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吕氏春秋·仲夏纪五·古乐》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窍厚薄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宫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

   胡企平《中国传统管律文化通论》: “自殷商甲骨文出现,殷契、钟鼎中关于音乐的记录方才可朔、可信。虽然,两周之际的《竹书纪年》、《尚书》等文献中关于音乐的文字已大量出现, 《左传》、《国语》等著作记载的晏婴、史伯、州鸠等乐官述及乐律的文字也已兼有评论,而战国时期诸子(如:墨子《非乐》、荀子《乐论》等)的音乐论著更是专谋成篇;但是,真正整理诸子书所未备之音乐遗文坠简,并使管律文化见之于文载的,当推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因此, “还是最古的,弥足珍贵。”

   《吕氏春秋·古乐》成书于公元前239年,距今已悠悠2254年了。然而,即便2254年来研究管律文化的著作累代不绝,却对“舍少”茫然无解。

本文试图破解“舍少”—这一管律文化的千古之谜。

欲解“舍少”,须先解“黄帝”。

欲解“黄帝”，须先摘掉“缙绅先生”的“眼镜”。

在撰写毕《史记·五帝本纪》后，太史公司马迁面对竹简翰墨，疲惫且沮丧地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大约死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他的伟大著作《史记》，上起轩辕，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它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既是一部体大思精、前无古人的历史巨著，也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

但是，司马迁受到历史的局限，即是站在汉朝—汉帝—汉人—汉族的立场角度撰写历史的，虽然他自诩“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最终在自己的伟大著作开篇，面临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却陷入“难言之”的尴尬。

太史公“一杯橘雾洒秋天”（元·刘因《黑马酒》诗句），致鸿篇巨著《史记》笔下游牧民族珍贵的史料，注入的却是汉族人精神。2000年来，史海滔滔，迷浪滚滚，概源于此。

蒙古人种起源在东非维多利亚湖沿岸。由于其他部落尤其是班图人（Bantu)的侵扰，一小部分黄种人向南迁徙，成为科依桑人(Khoisans);大部分则向北沿尼罗河来到北非和西亚。在两河流域，，有一部分黄种人留了下来，就是后来的苏美尔人（Sumerians)。中东地区在距今1万年前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最早出现农业定居点，最早出现宗教、城市、国家、文字，是不奇怪的。大部分黄种人继续向前走，其南支贴着喜马拉雅山的山脚渡过印度半岛，到达东南亚。其北支越过西亚，到达蒙古高原。

中国现代人起源时间不会早于5万年，北京猿人并非我们的祖先。虽然中原居民都是蒙古利亚人种，但是根据GM单倍型频率却可以分为南北两大类型，北方人群中GMafg单倍型频率较高，而南方人群中GMafb单倍型频率较高，南北两大类型的地理分界线在长江一带。（张余善《中国人口地理》），从而揭示黄色人种是从南北两个方向进入中国的。

对中国历史而言，正是来自南方的苗蛮、夷越，以及来自西北方的戎狄，在黄河流域融合，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

(参阅山川唐新浪博客《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

徐江伟在《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的起源》一书中指出：

一、五帝三代都是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奴隶制国家，他们征服劫掠中国南方从事农耕、使用单音节的越人为奴隶。

    二、黄帝是游牧民族的首领，来自古代的“蓟”，在今北京以北一带，包括呼伦贝尔地区；他说的语言是古阿尔泰-满洲女直语。

三、古汉语的底层是阿尔泰语，汉字起源于多音节的阿尔泰语，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才是汉字最早的发明者；甲骨文原本是多音节读音。

四、在来自南方的苗蛮、夷越，以及来自西北方的戎狄，在黄河流域融合而最终形成中华民族的主干-汉族的过程中，阿尔泰语被单音节化了。 如：蒙古语“阿斯根”，汉语“耿”；满语“福晋”，汉语“妻”；契丹女直语“夷离堇”，汉语“君”；蒙古语“恩即儿”，汉语“年”；蒙古语“敖包”，汉语“拜”。不难看出，汉语的读音，正是由这些阿尔泰游牧民族语言疾读缩音而来。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第1版）

这是继美藉华人物理学博士朱学渊《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一书，引起学界震动的又一次民间学者摘掉“荐绅先生”“有色眼镜”的有益尝试。学者赵诚评论道：“他（徐江伟）在书中对古代汉语的阿尔泰语释读，只要50%，甚至40%、30%能成立，中国古代史就得重写。”

（朱著大陆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6月第1版）

其实，早在2000年，唐善纯《华夏探秘-上古中外文化交通》一书中说：“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曾根据黄帝姬姓，而北狄中也有姬姓，指出黄帝原属戎人和狄人。”；“关于狄族使用的语言，过去人们一无所知。但由于狄以后的狄历、敕勒等族的语言为突厥语，所以我们认为狄语就是阿尔泰语系中的一种语言，当是无疑问的。”；“汉语中的阿尔泰语成分，与黄帝所属的狄族南迁有关。”（第164-167页）

 关于阿尔泰语系，唐善纯介绍说：“阿尔泰语系发源于阿尔泰山区，主要分布于亚洲东北，分突厥、蒙古、满-通古斯三个语族。阿尔泰语属粘着语类型，其特点是：词根一般是不变化的，附加后缀为构词和构形的主要手段，粘合多种后缀，以表示多重语法意义，有词尾无词头和词嵌;名词性的词，有数、格及领属等语法范畴；基本语序为主语在前，宾语居中，谓语在后；修饰成分在中心语前；词无语调而有重音。”(第166页）

熟悉和喜爱古汉语，或如太史公专治文字“雅驯”者不难看出，与其说唐先生在介绍阿尔泰语系，尚且还可说在介绍古汉语语法。

如：《论语·先进》：居则曰：不吾知也！（谓语“知”在宾语“吾”后面。）；阿尔泰语-蒙古语：看书：nom ujne(书  看）。

（关于这个论题，徐江伟书中具很详尽且令人信服的论述。建议感兴趣者，可上亚马逊网购该书。）

徐江伟指出：“汉子起源于多音节的阿尔泰语，甲骨文原本是多音节读音。” “今天我们所称的阿尔泰语三大分支，就是突厥语、满洲语和蒙古语。这三大支系语言之间存在明显的互通性。”（该书第1页、第22页）

由此，我们似乎找到了破解“舍少之谜”的途径。

黄帝应是操阿尔泰语的游牧民族首领，伶伦亦应为操阿尔泰语的下臣。“舍少”应为《吕氏春秋·古乐》音记的阿尔泰语词。

徐江伟说：“舍  会意字，原本指高大的建筑，由“人”、“尹”、“口”三部分组成。从造字的方式可知，它不是指一般人的居所，而是君主之居所。如《吕氏春秋·察今》：“军惊而坏都舍。”蒙古语“高楼”读作“阿色尔”（aser）《史集·窝阔台合汗纪》：“在蒙哥等宗王西征的七年中，留在蒙古故地的窝阔台一直纵情享乐，他往返于夏营地和冬营地之间，他下令在自己的禹儿惕（封地）哈拉和林之地建造了有高台基和大柱的宫殿，他称之为‘阿色尔’。”（该书第323页）

袁炳昌 冯光钰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阿斯尔是蒙古族民间器乐合奏形式之一，产生于康熙年间，蒙古语原为‘阁楼’。因古代蒙古人常在舞榭歌台上设宴奏乐，故从阿斯尔一词中衍生出奏乐之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168页  转引自张维良《竹笛艺术研究》第237页）

我们似乎得知，“舍”，阿尔泰-蒙古语的原始读音为“阿色儿”，疾读缩音为“舍”；是皇家宫殿，亦是帝王们纵情享乐的地方，衍生出皇家宴乐之意。

“少”的情况比较复杂。

徐江伟说：“少  蒙古语读作choo 烧”。(该书第143页)

   古汉语省却了单音化的过程，但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康熙字典通解》第451  少：《正字通》：“古小、少同。”并“箫”，上声；第1658页 箫：《正韵》：先雕切。亦读小。

笔者特意请教了著名蒙古族文化学者、书法家、画家佈尔固德大哥，答曰：“蒙古语‘箫’有两个读音：一者：［西伯(轻读) ］·秀儿；一者：箫。” 其实，按多音节的阿尔泰语向单音节的古汉语转变的史迹来看，［西伯(轻读) ］·秀儿疾读缩音即为“箫”。

何新《论古典经学解释学的现代意义》：“原始汉语中，音近之词古义必通。”他引戴震《转语·序》说：“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生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亦可以比之而通。”

这就是训诂学所谓的：“一声之转”。

按古汉语“一声之转”之则，“少、箫”为同声通假，那么，“舍少”即“舍箫”，阿尔泰语读音为：“阿色儿·（西伯）·秀儿”，汉译为：“皇宫之箫”。

笔者研读乌兰杰《蒙古族音乐史》，更有着惊喜的发现。该书第103页：“成吉思汗时代，‘抄兀儿’是特指吹奏乐器胡笳而言。”

“抄兀儿（chooer）”，疾读缩音为“潮儿”，与“少、箫”均为“一声之转”。因此，笔者推测“舍少”亦可为阿尔泰-蒙古语读音“阿色儿·抄兀儿”，汉译：“皇宫胡笳”。

作为古老的吹管乐器，“箫”、“胡笳”为什么在古籍记载中，与“舍-阿色儿-皇宫皇家”联系在一起呢？

这里还隐藏这一个宗教文化的千古之谜。

《康熙字典通解》第451 页：“ 《礼·礼器》：“礼有以少为贵者。”

我们把此句中的“少”通假互训为“箫(远古箫、笛不分。)或胡笳”，发现原来“箫或胡笳”应是远古祭祀先祖神灵的礼器，而且很珍贵，由于其具备人神交通的功能，故“法力无边”，亦称“法器”，具有重大的宗教文化价值。

考古发现的河南舞阳贾湖“中华第一笛”，经“碳十四同位素放射”及“树轮校正”等相关测试，距今已有约8000年。比起中华民族文明史的5000年，就年份数来说，笛子可真的是位“大哥哥”了。这位“大哥哥”做为随葬品摆在墓主的肱骨两侧，人们在赞叹之余，却忽略掉这最关键的一环。早在8000年前，人们的抽象思维如何发达到如此完善的？具备如此发达抽象思维的人是什么人？在那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代，制作“中华第一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想而知，其价值当属“贵不可言”之类。文化史告诉我们，人类最先脱离体力劳动的是“巫师”，巫师是人类科学、文化、艺术的最早掌握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文化、艺术逐渐为统治阶级掌握，巫师仅剩下一副可怜的髑髅。巫师，是人类最早的精神贵族。“中华第一笛”陪随了8000多年的那位墓主，应是当时社会的“文人雅士”——巫师。如此说不误，笛子应是中华民族最早的法器。

所谓法器，就是沟通人神交往、天人合一的器具，我国先秦典籍中尚记载着笛子这一法器效应。

《国语·周语》：“是日也，瞽帅音官以风土。”韦昭注：“以音律者土风，风气和则土气养也。”即吹动律管，用以考察土气是否和暖，土地是否适宜耕种。

战国时大哲学家邹衍，人传能呼风唤雨，《论衡·定贤篇》载：“燕有谷，气寒，不生五谷。邹衍吹律致气，即寒更为温，燕以种黍，黍生丰熟，到今名之曰‘黍谷’”。律就是今天的笛子。邹衍吹笛子这种法器，使严寒的燕地转暖，以致五谷丰收。李白《邹衍谷》：“燕谷无暖气，穷岩闭严阴。邹子一吹律，能回天地心。”

《左传·襄公十八年》也记载了一则“吹律”的故事：“师旷吹律，知南风不竟，楚师必败。”

师旷是中华民族音乐史上最著名的乐师一乐神式的人物。师旷临阵吹起笛子，从笛子声音传播中听出南风无力吹拂，由此得知远在千里之外的南国——楚国此战必败。这也是《周礼·大师》所谓“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史记·律书》：“武王伐纣，吹律听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此风俗一直保持到唐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临阵都要用大横吹小横吹，震天动地地狂吹一番，以便振士气知吉凶。

据载，汉代大易学家、乐律大师京房本姓李，因吹律受姓，从笛音中得了上天的昭示，改李姓为京姓。

古代还有“灰移”之法。古人考定季节的变易，将芦苇灰置于十二律的律管中，每当季节变化，相应律管中的芦苇灰便会随风飞出。

古人的奇异风俗和行为中，其实蕴涵着一个箫笛文化的千古之谜。

古人从风吹孔穴的轰鸣中得到大自然的启示，创制了古笛，称之为“籁”。“风”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图腾崇拜的神物。

《庄子·齐物论》：“大块噫气，其名为风。”

《河图》：“风者，天地之使”。

《元命包》：“阴阳怒而为风。”

《礼·乐记》：“八风从律而不奸。”

《周礼·春官·保章氏》：“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注》：“十有二辰皆有风，吹其律，以知和不。”

古人认为：开辟鸿濛，天翻地覆，风以动万物也。风，无影无形，至微至巨，既可春风拂面，又可狂风怒号。风，以其最难令人琢磨的性格，致为古人神化。中华民族的三皇五帝之首——伏曦，即以“风”为姓；中华民族的伟大母祖女娲，亦为“风”姓;繁衍其后的皇族帝脉，多为“风”姓之后。

    在古人的宗教观念中，风是上帝的使者，凤鸟则是风的化身。《吕氏春秋·仲夏纪五·古乐》：“昔黄帝令伶伦作作为律。”“听凤鸣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甲骨文中，“凤”、“风”为一个字。“凤鸣”即“风鸣”，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始祖神在歌唱。这“歌声”，被后世的文史学家们描述为“凤鸣岐山”、“龙吟水中”。“凤”为风，“龙”为水，由此引发了中华民族最为神秘的“风水”之学。

从宗教发生学原理来看，我们的先人运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出竹笛；用吹笛子产生的或高亢嘹亮或沉吟威严的笛声，实现了与“风”——这位伟大的始祖神沟通的愿望，并得到神示。所以，才产生了吹律暖土、吹律受姓、吹律知胜败、吹律壮军威等一系列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文化行为。尤其是“吹律暖土”，发展为中国人至今极为讲究的“风水勘嶼”之学。所不同的是，后世的阴阳先生们已不再吹笛子，而是拿起罗盘罢了。

不仅如此，笛子还是最帝王化的乐器。杰出的人类文化学家弗雷泽在其名著《金枝》中说：“最早的帝王是从原始社会中的祭司、巫师一类的神职人员发展而来的。”由此看来，舞阳骨笛伴随了8000年的那位祭司或巫师，很可能是中华民族远古时某位帝王的先祖。

《尚书·大传》：“舜时，西王母来献白玉琯。”（乃在4200年前——笔者）

《晋书·律历志》：“舜时，西王母献其昭华之琯，以玉为之。及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又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汲郡盗发六国（墓）时，魏襄王冢亦得玉律。”

乐声先生在《中华乐器大典》中说：“据文献记载，西王母献给舜的三只玉笛，一只留在舜的身边，舜死后把它埋在了舜祠下面，东汉时被一个叫奚景的读书人从舜祠下发掘出来；一只被魏襄王墓的盗墓盗走了；还有一只长三尺二寸、六孔，就在世上流传，秦代时，被收进了秦始皇的府库之中，秦朝被推翻后归了汉高祖刘邦，汉高祖的玄孙汉武帝刘彻爱吹玉笛，他所吹的可能就是这一只。”

汉高祖留给玄孙汉武帝的玉笛，在《西京杂记》是这样说的：“高祖入咸阳宫，得玉笛，长二尺三寸，二十六孔（此说令人费解，原文如此。制作精美的玉笛，笛身斑驳陆离、翡翠相间，如羊脂浮萍，似祥云临空。由此想到，古时观者是否把白玉质笛身上的深色斑点当作笛孔了？——笔者），吹之则见车马山林，隐辚相次，铭曰昭华之琯。”看来汉武帝刘彻吹笛功夫好生了得。

梁武帝萧衍不但笛子吹得精，更是制笛专家，《旧五代史·乐志》说：“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鼓八音。又引古五正、二变之音，旋相为宫。”

随着历史走向盛唐的脚步，笛子更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史称“爱羯鼓玉笛，云八音之领袖”的唐明皇——玄宗李隆基，常常暗携玉笛临朝，一边听着臣子们奏议，一边偷偷抚弄着怀中的玉笛，急盼着下朝后跑到后宫，去当他的“八音领袖”。《明皇杂录》：“上初自蜀回，夜来乘月登楼，命妃侍者红桃歌《凉州》，即妃所制。上亲御玉笛为倚曲，曲罢无不感泣。因广其曲，传于人间。”唐明皇不仅“倚曲”（伴奏——笔者）水平绝高，还自制笛曲。南宋王灼《碧鸡漫志》载：“《阿濫堆》，《中朝故事》云：‘骊山多飞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採其声，翻为曲子名，左右皆传唱之，播于远近，人竞以笛效吹。’故张祜诗云：‘红树萧萧阁半开，玉皇曾幸此宫来。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濫堆。’”

   综上所述，我们便可理解了《礼·礼器》：“礼有以少为贵者。”中蕴含的宗教文化信息;亦可理解“舍少”之“舍”的“皇宫皇家”之尊。

   让我们牵着历史老人之手，再回到本文的开篇。

   《吕氏春秋·仲夏纪五·古乐》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窍厚薄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宫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

这里，我们似乎再次与千古文化之谜相遇。它，就是其中的两个“吹”字。

《康熙字典通解》：“吹 chui  阴平；《说文》：‘嘘’也。《玉篇》：‘出气也。’”即：吹气、吹动、吹奏之意。

又：《康熙字典通解》：“吹  chui 去声 读如‘垂’；《广韵》：‘鼓吹也。’；《礼·月令》：‘上丁，命乐正入学习吹。’”

由此，我们得知：“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之“吹”，为“吹奏之意；“以为黄宫之宫，”的逗号，应用句号断句；“吹曰‘舍少’”之吹，读如‘垂’，为‘鼓吹’之意。

那么，“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全句的意思应是：（带有宣扬炫耀性地）鼓吹（它）说，（那是）皇宫里的（极其尊贵的）礼器法器‘箫或胡笳’，那以后，（黄帝还命伶伦）制作了（律吕）十二筒。

至此，我们破解了流传2254年之久的“舍少之谜”。

                             2015.9.7   京东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