元上都扈从诗厚重的历史文化因素和英雄主义色彩。以上都附近的李陵台为例，元上都扈从诗人以此为题材创作的作品数量众多，胡助的《李陵台》《再赋李陵台》、柳贯的《望李陵台》、黄溍的《李陵台》、周伯琦的《李陵台》等等。其中陈孚的《李陵台约应奉冯昂霄同赋》把李陵遭遇的无奈、对汉室的忠贞和自己结局的悲惨，萨都剌的《过李陵墓》《拟李陵送苏武》把李陵遭际的凄惨和身后的零落凄凉同苏武的偶合际遇相比照，都营造了一种凄怆苍凉的历史氛围，让人在同情之余，顿生郁结顿挫之感。这样一些历史题材的作品，无论是诗人们主观上的感情与价值取向，还是客观上所选择的题材，即李陵这一历史人物悲剧命运的本身特性，都使得以此为素材的作品渗透着浓浓的个人人格与命运悲剧凝聚成的崇高感，带着鲜明的边塞诗风的况味。

严格地说，大多数元上都扈从诗人都是宫廷诗人，但在扈从上都的过程中，无论是鞍马劳顿也好，抑或百姓疾苦也罢；无论是宫廷宴饮和歌舞也好，抑或社会矛盾与危机也罢，无论是现实的文治武功抑或是历史的沉淀与沧桑，他们目光所及，观察到的生活依然是丰富多彩的，诗歌创作的题材也一如这生活，反映了极为广阔的元代社会风貌，这种创作选材的特点本身，就具有边塞诗的风貌。

通观元上都扈从诗，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在诗歌意象上，频繁选取秋风、夕阳、白雪、铁马、马蹄、弓箭、宝剑、铠甲、横笛、悲笳等；内容上，题材广泛，或者表现边地生活的艰辛，或者表现客子思家的情绪，或者描绘边塞风光、边疆地理、民族风情、民族交往等各个方面；在诗歌形象上，塑造出一系列骑手猎人的形象，表现了他们性格上豪迈不羁，不拘小节的特点；在诗歌的主要风格特点上看，大多数作品从大处落笔，气势流畅，基调昂扬，富有崇高感；在诗歌的表现手法上，或粗笔勾勒，或写景大气，诗风豪迈，使很多作品表现出雄浑、磅礴、豪放、浪漫、悲壮、瑰丽等风格，意象宏阔，形成了廓大的文风；而且，这些作品体裁灵活自由，既有律绝，也有歌行，可谓各体兼善。这一切，都是盛唐边塞诗的突出特点，这些特点，在相当一部分元上都扈从诗中出现，是元上都扈从诗具有浓郁边塞诗风的突出例证。

总之，虽然在作者身份的角度上看，元上都扈从诗应该属于宫廷文人的作品，但是由于元上都扈从诗人特殊的生活际遇，以奇异风光为题材的创作，加之元代空前强大的国力和蒙古族能征善战、豪迈磊落的民族性格，这些独特的时代背景和内在的民族人文内涵，都决定了这些作品不可能雷同于其他时代文风柔弱的宫廷诗歌，而必然使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带上浓郁的边塞诗风，是盛唐边塞诗风一脉相承的产物。

引文注释：

① 黄溍，《上都御史台殿中司题名记》，《黄金华集》卷八，第176页。

② 黄溍，《上都翰林国史院题名记》，同①。

③ 柳贯，《上京纪行诗序》，转引自陈衍辑撰《元诗纪事》。

④ 辛文房撰、舒宝璋校注，《唐才子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