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守  华

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元惠宗妥欢贴睦尔（史书称元顺帝），蒙古号为兀哈笃汗（又译为乌哈噶图汗—笔者注），在位36年，是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然而也是经历坎坷、颠沛流离、命运悲惨最可怜的一位末代皇帝。少年时，其父亲元明宗和世束应叔父元文宗图帖睦尔之邀南下即帝位，在上都附近的旺忽察都突然暴死，母亲八不沙被杀，他被贬黜到高丽、广西等地，直到十五岁才被迎回来，在上都即帝位。

1358年（元至正十八年），爆发了红巾军农民起义，刘福通指挥的中路军在关先生、破头潘和沙刘二等人率领下于12月末攻克元上都，将元朝“富夸塞北”的宫殿焚烧摧毁。起义军在上都驻扎了7个月，第一次使元上都遭到严重的破坏。起义军破坏了元朝的风水宝地，动摇了蒙元的根基，使元朝从此一蹶不振。此后元顺帝每年一度的巡幸上都活动也就停止了。

1368年（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在农民起义军的强大攻势下，元大都（今北京）岌岌可危，元惠宗妥欢贴睦尔于后七月二十八日夜，率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等带着金银玉帛，车驾出建德门，经居庸关、鸡鸣山、中都等地逃往上都城。不到一年，明军逼近上都，惠宗又率残部退往应昌府。1370年（至正三十年，明洪武三年）四月丙戌，因痢疾病死于应昌府，寿51岁。“大明皇帝以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号曰顺帝。”（《元史》卷47《顺帝纪》十）

惠宗从离开大都到在上都和应昌府十七个月的逃亡生活中，他一直在努力重整朝纲、扭转乾坤、挽救败局，妄图恢复失去的天堂。然而，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最终他还是在苦苦挣扎中带着遗憾死去。死前他写下了《怀念两都之歌》的诗篇，诗里流露出对他对恢复政权的渴望和对大都和上都的赞美、眷恋和失去后的自责及痛苦郁闷心情。他在诗中无限感慨地写道：“以诸色珍宝建造的纯朴优美的大都，先汗们夏营之所我的上都沙拉塔拉，凉爽宜人的开平上都， 温暖美丽的我的大都，丁卯年失陷的我的可爱的大都， 清晨登高眺望，烟霞飘渺。……以各种技巧建立的八面白塔，宣扬大国威仪以九宝装饰的我的大都城，宣扬四十万蒙古声威的四方四隅的大都城，恰在弘扬佛法之际、因昏聩而失去可爱的大都，在我的名声之下。为四面八方的蒙古之众显耀、矜夸我的可爱的大都，冬季御寒的我的巴尔哈孙，夏季避暑的我的开平上都，我的美丽的沙拉塔拉，……把神明所建的竹宫，把忽必烈薛禅可汗避暑的开平上都，统通失陷于汉家之众；…… 把众民所建的玉宝大都，把临幸过冬的可爱的大都，……把巧营妙建的宝玉大都， 把巡幸过夏的开平上都，贻误而失陷于汉家之众；…… 把可汗国主经营的大国威仪，把灵妙薛禅可汗所造的可爱的大都，把普天之下供奉的锅撑宝藏之城，…… 把可爱的大都，把可汗上天之子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把一切佛的化身薛禅可汗的殿堂，把一切菩萨的化身乌哈噶图可汗之天命而失掉了。”字里行间都表现了无限的哀叹和遗憾。

元惠宗率领残余势力逃亡到上都城后，也曾试图重新组织力量、调整将领、调动兵力，向明军反攻，夺回失地。首先，他对一些近臣频频封官加爵、委以重任，对军队进行犒赏、鼓舞士气。然而元朝天祚将衰，气数已尽，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这期间天灾人祸不断发生。仅天灾就多次发生过。刘佶在《北巡私记》中记载：“（至正二十八年后七月）三十日，雨。车驾次鸡鸣山（今京张公路的鸡鸣驿附近）。……是夜，鸡鸣山西北峰崩，声如巨雷，御营中人马皆惊。”“八月初一日，雨。道路泥泞。”“初二日，雨不止。百官雨行，皆露透。天寒甚，仆人有冻毙者。”“（八月）大雪，深五六尺。”“（至正二十九年正月）初九日，是日，有狐数头入行宫（皇帝的宫殿），直至御座下。御史大夫阿剌不沙见上，极言亡国之兆，”“二十日，上都大风，昼晦。是日，中都（今张北县西北）地震。”“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皆风霾，室中白昼燃烛。”“二月初一日，大风，昼晦。”真是露船又遭连阴雨，这一系列雨天、大雪、大风、地震等天灾预示着元朝就要灭亡了。人祸，当时的军事力量是：辽东方面驻扎着元丞相纳哈出（木华黎的后裔）二十万蒙古军，东边的“高丽国遣使贡岁币如旧例”，在陕西、甘肃一带有元河南王扩廓帖木儿的几十万大军，云南还有梁王的十余万部队，西北有诸藩王的军队。这些军队如果调动得当，也能与明军相对抗数载。然而，大势所趋，军心涣散，兵败如山倒。派出与明军作战的军队，每仗必败，有的首领被俘，有的全军覆没。再就是战略上的失误。当时，许多大臣建议惠宗退到和林（哈剌和林，蒙古国故都），在那里一是距明军较远，可以有苟延残喘之机；二是大漠腹地，可守住半壁江山；三是便于征调西北诸藩王的军队，以图反攻。但惠宗优柔寡断、犹豫不决，贻误时机，不听劝告，退守应昌府，酿成终身遗憾。

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元惠宗只是从自身利益考虑问题，当然看不到元朝之所以被推翻的真正原因。他只是怨天忧人，把失败归究于“陷于汉家之众”的民族矛盾上。其实，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是元朝的鼎盛时期，在元成宗以后，已开始走向衰落。元朝除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外，统治阶级滥行赏赐、大兴佛事、奢侈靡费、财政枯竭和官吏们横征暴敛，已种下祸根。例如，武宗时一次朝会竟赐钞达三百五十万锭；1318年（延佑五年）书写一套金字佛经就用去赤金三千九百两。帝后每年举办各种佛事多达二百一十六次，每次都耗费数万锭币钞；惠宗甚至“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人民无法忍受压迫和奴役，官逼民反，各地农民纷纷起义。1351年（至正十一年）爆发了大规模的红巾军农民大起义，1368年终于将元朝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