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秘史》开卷即载，“成吉思汗的根源为奉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他的妻子名叫豁埃·马阑勒。渡过大湖而来，来到斡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合勒敦山扎营住下。他们生下的儿子叫巴塔赤罕”。①
由此可一目了然，成吉思汗的根源是奉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其妻名为豁埃·马阑勒。住在斡难河源的不儿罕·合勒敦山时生下名叫巴塔赤罕的儿子。在这里，“孛儿帖·赤那”与“豁埃·马阑勒”是作为成吉思汗世系的蒙古人的祖先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出现的。
然而，近年来，出现了“蒙古人的狼图腾热”，认为“蒙古人有狼图腾”的人日趋增多，蒙古青年中崇奉狼、以狼为拜物，挂“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图画，甚而“狼”与“鹿”交配的图画都铺满了大街小巷。有关以狼与鹿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也随之增多，蒙古族有些知名作家、艺术家也投入其列，以此为创作题材或内容，为文艺团体之名，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尤其是姜戎所写《狼图腾》畅销不衰。毋庸说，文学家的作品是以艺术构思创作的。它是通过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来表达了人们爱护自然的情愫，通过大草原野生动物界中最有耐心和胆量,最为机智,群体协调合作性最强的动物——狼来表达了保护民族的生存,促进民族的兴旺的精神追求的。而绝非说，蒙古人源自狼与鹿，或者属狼种、“狼类动物”。
这种艺术的“拜狼”怪像引起了“蒙古人的狼图腾”热潮，导致蒙古族青少年自以为“狼图腾人”，甚至“狼种人”“狼源”想法。其实，说这种“狼图腾”热是进步时代的文化倒退现象，文明民族的愚昧而逆反的思维现象也不为过。
很明显，“蒙古人的狼图腾”之说是来自根据《蒙古秘史》中“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两个名词而认为“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不是成吉思世系蒙古人的祖先，而是“图腾”的。
那么，首先有必要追究《蒙古秘史》中“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究竟是历史人物，还是“图腾”之名。这个问题其实《秘史》开卷即已交代清楚了。这本书并非是一本普通百姓的家谱，而是真实地记载蒙古汗国之主及“黄金家族”族系的宫廷秘史。它涉及到很多汗廷秘密及大汗的隐私，所以严加保密，秘藏在“金柜石屋”中，外人不得窥见。显然，《秘史》所载真实可靠。明初刊刻附汉译的《秘史》时题为《元朝秘史》。《蒙古秘史》中清楚地记载着孛儿帖·赤那为成吉思汗的祖源，但为什么现在有些人说他不是历史人物而是“图腾”呢？这是因为过于偏向于原文的旁译或错误地将汉文古籍中含有侮辱蒙古人祖先的、带有传奇色彩的措辞当作史实所致。
《德格都蒙古研究》②一书之“论蒙古人的狼图腾”一文中说：“…从这部汉字音写的《蒙古秘史》的旁译和加注来看，有关‘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的记载甚少。说它是传说，也无情节。旁译中解释孛儿帖·赤那为苍色狼，豁埃·马阑勒为惨白色鹿，此说虽难信，也无否定的依据。也就是说，<蒙古秘史>有关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的记载是基于口传历史和传说，而不是根据真实史料的。说它是历史人物，缺少依据。旁译释作图腾动物，而非真人”。③《蒙古秘史》④中“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的旁译本身并无大错。
“孛儿帖”［bort］一词在现代蒙古语中意为：“斑斓的、有斑点的”⑤、 “颜色不清、模糊，动物身上的斑点、人的脸上的斑点”⑥、“动物毛色。斑驳的；杂色的、豹花的；有斑点的、斑毛的”⑦“［burt xar］为八骏之一”。⑧“［qinoa］：源于突厥语［qina]，意即‘野狗’。⑨
“豁埃”［hohai］为淡褐毛色［hua］之古音。在乌珠穆沁至今仍有名为［hohai］的人，牲畜毛色有［hua］、［huahan］、［ho：han］之分。在阿巴嘎、喀尔喀口语中至今仍称［hua］(ohua)。这个［hohai］在《黄金史》、《蒙古源流》⑩中作［hua］11。
“马阑勒”［maral］指母鹿，亦作［sogo］。12
《蒙古秘史》旁译作“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为“苍色狼”和“惨白色鹿”绝不是说成吉思汗的祖先就是意为“苍色狼”和“惨白色鹿”的图腾。而是清楚地写着“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是两个人。其实，这里存在着对《秘史》旁译的误解。多数学者认为《蒙古秘史》的原文是回鹘体蒙文写就的。为什么到了元代，用汉语音写回鹘体蒙文原著的呢？这与1269年元朝廷进行文字改革，回鹘体蒙文失去原有的地位，八思巴字取而代之，成为通用文字直接相关。当时元廷汗王及其子女、官吏已经看不懂回鹘体蒙文，看不懂自己回鹘体蒙文《金史》，以致不得不用汉文音写回鹘体蒙文《元朝秘史》。
《秘史》意译是明人所作。意译由旁译和总译而成。明廷意译《元朝秘史》意在为朝廷使者们学蒙古语提供教材，是有政治目的的。旁译和总译的作用也不同。旁译有帮助人们掌握词义，总译帮助理解全文之意和用词造句之用。所以我们今天利用《秘史》的旁译和总译时要领会其独特作用和目的。只根据《秘史》旁译，把“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理解成“苍色狼”和“惨白色鹿”，理解成是在指图腾，那么只会犯错误的。一些汉文或外文史籍中称蒙古人为“狼图腾者”，这不过是臆造，而且纯属污蔑之词。
我们不否认世界上曾有狼图腾人。蒙古族某一部落或氏族中也可能曾有“狼图腾”，但如果说整个蒙古族都有“狼图腾”，那真是荒谬绝伦。
“图腾”［totem］一语来自美洲印第安阿尔冈昆语，意为‘他的亲戚’，后为国际性学术性名词。原始人认为与本氏族有特殊神秘关系的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作该氏族的保护者和徽记，或作识别氏族的标志。这种动物、生物或无生物被学术界称作“图腾”。其实，“图腾”是人类宗教的雏形或以拜物为主的思维形式，或者说是原始思维基础上萌芽的文化现象。
我们从《秘史》中可以看出，十三世纪蒙古人对狼的态度是与现在相同的。例如，《秘史》载，铁木真与合撒儿合谋射杀别克帖儿，诃额仑知道后气愤已极，训斥：“…像在暴风雪中窥伺的狼…”。13那时的蒙古人（乞颜孛儿只斤氏人）把狼当作‘敌人’看待，而不是“图腾”。蒙古族谚语说得好,狼乘雨天,贼钻空子。比喻狼乘雨雪进攻畜群同坏人乘机为非作歹,性质是一样的。
乌珠穆沁蒙古人不但视狼为“宁可吃不饱，也要多咬死”的贪婪而残暴的牲畜敌人,而且比喻残暴、凶狠的敌人或心怀敌意的坏蛋为“狼心狗肺”，比喻躲躲闪闪、不敢正视别人的人为“狼的眼睛”。
总之，蒙古人视狼为心黑又凶残的动物，并想尽办法消灭之。蒙古人狩猎,忌讳在交配期或怀胎期捕杀猎物。而唯独猎狼却恰恰相反，正是选择这个时机力求多捕杀，斩草除根，以断后患。春季掏狼窝，即是一例。旧俗中认为男人是狼的克星，给婴儿戴狼拐。赛马不骑被狼咬伤的马，狼咬伤的牲畜肉不给自己宠爱的孩子吃，家里祭祀凶煞的人甚至不让被狼咬伤的牲畜放进家中。非常忌讳骂牲畜为“狼食”。出远门路遇狼视为不吉利。
古代蒙古人大行猎狼，利用其皮毛。例如一首歌中唱道：“斑点毛色的坐骑带着绊腿儿，用狼皮做成的被褥铺开着”。蒙古人常用狼皮做被褥、长袍、短袄等。蒙古人如有“狼图腾”，怎能如此对待自己的“图腾”呢？
蒙古人出于畏惧、厌恶、哄诱、和解的心理，对可能危及自己的敌人或有潜在危险的动物有讳名或尊称之俗。但这绝非是因为自己的“图腾”、“至尊”而为之。
《论蒙古人狼图腾》一文中说：“即便孛儿帖·赤那是人名，那也不过是图腾性质的人名，而非某一历史人名”。14这个说法肯定得不到证实。蒙古人以动物名取名之俗自古有之。蒙古族人中至今有诸如［bar］（老虎）、［arslan］（狮子）、［bambar］（虎仔）、［bo:hai］（狼）、［qono］（狼）、［noxai］（狗）、［gardi］（凤）、［songhor］（海青）、［dagta：］（鸽子）、［xarqagai］（鹰）、［burgud］（鹫）、［galo：］（鹅）、［box］（牤牛）、［onag］（马驹）、［xorag］（羊羔）、［isig］（山羊羔）、［yanjag］（黄羊羔）…等人名。这里并不含有“图腾”之意！不仅如此，“孛儿帖·赤那”之名亦并非只见于“秘史”，《孛斡儿出家谱》15中其六世孙中就有名为“孛儿帖·赤那”的人。
孛儿帖·赤那无疑是历史人物。非常遗憾，《秘史》没有交待清楚其族系。
关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祖先孛儿帖·赤那的族源有两种说法。其一，萨冈彻辰等十七、十八世纪蒙古族史学家认为“…大赉速宾金椅汗有子三。长孛罗出，次昔保赤，幼孛儿帖·赤那。因兄弟不和，孛儿帖·赤那北渡腾吉思湖，至渐忒之地，娶名为豁埃·马阑勒之处女为妻，是为蒙古氏”16。即认为孛儿帖·赤那源于印藏汗系、自西藏东渡腾吉思（疑即青海），来到渐忒之地的北狄做官人。其二，拉施特的《史集》、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屠寄的《蒙兀儿史记》这三种史籍的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自阿鲁客乃·浑（疑即额儿古涅·昆）西行之说。对以上两种说法学术界仍有争论。关于“孛儿帖·赤那”的本源值得继续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元史》及乌珠穆沁公衮布扎布的《恒河之流》自孛端察儿始写蒙古黄金家族而未提及孛儿帖·赤那。
乌珠穆沁公衮布扎布，一位精通四种语言的大史学家，为什么自身为黄金家族后裔，却没有依据《蒙古秘史》写成吉思汗的源流从孛儿帖·赤那，而从孛端察儿开始写呢？这里难道就没有原因吗？衮布扎布在《恒河之流》中写道：“一些史籍虽称乞颜族人黄金家族源流与印度吐蕃诸汗有密切关系，然孛端察儿乃奉天命而生，故不必提朵奔·篾儿干的本源…”。17写孛端察儿的历史时写道：〈方士阑只多吉传说〉中说〈水之源引于雪，人之根离于天〉北狄国名为渐忒之印度转轮汗时期，离于吐蕃汗统之孛儿只斤氏朵奔·篾儿干，其夫人名唤阿阑·豁阿合屯。每睡时身受神光受孕而生季子孛端察儿。孛端察儿自幼温和而庄重，不嫉小事，因以愚钝，取名孛端察儿·蒙合黑。及长，聪悟绝伦，德才兼备，推为孛儿只斤族人之主，成为乞颜氏”。18
衮布扎布没有回避“与印度吐蕃诸汗有密切关系”之说，而是接受了，并且抓住人人皆知而且不可否认的历史真实，告诉人们蒙古汗统与印度吐蕃汗统断源的事实，断言“孛端察儿乃奉天命而生，故不必提及多奔·篾儿干”。由此看来，我们需要承认“孛儿帖·赤那”为历史真实人的同时，也要看到拿不出什么依据来否定其“印度吐蕃源”之说。
注释：
①巴雅尔复原：《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1981年，（上册），第1页。
②《德格都蒙古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2004年。
③《德格都蒙古研究》，第382、384页。
④巴雅尔复原：《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1981年，（上册），第1页。
⑤沙格扎：《简明蒙语词典》，民族出版社，北京，1994年，第307页。
⑥《蒙语词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1999年，第1074页。
⑦《简解蒙语词典》，第100页。
⑧沙格扎：《简明蒙语词典》，民族出版社，北京，1994年。
⑨《突厥》，卷三，第2121页。
⑩乔吉校注：《黄金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1999年，第18页。
11萨冈彻辰：《蒙古源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1981年，第115页
12《二十一卷本辞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90页。
13 额尔登泰、阿尔达扎布：《蒙古秘史还原注释》，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67页。
14《德格都蒙古研究》，第388页。
15 额尔登泰、阿尔达扎布：《蒙古秘史还原注释》，第3页，注⑥
16 乔吉校注：《罗氏黄金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1999年。
1718 衮布扎布：《恒河之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1999年，第3——6页。
|
上一篇：
发表、查看更多关于该信息的评论
将本信息发给好友
打印本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