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枯七年(1320)三月，十七岁的硕德八剌继承他的父亲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登上皇位。他在位仅短短四年。至治三年(1323)八月，当他与右丞相拜住从上都返回大都，途过南坡驻跸时，被以御史大夫铁失为首的一伙蒙古贵族官僚所杀，这就是元代著名的“南坡之变”。
　　“南坡之变”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是统治阶级中部一场寻常的内讧，还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英宗时期的宫廷政治又有什么特点?本文试图从这一事件展开，对上述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 
　　1307年成宗死，他的侄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得右丞相哈剌哈孙之助，从怀州赴京夺得皇位，是为仁宗。嗣后，又让位给驻守在漠北的哥哥海山即武宗。双方约定，兄终弟及，叔侄相承；仁宗以后应把皇位让给武宗之子和世珠。— 延枯三年，即仁宗登位后的第五年，右丞相铁木迭儿为了固位取宠，迎合仁宗意图，倡言立仁宗长子硕德八刺为太子，仁宗之母答己太后也认为硕德八剌比和世竦更为柔懦，易于控制，也力赞此举。于是和世竦被黜居于外，十三岁的硕德八剌于当年立为皇太子。从此以后，他卷入了宫廷政治的旋涡。“南坡之变”似乎是一连串事件发展的自然结果，现在就让我们来追溯一下这一事变的发展过程。
　　硕德八剌的父亲仁宗，是继忽必烈之后推行“汉法”比较积极的元朝皇帝。他在位九年中，罢尚书省、限制僧侣阶级特权，截止营造，起用李孟、程鹏飞、郝天挺等汉族地主官僚；首行科举，对统治政策作了不少调整和改革。但是，由于蒙古色目旧贵族集团的阻挠，仁宗后期，政治上渐趋保守，不能有多少作为。“自延祐末水旱相仍，民不聊生”，社会阶级矛盾正在激化。英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位的。
　　值得注意的是，英宗和他所有前辈皇帝相比，他处在一个最易接受汉族封建地主文化的社会环境中，1303年，他生于洛阳附近的怀州王府，那一带是宋代理学奠基人二程的故乡，他从小过的是地主土大夫式的生活，又受其父亲的直接影响，耳濡目染，自然与蒙古草原马背上长大的贵族弟子大不相同。
　　延祐三年，他被立为太子后，又进一步成为内外儒臣竭力施加影响的对象。如同当年许衡、王恂等人竭力争取太子真金一样，御史中丞赵简，监察御史段辅、马祖常，太子詹事郭贯等人，都先后上奏，请求“招天下雅望博通之士”，对富于春秋的太子，加强儒家正统教育，把这一点认真看做“天下休戚之源”。对此，仁宗自然十分重视。硕德八剌从小生活的环境和他所受的儒家教育，对他的思想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他即位以后，就曾亲书唐代诗人皮日休的诗“吾爱房与杜，魁然真宰辅，黄阁三十年，清风亿万古”，把它赐给拜住，并表白励精图治的志向，以借喻自己与拜住的关系。元代皇帝多不识汉字，硕德八剌所具有的汉族封建文化素养，是元帝中所不多见的。 
　　二 
　　如果说，硕德八刺立为太子是由于答己太后、仁宗与铁木迭儿三方面的利益一致而取得的结果，那么英宗即位时，构成这种结合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了：老皇帝已故，答己也发现这位少年皇帝“毅然见于颜色”，远非原以为的那么柔懦，不由得发出“吾悔不该立此小儿”的怨言。而铁木迭儿眼下正是野心勃勃发展自己势力的时候。
　　仁宗死后第四天，英宗还未即位，答己已把铁木迭儿立为右丞相，仁宗所亲信的一些大臣多受排斥，与答己、铁木迭儿关系至密的黑驴、赵世荣、木八剌儿等人，一个个进人中书，担任要职，前平章政事萧拜住、杨朵儿只，因仁宗时曾劾铁木迭儿不法，此时则横遭铁木迭儿报复，未经硕德八剌许可而被逮至徽政院，以“违太后旨”的罪名而被诛杀。仁宗最信任的儒臣李孟，也被褫夺秦国公印，其先祖墓碑也被扑毁。英宗即位以后仅两个月，就发现宣政院使失烈门及阿散、亦失列八阴谋废立，由于他猜度到幕后指使人就是答己本人，因而也不敢进一步追查，匆匆把他们诛杀了事。
　　凡此种种，使英宗发现，自己不但是个势单力薄的孤家寡人，而且其地位还岌岌可危，他面临的是答己与铁木迭儿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对他造成直接威胁的势力。 
这股与英宗对立的宫廷势力是属于怎样的一种性质呢? 
　　答已是武宗与仁宗的生母，她崇信喇嘛教，有浓厚的游牧贵族思想意识，当她在一定条件下代理君权或干预政治时，自然倾向于重用与她的政治意识一致的亲信侍从或世袭军事游牧贵族，而不是那些她日常生活中较少接触的儒臣。她“自正位东朝，内则黑驴母亦列失八用事，外则幸臣失烈门、纽邻及时宰铁木迭儿相率为奸”从而成为分割英宗君权的严重势力。 
　　至于铁木迭儿，他从成宗时起，就供职宣徽院，武宗时做了宜徽院使。宣徽院掌玉食及燕享宗戚宾客之事，属后妃直接掌管，铁木迭儿与其他宣徽使臣就有可能与太后结成特殊密切关系，在宫廷中形成内诗集团，他们倚凭太后权势，常常外任政治要职，并与朝内地主士大夫官僚集团形成对峙，政治上往往反映了保守游牧贵族的利益。 
　　铁木迭儿在武宗时期就因贪赃枉法等事，多次被儒臣及御史台弹劾贬职，但每一次都受到答己庇护，重任要职，每任要职，便对弹劾过他或不依附他的臣僚施以报复。如仁宗时的户部尚书韩若愚，被罗织罪名，险遭冤杀。英宗初的平章政事王毅、高防，也受其诬陷，经拜住挽救，才得不死。遭其陷害而死者为数甚多。《元史》称他“怙势贪虐，凶秽愈甚，中外切齿，群臣不知所为”。表明以答己为后盾的铁木迭儿在朝内拥有极大的权势。
　　为了牵制铁木迭儿，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英宗即位不久，把木华黎的后裔、世祖时丞相安童之孙拜住立为左丞相，并引为心腹。
　　如果说，右丞相是元代中期蒙古保守贵族势力的典型代表的话，二十五岁的左丞相拜住，则是蒙古贵族中分化出来的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类型。作为东平王的后代，他的家族世居汉族农业经济发达的山东地区，他们数代以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封建地主化了。他们与山东地区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汉族士大夫集团又有长年密切的交往与合作，因此，这个家族中出现过不少
　　“蒙古儒者”。作为主掌礼仪、祭祀宗庙和赠谥的太常礼仪院使，拜住有更多的机会与虞集、吴澄等儒臣交往，这自然与皇帝硕德八剌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拜住“每退食，必延儒士谘访古今礼乐刑政，治乱得失，尽日不倦。”英宗当太子时，就对之极有好感，只是双方不便往来而已，此外，拜住作为赫赫功臣木华黎的子孙，在贵族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这也有利于势单力薄的英宗加强自己在宫廷中的地位和权力。
　　另一方面，拜住身上，以“儒道治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和迂腐的书生气又混杂在一起。他对别人关于铁木迭儿阴谋中害自己的警告，竟认为“吾知尽吾心而已，何备为?”对于铁木迭儿之死，竟报以伤悼的泪水，对于王结“除患不可犹豫，犹豫恐生他变” 的劝告，则“是其言而不用”。拜住的优柔寡断，正反映了蒙古上层集团内部“行汉法派”力量的脆弱。英宗寄予极大信任并依靠来实现新政的，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不过，拜住在促使英宗进一步实行新政采用“汉法”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至治二年春，在元朝建太庙四十年以后，英宗首次行亲享之礼，便是拜住施加影响的成功例子，《元史·拜住传》载：
　　“帝见羽卫文物之美，顾拜住曰：‘朕用卿言，举行大礼，亦卿所共喜也。’对曰：‘陛下以帝王之道化成天下，非独臣之幸，实四海苍生所共庆也。”
　　“……明日还宫，鼓吹交作，百姓耸观，百年废典，一旦复见，有感泣者。拜住率百僚称贺于大明殿。”
　　这段记载，颇为生动地叙述了英宗遵汉法、行“亲享礼”的隆重场面以及他倾心于汉法的政治倾向。 
　　于是，至治年初，以答己与铁木迭儿为一方，以英宗与拜住为另一方的宫廷内部两大势力就这样形成了。一方面是“威临三朝”的太皇太后和“布置爪牙、威詟朝野”的右丞相，另一方面，则是年仅十七岁、有志改革的皇帝及其世故不深的左丞相。双方力量对比是悬殊的。而彼此的冲突又不可避免，这一特点本身，就制约了未来事态发展的过程。 
　　英宗时期的宫廷政治，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延祐七年一月仁宗死，到至治二年九月，太后、铁木迭儿相继逝世，计两年又九个月，后期从至治二年十月，任拜住为中书右丞相起，到至治三年八月发生“南坡之变”时，计十个月。 
　　英宗前期，由于答己与铁木迭儿一派势力很强，双方势力虽然出现对峙，但矛盾还没有公开化，拜住只能通过私下场合的建议和献策，对铁木迭儿派的势力扩张，起一些抵制作用，拜住还不能大量引用那些政治倾向上和他一致的儒臣。从《元史·英宗纪》所载这一时期的诏令来看，诏令的内容基本上保持了成宗、武宗以来的旧传统。
　　 至治二年春，英宗亲享大礼后，与拜住关系更为密切，铁木迭儿渐被疏远。下面引证的材料是颇有意思的：
　　 (二年三月拜住)“奉旨往立忠宪王碑(即木华黎碑)于范阳。铁木迭儿称疾，闻拜住行，将出莅省事，入朝，至内门，帝遣速速赐之酒，且曰：‘卿年老宜自爱，待新年入朝未晚。’遂怏怏而还。”
　　这一段记载中，英宗对铁木迭儿柔中带刚的冷淡态度，铁木迭儿趁拜住离开时跃跃欲试的心理及动态，以及拜住所享有的恩遇和信任，皆显露无遗。
　　至治二年八、九月间，铁木迭儿和答己相继病卒，这就为英宗与拜住下一阶段的改革提供了机会和条件。但是，铁木迭儿一派以铁失为代表的势力，“其党犹布列朝中”。双方潜伏的矛盾，预示着将在新的条件下重新爆发。

三
　　元代历史上，也许还没有一个皇帝的国策政令，在短时期内，发生象英宗至治二年十月开始的那种泾渭分明的改变。
　　造成这种变化的条件，已如前面所述，但是英宗即位以来面临的日益激化的社会阶级矛盾和元朝经济方面的困境，则是促使他下决心“一新政治”的根本原因。仅就《元史》的《英宗纪二》记载，至治二年一月到九月，各地水、旱、霜、雹、蝗灾和饥馑就达四十九次之多，面及山东、河北、四川、湖北、江南十余省的广大地区。在这种情况下，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也加速发展，从至治二年五月到三年三月的十个月内，就发生了临邑王驴儿、道州符翼轸，泉州留应总等多次民变，两江岑世兴，湖广龙仁贵二次兵变，和静江獠族、西番参卜郎族起义。这种“地道失宁，风雨不时”的社会状况，迫使不再受答己与铁木迭儿保守势力钳制的元英宗，从本阶级利益出发，改革制度，调整政治。至治二年十二月，英宗登五台山，他与
拜住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可以表明他们实行改革的动机：
　　拜住：“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为本，失其心则失天下，钱谷，民之膏血，多取则民困而国危，薄敛则民足而国安。”
　　英宗：“卿言甚善，朕思之，民为重，君为轻，国非民将何以为君?今理民之事，卿当熟虑而慎行之。”
　　至治二年十月，英宗以拜住为中书右丞相。在《特命右丞相诏》中英宗决心“励精求治……一新机务。使邪正异途海寓父康。”从此英宗不再立左丞相，以示信任之专。此后数月，英宗进行一系列改革，新政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规模起用汉族地主官僚及儒家知识分子。拜住“首荐张珪，复平章政事，如用致仕老臣，优其禄秩，议事中书”，“日以进贤退不肖为务”，吴元珪、王约、韩从益、赵居信、吴澄、王结、宋本和韩镛等人，都在短期内擢任集贤、翰林院及六部官职。这一期间，“士大夫遭摒弃者，咸以所长收叙，文学之士，则待以不次之除”。可见当时的规模，在元代也属罕见。
　　至治三年正月，又发布《振举台纲制》，“举善荐贤，为治之要”，“怀才抱德，隐晦不仕者，亦听荐扬。”
　　从拜住访求虞集的记载，也可以看出他们起用儒臣的迫切心情：“时[虞]集以忧还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于上，遣使求之于蜀，不见，求之江南，又不见。集方省墓吴中，使至，受命趋朝，则拜住不及见矣。”
　　(二)罢徽政院及冗官冗职。从元世祖时期起，元朝已创设一套庞大的行政官僚机构，从至元三十年以来，改升创设，日积月增，越来越臃肿不堪，各级官僚巧立名目，安插亲近，耗费大量库财，成为元代财政的巨大累赘。至治二年十一月起，英宗“始锐意减罢崇祥、寿福院之属十有三署，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不幸遭罹大故，未竞其余。”
　　(三)行“助役法”。元代农民劳役繁多，负担很重，至治三年四月英宗下诏“遣使考视税籍高下，出田若干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人以助役费，官不得与”。这就是说，运用国家政令，使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按一定比例，上交一小部分土地的岁收，作为助役费，用于补偿一般农民劳役方面的经济负担，《元史》《干文传传》记载：“会创行助役法，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人官，为受役者之助。”“公委曲化导，人皆悦从，诡寄之弊既绝，亦以腴田来归，而中人之家，自是不病于役。”
　　(四)减轻徭役。“凡差役造作，先科商贾末技富实之家，以优农力”，(二年十月)“全免江淮科包银”以及“两浙煎盐户牢盆之役”，“岁减海运粮二十万石”，“免回回人户屯役戍河西者银税”，罢上都等十处“诸金银冶”，“听乐采炼”。
　　(五)诏命儒臣王约等人，制定《大元通制》，颁行天下。使“行汉法”的行政措施以法令条文的形式确立下来。《大元通制》的颁 行，是元代法制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是推行“汉法”的一项重要措施。 
　　从上述措施来看，“英宗新政”的核心问题，就是“行汉法”。
　　所谓“汉法”，就是建立在中原、南方封建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并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封建上层建筑，包括中央集权制的官僚国家机器、法律制度与正统儒家思想等等。任何游牧民族的统治阶级，要在中原和南方建立统治，都必须顺应中原与南方原有经济基对上层建筑的固有要求，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他们所面临的生产力水平”。因此，实行“以汉法治汉地”是历史的要求。忽必烈即位以前，长期经营漠南汉地，对此有所认识，他起用大批儒臣，并采用一系列“行汉法’’的政治措施。但是，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保守蒙古贵族却竭力主张以蒙古旧俗统治汉地，从而形成顽固维护与汉地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游牧封建上层建筑的消极势力。自忽必烈以来，蒙古贵族内部“行汉法派”与守旧派之间不断对峙，双方力量互有消长。
　　这种情况，到元代中期，又有了新的发展。蒙古统治阶级内部出现新的分化。除保守的军事游牧贵族势力外，从蒙古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长期定居中原和南方的封建地主化的贵族官僚，他们的政治势力也渐渐有了发展，他们和汉族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有更为密切的联系，也更热衷以地租剥削方式来维持其阶级利益，英宗和拜住，正是这一集团在政治上的代表。
另一方面，自从忽必烈推行汉法以来，汉族地主阶级逐渐与蒙古统治集团相结合，他们从本阶级利益出发，自然也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与远朝政权联系在一起。蒙汉剥削阶级物质生存条件的接近，使这种结合较之忽必烈时期有了更为深刻和广泛的基础。
　　但是，英宗所进行的改革，触犯了大多数保守的蒙古色目贵族的利益，自然引起他们的抵制和反对。
　　首先，元代军事游牧贵族集团，是依靠军功世袭和岁赐财币维持自己的特权的，他们把国家常常视为祖辈遗赠的一份巨大家私，自然把“科举”与“引荐汉人”、“行汉法”视为对其世袭传统利益的侵犯和威胁。袁桷称拜住“选贤与能、奸党滚惧”，正是从汉族地主阶级角度来看待世袭贵族集团中反对派对起用儒臣的抵制心理的。如果说，元仁宗前期，稍稍起用一些儒臣，就遭到“世家子弟以才名进者”的强烈反对，以致虞集、吴澄不得不先后病免或投檄而去，那么，英宗在短期内试图做出上述安排，自然更直接触；了他们的世袭利益。英宗曾斥责朝臣：“今山林之下，遗逸良多，卿等不能尽心求访，惟以亲戚故旧更相引用耶?”表明保守贵族集团与英宗、拜住之间在起用汉族地主官僚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尖锐对立。 
　　此外，英宗改革政治的其他措施，也同样不利于蒙古色目的保守贵族集团。例如，中央与行省的不断增置的冗官冗署，本来是贵族特权阶级赖以寄生的肥缺美差，当时，“近侍各私其署，夤缘保禄”，“员冗俸滥，白丁骤升出身，人流壅塞日甚，军民俱蒙其害”。英宗一纸诏令，减罢七、八十余署，不可谓不是对蒙古色目特权集团的又一直接打击。
　　另一方面，英宗力图改变积重难返的弊习，常警告群臣：“卿等居高位，食厚禄，当勉力图报，若为不法，则刑必无赦，”其矛头所向又是蒙古上层贵族官僚集团。《元史·英宗纪》中，至治二年十月以后，达官贵人“坐赃杖免”者，屡有记载。如“诸王彻彻秃入朝请印，帝以政绩不著，未允”；“永宁王卜颜帖木儿为不法，命宗王府及近侍杂治其傅。”此外，泰定帝在即位以后第八天，就下诏召“诸王官属流徙远地及还原籍者二十四人还京师”。由此可见，在泰定即位前，诸王遭到处分的现象十分普遍。
　　苏天爵《滋溪文稿》中的一段史料，十分有力地证明，蒙古保守贵族对英宗新政的不满和抵制，正是“南坡之变”的政治原因：
　　“至治二年冬，天子励精图治、独任丞相，期复中统至元之盛。丞相也感激尽力，锐然勇为，思称天子责任之意。君臣同心，亲信无间，真千载一时也。当是时，朝廷肃清，刑赏攸当，忠直获伸，奸邪敛避，天下之人，莫不延颈企踵，想望太平，而小人思害之矣。明年，驾幸上都，是夏，上尝弗宁，命作佛事。丞相奏曰：‘民惟国本，财出于民，用之无度，则取之无节……惟陛下留念。上瞿然曰‘朕所经营，舍寿安山寺，余皆完其故耳。民亦吾怨耶?尔后勿兴建也。’西方僧言，国家有灾异，宜大修佛事……[拜住]因上言：‘臣少无能，蒙陛下拔擢，待罪丞相。方欲除恶进善，致治隆平，诸人共诅挠之。臣度不能有所为矣。’上曰：‘卿有言，第言之，他人言，朕弗也。’
　　在这一段珍贵史料巾，我们不但具体人微地了解了英宗与拜住之间密切关系；英宗对其丞相言听计从，而且，我们还可以从拜住所说“臣度不能有所为矣”一语中，从年轻皇帝所说“卿有言，第言之，他人言，朕弗从也”的回答中，感觉出新政推行者所遭到的沉重压力和困难；感觉出这对君臣形影相吊的孤独。这段史料还表明，拜住的性格并非像《元史》中所描述的那样少年老成，信心十足。这透露出这位少年丞相脆弱和沮丧的一面，也许这更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历史人物身上的悲剧性。
君臣之间进行这场对话后不久，“南坡之变”的悲剧就来临了。
　　不少蒙古贵族直接参加了谋弑集团。《元史·英宗纪二》列举参加“南坡之变”谋弑行动的共十六人。其中按梯不花、孛罗、月鲁帖木儿、曲律不花、兀鲁思不花都是蒙古诸王。他们的人数几近总人数三分之一。此外，泰定初，中书右丞相旭迈杰进言：“宗戚之中，能自拔逆党，尽忠朝廷者，惟有买奴。”以致泰定即位不久，不得不下诏：“逆党胁从者众，何可尽诛，后之言事者，其勿复举。”
　　参与、支持、默许者人数之多，充分表明“南坡之变”事件，远远超出蒙古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内讧性质范围，它是蒙古色目统治阶级内部因利益不同而分化出来的两大集团之间的一场深刻的政治冲突。至治二年十月以后开始的英宗新政，加速激化了双方的矛盾，“南坡之变”只是这种矛盾冲突的一个暂时的解决。 

四
　　然而，"南坡之变"是通过铁失的匕首实现的，它的发生，自然还有与主谋铁失有关的直接原因。
　  铁失为什么要谋刺呢?难道他不知道这样做是大逆不道，而且等于是自焚吗?历史没有为我们留下铁失的直接供词，但我们可以根据有关史料和铁失当时所处的实际地位，分析他主谋“南坡事变的心理动机。
　　铁失是铁木迭儿余党，他是宣徽院内诗集团的主要人物，至治元年三月，观音保被杀死，御史台空虚，铁木迭儿趁机引荐他为御史大夫。从此他地位一直上升，八个月以后领左右阿速卫，掌管了以后得以进行谋杀行动的禁卫军。二年二月，英宗又赐其父祖碑，这是元代官员从皇帝得到的极大荣典。凡此种种，都是答己与铁木迭儿作为后盾的结果。
　　至治二年八月和九月，这两根台柱相继倒塌，铁失的地位从而发生根本的动摇。然而，对铁失构成致命的直接威胁的，是刘夔献田贪污事件的余波所及。
　　这一事件的原委是，仁宗期间，浙民吴机，以累代失业之田，卖与司徒刘夔，夔赂宣政使八里吉思卖置诸寺，以益僧廪，矫沼出库钞六百五十万贯酬其直。田已久为他人之业，铁木迭儿父子及铁失等上下蒙蔽，分受之，为赃巨万。当时揭发这一事件的监察御史观音保与锁咬儿哈的迷失，受铁木迭儿报复而遭杀身之祸。此时，实权已落到英宗与拜住手里，拜住就以此为契机，打击其保守派政敌。他任右相后一个月，便上奏英宗，使“铁木迭儿子八里吉思坐受刘夔冒献田地伏诛。同时，又奏黜铁木迭儿另一子锁南“以通言路。
　　三个月以后，即至治三年二月，刘夔及同佥宣政院事囊加台，也以同样的原因伏诛。到此，除铁木迭儿已先死外，参与这一贪污案件的全部主要成员，均已处死，只剩下一个铁失。五月，监察御史盖继元、宋翼，奏请毁铁木迭儿碑。英宗从之，仍追夺官爵及封赠制书”，六月，毁铁木迭儿碑。七月籍铁木迭儿家资。对于铁失来说，不祥的阴影渐渐迫近了。他必须找到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否则，结局是可以设想的。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他与喇嘛僧侣的密切关系，他首先考虑到是利用英宗信奉喇嘛教的宗教意识，怂恿宫内喇嘛僧侣诱劝皇帝实行大赦，也许这是铁失逃生的惟一希望了。
　　当时，英宗在上都夜寐不宁，命作佛事，拜住叹国不足谏止之。于是受到铁失指示的僧侣，趁机对英宗进言：国当有危，非作佛事而大赦无以禳之。拜住脱口骂道：尔辈不过图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
　　这句脱口而出的话，当然立即会传到铁失及亲信的耳里，他大惊失色了，拜住这时已对英宗有不可动摇的影响，又欲庇有耶，只能被铁失认为是进一步论罪的明确信号。 
　　铁失无路可走，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七月下旬，铁失好几个眠之夜中的惶恐不安的心情。当时，元英宗和拜住既将从上都回大都，在铁失看来，宣布他的诛刑是指日可待的了，大驾南返中，又是下手的最好时机。除了纠集一伙亲信党徒和朝中仇恨宗的人采取果断的刺杀外，在他们看来似乎已无其他选择了。刺，也许能在绝望中带来一线希望。 
　　八月二日，铁失派遣密使斡罗思至和林东北秃刺河畔，密告在那儿打猎的晋王也孙铁木儿：“谋已定，事成，推立王为皇帝。”
　　八月五日，英宗的大驾从上都向南出发，夜晚，驻营于距出点三十里的南坡店。趁深夜英宗熟睡之际，铁失与知枢密院事先帖木儿、大司农失秃儿、前中书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儿、铁　木迭子、不久前被罢官的锁南，以及前面提到的按梯不花等五个蒙古王，共计十六人，闯入皇帝行幄，以阿速卫兵为外应，先杀拜住，后，铁失手弑英宗寸；卧床之上。
　　此后，诸王按梯不花又奉皇帝玺绶，北迎晋王，九月四日，也铁木儿一夜之间竟成了皇帝，这一天他即位于龙居河(今克鲁河)，是为泰定帝。
　　铁失谋杀固然出于摆脱困境的直接动机，但是难道他不知这样做本身就构成死有余辜的大逆吗?诚然，他会意识到其间危险。然而杀君固然有罪，但拥立新帝则是有功的，是否能以功罪呢?自大蒙古国以来，臣僚拥戴皇帝而显赫者是不乏先例的，他是否能以泰定即位对他的感激来抵消他弑杀英宗的罪孽呢?那怕冒一点风险，在他看来也总比坐以待毙要强些。
　　铁失一伙所以选中泰定而不是其他诸王，一方面，由于泰定驻守漠北，是蒙古诸王中最强有力的军事游牧贵族首领，另一方面，他与宣徽院内诗集团铁失一伙关系本来就十分密切。泰定近侍倒刺沙与宣徽使探忒早就深相要结，恰恰反映了这两个集团之间政治利益与阶级利益上的一致性。行弑之后，铁失、失秃儿一伙急驰大都，深夜从北门人城，直接赶到中书省，收封全部印信，静候也孙铁木儿即位的消息。也孙铁木儿即位于漠北草原，所有谋逆者都予封官赐爵。看来，这只是即位时的暂时措施。他必须先拥有皇权，才能干他想干的其他事情。
然而，一旦皇权在握，泰定还是干脆利落地把铁失一伙杀了。十月甲子，即位后的三十二天，派遣的使节到达大都，以即位告天地和宗社，同一天，诛杀铁失、也先帖木儿、失秃儿等于大都或行在所，他们“立功赎罪”的图谋终成泡影。也孙铁木儿自然懂得维护其皇权的正统性和得位的合法性，要比一个弑君者的生命更重要得多。难道他愿意天下臣民把他看做谋逆者的同党或后台吗?毫无疑问，在当时的情况下，过河拆桥是他惟一可能的选择。
　　如果说，蒙古诸王中自脱于逆党者惟有买奴一人，那么，从可能见到的有关当时事变的史料来看，儒臣们则对此事件多持激烈的反对态度，王结早就密告过拜住“除患不可犹豫”。事变发生后，铁失党人迫使二院学土北上，曹元用即表示“此非常之变。吾宁死，不可曲从也。”张珪在得知事变消息后，更是知“无足与事”，立即致书也孙铁木儿，要求“躬行天诛”。枢密院一名官、掾史王贞，在铁失死党人据中书夺百官印之后，更是四处奔走，“遍告枢府大臣及其幕府，请急执二使，与中书同问……使不至有他变。”当时，那些蒙古枢府大官巨僚“闻者震栗，是其言而不敢发”。此外许有任、赵成庆等在泰定到达大都后，皆纷纷揭发失余党，表现了他们明确的反对立场。儒臣们自元世祖中期以来又历经成宗、武宗数朝遭受排斥和冷遇之后，他们在英宗新政中到有可能更多地参与政权的希望，他们自然乐于支持这场新政，乐于把儒家正统的对君主的忠诚，奉献给一位多少能照顾他们级利益的年轻皇帝。
直到“南坡之变”已成为历史之后，一些儒臣还深深怀念这位皇帝，怀念那场失败的“新政”。苏天爵在《题忠献王传》中还发出这样的感叹：“呜呼，以先帝之刚明英断，丞相之公平秉直，使天假以年……则其规举施设将大有可观者。自古忠臣义士，欲除奸邪，率为小人所构，宁非天耶?宁非天耶?”而张养浩多年以后还在驾元英宗画像前寄托这样的哀思： 
　　“封章曾拜殿堂间，凛凛丰仪肃九川。 
　　回首桥山泪成血，逢君不忍问龙颜。
　　与英宗同时遇难的拜住，在这位老臣心目中，是位“出师未捷”
　　“孤忠自倚了澄清，笑视群奸不足倾，
　　壮志未酬还中彼，披图老泪雨如倾。”
　　这种深沉真挚的悲哀，发之为诗，颇为真实地表明元代儒臣阶层对于英宗新政的鲜明态度。
　　五
　　英宗新政以“南坡之变”告终，英宗和拜住没有料到是这样一个结局。似乎仅仅是各种因素的凑合，才使硕德八刺被捧上皇帝的宝座，此后他便成为统治阶级内部各利益冲突的集团注目的中心，并不知不觉地卷入了宫廷斗争的涡流，他当初似乎也不那么想当皇帝，似乎答己本人当初只要属意于其堂兄和世的话，这一悲剧也就不存在了。但是，不管怎样，也不管谁当了皇帝，元代政治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地主封建化过程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它渊源于封建农业经济基础的要求，渊源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耐人寻味的是，一个具有较强改革愿望的皇帝，恰恰是被两个最保守的人扶上宝座的，或许这已经孕育着某种冲突的因素。答己太后和铁木迭儿生前一直钳制着他，使他不能有所作为，以后，两个死者的幽灵，也始终没有离开过那阴沉的宫殿。
　　历史，在曲折迂回中还是表现了某种进步，也孙铁木儿风尘仆仆地从蒙古草原来到大都宫殿前面，他对出迎的儒臣张珪说：“此张平章耶?密书之来，良合朕意”，“以日计之，卿言不缓。”然后，他从自己挎包中取出张硅的密信，交给在场的翰林承旨彻彻秃并“此当书之史”。这时，泰定帝已经开始不知不觉地顺应元代建化的历史潮流，事实上，他在以后也没有太多地与这股潮流立。
　　英宗新政中的某些成果，如“助役法”，却自然而然地被泰定保留下来了。英宗起用的大批儒臣，也继续为新皇帝的朝廷务，虽然泰定帝在“行汉法”方面远没有那么积极。英宗早夭的政，仍然可以算是文宗改制的先声，后者在封建化过程中，取得稳定的成果。
　　硕德八刺死于二十一岁，是元代最短命的皇帝之一。作为国古代一个蒙古族的皇帝，这位成吉思汗的后代，也未尝不想做点顺应历史发展需要的事情，他急切求治，也还是难能可贵的，然而图治过于心切，可能正是导致他失败的原因之一。
　　[原载《元史论丛》第二辑]
　　                             萧功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