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元代扈从诗人以新异的眼光心态观察上都的生活与生产方式，通过衣食住行与牧猎生活的描绘，表现了这个民族的人民乐观、豪迈的民族性格与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通过这个民族的歌舞音乐乃至体育，反映了这个民族热爱美、创造美并进而热爱生活的事实；而自然风物的美丽与富饶又为这里的人民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基础。所以，元上都扈从诗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因素值得挖掘。

【关键词】扈从诗 民族文化   生活方式    牧猎   歌舞艺术   自然风物

扈从诗作为中国古代应制文学的一种形式，反映的大多数是帝王巡幸征驾等方面的内容，宫廷生活、游猎享乐当然会被作家们纳入到自己的创作视野，目的无非是突出与帝王公侯相关的文治武功，文人们也是为了通过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以取容。因此，很多时代的这类作品充满了对宫廷糜烂生活不厌其烦的描绘，格调卑下，文风柔弱，从而饱受诟病，如南朝的宫廷诗就是如此。但是元代的扈从诗在整个中国古代都显出了与众不同的特征：内容更加充实丰富，格调更加高昂，情感更加积极乐观；并且，对于那个时代、民族的文化生活具有直观、感性的认识作用与意义，几乎可以使我们全面、立体地了解由北方入主中原的蒙古民族所生活地区的独特而优美的自然景观、丰富的物产、与众不同的衣食住行、特有的民族生活与劳动方式、独具魅力的歌舞文化等，并进而从中了解到热情奔放的民族风情，所以是一座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的宝库。

                         （一）

中原文人耳濡目染的是惯有的生存与生活方式，对于另一个民族与地区的生活总不免抱有一种新颖好奇的心态，这就不免使他们将这些不同敏锐地把握住而予以捕捉，转换成创作的素材。蒙古族特有的民族日常生活习俗当然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自然也就成为了扈从诗人常见的创作素材。这一内容不只是局限于个别诗人的创作中，而是体现在大多数元代扈从诗人的创作中；不只是体现在皇帝巡幸与贵族的宫廷生活中，而是涉及到社会各个阶层，上至王胄皇孙宴饮享乐，下至黎庶百姓的衣食住行中：宫中饮食方面呈现出来的是“红蓝染裙似榴花，盘疏钉饾芍药芽。太官汤羊厌肥腻，玉瓯初进江南茶”（马祖常《和王左司竹枝词十首》），“马湩浮犀椀，驼峰落宝刀。暖茵攒芍药，凉瓮酌葡萄”（贡师泰《上都大宴和樊侍中侍御》），芍药茶、汤羊、马奶酒、驼峰等等，这是中原所没有或少见的；即使民间，“土风不解重鱼鸟，东邻西舍唯烹羊”（马臻《开平寓舍》），“细肋沙羊成体荐”（马祖常《车簇簇行》），“马乳新挏玉满瓯，沙羊黄鼠割来腥”（迺贤《塞上曲》），“熏人有马湩，劝客有驼蹄”（柳贯《同杨仲礼和袁集贤上都诗十首》），无论饮食类别，还是豪迈的饮食习惯，都具有独特的民族格调，即使时至今日，马奶酒、手把肉也仍然是这个民族、这个地区沿袭至今的最具特色并且享有声誉的民族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个民族悠久而传承不衰的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

至于“半笼羔帽敌风沙”（柳贯《后滦水秋风词》）“只穿皮袄不穿纱”（范玉壶《上都》）“裁裘聚鼠皮”（马臻《开平即事》）的衣饰特点，“土方通火为长炕，毡房疏凉启小棂”（马祖常《上京翰苑抒怀》）的居住风貌，无论是普通百姓“杂沓毡车百辆多”（迺贤《塞上曲》）的游牧迁徙生活中的骆驼车，还是“织翠辔”“镂金鞍”的行旅用具，显然既与中原截然不同，又带有浓郁的民族生活特征，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那个民族人民的生活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其历史、民俗方面的文化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这些作品毫无疑问是中国古代艺术长廊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艺术。这不仅因为它们是扈从诗人用诗歌这种艺术样式加以表现，具有艺术审美的功能，而且丰富、形象、典型；尤其是他们更具有独到的艺术认识价值：这些作品显然保留了元代北方蒙古族人民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第一手具体而形象的生活资料，使我们能够通过这些作品了解那个时代、那个地区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的具体生活内容与情感，可以发现许多传承至今的悠久的物质文化生活内容。其中既涉及到基于民族与地域特点的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也涉及到作品背后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如此丰饶的生活，无疑是这个民族长期同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斗争中勤劳与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物质与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与特有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习俗直接相关的是特有的劳动与生存方式，而劳动与生存方式又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生存智慧与精神品质。最能体现蒙古民族智慧与性格的劳动与生存方式是牧猎。这个民族的衣食住行之所以如此与众不同，也是由其劳动与生产方式决定的。归根结底，蒙古族是一个发祥于游牧文化的民族，其劳动与生存方式不但是典型的游牧文化的表现，而且更丰富了游牧文化的内涵，可以使我们从中充分了解由此表现出来的以一贯之的坚韧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

鉴于以汉语创作的元代扈从诗人大部分来自于中原地区甚至江南如张养浩等，一方面他们深受汉文化的濡染，所见所感的都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劳动与生存方式，当他们初一接触蒙古族的牧猎生活时，不仅是新奇的，也是敏感的，有利于刺激他们敏锐的艺术嗅觉，对这些生活与生存方式的有关内容予以艺术的处理。为此，王恽描绘的忽必烈汗的狩猎场景异常骁勇：“飞鹰走犬汉人事，以豹取兽何其雄”（《飞豹行》），铁穆耳也不遑多让，“今年校猎饶常岁，一色天狼四十头。今年大弥蹛林秋，青兕黄羊以万筹”（《甘不剌川在上都西北七百里外董候承旨扈从北回遇于榆林酒间因及今秋大 狝 之盛书六绝以记其事》），收获丰饶；并且“一声画鼓肃霜威，千骑平岗卷雪晴。长围渐合汤山东，两翼闪闪牙旗红”的狩猎场面与气势，都能够被这些诗人细腻、真实地展示出来。蒙古贵族的这些活动主观上不管是为了锤炼军队还是源于享乐追求，客观上这样的活动无疑使这个马背上的民族保持了那份骁勇与豪迈，透露出来的是这个民族的昂扬精神与性格，元代的鼎盛，靠的就是这种骁勇剽悍与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相比较而言，南朝为代表的宫廷诗在内容与风格上显然是太过于柔弱了。显然，这是扈从诗的另一类文化风貌。

与此不同的是普通民众的游牧生活，“风吹草低见牛羊”几乎成为人们想象中游牧民族牧歌般生活典型而具体的写照。在元代扈从诗中，固然不乏“野中何所有，深草卧羊马”（陈孚《金莲川》），“健儿掘地得黄鼠，日暮骑羊齐唱归”（贡师泰《和胡士恭滦阳纳钵即事韵五首》）一类田园牧歌般的恬静与美好生活的描绘；但是，“破屋荒山有人住”（张养浩《中都道中》），“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萨都拉《上京即事五首》），“杂沓毡车百辆多，五更冲雪渡滦河。当辕老妪行程惯，倚岸敲冰饮橐驼”（迺贤《塞上曲》）体现的显然是诗情画意之外劳动环境的恶劣，表现的是这个民族普通劳动者劳动的艰辛与坚韧，而在这艰辛与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体现的恰好就是这个民族的精神与性格。

从上层社会的狩猎到基层民众的游牧，从生活环境到生活内容，从安逸享乐到艰辛劳动，元上都扈从诗都全面而立体地展现了这个民族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生活场景，全景式地展示了的坚韧不屈的民族性格与进取的精神，显然具有极高的文化认识价值与意义。

                    （三）

现实中的蒙古族是一个热爱美、创造美、拥有美的民族，尤其是在作为一种与生活关系密切的艺术形式的歌舞艺术上，更充分体现出了这个民族对美的热爱与追求；而纵观历史，可以说蒙古族恰好就是一个始终与歌舞相伴的民族。在元上都的宫廷中有“十六天魔舞”：“一派箫韶起半空，水晶行殿玉屏风 …… 红帘高卷香风起，十六天魔舞袖长”（萨都拉《上京杂咏五首》），叙述的显然是宫廷中歌舞升平的景象；“十六天魔女，分行锦绣围。千花织步障，百宝帖仙衣。回雪纷难定，行云不肯归。舞心排转急，一一空欲飞”（《宫中舞队歌辞》），在张翥的笔下，更是从舞者的衣饰、舞步、舞姿和整体场面几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刻画；歌舞的美毋庸置疑，而无论多美的歌舞，其精气神都来源于歌舞灵魂的主角——人，“紫衣妙舞腰细蜂，钧天和奏春融融”（周伯琦《诈马宴》），既描绘出了舞者的身材姿态之美，也突出了“春融融”的音乐神韵之美。

元上都扈从诗所涉及到的乐曲莫过于“白翎雀歌”：“西河伶人火儿赤，能以丝声代禽臆。象牙指拨十三弦，宛转繁音哀且急。”（张昱《白翎雀歌》）诗歌从演奏者、弹奏手段、演奏技艺、音乐特征和音乐效果等几个方面细致描绘，突出了这一具有浓郁地方及民族特色的音乐艺术的特点。当然它毕竟已经演化为宫廷艺术，因而显得精雅、细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乐曲：“劝君马酒朱颜酡，试呼一曲赤勒歌”（胡助《滦河曲》），“踏歌尽醉营盘晚，鞭鼓声中按海青。”（迺贤《塞上曲》）虽然无法得知歌曲的具体内容，但是“试呼”“踏歌”“尽醉”等字眼完全可以让我们想见歌曲的嘹亮，而歌者的粗犷豪迈之情也就跃然纸上了。当这些民间乐曲与酒宴结合在一起，几乎可以让我们体会到现实中这个民族生活习俗的特点；尤其可以使我们体认到：艺术美的背后，蕴涵的是生活美和人的精神情感之美，表现的是这个民族对生活、家乡的满腔热爱与眷恋之情，是这个民族如广阔草原般胸怀的袒露，也包含着积极乐观的进取精神。

与这种豪迈的民族性格相一致的是在这个民族中至今仍广为流传的“角抵”即今之搏克，“九州水陆千官供，《蔓延》角抵呈巧雄”（周伯琦《诈马行》），“黄须年少羽林郎，宫锦缠腰角抵壮。得隽每蒙天一笑，归来驺从亦辉光”（王沂《上京》），诗歌不仅体现了角抵者的打扮、“巧雄”的本领，更表现了角抵在这个民族中广受欢迎与尊崇的情形，这无疑恰好表现了这个民族的骠悍、阳刚之气，是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写照。

                           （四）

山水自然具有永远挖掘不尽的美，是文学艺术的重要素材来源，是任何一个时代的文人都热衷表现的对象。一方面，自然地理条件影响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另一个方面又往往与浓郁的地方与民族风土人情结合在一起，成为地方与民族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这种文化不仅最为本色，也最能集中而突出地表现出地方与民族文化的特征，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元上都扈从诗人大多数是汉文化圈的文人， 很多人 也是首次接触这里的山水自然，这就为他们创作出大量以这里山水自然为内容的作品提供了物质与心理保证，同时也使他们的作品有了相应的认识价值。

“昨夜分明梦到家，庭前开遍石榴花。龙门不放东风过，五月平滦雪满沙”（马臻《滦都寓兴》），“上都五月雪花飞，顷刻银装十万家。说与江南人不信，只穿皮袄不穿纱。”高纬度的高原地区气候自然与内地有别，五月雪、“顷刻银装十万家”的自然景象同此时早已“庭前开遍石榴花”的江南大不相同，因而引起了诗人的好奇，使诗人发现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人们的生活是“只穿皮袄不穿纱”的，从而通过他们的创作将上都地区的自然风物展现在了世人面前，体现了一种在迥异自然环境与条件下的迥异的生活习俗。当然，对于诗人们而言，这些并不是最主要的。在他们的眼中最主要的景色莫过于草原的辽阔与富饶：“今朝过岭一纵目，无穷平野无穷天”（刘敏中《偏岭》），“千里茫茫草色青，乱云飞逐马蹄生”（陈孚《统幕》），“茫茫金莲川，日映山色赭。天如碧油幢，万里罩平野。野中何所有，深草卧羊马。”（陈孚《金莲川》）显然是草原辽阔、广袤、富饶的景色深深吸引并打动了诗人，使他们怀着一种惊异而欣喜的心态描绘这种美、赞赏这种美，由此在扈从诗人中将这类内容纳入到自己创作笔下的比比皆是；如果说这样的作品体现出了宽广的眼界、辽阔的胸怀，那么刘敏中的《鹊桥仙·上都金莲》为代表的诗作则是对上都一带自然景色精雕细刻的工笔描画，这类作品也不在少数：“细草如烟殿翠茵，杂花匀簇道旁春”（张养浩《中都道中》），“乌桓城下雨初晴，紫菊金莲漫地生。最爱多情白翎雀，一双飞近马边鸣。”（迺贤《塞上曲》）这类诗句大多显得观察细致入微，笔调曲尽细腻，别有一番婉妙的情趣。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的自然、气候孕育了这里与众不同的物产：“沙头蘑菇一寸厚，雨过牛童提满筐”（柳贯《后滦水秋风词》），“紫驼峰挂葡萄酒，白马发悬芍药花 …… 健儿掘地得黄鼠，日暮骑羊齐唱归。”这里的物产是丰饶的，也是别具特色的，为此许有壬专门写了《上都十咏》，记述描绘上都的马奶酒、黄羊、黄鼠、沙菌、低椒、韭花等十种土特产。不仅民间，宫廷中享用的物产也是别具一格的，比如白珽的诗中记有“迤北八珍”：醍醐、麆沆、野驼蹄、鹿唇、驼乳糜、天鹅羹、紫玉江、玄玉浆，袁桷笔下的芍药茶，等等。物产的种类是丰富的，类别显然是这些诗人此前闻所未闻的。这也充分说明，祖国的北疆是富饶的，对于世世代代生息在那里的蒙古族人而言，家乡当然是美丽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即使到了今天，草原的这些自然风貌与丰富物产也是吸引人们的重要因素。

元上都扈从诗人的构成是复杂的、多样的，创作风格也各具特色，观察上都风土人情的角度各自不同，但他们以扈从诗人或客子的身份来到广袤的草原，诗人敏锐的眼光和外来者好奇的心态，使他们对这里迥异的自然风物、民族生活与文化，甚至这里人民的情感和精神状态产生了浓郁的兴趣。这不仅使元代的扈从诗同其他时代以歌功颂德为主的此类诗歌区别泾渭分明，使它们有了特殊的艺术价值；尤其是，其中的很多作品本身就是一幅幅民族风俗画，不仅为后人提供了了解那个时代蒙古族人生活与精神情感等方面的第一手感性材料，而且为了解这个民族文化传承的关系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同样重要的还在于，这些作品让我们认识到这个民族积极乐观的进取意识，豪迈勇敢的民族精神，热烈真纯的民族性格。他们不仅是中华民族灿烂多彩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是值得予以研究分析的。

参考书目：叶新民《元上都研究》， 199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作者:内蒙古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副教授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中国元瓷研究学会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