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元上都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长河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它具有游牧文化的突出特点，也是游牧文化宫廷化的产物。这种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多元、开放，不仅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融合，而且各种宗教共存，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在这里相互交流，这对今天的文化保护与发展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而这种文化作为蒙古族人历史文化的辉煌代表，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家园。

关键词：上都文化  宫廷化  多元  开放  精神家园

元上都遗址的申遗工作引起了各方面广泛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这不仅仅是一个涉及历史遗址的文化保护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涉及地方提高知名度和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的问题；上都遗址是元代文化的象征和集中表现，也当然是那个时代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凝聚；并且，鉴于元代一度是一个横跨欧亚两大陆的空前帝国，上都文化更带有当时世界文化交融的特性。所以，元上都遗址申遗工作其实更是一个涉及元上都文化历史定位和现实价值认识的重大问题。

首先，元上都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长河中的重要一环。文化的分期，基本上以朝代的更替为界限，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上溯夏商周，中至汉唐，只有魏晋、五代等乱世有少数民族建立的偏安一隅的短命政权，元朝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空前强大而稳定的统一的封建帝国。从历史上看，元朝结束了漫长的辽宋金夏政权割据对峙、长期战乱的局面；在文化上，不仅中外交流频繁，包括天文、水利等在内的科学技术，以元杂剧为代表的文学艺术，以元青花为代表的制瓷工艺等都得到了空前高度的发展；政治上，元朝统治者开始探索少数民族与其他民族共治的政治模式，最典型的就是官分左右、人分四等。虽然历史上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究其本质而言，这不过是一种统治方略，阶级矛盾而非民族矛盾才是这个封建王朝的根本矛盾。所以，元代的这种政治安排实际上也是在探索一种各民族共治共存的模式。

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与政治在中华民族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其重要程度几乎就是无与伦比。很难想象，没有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后来的满族政权、当代和谐的多民族国家关系的形成，会经历怎样艰难的摸索。那么，作为元代政治、文化中心之一和政权发祥地的元上都，其孕育的文化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当然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一环，是承上启下的一环，也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融合形成的重要一环。正确认识这一点，对于多民族和谐社会关系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意义；而且，元代以前内地的汉族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除了少数、短时间的和亲政策获得暂时的和平相处外，彼此之间的战争一直是民族关系的主旋律，元代政权的建立，使得各民族得以和平相处、文化也出现了融合，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文化冲突不是必然的结局。

元上都文化是游牧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游牧文化发展为城市化、宫廷化的典型代表。元上都是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族建立起来的草原都市，其文化中所包含的游牧文化的元素无需赘言。就上都文化作为游牧文化城市化、宫廷化发展的代表而言，主要表现在这样的方面：元上都的城市布局保存了游牧文化开放自由与流动性大的特点。它不像中原地区的城市，居民都住在城里，有深沟壁垒保护，城中有层层深进、依次排列的宫殿。元上都的城市布局简便而灵活，建筑布局随形就势，在巨大宫殿周围，留有大片草地，往往架设有蒙古包，甚至在城市中间，还保留着猎场。在元上都城市周边，比如城门外的“关厢区”，有大量居民和商人①；从四面游牧来的牧民，蒙古包就架设在城外，使得城外酒肆商铺云集，“西关舆轮多似雨，关东帐房乱如云”②就是城外繁华热闹的写照。这样的城市特点显然具有浓郁的游牧民族的文化特征。

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具体建筑在元上都中也不乏见，史籍中记载的棕毛殿,也就是失剌斡耳朵，广可容千人，柳贯形容其为“毳幕承空繍柱楣，采绳亘地掣文霓”③，由于主要由竹木建筑，也被马可波罗称为“竹宫”④。就描写的内容看，毫无疑问，这一京城供皇上使用的重要的宴游之所，建筑形制甚至建筑材质完全沿袭了蒙古族穹庐建筑的风格特点。但显然，无论规模还是用途或者其他方面，都已经宫廷化、城市化了。尽管这是一种有趣的、很自然的变化，但特别值得关注的在于：民族文化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得到了充分体现，此一例也说明文化之间的包容共存在元上都文化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游牧文化城市化、宫廷化的发展趋势还具体表现在生活内容的宫廷化上。元上都毕竟是因为政权建设而兴起的一座草原都市，政治是这座城市的核心生活内容，也是最主要的生活内容。封建王朝政治的核心属于宫廷，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政治生活的核心就是贵族生活，其实也就是宫廷生活。无论哪一个民族的贵族掌握政权，其宫廷生活都是强调精致的，元朝也不例外。元上都扈从诗人对此有详细的描写。“质孙宴”是蒙古贵族特有的宴享形式，但宫廷排场是不一样的：“嘉鱼贡自黑龙江，西域葡萄酒更良。南土至奇夸凤髓，北陲异品是黄羊。”⑤“沉沉棕殿云五色，法曲初奏歌薰风。酮官庭前列千斛，万瓮葡萄紫凝玉。驼峰熊掌翠釜珍，碧玉冰盘行陆续。”⑥从诗中描写的建筑、饮食构成可以看到明显的游牧文化的痕迹，但是其精致、奢华显然也远远超越了普通饮食排场，是游牧文化中的建筑、饮食文化的宫廷化发展的产物。

这样的文化发展可以说是文化自然进化的必然结果，但显然也是人为因素的产物。在今天发展多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过程中，这样的历史遗证，不仅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也具有很多可资借鉴的价值。

元上都文化具有多元、开放性的特点。这种多元、开放的特点在城市建筑、民族、宗教和文化关系等许多方面都有体现。

元上都城市建筑如前所述，既保留了民族特色，也吸取了中原先进文化基因。比如城市规划、宫殿建筑等都吸取了中原城市建筑规划的特点，从现存遗址看，元上都的选址、城市规划设计等运用了中原文化传统的风水理论，选择了环山拱卫、佳木葱茏的形胜之地；在规划设计上，吸收了中原封建王朝意图在“广大其威”的建筑理念，一方面不乏汉族传统的巍巍宫殿，另一方面也以宫城为核心，正南设御天门，从御天门由南而北修筑御道形成中轴线，布局一如内地皇城；有的甚至就是把汴京的建筑迁移到上都,“大安阁，故宋汴熙春阁也，迁建上京。”⑦

就民族关系而言，中国古代没有任何一个朝代比元代更受非议，原因无非就是元代推行了民族等级制度。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民族歧视；但是，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时候又有哪一个时代做到了民族平等呢？只不过元代将这一民族问题政策化、表面化了。何况，就一个一直以来被歧视为蛮夷、人口占少数的民族建立的政权而言，对其他民族怀有疑虑从而拉拢本民族的成员以稳固其政权基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统治方略，也就是一种权术。本质上，元代政治人物汇聚了各个民族的精英：汉族的刘秉忠、张养浩，契丹人耶律楚材，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无一不受重用，汉人贺仁杰家族竟然一家四代担任上都留守并有三人兼任虎贲军都指挥使，其备受倚重、信赖的事实可见一斑⑧。在这里，民族显然不是决定性因素。元上都的文化其实就是同其他时代一样，是一种多民族文化共存的开放的文化体系。

在宗教和文化上，元上都汇聚了儒释道各派，加之以蒙古族最初信仰的萨满教、后来传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各种宗教兼容并包。早年，应成吉思汗之邀，中原全真教领袖丘处机远赴西域会见成吉思汗⑨，以至于全真教在北方快速发展；当地百姓称上都为“召奈曼苏默”，就是一百零八庙的意思，可见当时上都佛教鼎盛的盛况。尽管后来佛道因为发展而产生尖锐冲突，但元朝统治者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就对两种宗教采取调和的策略⑩；在治国上，上都庙堂汇集了刘秉忠、姚枢等一时儒、释名流，由此不难发现其宗教、文化上开明的开放态度。事实上，这种开明开放的态度恰好就是元上都文化的精髓，也正是今天建设发展草原文化所应具备的正确心态。

元上都文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此时的元上都俨然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各国使节交驰往来，促进了世界各国文化在元上都的交流：中统二年忽必烈在这里接见了发朗国的使节，元惠帝时发郎国人再次到上都，至元二年惠帝派遣发郎人安德烈等人出使欧洲，致书罗马教皇，教皇又派出马黎诺里等十几人回访元朝，当然元朝与欧洲的交往最著名的当属马可·波罗居留中国；另外，元朝接纳高丽使者王禃并护送他归国登基，其子王谌多次来上都参与元朝贺丧等礼仪；至于波斯、缅甸、印度、尼泊尔等国人士来往几乎不可胜数。重要的在于，人事往来最终达成的是文化的交流、融合。典型的例子如波斯天文学家扎马剌丁撰写并进奉《万年历》，制造七件“西域仪象”，受到忽必烈的信用，任命他为回回司天台提点；尼泊尔人阿尼哥由于擅长绘画、雕塑、铸造、建筑，以至于“凡两京寺观之像，多出其手”⑾。这足以证明元上都作为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心之一，不仅使其文化影响了世界，同时也汲取了世界其他文化的精华。这也是元上都文化属于多元、开放文化的典型例证。

不可否认的是：元上都文化具有的象征意义使之成为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精神家园。元朝是中国古代北方所有游牧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所能达到的最高高度，凝聚着当时北方各个民族的智慧。可以这样评价：元上都文化不仅仅是历史，他在今天这个民族的心理上仍然具有支撑自我认可的现实价值，这就好比汉唐盛世之于中华民族。所以其象征意义绝不逊于其历史价值，即其现实价值和对未来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简单一点讲，可以这样认为：元上都文化是一个民族在文化、历史上自我肯定的依据，也是一个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自我认可的依据。

另一方面，尽管内地历史文化都市鳞次栉比，但象元上都这样的草原历史文化都市却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构成中，其独特的文化意义与历史意义是无可替代的。研究元上都文化也好，申遗也罢，宗旨主要应该是研究这段历史时期文化多元性特征及其对此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形成的影响以及他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即在今天所具有的启示意义。研究中华民族的文化，忽视这一历史环节，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就是民族沙文主义，或者是学识上的浅薄。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不仅仅只是缺少了一个历史环节，更缺少了多元文化共存、共融并发展的历史佐证。

概言之，研究元上都文化，不只是要立足于元上都历史文化的本体，不只是要认识元上都文化的历史风貌。研究元上都历史文化尤其需要从纵向历史的角度上揭示其在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历史上的地位、影响；尤其需要从文化纵向的角度上揭示元上都文化的独特性；更需要从这一历史文化主体的角度上看待这一文化对民族心理的价值与意义。

注释：

①贾洲杰《元上都的经济与居民生活》，《蒙古史研究》第二辑，1986年；李逸友《内蒙古元代城址概说》，《内蒙古文物考古》第四期，1986年。

②宋本《上京杂咏》，《永乐大典》卷7702，1986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③柳贯《观失剌斡耳朵御宴回》，《柳待制文集》卷五，《四部丛刊本》。

④《马可波罗行记》上册，第277页，冯承钧译本。

⑤杨允孚《滦京杂咏》，《知不足斋丛书》本。

⑥袁桷《装马曲》，《清容居士集》卷十五。

⑦周伯琦《扈从上京宫学纪事》，《近光集》卷一，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抄本。

⑧分别见《牧庵集》卷十七《贺仁杰神道碑》、《元史·英宗纪》（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元史·太平传》

⑨《元史·释老传》

⑩祥迈《至元辩伪录》卷五、《元史·释老传》。

⑾《元史·阿哥尼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