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曲与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三件瑰宝。唐诗、宋词、元曲都发展到这三种文体的鼎盛时代。散曲是对剧曲而言。它是诗、词之外的诗歌体裁。它和词的形式近似，都是曲牌体的长短句诗歌形式。曲和词在音乐上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曲大量吸收了民间的和少数民族的乐曲，从曲的内容上能更为广泛反映现实生活，其艺术风格也与词迴然有别。

唐诗、宋词、元曲各领风骚，而金代的重镇和元代的都城都在锡林郭勒大草原，无论从地缘或是文脉元曲更贴近塞北和大草原。元曲与锡林郭勒文化的渊源值得探寻，元曲应该受到锡林郭勒文化人足够的关注。位于锡林郭勒南部的开平城作为元代首都近百年，其间创作的大量的元曲很大部分与上都文化和锡林郭勒地缘有关，挖掘、整理、研究和再创作当是一件中华文化的盛事，锡林郭勒的文化人应该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

       散曲盛行于金末，元好问就是重要的曲家之一。至于元代达到鼎盛，使诗、词黯然失色。明末黄星周在《制曲校言》说“曲之体无他，不过八字尽之，曰少列圣籍，多发自然而已。”多发自然，来源于现实和采风于民间，应该说是散曲的鲜明特征。而金代的桓州、昌州正是锡林郭勒草原正蓝旗和太仆寺旗一代，属于金朝的重镇，应该有散曲相关的遗存，值得锡林郭勒文化工作方面深入挖掘。

       散曲有小令和套曲两种主要形式。小令又称叶儿。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小令只用一曲，与宋词略同。”它是一支曲牌填写而成的单支曲子。小令曲牌极多，根据曲牌不同，它的字数、句数、平仄、押韵也各不相同。王骥德《曲律.论小令》中说，“作小令与五七言绝句同法，要蕴籍，要言简，要无衬字而趣味无穷。”

       套曲，又称套数。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中说，“套数则合一宫调中诸曲为一套，于杂剧之一折略同。”套曲是有两首或两首以上同宫调的曲牌联合组成的。套曲各曲必须同韵。每一套曲，都以第一首的曲牌作为全套的曲牌名，每一套曲，为了表示乐曲的完整，都有尾声。套曲里曲牌的连接的先后顺序，都有一定的规范。

       介于小令和套曲之间的是谓“带过曲”。多是作家一首小令填完之后，意犹未尽，再填一曲。带过曲之间应能协音连唱，内容也须衔接。最多不能超过3首。

       散曲和词都是合乐的歌辞，形式上也都是长短句，二者常常并称或混称。但，散曲比起词来，其格律松散得多。词的韵脚通首或皆是仄声，或皆是平声。散曲可以平上去三声互叶，曲韵有极大的自由，这更便于抒情，也平仄相间增加了节奏美。

       词忌字句重复，而散曲无此忌讳。词里多是“逢双作对”，而散曲则有三句相对的“鼎足对”等。

       散曲的形式上比词更加活泼自由的一种诗体，它的音乐性、语言表现能力比词略胜一筹。赵朴初说，“曲不仅句型上突破了诗的整齐单调，并且突破了词的字数限制，甚至在调型上也相当灵活，突破了词调的句数限制，许多曲调的句数可以顺着旋律的往复而自由的伸缩增减，作者常说短说，多说少说，随意所向。”（《片石集》前言）

       散曲的不失音乐感而自由畅快应该说更适合当今的民众。与诗和词相比，散曲更接近当代更接近民间。古有诗庄词媚之说，散曲从形式到内容都更加活泼自由，斑斓多姿，洒脱恣意，畅汗淋漓，在各种文体中独具风采和魅力。任中敏在《散曲概论》中说，散曲可以“随意所向”使它的体裁比传统诗词有了新的开拓。“意境所到，材料所收，固古今上下，文质雅俗，恢恢乎从不知有所限，从不辨孰者为不可能，孰者为能容，而孰者为不能容也。”

当今的中华文化怎样从元曲中吸取营养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据隋树森《全元散曲》流传至今的元人小令有3853首，套曲457套，可知元散曲作家160余人。这份中华文化的瑰宝，见证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和中华民族的强大。让我们推陈出新，弘扬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为中华的崛起增添一份精神力量。

                                                                2016/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