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精品《中国影响力》专栏首播观后 

 得知央视精品《中国影响力》专栏将于国庆之夜首播的消息后，心里琢磨“一定是隆重推出震撼、轰动式的大题材吧。”待打开电视机，映现在眼前的竟然是荒风牧草、牛车马队，只见漫漫黄沙中迈动着坚毅的步伐，猎猎飘动的红旗上大书着“鄂托克旗乌兰牧骑”，随着一幅幅淳朴感人、生动精美的画面，讲述“我从草原来”的故事。

 一股暖流从心头涌出。往事历历，自草原扑面而来。

 1967年11月，我随500名北京中学生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在草原人民热情的接待中，我第一次欣赏到乌兰木骑的精彩表演。学生时代的我，曾任校宣传队队长，并在中国音乐学院学习竹笛，本以为告别了艺术生涯，却意外地在草原深处融沐到如此美轮美奂的艺术之光。第二天，北京知青的文艺骨干们与乌兰牧骑举行联欢，初到草原，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以致常常因分不清“乌兰牧骑”还是“乌鲁木齐”而引起一阵善意的笑声。 

转年的春节，我和知情战友们赶着牛车（因为当时还没有学会骑马。），去插队所在地的乌兰察布边防站慰问解放军。边防官兵们骑马迎出十数里。联欢会上，我演奏了笛子独奏《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官兵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宴会上，边防站站长不称呼我们在当地著名的名字--“北京知青”，而称我们为“北京乌兰牧骑”。令我没想到的是，三十多年后，我随已回京的知青战友们回草原，到久别的乌兰察布边防站慰问解放军，边防站站长致欢迎辞称：“欢迎北京乌兰牧骑老前辈。”“老前辈？”大家不解地问。站长幽默地答道：“北京乌兰牧骑在1968年就开始来我们乌兰察布边防站了，而我是1972年才出生，你们不是老前辈吗？”一语道破，引起满堂开怀大笑。 

草原插队的第二年春节，当时的公社抽调各队的知情文艺骨干组织了乌兰牧骑宣传队，走包串户，为牧民们演出。说是演出，其实就是在蒙古包里，围着炉火，唱歌奏乐，给牧民们增添节日的喜庆气氛。一日，巧遇五位解放军战士。原来，乌兰察布边防站组织了解放军乌兰牧骑巡回演出。两支乌兰牧骑合在一起，人多马壮，蒙古包里盛不下了，便在浩特（两个蒙古包之间）边的草地上，喝风踏雪，引吭高歌。春节，在内地早已春风和煦，大地泛绿了；然而，草原此时，即便是和风丽日，气温也要在零下20度。解放军乌兰牧骑演出二胡独奏《草原巡逻兵》。就在五名战士忘情地演奏着激昂欢腾的乐曲时，一阵“春风”拂过，牧民们惊呼起来。那是零下20度的“春风”啊！记得初到草原，不谙天时，也是这样的春回大地，偶感燥热，解开帽翅，“春风”瞬间一过，又赶紧系紧帽子。到家后感到耳朵热辣辣的，伸手摸时才发现耳后冻起了大血泡。此时此刻，战士们显出钢铁本色，丝毫不为“春风”所动，坚持演出。一曲落地，牧民们抓起身边最纯净的白雪，为战士们擦拭手指和耳朵，生怕冻坏子弟兵。几个老牧民额吉竟抱着战士们哭出了声。战士们和知青们可能不约而同地想起远方的妈妈，大家和牧民们拥在一起，原本联欢喜庆的时刻，却哭成一片…… 

1969年夏，我被借调到东乌旗乌兰牧骑，并担任过队长。那时的东乌旗乌兰牧骑的排练条件，比起鄂托克旗乌兰牧骑的同期条件好了许多，人数差不多是一样的十几个。多年后，在电视上看到香港某著名女艺人讲：“我们是‘一脚踢’”。她的意思是什么都干。其实，所谓“一脚踢”不是她们的发明，乌兰牧骑都是这样的。就拿我来说吧，主业是笛子演奏员，但还干过歌唱（京戏，郭建光片段。）、舞蹈、朗诵、编剧、创作。我编曲的女声独唱《点亮我的小油灯》还拿到盟里参加汇演，得到好评。应该说，乌兰牧骑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艺术生产力却相当于一个六、七十人的中型艺术团。 

草原乌兰牧骑的生活，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那就是：“拥军爱民。”先说拥军吧。当时，驻军的新兵来到草原、老兵告别草原、八一建军节等等的有关解放军的活动，都活跃着乌兰牧骑的身影。东乌旗乌兰牧骑中，有来自北京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和体育学院预科的学生，编排的节目水平极高。有一个节目是以表现边防战士们刻苦训练的场面的，几个体育学院预科的学生把空翻、鱼跃等高难度动作用在舞台上，战士们看得热血沸腾，报以掌声还嫌不够，常常振臂高呼扎根边疆、保家卫国之类的口号；场上场下，连成一片，令人难忘。爱民，更是乌兰牧骑的天职。一年中，大半时间到草原各处巡回演出是职责所在。蓝天为幕，牧场做台，歌舞器乐，欢声笑语。观赏乌兰牧骑的演出，就是牧民的节日；草原之夜，燃起篝火，与乌兰牧手拉手心连心地载歌载舞，就是牧民们的狂欢节。乌兰牧骑带给草原牧民的不仅仅是歌声，寻医问药、书报杂志、发展生产、教育子女，一句话，乌兰牧骑的红旗插在哪里，哪里就是草原文化的中心。

祖国的六十一年华诞，国庆期间，好戏连台，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但我除新闻外却很少看电视，大概诚如老子讲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吧。然而，央视精品《中国影响力》栏目首播的《我从草原来》（包括10月8日的续集），却让我目不转睛、专心致志地欣赏，生怕漏掉任何一个画面。

节目结束，电视机前的我早已热泪盈眶。家人不解地问：“有那么好吗？”我默默地点点头。

“我从草原来。”人们对草原的了解，大多从昭君出塞的思乡凄凉、蔡文姬《胡笳十八拍》哀怨哭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只识弯弓射大雕中得来的。作为在草原生活过十年的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上述种种纯属对草原文化的误读。仅就当代艺术来说，被誉为“交响天使”的辛沪光女士，于1956年告别上海，如一只“南方飞来的小鸿雁”般地飞向草原，不久，便向世界奉献出震撼人心的音乐史诗《嘎达梅林》，书写了“上海姑娘创作蒙古史诗”的神话；1966年，年仅22岁的笛子演奏家简广易先生来到鄂尔多斯草原乌审召采风，一曲《牧民新歌》由此诞生，走红全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亚洲经典曲目之一，从而成为世界经典名曲。事实上，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同哺育了伟大的中华文化。内蒙古赤峰兴隆洼与河南舞阳贾湖几乎同时出土了8000年前的骨笛亦为明证。 

“我从草原来。”它不仅仅是一句美丽的歌词，作为中国人，生命中的遗传密码很可能告诉你：“你就是草原人。”自古以来，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的战争狼烟、融合情缘多的数不清，真的是“剪不断，理还乱”，描述这些历史画卷的文史著作汗牛充栋，累代不绝。然而，文史学家们很少思考，居住在地老天荒的草原游牧民族，为什么不向文明力量相对薄弱的中亚“西进”，却总是向强大的中原“东归”呢？ 

这一历史现象，近年来引起不少文史学家的研究兴趣。张骞通西域，太史公赞曰：“张骞凿空。”后人亦追捧“凿空”伟绩，似前此西域与中原无交通。然而，事实证明这是司马迁及后世史家们对草原文化史的千年误读。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北方诸族的祖先都是从中原出走的游牧和渔猎部落。”更有甚者，美籍华人朱学渊博士在其研究中国北方民族史的专著中指出：“秦始皇是说着蒙古话的女真人。”一言既出，哗然者众。细品起来，朱先生说的有理有据，似乎是世人的头脑尚在“凿空”中眩晕。如果朱先生的理论太深奥的话，我可再举两个通俗点的例子。学者唐善纯先生在其专著《华夏探秘》一书中指出：甲骨文中没有“太极”一词（这仅为一家之言。--笔者），“‘太极’更像是一个音译的外来词，其词源应为阿尔泰语系中的‘腾格里’（tengri）。”“腾格里”也就是著名蒙古族歌唱家“腾格尔”的名字。还有一个更通俗的例子。遍布北京的岳各庄、王格庄、李各庄之“格”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曾让北京文史学家和民俗学家大伤脑筋，百思不解。其实这个问题的最好老师是“草原”。任何一个从草原来的人都会告诉你，蒙古语叫“家、房子”为“格尔”。岳各庄、王格庄、李各庄之“格”不是汉语，而是蒙古语，意为：“家”。岳各庄、王格庄、李各庄其实是蒙汉杂交的称谓，意为“岳家庄、王家庄、李家庄”。文化史告诉我们一个不争的事实：“草原与你、我同在。”否则，倘若没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你、我今天还在“上衣下裳，车兵步战”也未可知。 

2008年，中国成功地举办了一次“历史上最好的奥运会。”会后，文化部的领导会见国外媒体时，有国外记者问：“中国何时能拿出‘两弹一星’式的文化产品？”依我看，且不说这位记者提出的是一个不禁论证的“伪命题”，也不说奥运会及其后的世博会那样世界级的文化项目，早在1957年，内蒙古草原高高飘起的乌兰牧骑的鲜艳红旗，以它半个多世纪的光辉历程，向世界昭示：中国‘两弹一星’式的文化产品早已在草原以它那“红色嫩芽”的英姿，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吗？

近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我体会，抵制“三俗”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到草原去，与牧民们同哭，与战士们同乐，做一个“乌兰牧骑人”。

这，也可能是央视精品《中国影响力》专栏首播的镜头对准“乌兰牧骑”的创意所在吧！

让我们一起回草原。

2010-10-9                京南寓中

编者：作者张旭，原插队东乌珠穆沁旗额仁高比公社阿尔山宝力格大队北京知青，现在大学任教。一直关注草原的发展和文化研究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