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曾经，东方蒙古人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使货币变成了资本狼；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把资本狼驱向东方、特别是中国地大。由此，21世纪货币战争的主战场将在中国。货币战争的最后胜利者，不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而是人类共同战胜自己内心深处里的自私、贪婪以及在追求身外之物中使人的内在本质异化的愚蠢。胜利的标志，是还原金钱的抵押品和工具的作用，而体现人的主体地位。表现为人类共同的发展战略，则是从一切用经济利益来调控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转型。

        关 键 词    货币文化    资本运作    发展战略    自然规律

       

        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逐渐形成，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猛然爆发，人们普遍更加关注货币和资本，于是世界上出现了“成吉思汗热”和“马克思热”。

        在人类各民族“走向统一、走向世界、走向文明”过程中，成吉思汗最早实践了某种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而马克思最先科学地揭示了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必然规律。在货币和资本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在成吉思汗的影响力下，蒙古民族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而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并指出“发展社会劳动产生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1]

       货币是商品流通的最后产物，也是资本最初的表现形式。在存在资本关系的历史条件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其主要标志，就是货币的统一和资本的集中。世界货币最终能够统一的原因，是人类价值取向和社会运行机制能够统一；而社会资本不断高度集中的背后，是人类智慧的不断有效整合。

       从资本运作来看，马克思认为，集中可以通过单纯改变既有资本的分配，通过单纯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来实现。不论集中是通过吞并这条强制的途径，即某些资本成为对其他资本的占压倒优势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资本的个体内聚力，然后把各个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还是通过建立股份公司这一比较平滑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溶合起来，经济作用都一样。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了极限。他说：“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2] 

       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是唯一的，因此遵循唯一规律的资本家可以打倒许多违背规律的资本家；而全人类共同遵循唯一的规律时，世界货币自然就会统一，社会总资本自然就会溶合为唯一的单个资本。我们能够看到最终的必然结果，就相对容易理解和把握它的发展过程。

       不管什么主义，货币的统一和资本的集中，是人类真正走向统一和文明的前提。资本作为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将为此开辟道路。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曾预言：“这又是历史的一个奇妙的讽刺：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征服了，最后它征服了中国，但它本身在自己的祖国的存在却成为不可能了”；[3]“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4]

      资本主义是对资本而言的。资本主义生产是指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来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的生产方式。由于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具有“盲目性”和“科学性”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存在资本关系的全部现代社会，划分为盲目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两个不同的历史自然发展阶段。在“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的发展过程中，不管中国是被“征服”，还是主动科学地来接受，总之，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将促进欧洲和美洲盲目资本主义的崩溃，使他们率先开始进入科学社会主义时代，并促进人类共同从盲目资本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平稳和谐转型。这真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奇妙现象。

      促进这种转型的主要途径，就是货币战争。宋鸿兵《货币战争》一书中认为，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延续和升级，而政治冲突的背后是经济利益的获得和较量。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前后七位美国总统被刺杀，其背后都弥漫着无形的货币战争的硝烟。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也不管我们是否准备好了，21世纪货币战争的主战场将在中国大地。一方面，“目前中国国产的银行家与欧美200多年‘血雨腥风’中杀出来的银行巨头们，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这就好比让一个单薄的初中生去和拳王泰森同台较量，人们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就可以预测最后的结果”。[5]另一方面，也会让国际银行巨头们意识到，他们将要面对的是创造国际通用纸币的民族。游牧民族最先发展货币形式，是为了交换牲口；而后来自作聪明的人们用金钱交换自己，使劳动这个人的内在本质变成一种商品，使“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

      可见，与以往货币战争有本质的不同，当中国成为货币战争的主战场时，是人与金钱的奴隶开战，这也是中国最终能够打赢和结束货币战争的根本原因。草原游牧民族最先发展货币形式，与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也与“天生的种族性格有关”。现在，生产生活方式在改变，而遵循自然规律的“天生的种族性格”未变。凭着我们草原文化的底气、勇气和灵气，我们完全可以改变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改变劳动价值评判体系和社会分配机制等，把违背人性的小擂台中的拳击比赛，改为回归自然的大草原上的赛马比赛。那时，就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也会让凶残称霸的大拳王望尘莫及。

       在当代社会，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第一流的大资本家们，在劳动的异化以及由商品价值体系培养出来的外在物质需要的追求中，也被资本狼四处追赶；他们既要如履薄冰，又要拼命狂奔，真是太苦太累。盖茨对自己的雇员常说的一句话是：大家都要发奋努力，一定要在竞争中取胜，否则我们明天就完蛋了。可见，面对市场经济中的残酷竞争，他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对此原理，马克思说：“不管已被采用的生产资料的力量多么强大，竞争总是要把资本从这种力量中得到的黄金果实夺去：竞争使商品的价格降低到生产费用的水平；也就是说，越是有可能便宜地生产，即有可能用同一数量的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品，竞争就使更便宜的生产即为了同一价格总额而提高日益增多的产品数量，成为确定不移的规律”。[6] 可见，竞争的规律迫使盖茨坐卧不宁时，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无论微软公司技术多么先进，生产能力多么强大，竞争总是要把资本从这种力量中得到的黄金果实夺去，即他在竞争中得到的东西总会在更大规模的竞争中再被夺去，只是他不知道这一刻是明天到来还是后天到来而已，而且他已经“把他为对付竞争者而锻造的一切武器倒转来针对他自己”。

      相比之下，草原人能够与狼共舞，并能够驯导资本狼，是因为有先祖们在与草原狼的搏斗中形成的机智勇敢和凶猛强悍的遗传基因，特别是在数百年来祭祀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中形成的精神动力。正如姜戎在《狼图腾》中所言：“现代中国人真应该为中国还埋藏有如此伟大珍贵、悠久丰厚的精神遗产而感到庆幸和自豪。现在到了应该剥去掩盖它的农耕羊皮，而让其大放光彩的时候了。它将是当代中华民族性格转换工程的最宝贵的本土精神资源。‘东方睡狮’将由于狼图腾精神的复活，而真正苏醒和抖擞起来”。[7]

      在草原人看来，我们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努力促进货币的统一和资本的集中，这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所决定的。在这过程中，什么狼来了狗来了的，我们自己还是狮子老虎呢；虽然曾经瞌睡打盹，但是现在清醒了，抖擞精神，怒吼一声，威震世界，我们还能怕什么呢！过去征服世界靠武武装力量，现在统治天下靠货币文化，但不管武力还是文化，玩的都是速度和力量，玩的都是智慧和胆略，草原人总能玩得转它。正是这种心态和气势，是草原人能够与狼共舞，并在文明社会驯导资本狼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这也是我们研究成吉思汗货币文化的深层意义所在。

       应该说，在人类历史上最先发现资本是一群野狼，并基本认识和掌握了其行动规律的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成果是《资本论》。但是，在与资本狼的实际较量中，马克思成为无产者，“在身体、精神和经济方面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恩格斯成为资产者，摆脱不了鬼商业，使“精神完全沮丧了”。[8]  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具有注重人的自然天性和遵循自然规律的“天生的种族性格”。货币战争的最后胜利者，不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而是人类共同战胜自己内心深处里的自私、贪婪以及在追求身外之物中使人的内在本质异化的愚蠢。胜利的标志，是还原金钱的抵押品和工具的作用，而体现人的主体地位。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资本是人类所共同创造出来的。资本关系因人而变，人因文化素质的提高而变。随着人类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科学文化不仅可以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且可以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那时，资本的基础、构成和性质，以及劳动价值评判体系、社会分配机制等都会发生一系列整体性的变化。表现为人类共同的发展战略，则是从一切用经济利益来调控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转型。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28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2] [4]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68页，第四卷、第737页，第一卷、第36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3]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第288页，第三十一卷、第296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至1976年

     [5]  宋鸿兵《货币战争》第273页，中信出版社，2007年

     [7]  姜戎《狼图腾》第377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作者：鄂尔多斯学和蒙元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