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启民可汗》书评

如今，记录已压入历史的年轮，虽然还带着淡淡的墨香；评说也淡出时局的现场，虽然还闪着幽幽的鳞光。满怀理想积极进取的人们珍惜每一年每一月乃至每一天，并以之作为标识中国攀升的刻度，记录中国进步的里程，平淡的日子由是闪亮，沉闷的年月由是激昂。史学家梳理凌乱的古代历史，史册记载下中国的发展轨迹，文学艺术演义推动历史进程的传奇人物故事。追忆过去，展望未来。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秘书长杨道尔吉多年来致力予于史学研究工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成吉思汗秘传》、《大鄂尔多斯》文化读本《鄂尔多斯风俗录》、《成吉思汗陵史话》、《阴山五当召》；主编《鄂尔多斯史话》《鄂尔多斯东胜区城市有形文化策划与研究》等。他的新作小说《启民可汗》与过去文学创作中往往只写人的阶级性，只是在进步与反动、善与恶、美与丑这种两极对立中去刻画人物的方式不同, 以“鲜卑时代”为这部小说的历史背景，突破了这种单一的传统模式，将人物置于社会的大背景下，从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角度去审视人物，真实展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仅如此，作品还以人物的心灵为镜，折射与反映外部的大千世界，寻求人物历史活动更深层的原因。这样，就使得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时，还再现了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的社会状况和自然风貌，为今人认识“鲜卑时代”的历史，提供了形象而生动的教材。

在蒙古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漠北草原上先后出现过由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等民族建立的强大国家或部落联盟。它们虽曾盛极一时，曾对中原王朝构成严重威胁，但其政权组织却都是建立在氏族或部族共同体基础之上。换言之，它们并没有冲破氏族或部族组织的血缘外壳，相反却通过这种血缘外壳构筑起政权，形成一种“部族联盟国家”。这些民族在草原上昙花一现，未能长期立足，是因为它们作为统治部族，与被其征服的草原诸部族一直未能成功地融为一体；而融合的不成功，又与其政权的特点有极大关系。小说《启民可汗》则力图按照历史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其中写到的大的历史事件和主要人物的重要活动，均有据可考。当然，仅凭史料构不成文学作品，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想象和虚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小说作者在作品中虚构了大量逼真而又生动的细节。由于正确处理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关系，因而使得作品既给人以历史感，又生动有趣，引人入胜。该部历史小说重述鲜卑时代突厥民族的历史，古代突厥民族年轮仿佛又回到我们眼前，总体的感受，细节的回味，一时间纷至沓来，满心盈怀，竟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慨。回首望去，感伤不是主旋律。不闻壮士绝尘风萧萧，也不见风雷震荡云漫漫，只有读者无尽深思。于品读故事的过程里掩藏忧伤，于烦琐中让人们审视和思考当代中国实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腾飞的希望之所在。　　　　

小说《启民可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小说的作者认真探索，大胆创新，使其作品具有丰富的文化与审美内涵。在小说结构的安排上，有的吸取西方现代派手法，采用放射性结构；有的采用了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将故事的各个片断巧妙连缀在一起，自然熨帖，天衣无缝；有的采用传统方式，按照故事发展的先后顺序安排结构，娓娓道来，步步深入，扣人心弦。在语言运用上，有的从古典诗文中吸取营养，文白交杂，简洁凝练，典雅流畅，使读者仿佛置身于古代社会的语境之中；有的多采用北方少数民族的表达方式，大量运用生动贴切的比喻，在使作品诗意化的同时，其民族特色也愈加鲜明。　　

“鲜卑时代”是我国重要的历史阶段，但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特别是历史上封建统治者推行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使这段历史被有意或无意地疏忽和歪曲，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段尴尬局面。作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入发掘本土文化资源，并通过艺术想象补充、完善这段历史链条中断裂和遗失的部分，以文学的形式生动形象地再现“鲜卑时代”的社会风貌及时代精神，其意义不可小觑。它不仅显示出中华民族历史的丰富性，也开拓出历史小说写作的新空间。小说《启民可汗》讲述突厥青年贵族染干率直勇敢，是突厥汗国的侧支突利可汗庭的王子，因为肩负迎婚使的重要使命，而与远嫁突厥汗庭的长安千金公主邂逅生情，此后他便被卷入到情感和政治角逐的漩涡中。他试图用强有力的理性力量冲出漩涡，并找到一个生命的方向，但他却失败了。民族激情和草原上的风暴一样无序且富有力量，染干王子像大海里的一叶扁舟似的被漂浮在草原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被赐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职责，而他在履践这种职责的时候也力图扭转一些已存的谬误，却仍然没有逃脱被驱逐溃逃的厄运。在他的形象体性中，一方面热爱并捍卫着突厥民族固有的精神本质；另一方面也向往着中原文化的内涵。在他被逐漂泊的无奈之际，幸运地被刚刚诞生的隋王朝赐封为“大突厥启民可汗”。 历史小说《启民可汗》问世以来，以其厚重，博得了广泛赞誉。

（钱钟书《谈艺录》）从根底上而言，史家做学问，必须探明历史的知识状况；可是其间又有人力所不能羁控的地方。远古甚至前代的事情，史家无法亲见，除了依据可信的传说，也必然有“合理想象”在其中。因为每一代的当时状况，后人无法得知，这是一种时间容器的史料走漏。即使已有的材料，也要考察、加工、研判……方能成史。这之间，就必然有想象的成分在里头。历史小说既然是文学，必得依循文学的基本规律、表现手法。历史小说《启民可汗》描绘真实的人物和性格，而其作为，在基本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虚构，使当时的情状更为显豁，性格更为丰满；所欲表达者，得到相当的烘托。简而言之，史实是土地，文学是花木，史实是原料，文学是人工，没有花木，土地只是荒漠而已。以生动的小说笔调，再现它们庄严的历史。

小说家的求实乃需想象，起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历史小说《启民可汗》作者杨道尔吉的笔墨、结构，相当的考究，他所虚构的情节，满含机括，使其在全篇中有的效果，文势也由此波澜迭起，自有褒贬在内，而能贯提全书。它是一种渲染和烘托。史实如山河大地，无明不能自照，而文学则当空之皓月也。为山河大地显影，且出其神貌，丰满其魂魄。文学虚构不得力，即无以滋润土壤（史实），或仅仅为概念宣传品，剪彩为花，终无活色。文学最得力者，甚至可以起死人、肉白骨，使其精神愈用愈出，心胸愈拓愈广，成为文艺创造的“这一个”，包含性格、人物、思想……《启民可汗》，之所以厚重大气，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的对英雄气概、高尚情操和牺牲精神的歌颂赞美。乃因其合情合理、手眼高明之虚构来铸鼎燃犀，使其虚构与实际人物自有一种精神联系。超越史料本身的刻板形象，进而以文学形象而长垂不朽。此为再创造、为再生。草原上的和平只能是相对的、脆弱的和平。隋书卷84 记载: “ (突厥人) 善骑射, 性残忍。”“候月将满, 辄为寇抄”, 在很大程度上, 劫掠成为了突厥部落生存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平时各部落追逐水草, 游牧而居; 一旦有机可乘或草原气候反常时, 男丁自备兵器粮草, 大举攻伐侵略, 掳掠财物和人口。但是, 突厥的汗位继承没有定制, 这为突厥国家的兴亡存废埋下了祸根。其汗位的承继, 一要秉承去世可汗的遗愿, 二要经过国人会议的同意。从历史上看, 由于父死不必子继, 历任可汗中不少都是弟承兄业, 或传位其侄, 或叔伯夺其汗位, 军事实力成为王权继承的必不可少的要件。因此, 汗国特勤(突厥王子、亲王) 各个结党营私、拥兵自重, “分居四面, 内怀猜忌, 外示和同”, 虽“外名相属, 内隙已彰”。兄弟争立、叔侄相攻, 不仅造成汗国分裂, 而且为外部所乘, 在中国隋唐二代“远交而近攻, 离强而合弱”的政策之下, 终至国破家亡, 或“与大隋典羊马”, 或“世世为国一犬, 守吠天子北门”。其结果却是部落的分裂和战争, 因此, 这种权力的分散是导致汗国政局动荡和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突厥是个尚武的民族, 其政治权力建基于各部落的军事实力, 汗国内可汗与贵族、部落与部落间存在着权力和利益的分立与制衡, 这种权力的分散是汗国部落联合体特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突厥汗国兴衰的原因众多, 但过度依赖军事征服的政治文化对它的勃兴与败亡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并且这一政治文化传统对后世土耳其民族特性的形成也有潜在影响。尤其重要的是，《启民可汗》这部历史作品中，包含有无数隐喻在里面。人，既是灵魂，又是肉体。历史文学，只有简单的粗糙的描述是不够的，那只是停留在低级的“讲故事”的阶段。作家只有能善用隐喻，才能把历史人物的精神更深刻地表达出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启民可汗》善于“诱引”我们读者，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它讲述的战争中。在令人恍惚的沉迷中，领略鲜卑时代突厥民族的统领人物的传奇人生，或者奇妙，或者庸俗，或者壮丽，或者悲凄，他们随波逐流，从生命从童年到壮年，从灿烂到凋零，经过小说的叙述，经过作者的哲思和描摹，那个时代所有人的一生，顿时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细节，还有经典小说中那些让人叹为观止的历史细节！在《启民可汗》这部历史小说里，我们看到，他对鲜卑时代突厥人生活历史的描摹，细致入微，简直到达了拿着放大镜照视历史的地步：突厥汗国、北周帝王政治制度的区分，战争中突厥军人铠甲的装饰，民族礼仪规矩等等。总之，《启民可汗》给我们读者提供了一幅翔实生动的社会生活画卷，鲜卑时代，特别是地广人众的突厥汗国，宗教、民族、战争、气候、地理、丝织业、巫术，饮食、酿酒，所有能真切反应出那个时代特色和气息的东西，都应有尽有！

所以，阅读《启民可汗》这部历史小说，我们会发现，掩卷之后，那些活生生的人物，在读者的脑海中根本不能马上消失，他们能继续留在我们的睡梦中，甚而在清醒的意识中，都萦绕不去……过去流逝的时间，表面上好象完全消逝，但通过作者的笔墨，使它们正在复活！时间的心理学，历史的奇妙感，都在《启民可汗》看似不经意的叙述中，完整鲜活地得以保留下来。透过启民可汗那突厥男人英武善战的面容和他鲜红嘴唇边流露的壮志豪情，那么多历史的灼热秘密，都隐隐地冒散出来。通过阅读，我们会感觉到：我们能够同时间抗争！我们最美丽、最宝贵的集体记忆，都能在华丽的历史作品中得以重新整合和回溯。在突厥社会, 可汗并不是绝对权威, 即使是在突厥历史上称雄一时的“英明”可汗, 如土门、室点密、木杆、达头、颉利、统叶护及至中兴之主默啜、伽可汗者, 皆是如此。可汗与部族长老相互之间具有一定的制衡关系, 所谓“事无恒规, 权无定势, 亲疏因其强弱, 服叛在其盛衰。”即便是战胜所得, 可汗亦不能独吞。所有掳掠所得, 无论辎货钱财, 抑或人口, 悉归大小奴隶主贵族所分有。各部族部落伯克如果要想扩充自己的势力, 提高自己的地位, 也必须循攻战掳掠这一条路。因此, 突厥部落虽是牧战一体, 但战、尤其是战胜, 才是部落生存和兴盛之本。同时, 有鉴于各部落部族很大程度的独立性, 各部落部族也易于各自为镇, 兴兵掳掠, 甚至相互攻伐兼并。突厥民族以随逐水草, 居处无常, 射猎为业。又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 弱则窜伏山林。在整个突厥汗国存续期间, 以及当今发现的, 除去19 世纪末发现的阙特勤碑、伽可汗碑和暾欲谷碑等碑铭及一些手工艺品外, 难以发现其文化典籍。尽管突厥先民信仰过一时佛教、摩尼教、景教及萨满教, 但都没有留下深刻印记。突厥汗国只崇武功, 不尚宗教, 甚至连商业、征税及外交事务都交与“诸胡”。时间，消失的往昔，褪色的突厥民族历史，都能在《启民可汗》笔下得以再生。一部好的历史小说，能使我们在恍然中，回到历史中我们无法经历的却十分喜爱的时间和地方，让我们有可能重睹从前那个时代人生的苦难与欢乐，并能产生一种重游旧地深刻感觉。这种美仑美奂的幻觉，其实是我们记忆中失去的乐园，而且可能是唯一真实的乐园。

　  《启民可汗》的这部历史作品，能够把永恒的过去复活过来，它战胜了摧毁一切的时间，并教会了我们回忆淹没的历史的一种奇特的、高妙的方式。失去的、褪色的过去，曾经的滋味，不可能重来的气息，消失的、绝对的幸福，神秘的、蒙着面纱人物的梦幻生平…… 游牧的因素往往给那些具有领袖气质的人以机会，使他们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对事物的进程施加重大的影响。由于经常变换住地，同邻近民族之间便产生摩擦；原来办事只是出于客观上的需要，现在则又加上竞争的目的；而在一种每天都不得不保护自己社会地位的基础（这里指的是牲畜）免遭熊和狼袭击的人群中，在一个猎取野牛、保护幼畜免被老鹰叼走的群体里，人们是很快就会拿起武器来的。接着，自然界发生的意外事件，比如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一次草原大火或是各种疠疫流行，都给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出来一些特殊的任务。而这些情况便几乎是经常不断地为领袖人物发挥作用创造着条件……”这种生活所创造出来的领导人物，也许是属于一种粗犷的肯定不会时时处处均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类型吧。但是有没有他们，对于那些比较柔弱的人，特别是对妇女、儿童和老人来说，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对一个好的领导人所抱的期望也不仅仅是保护和防卫。他还必须比别人更善于对政治形势———在浪游途中这一点往往只意味着地理形势———一览无余。他必须随时洞悉敌友两方面的情况。他又必须能创建侦察和情报系统，这些机构能够向他提供有关潜在的敌人、此外还要提供关于河滩和关隘、可能的过冬地点、当然也包括哪里有抢劫机会等等方面的情报和信息。因为，没有哪一个浪游民族曾经放弃通过抢劫粮食和牲畜，抢掠武器、妇女和奴隶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的机会，而那对于自卫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武装，实际上从来没有仅仅服务于这个目的。不难想象, 在西域尚处于奴隶社会的公元5世纪, 作为锻奴的突厥人, 除了武力反抗和武力征服外, 独立并立国别无他途。首先决定性的战争是与柔然的战争, 自公元546 年成功地联合了准噶尔盆地的铁勒部落起, 土门酋长在为柔然奴隶主东征西讨之时, 逐步壮大起来, 至公元552年颠覆宗主柔然, 并自称伊利可汗。消灭柔然之后, 突厥遂与哒为邻, 不久就开始了与　哒的冲突战争。在其后的30 年间, 突厥大军灭哒、征波斯、征服西域及塞外诸国、侵凌中国北朝的北周、北齐, 纵横捭阖, 莫之能御, 形成了“东自辽海以西, 西至西海万里, 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 的强大且相当统一的突厥人国家。这点也可从前述之突厥文阙特勤碑文中找到相关印证。突厥汗国的政治制度及其演变, 可从我国北朝至隋唐时的典籍中窥知一二。突厥人国家与蒙古草原上兴起的所有国家相似, 是个马背上的国家, 依靠的是军事征服和对外扩张。但马上打天下易, 马上治天下难。因此兴衰存废,“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

今天, 突厥汗国早已灰飞烟灭, 究其原因甚多, 国家的兴亡存废, 个中原因本就纷纭错杂,但其过度依赖军事征服的政治文化及军制(与其政制相关) 的缺陷显然是一个重要原因, 以至“遇其理, 则众心悦附而甲兵兴焉; 遇其乱, 则族类怨怒而本根破。”军事统治与后世的军人政治一样, 同宗同源, 是柄双刃剑, 它依赖于军事强人, 如遇明君圣主, 则有开疆立国; 累有乱臣贼子, 则又勤王倒王, 内乱不休。这种情况在后世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又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究竟这与突厥民族重视征战、耻于工商的传统是否有必然联系, 仍然值得今日进一步探讨。在部落道德规范与普遍正义之间所存在的经久不息的冲突, 在整个历史上都凸显为效忠感与正义感之间所存在的那种不断发生的对抗。对普遍适用正当行为规则构成最严重阻碍的, 依旧是人们对诸如行业群体或阶层群体以及民族群体、氏族群体、种族群体或宗教群体这样一些特定群体的那种效忠感。当然, 适用于所有人的一般性行为规则, 只是以缓慢且渐进的方式而压倒那些特殊规则的——这些特殊规则允许个人伤害外来者, 只要这种做法有助益于他所属的群体。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只有这种过程才可能使开放社会得到兴起和发展, 而且这种过程也为人类在遥远的将来实现普遍的和平秩序提供了某种希望, 然而时下盛行的那些道德规范却还没有完全赞同这种发展进程。这一发展进程之所以遇到抵制, 主要是因为这一进程要求用抽象的理性原则去支配那些由特定且具体者引发的情绪, 或者说, 要求人们用那些从其重要意义甚少为人所知的抽象规则中得出的结论去支配我们对具体结果的认知所做的本能性回应——这里所说的具体结果, 亦即那些影响到我们熟人的生活和处境的结果。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指涉特殊人际关系的行为规则对于大社会的运行来说已经丧失了它们的重要意义；实际上, 它仅仅意味着, 由于在一个自由人组成的社会中, 一个人是否成为这种特殊群体的成员乃是以自愿为基础的, 所以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强制实施这些特殊群体的规则。因此, 正是在这样一种自由的社会中, 对那些不能够强制实施的道德规则与那些必须强制实施的法律规则做出明确的界分, 才具有了极为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想把较小的群体整合进更为宽泛的整体社会秩序之中, 那么我们就必须允许个人在各群体之间做自由的流动：只要个人愿意遵守某个群体的规则, 那么他们就可以得到该群体的接纳。

　　作为一个普通民众，你仍然站在历史的舞台，你仍然是时代的骄子，你同时肩负着个人和社会的责任，你正在书写着世界的未来。相信你自己，你是一个站立的人。你对新的一年充满了希望，正如你对过去的一年充满了感激。历史很难概论，因为魔鬼总是隐藏在细节里，但时代的精神可以抽象，潮流的意志可以提炼，删繁就简，我们或许可以循着历史的教训和现代生活的提示，“待从头”，收拾旧心情，细说端详。掩卷凝神，慨然而又怅然。鲜卑时代突厥民族战乱史令人无奈的感慨，统治者的权利之争，挑起无数血雨腥风的战争，导致最大受害者普通的平民百姓民不聊生。正如狄更斯所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只是为我们作家、史学家记录和评说这个战乱迭出的时代，已非狄更斯，而是史学研究的意义。突厥民族的历史，不知是那个时代的幸运还是不幸？是荣光还是耻辱？自有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