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文化是相对于雅文化而言的，雅俗主要在于语言文字的不同和面向的对象不同。俗文化主要使用白话文或浅近的语体文，面向下层大众，以及对中原传统农耕文化不太了解的蒙古、色目人。雅文化则使用传统的文言文，主要面向各族人士。俗文化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唐朝，宋朝已颇有影响，其表现形式是话本小说、民间说唱技艺等。蒙元时期，俗文化发展成为一种潮流，不仅话本小说、民间说唱技艺有所发展，杂剧、南戏和散曲，有些完全可以归入俗文化范畴，有些则介乎雅、俗之间。还出现了用白话文或语体文作的通俗史书，以及经典的“直解”等。元俗文化的兴盛，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现象。主要原因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对文化的需求,蒙古人、色目人希望了解中原传统文化，而传统的雅文化使他们望而生畏，俗文化易于理解，符合他们的需要。俗文化在元朝的兴盛有深刻的社会背景。

　　文化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社会的现象和特点，必然在文化上有所表现。

　　 五、史学和地理学有较大发展。

　　元朝统治者实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国各民族文化得到交融和发展。经过长期的酝酿，顺帝时完成了辽、宋、金三史的修纂，这一举措结束了自辽朝灭亡后200多年的“正统”之辩，同时也在中国史学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各民族政权的合法地位。它符合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相属的历史状况。元朝也是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辽史》、《宋史》、《金史》是廿四史中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编修的史籍，也是在中国史学史上首开一朝史官修三朝历史之先河，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历朝实录和《经世大典》等政书的编纂，为当代史积累了资料。苏天爵对文献的整理，对当代史有很大的贡献。朱思本绘制《舆地图》对后代有深远影响。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中表现了非洲、欧洲的位置，这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是第一次。有关行记和方志类的作品都有新的收藏。由官方组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天文实测活动，使中国在很多天文学领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如黄道夹角的科学数据、晨辰的数量、历法等）。在地理学方面，《大元大一统志》开中国官修地理总志之先河，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书,共1300卷。元世祖下令搜集全国总地志,以明“一统”。1294年书成共755卷,名《大一统志》。成宗时,陆续获得云南甘肃辽阳等地的图志,文命秘书监增修。1303年前再次成书,共1300卷。顺帝时刻印流传,定名《大元大一统志》。此书大致以一 州为一卷,如事迹较多则分为数卷。每册约为10目,为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古迹人物等。元代编修的方志达160种，数量超过了宋代。官方还组织了历史上首次对黄河河源的实地科考。元世祖时,女真人蒲察都实奉命为招讨使寻找河源,开始了对黄河的第一次有计划勘察。1280年冬,都实堪察到黄河上游两大湖(鄂陵湖扎陵湖)和星宿海的情况。后来翰林大学士潘昂鲁据此撰成《河源志》一书。使人们对黄河正源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官方编辑了最早的指导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农桑辑要》。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中国月令体农书中最古的一部。王桢的《农书》是中国第一部对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农书。发明了金属活字、转轮排字法和套色印刷术，陶瓷业、造船业、纺织业都有了较快的发展。

　　书籍是文化的载体。蒙元时期，蒙古文字产生并沿用至今。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儒家经典著作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传授儒家文化的学校。首次出现了由官方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机构 — 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蒙古、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间涌现出一大批汉文著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进一步向中原社会流传，藏传佛教在中原得以传播。元代书籍出版分为官府刻书（书院、官学刻书）和私宅刻书（民间书坊和寺观刻书），其中书坊刻书的数量最多。各种佛教大藏经和各种民族文字著作的出版，是元代出版业的特色。出版业的兴盛，从侧面反映出元代文化的繁荣。当时私家史学著作十分丰富。其中著名的史书《元朝秘史》是蒙古民族第一部古典文学作品，史料价值也很高，对研究语言学也很有价值。

　　 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 元曲（散曲和杂剧）也是在兼容的文化环境下形成的。元曲的诞生与繁荣，主要得益于蒙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影响和文化政策的宽松。后人把元曲、唐诗、宋词并列，视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元曲包括散曲和戏剧（杂剧、南戏），在元代文学中成就最高。元人视同唐诗、宋代理学一样，视为元代文化的精华。以关汉卿为代表的元代戏剧开辟了中国戏剧史的新时代，对后世产生具大影响。

　　 六、文化交流空前活跃。

　　蒙元时期，东亚、中亚、西亚、欧洲的部分地区相继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战争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在客观上也带来了积极影响。它使欧亚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壁垒被打破。官方鼓励通商的开放政策，便利安全的交通驿站，拉近欧亚之间的距离，使各种文化之间的直接对话成为现实，各地区之间缩短了因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文明进程的差距，尤其是文化交流让中国认识了世界，世界也认识了中国，东西方间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世界文明史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促进了中国的国际化，开创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时代，使各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文化双向交流加速。

　　唐朝和元朝是中国古代对外影响最大的王朝。如从对外影响范围、往来数量和国际地位角度比较，唐与元是无法比拟的。优惠的通商政策、通畅的商路、富庶的国度，使蒙元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大都、上都、杭州、泉州、广洲已具有国际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已成为国际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蒙元时期，汉唐以来的丝绸之路更加通畅交通的发达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

　　伊斯兰国家的天文数学书籍陆续传入中国，当时回回司天台曾收藏有多种阿拉伯文数学书籍。同时，中国的天文学也传入伊斯兰国家。旭烈兀汗西征时“曾自中国携有中国天文学家数人至波斯”。伊利汗时期，中国医术传入波斯，有许多中国医生在伊利汗庭服务。

　　印刷术传入波斯后，又传到非洲和欧洲。蒙古西征时，把火器传到阿拉伯后又传入欧洲。后来阿拉伯人的回回炮、历法（回回历）、医药（回回药方）陆续传入中国。元朝在太医院下设广惠司，专门掌领回回药方。

　　与高丽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元朝忽必烈时，高丽儒士曾在大都学习理学，回国时带回《朱子全书》等理学著作，使理学在高丽广为流传。高丽名医李齐贤结交元朝名儒文士，著有《益斋集》，其中有描写中国自然景观和民情风俗的诗篇。

　　与日本的文化交流超过了前朝。佛教禅宗在日本十分兴盛，来华学习佛法的日本禅僧很多，有记载的就有220余人。也有不少元朝高僧赴日本，带去中国的佛经经史、诗文等典籍，还有中国禅林的生活习俗对日本也有影响，如日本的茶道，是由元代“传入的唐式茶会”发展而来的。蒙元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中西文化交流信息容量之大、传播范围之广对未来历史的影响之大，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

　　忽必烈建元后,欧洲的贡使、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络绎东来,最典型的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的父亲尼古剌和叔父玛窦在1266年(至元三年)到达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后忽必烈派使臣随同西返罗马教廷命罗马教皇遣派熟知基督教律,通晓七种艺术者百人来华。两年后,兄弟二人携带15岁的马可波罗陪同教皇派的传教士尼古勒与索岳木东来。马可波罗于己于1275年(至元十二年)夏到达上都复命。马可波罗在元朝留居十七年,颇得忽必烈信任。马可波罗于1295年返抵威尼斯。根据他口述整理的《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元居留间的见闻,对元的繁华和富庶倍加赞扬。马可波罗的东来和《马可波罗游记》的传播,极大地加强了欧洲人对东方人的了解。欧洲传教士陆续来华和元朝使臣远使西欧这在元朝以前的历史上是不曾有的。蒙元统治时期的对外关系由亚洲扩展到非洲和欧洲。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日益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忽必烈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奠定了祖国的版图，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功绩。总之，蒙元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新的转折期。戏曲、散曲、小说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它们逐渐取代诗、词、散文，而占据文坛重要位置。同时诗、词、散文也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有自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