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我国文化中心。北京学研究也会有与此相适应的高度和视野。作为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轮值主席方，北京学研究基地，应该有意愿、有责任、有能力，通过选择具体的研究课题和开发项目，有效整合全国各地方学文化资源，共同打造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品牌。 

     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分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人类科学文化所揭示和反映的是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本体论层次上的客观存在，人们不能创造和改变规律本身；而只能在认识论层次上认识和把握规律，并由此形成不同形式的科学文化。可见，虽然各地方学文化形式不同，但在本质意义上，还是共同遵循着不受任何地域局限、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相同的唯一的自然规律。        

      从文化资源的挖掘和书写，到文化产业和文化资本的发展过程中，如果只是停留在文本书写的阶段，学者可能会有“饱学的迂腐”，所形成的文化可能有狭隘性和片面性，从而“只能使原创文化边缘化和萎缩”。而只有透过字里行间，能够看到文化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所转化的自然法则的能量，才能发展文化产业，并转化为文化资本。相对来说，文化资源和文本书写，具有地域性、民族性，而文化产业和文化资本，具有全球性、世界性。自然法则，对任何国家和地区来说，都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客观存在。 

        文本书写、公式定律等，都是一种文化资源，而只有应用它，才能变成文化产业和文化资本。在鄂尔多斯人还把成吉思汗文化作为最具自己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资源的时候，美国人已经把它作为全球化的文化产业和文化资本，列进了好莱坞大片的生产计划与版权经济体系。美国人能够把成吉思汗文化资源变成文化资本，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注重文化价值。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文化不仅可以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且可以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         

       文化是资本，资本也是一种文化。北京交通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皇甫晓涛教授的《文化资本论》等著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研究文化的最高境界，是把文化转化为资本。因为这就意味着，不仅体现出文化价值，而且被社会大众所认可和接受。恩格斯说：“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对任何国家和地区来说，都一样。不管什么地方学，都会研究自己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也正是在这个轴心上，可以使各个地区政府、企业、学会等各自运转的小圈子变成一个大圈子，也可以使各个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变成一个大循环。因此，我们认为，“资本运作规律研究”这样一个明确的课题，可以成为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发展的一个同心圆。在这个同心圆上，能够有效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包括企业增加利润、政府提高GDP以及老百姓解决就业、上学、住房、看病等问题。   

      社会资本不断高度集中的背后，是人类智慧的不断有效整合。资本的集中与智慧的整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认为，集中可以通过单纯改变既有资本的分配，通过单纯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来实现。不论集中是通过吞并这条强制的途径，即某些资本成为对其他资本的占压倒优势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资本的个体内聚力，然后把各个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还是通过建立股份公司这一比较平滑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溶合起来，经济作用都一样。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了极限。他说：“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        

     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是唯一的，因此遵循唯一规律的资本家可以打倒许多违背规律的资本家；而全人类共同遵循唯一的规律时，社会总资本就会溶合为唯一的单个资本。那么，社会总资本最终会集中到什么人手中？老子的一段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大概意思是，圣人不去积蓄财富，他总是尽力帮助别人，结果使自己可以帮助别人的能力越来越大；他总是尽量给予别人，结果使自己可以给予别人的东西越来越多。天之道，是造福万物而不为害；圣人之道，是只管做事而不去争夺。    

      正是这种天之道和圣人境界，才能够使某些社会资本自然形成“占压倒优势的引力中心”，使人类社会总资本溶合为唯一的单个资本。不管它离我们还有多远，但社会资本不断高度集中的内在必然规律，会影响资本运作的全过程。这是我们研究资本运作规律的现实意义所在。

      在资本的产生和发展发展过程中，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的纸币，创造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对此西方学者认为，蒙古帝国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所创建的自由贸易通道不仅促进了商业的交流，还促进了东西方的思想、技术和生活方式的交流。直到13和14世纪以后，商业才开始从铸币中解放出来，随即走上银本位、金本位和复本位制的道路。西方从16世纪开始，仿效中国设立了储币银行。

     这是中华民族、特别是蒙古民族的辉煌历史。成吉思汗文化的历史意义，在于“走向统一、走向世界、走向文明”。成吉思汗不属于鄂尔多斯，也不属于中国，而是属于整个人类的“千年风云第一人”。在成吉思汗文化中，最具生命活力的部分，也就是曾经影响过半个世界、现在和将来还会影响整个世界的部分，就是他和蒙古民族最先创造的国际通用纸币。这与当时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也与“天生的种族性格”有关。现在，正是这种“天生的种族性格”，作为一种文化传承，在研究资本运作规律中能够发挥特殊的作用。

      蒙古族文化，是遵循自然规律的文化，是注重人的自然天性的文化。在这个层面上，文化有更多的开放性、交融性和凝聚力。人类的智慧，因为遵循同样的规律而有效整合。最有价值的文化，是在历史传承和社会扩展中不断创新的文化。这是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与广阔的社会空间，有效整合人类智慧的过程。

     在资本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并“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出进一步的探讨”。

      我们进一步探讨，就会发现，资本是文化，文化所转化和体现的是自然能量。可见，研究文化资本，就是研究把包括自身自然在内的整个自然能量，怎样转化为更多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的问题。而在研究自然能量方面，应该说，老子是天下第一人。美国曾发布谁是人类最伟大的写作者？从有人类开始，第一号就是老子。联合国曾宣布在人类历史上一种文化被翻译成别的文字最多的版本，第一是《圣经》，第二就是《道德经》。老子能够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写作者、最伟大的哲学家，一是告诉了我们什么是“道”，即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二是告诉了我们“不为而为”的道理，即不以个人意志去盲目瞎干，而是遵循规律来功成事遂。“道法自然”，是哲学思想，也是自然科学。如杨克中研究员在《老子的宇宙创生观》中所言：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洞察到宇宙发端于虚无，物质生成于秋毫，甚至可以与当代的量子宇宙学和亚粒子物理“接轨”，其天才猜度之深远，不但贯通当今科学之龙骨，甚至还超前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