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1215年元太祖成吉思帝占领金中都至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今北京市），在这50年间大蒙古帝国一直派长官到幽燕之地（今北京地区）管理此地。本文考证了这些燕京长官的具体人士和蒙古燕京地区官府设置。

关键词： 燕京地区 蒙元 长官 府邸

1215年，成吉思帝。

1217年，木华黎国王。

1229年，耶律楚材。

1234年，失吉胡土虎。

1241年，牙剌瓦赤。

1251年，赛典赤。

1259年，脱里赤。

1260年，祃祃。

1215年，成吉思帝。

这年，元太祖成吉思帝占领金中都（今北京西南），之后大蒙古帝国一直委派亲信长官管理燕京地区军政事务，直到1264年忽必烈元朝在旧中都遗迹东北远处新建都城，即元大都，历时50年。

蒙古人占领中都城之后，改中都为燕京，至此之后应称“蒙古燕京”，非“金中都”，由蒙古燕京留守兼行省长官札鲁花赤，即断事官治理，并设左、右警巡院管理民政。由于旧中都在1211年和1217年两次大火中其皇城被焚烧殆尽。金蒙之际，中都受到了严重破坏，城池宫殿，已完全无复旧观。（周良霄《忽必烈》p96）在诗人们的笔下，只见“野花迷辇路，落叶满宫沟”（蒙古族诗人乃贤《金台集》）。“可怜一片繁华地，空见春风长绿蒿”（魏璠《燕城书事》）。所以蒙古燕京的官邸主要集中在旧中都皇宫遗址的远郊，即今大兴一带。

百度百科：“成吉思汗麾下大将木华黎于1215年攻下北京,遂改置燕京路大兴府。”

蒙古军取金中都时，成吉思帝在金莲川（今正蓝旗），蒙古国大札鲁花赤失吉胡土虎（胡丞相）奉命检视中都帑藏。金留守合答奉金币为拜见之礼，胡土虎不受，尽运所籍财物献于成吉思帝，大受嘉奖。

1217年，木华黎国王。

元太祖撤离征金战场，回到蒙古本土，后西征。撤前他任木华黎为国王，把伐金的战事全权委付他。1223年国王木华黎死后，国王之职由他的后裔代代相传。所以说，木华黎家族是中原汉地（包括蒙古燕京地区）的最初最高的军政长官和统治者。

据记载，在华北地区，成吉思帝返师漠北后，曾任扎八儿火者为“黄河以北、铁门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元史》）。“都”便是总的意思。他们的责任是主领和监督那些投附于蒙古的地方军阀和官员。成吉思帝晚年还曾“命阇里毕与皇太弟（即帖木哥）国王分拨诸侯王城邑”（《元史》）。《元史·木华黎传》也说：“丙戍（1226）夏，诏封功臣户口为食邑，曰十投下，孛鲁（木华黎子，此时已为国王）居其首。”十投下（“投下”意为封邑，亦指封主）是木华黎所将的伐金主力。他们所受封的户口大多是城居的汉民。十投下的分封，很可能与阇里毕所主持的“分拨城邑”是一回事。说明在元太祖成吉思帝晚年，蒙古诸王贵族在华北已开始直接领有食邑。

成吉思帝西征期间，蒙古军攻陷宁远，著名禅学大师海云被俘。成吉思帝闻讯，遣使令木华黎，使“存济无令欺辱”，并问候“小长老好”，于是天下皆以“小长老”称海云。之后，国王木华黎请海云到蒙古燕京住持庆寿寺，深受蒙古贵族们的尊敬。《日下旧闻考》中就录有《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纪略》。

庆寿寺也叫双塔寺，在北京西长安街上，即电报大楼西，旧时即西长安街28号。该寺创建于金章宗大定二十六年(1165年)。 据《震垣识略》记载："双塔寺在小时雍坊西长安街，金章宗建， 即元庆寿寺。专有塔二:一九级，一七级。九级者额曰"特赠光天普照佛日圆明海云佐圣国师之塔"，七级者额曰"佛日圆照大禅师可庵之灵塔，"由此可知该寺是金时大庆寿寺遗址。该寺元至元十二年重修，费时七年(1276—1283年)。修后之寺"完整雄壮，又为京师之冠。"此寺又称庆寿寺或大庆寿寺。 至元四年新建二塔，故又俗称双塔寺。明正统又重修，改名为 大兴隆寺，或称慈恩寺。庆寿寺从金代即受重视，当时是金朝的庆寿宫，元时又赐给皇太子作功德院。明代慈恩寺始为西藏僧人修持之所，明朝有双塔寺诗:"石塔参差御苑西，凌空双雁识招提。梵铃风起声 相激，仙掌云分势欲齐。似引飞凫朝帝阙，岂烦鸣马护禅栖？长安落日驰车骑，何处逢人路不迷。” 明宣德年间，和尚觉贵在庆寿寺创建高数十丈的毗卢阁，可以俯看皇宫，因而获罪，阁毁。到了清代，除双塔还保存外，寺早已毁掉了。 直到解放后1954年扩建西长安街时才拆掉双塔，今已无存。

1242年，海云受忽必烈之召，前往漠北论道。他遵忽必烈的令旨，离开庆寿寺北上，道经云中，携带了南堂寺的青年和尚子聪同行。子聪就是后日参赞忽必烈立国的著名政治家刘秉忠。

1219年冬，成吉思帝在西征途中遣使刘中禄诏请蒙古山东行省全真道领袖丘处机。蒙古使臣刘中禄于1220年深秋到达山东。1221年春，丘处机率弟子西行，备历艰险，于次年四月在大雪山觐见成吉思帝。处机进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敬天爱民为本；清心寡欲为要。成吉思帝很赞赏他的话，称他为“神仙”，丘反尊成以“圣主”。成吉思帝在此说了一句名言，叫做“我今愈信真天人也！”这实际上，当时他就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了他的道家思想已经形成。于是他已把道教正式确定为蒙古国“国教”。成吉思帝曾明文规定封道教领袖丘处机为大蒙古国之帝师。成吉思帝原文是：“为帝者之尊师，亦天下之教父。”1223年，丘处机东归。成吉思帝派他到蒙古燕京太极宫（今北京白云观），并投资巨款扩建该道观，赐名为“长春宫”，命丘处机主持该观，同时掌管天下道门。在丘处机的主持下，全真道在北方风靡一时，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很大势力。之后，道教在元朝到了登峰造极的空前繁荣的历史阶段。

1229年，耶律楚材。

同年，元太宗窝阔台一即位，命父亲旧臣耶律楚材为河北汉地长官。“命河北汉民以户计，出赋调，耶律楚材主之”。在赋制初行时，对华北地区，“朝臣共欲以丁为户，公（耶律楚材）独以为不可。皆曰：我朝及西域诸国，莫不以丁为户，岂可舍大朝之法，而从亡国政耶？公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尝以丁为户。若果行之，可输一年之赋，随即逃散矣！卒从公议。”（《元文类》）耶律楚材简选一批“通古今、练钱谷、明儒术、娴吏事”的汉人儒士主掌十路征收课税使，定诸路课税：酒课验实息十取一，杂税三十取一。蒙古统治者采行汉制、任用文臣，是从这时候开始的。由于征税工作迅速取得成效，元太宗窝阔台大为高兴，于是在1231年始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另据，契丹人石抹咸得不也是元太宗窝阔台朝蒙古燕京路长官。

蒙古国大臣、中书令耶律楚材在燕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原封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在经济方面，楚材通过在中原设立十路课税所，每年为蒙古政权征收到大量财赋。在政治方面，楚材既反对蒙古诸王功臣“裂土分民”，又限制割据各地的汉族武装地主所掌握的军、政、司法、经济权力，制定和实行了一些加强蒙古中央集权的措施。在文化方面，楚材推行了保护、优待、任用儒士的政策。1230年，由他奏请窝阔台皇帝后任用的十路课税正副使共20员，都是儒士。1238年，奏请在中原诸路举行儒士考试，选取儒士4030人，这些中选儒士有不少人后来成为元世祖忽必烈朝名臣。

元太宗窝阔台还在燕京举办过国子学。当时蒙古燕京的学宫孔庙也为全真教士所把持。窝阔台时期（1227——1241）曾在燕京开设国子学，教授蒙古生徒，其主持者为杨惟中、冯志亨和李志常。后二人都是全真道士。儒生对此当然是不满意的。元宪宗蒙哥即位后，即有令道士冯志亨退还所占孔庙及其田产，付予燕京儒士主领之旨。这道旨意的发布无疑是与忽必烈相关的。（周良霄《忽必烈》p33）

1234年，失吉胡土虎。

本年灭金之后，窝阔台皇帝命大断事官失吉胡土虎为中州断事官（管理汉地的最高行政官），在蒙古燕京设立官署，统领中原诸路政邢财赋，当时汉人称之为燕京行台尚书省。就任后，胡土虎即主持编籍中原民户，于1235年完成，共得户110余万，称为乙未户籍。次年，又奉命将中原汉地民户分封给诸王、贵戚、勋臣。胡土虎在燕京行台尚书省任内，“政烦赋重，急如星火”，虽有耶律楚材所定税法，但对汉民的不时需索并未停止。他令汉民各出银为差发，下至教学行亦不免除。籍户时，又荒唐地企图印识人臂，竟将汉民视同牧畜，因僧人海云谏止而罢。人民不堪繁重的差徭，大批逃亡。1241年元太宗窝阔台命牙剌瓦赤主管汉民公事之前，胡土虎大约一直任中州断事官，此后他的活动即不见记载。1247年，张德辉曾向忽必烈建议仍启用胡土虎主管民政，说明此时他已去职，不担任断事官。据《史集》记载，他卒于阿里布哥叛乱期间（1260——1264）。其实，他很高寿。据我考证，他约生于1182年，卒于1272年，历经太祖、睿宗、太宗、定宗、宪宗、世祖六朝，“年逾九十而卒”（《民族辞典》）。在窝阔台统治时期，蒙古国的政治设施和统治制度，都已取得重大的发展，而它总的趋向是采行汉法，这是一种进步。

1241年，牙剌瓦赤。

1241年至1252年期间，为燕京行省长官。牙剌瓦赤（？——1261），全名阿吉思·马哈木德·牙剌瓦赤。中亚花剌子模人，回族。十三世纪初蒙古西征时与其子马思忽惕率部族降附，献管治城市之策，得元太祖成吉思帝信任。初任中亚河中察哈台封地长官，专理财赋。蒙古太宗十三年（1241）奉命至燕京，“主管汉民公事”。宪宗元年（1251）任燕京等处大断事官，行尚书省事。在综理财政中，提出在西域人中以丁征调赋额之策。

周良霄《忽必烈》称：姚枢原是燕京行省长官牙剌瓦赤的属吏，因厌恶其为政昏暴而弃官隐居辉州。当时，燕京行省断事官牙剌瓦赤、不只儿等总领华北、中原财赋，横暴特甚。一天之内，便滥杀二十八人。有一个人犯盗马罪，已受杖开释，恰巧有人进献环刀，他们便又把犯人追回，手斩以试刀。忽必烈斥责了不只儿等的暴行。但这些燕京官员已得蒙哥信任，而且财赋属于有司，忽必烈也无法进行干预和厘正。于是忽必烈请准于蒙哥，在汴梁设立屯田经略司这一机构，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使他们不受牙剌瓦赤等的牵制。

1251年，赛典赤。

全名赛典赤瞻思丁（1211——1279），回族。原籍中亚布哈拉。太宗时已任大断事官（都达鲁花赤）和燕京路断事官。1251年宪宗时任燕京路总管。因政绩卓著，世祖时升宣抚使。后官至中书平章政事。

1252年，张德辉与金元之际著名诗人元好问往觐忽必烈，并恳请他接受“儒教大宗师”的尊号，忽必烈欣然接受。张德辉等又奏请遵照元太宗窝阔台时期考选儒士的规定，蠲免儒户兵赋等负担。忽必烈概予允准，并责令有司切实奉行。同年2月和6月，忽必烈两令魏祥卿与杨惟中传达令旨，命担任燕京等处行中书省事的断事官牙剌瓦赤等修复燕京孔庙；1253年又命令担任燕京路都总管的赛典赤负责缮修，使久已残破的文庙建筑焕然一新。1254年，冯志亨等复图占夺孔庙及其田产，忽必烈又两颁令旨，亲予批断，且对燕京的儒士与官员们表示：“以后我与你们做主”；“秀才每（们）有的公事言语，你休怕，我根底奏将来者。”（《析津志辑佚》）。这时的忽必烈，俨然以儒士们的保护神出现。他的“爱民之誉，好贤之名”，便在汉人儒士中传布开来。儒士们形容是“天下望之，如旱望雨”。于是，他们交相荐引，投附到忽必烈的幕府来。

大蒙古帝国宪宗帝蒙哥即位不久决定大举亲征南宋。他1258年8月出师南征，由陕入川。但1259年7月，蒙哥病死在今重庆市合川钓鱼城下。蒙古军仓皇北撤。此时，奉旨于1258年11月自开平（元上都）启行正进围鄂州（武汉）的皇弟忽必烈处在进退两难之中。蒙哥死后，留守蒙古都城哈尔和林的幼弟阿里布哥图谋夺取皇位。他已派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京，按图籍，号令诸道，行使皇帝的权力。忽必烈近侍郝经进呈《班师议》认为当前真正的危险不在敌方（指南宋），而在内部。内部的形势则极为复杂。他向忽必烈建议立即轻骑北返，控制燕京，以稳定漠南的局势。忽必烈接受了郝经、廉希宪等僚佐们的建议。1259年11月初，忽必烈便从鄂州出发，轻骑简从，星夜兼驰，于20日返抵燕京。奉阿里布哥之命正在燕京括集军队的脱里赤，完全没有料到忽必烈突然返还。忽必烈便假传蒙哥临终之命，把已签发的军卒遣散，并急召霸都鲁等率军北还。忽必烈与亲弟阿里布哥一场新的帝位争夺战又开始了。

1259年，脱里赤。

以上已论及，脱里赤是阿里布哥擅自行使皇帝大权委任他管理燕京地区的临时长官。简言之，1259年蒙哥在四川死，和林留守阿里布哥派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京。

1260年，祃祃。

1260年3月，忽必烈在元上都即位，便任祃祃为燕京路宣慰使。7月，改燕京宣慰司为燕京行省，又以祃祃为行中书省事，王文统、赵璧为平章政事，张易为参知政事。1261年（中统二年）5月，对中书省和燕京行中书省进行了大改组和调整。在燕京方面，以右丞相史天泽、平章王文统、廉希宪、右丞张易行省事于燕京。从这一批高级官僚的名单里，我们可以看出：开平汗庭和地方的行政长官，最初几乎完全是一批汉人儒士。

据《元史·世祖本纪》，中统元年（1260）三月，忽必烈即大汗位当日，“以祃祃、赵璧、董文炳为燕京路宣慰使”；翌月朔日，立中书省，但似乎仅任命了王文统为中书平章政事，张文谦为中书左丞。祃祃等三人的官号，据同时代记载实为“行六部于燕”。这正是燕京断事官所属大必阇赤的汉译官号。是知所谓“燕京路宣慰使”的辖制地域，实际是整个中原汉地。惟当时未任命燕京大断事官，恐怕由大必阇赤直接对王文统等人负责。忽必烈既没有完全恢复在此之前已存在几十年的燕京行尚书省建制，也没有依照旧例，给予受大汗委任接管汉地的大必阇赤以“行中书省”的名义，这表明他从即位之初，就试图突破大蒙古国的原有官制体系而进一步接纳汉法。这样的用心，也反映在汗庭中枢机构的组建形式中。中统初年，博尔忽曾孙、月赤察儿的胞兄木土各儿曾在开平行帐中担任“丞相”，当时的丞相正是大断事官一职的汉语译称。文献提到土别燕部线真在中统初的活动时，亦称他“线真丞相”，他很可能也是忽必烈即位时委任的大断事官。但这时的大断事官，其职权“惟专从卫宫阃诸事”，与从前相比似乎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在新成立的“中书省”中出现了过去不曾用过的中书平章政事、中书左丞、右丞等汉语官号，这些直接指挥燕京大必阇赤的官员，呈现出从大断事官机构中游离出来，成为直接对大汗负责的朝中“执政”官员的趋势。

反正，当忽必烈即位开平时，首先便以祃祃、赵璧、董文柄为燕京路宣慰使，以巩固后防基地，然后才有中书省立，随即又设燕京行中书省。1261年春将中书省与燕京行中书省合并后，又特令王文统、耶律铸和张易分省于燕。但是，“虽分两省，其实一也。”（《中堂事记》）忽必烈就是利用燕京作为依托，凭借中原、华北丰厚的人力、财力，击败了帝位竞争者阿里布哥。 

1261年10月，元世祖忽必烈皇帝始修燕京旧城之东地区，但这只是为防御其亲弟弟阿里布哥南扰的临时措施。同月，忽必烈又命赵璧、怯烈门领蒙汉军队驻守燕京近郊和太行山一带，东起平、滦，西迄关、陕，凭险扼守。中统二年（1261）十二月，“立宫殿府，秩正四品，专职营缮。”（宋濂《元史·世祖本纪》）

1262年，忽必烈就已经开始修复了琼华岛（今北海）。琼华岛山顶原有广寒殿，金元之际，被全真道徒所毁，忽必烈予以重建。在建大都期间，忽必烈就是以琼华岛的广寒殿作为行宫度冬的。

1263年5月，升开平府为上都。 

1264年8月，元世祖颁布了《建国都诏》，决定在幽燕之地建立元朝国都，命刘秉忠带领选址、设计和领导。诏上虽然还说过“改燕京为中都”，但这只是名称上的事，这“中都”治所不在原燕京遗址上，而在其东的大兴。所以，李治安《忽必烈传》也说“忽必烈本人常在冬季驻帐于燕京郊外”，而不是燕京城内，因为原金中都宫城没处可驻。如果说原中都与北京有一定的承继关系，那只是名称和燕山以南之地的继承。

因“燕京修营宫室，分立省部，四方会同”，故改燕京路为中都路，府号大兴（《元文类》，引自周良霄《忽必烈》） 。叶子奇《草木子》也有记载：“元世祖定大兴府为大都，开平府为上都。”

百度百科：大兴府，金贞元元年（1153年）改燕京为中都，定为国都；改燕京析津府为永安府。贞元2年（1154年），改永安府为大兴府，隶属中都路。成吉思汗麾下大将木华黎于1215年攻下北京,遂改置燕京路大兴府。元世祖至元元年改称中都路大兴府。至元九年,中都大兴府正式改名为大都路。

互动百科：大兴县是北京市以农业为主的郊区县。位于市境南部。面积1030平方公里，人口51.7万。县府驻黄村镇。自秦汉至隋唐为蓟县地。辽初改蓟县为蓟北，后改析津。金改大兴，取“疆域广阔、兴旺发达”之义。1958年由河北省划归北京市。县境位于永定河冲积扇南部，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15～50米。县境西部旧为宛平县地。北部系南苑一部分，有元晾鹰台、清团河行宫等古迹。南部张华村相传是西晋名人张华故里。黄村镇是首都南郊以安排外迁企业和发展轻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卫星城,北距市中心20公里。原系一自然村,1975年后进行大规模开发建设。现常住人口5.5万。

元晾鹰台：几百年前北京大兴的晾鹰台，也经常举办“飞放”、“诈马”、“殪虎”等活动。晾鹰台古迹受到保护。1988年公布它为大兴县（今大兴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晾鹰台上近万株杨树长势良好，郁郁葱葱。夏秋时节这里林清水秀，风景优美，耳闻林涛涌啸，犹如战鼓齐鸣，仿佛可以听见刀剑的碰击声。

南苑，又称南海子，是元、明、清封建王朝在北京城南的一座著名的皇家苑囿。

史籍记载金章宗曾到大兴县黄村镇南天宫院一带进行射猎活动。金章宗时，还将近郊划分为若干“围场”分拨诸王射猎，“明昌元年二月丙申，遣谕诸王，凡出猎毋越本境”、“掌调养鹰鹘(海东青)之类”(见《金史》卷五十六·百官二)供帝王渔猎使用。这可能就是北京地区最早的皇家苑囿的雏形。

 晾鹰台建于元代，据明清时记载，晾鹰台“台高六丈，径十九丈有奇，周径百二十七丈。”晾鹰台也是元、明、清帝王在南海子行围打猎的重要场所。在捕猎活动中，猎鹰经过紧张、激烈地搏斗,周身汗下，有时又遭到风雨的侵袭，要让猎鹰在春天明媚的阳光下晒干毛羽，得到休息。所以这里得名晾鹰台。

元代时，由于蒙古族历来重视骑射，更把这一带当做游猎和训练兵马的重要场所，并开始营建苑囿，时称“下马飞放泊”。“曰下马者，盖言其近也。”(见《日下旧闻考》卷十五)下马飞放泊“广四十顷”(见《元混一方舆胜览》)。元朝统治者还规定“大都八百里以内，东至滦州，南至河间，西至中山，北至宣德府，捕兔有禁。”(见《鸿雪录》)把这一带开辟为供元朝统治者游幸、飞放之所。

　　据《元史·兵四·鹰房捕猎》载：“冬春之交，天子或亲幸近郊，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所谓飞放，就是封建帝王在侍卫们的簇拥下到湖沼纵放名雕“海东青”，擒杀天鹅、大雁的狩猎活动。元朝时在下马飞放泊堆筑晾鹰台、建幄殿，“城南二十里有囿，曰南海子，方一百六十里。海中殿，瓦为之……台临三海子，水泱泱，雨而潦，则旁四淫，筑七十二桥以渡，元旧也。”(见(《帝京景物略》卷之三·南海子)经过一番营建，下马飞放泊已经初具规模，成为元朝统治者大都城南的皇家苑囿。

大兴，即今念坛水库以东、京开高速公路上的“大兴”。由此看来，所谓“改燕京为中都”，实则是把原蒙古燕京路改名为中都路，这中都，绝非金中都皇城，而是一个新的路名，并且路所又不在旧中都遗址，是在大兴，大兴是这时的中都路的府邸所在。同时，大兴府也是“分立省部”的燕京行中书省的办公地点。种种迹象表明，虽然原金朝中都宫城在1211年的大火中已经被烧毁，但是蒙古燕京地区，特别是大兴一带，在从1215年至1264年这长达50年间，其发展也是有所改善的，大兴一带在原金朝民居（金中都依郭县）的基础上一定成为了一个小城镇。这个大兴的居民区（元大都附郭赤县），肯定不是原金朝中都，而是自从成吉思帝以后，蒙古人历时50年建立起来的新的民居和城郭，即蒙古燕京。据《元史·百官志》：成宗大德九年（1305），又置大都南警巡院，“以治都城之南”。南警巡院在“都城之南”，即大兴一带为中心，绝非在金中都旧址。大家知道，大兴离大都好远呢，今在南五环之外。总之，在50年的漫长岁月里，蒙古燕京是有所发展的。

刘秉忠完全撇弃金中都遗址，而另选其东北以琼华岛为中心的湖区及其四周的旷地作为新址，在这旷土上新建了元大都。筑城工程在张柔的具体指挥下于1265年正月正式开工。从此燕京被称为大都，成了100多年的元朝都城之一。元朝实行两都制，另一都在北方草原上都城。至此，蒙古燕京的50年历史也告一段落。

主要参考文献：

1、朱耀廷主编《北京文化史研究》p85，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

2、周良霄著《忽必烈》p18，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

3、韩儒林主编《元史》p93、127，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

4、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p58，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

5、陈永龄主编《民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

作者简介  齐巴托：元上都研究会秘书长兼北京联络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