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元人尚饮，熏风酷烈。“忆昔浮蛆醉玉醅，天寒一日饮千杯。”“安得酒船三万斛，与君轰醉太湖秋。”气魄之大，非元代不能有。元人一年四季时令佳节皆有酒饮， “新年且醉屠苏酒”，元日饮屠苏，古来习俗。“端阳蒲酒新开腊”，端午要饮菖蒲酒。重阳登高也要饮，“菊花杯泛茱萸酒”。春秋二社饮社酒，十月一日又有煖炉会，还要围炉沃酒。

元代饮酒的社会群体亦十分庞大，宫廷贵族饮，文人士大夫饮，平民百姓饮，僧侣道士也饮。“人生已如此，有酒且须醉。”元人及时行乐的人生况味一展无余。但是，由于元代社会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复杂性，不同社会阶层的饮用酒风俗不尽相同，宫廷酒“奢”；文人士大夫酒“雅”；民间酒“朴”；寺观酒“逸”，由此呈现出元代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和兼容性。

元代不同社会阶层饮用酒风俗呈现出这种风格迥异的特点，是形成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凸现，反映了元代社会文化的多面视角。同时，元代社会尚饮风气的炽烈和各社会阶层风格迥异的饮用酒风俗的形成，与元代全国酒业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社会普遍的尚饮行为推动了元代酒业的进一步发展，反过来，酒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尚饮风气的盛行。但也应该看到，元代社会尚饮熏风的酷烈，给当时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也正是促成元朝政府频繁实行酒禁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  元代  酒  风俗

 

“忆昔浮蛆醉玉醅，天寒一日饮千杯。”[1]元人尚饮，熏风酷烈。大诗人元好问“一饮三百杯，谈笑成歌诗。”[2] 萨都剌感叹“人生百年如寄，且开杯，一饮尽千钟。”[3]酒量不仅大，酒瘾还大，“安得酒船三万斛，与君轰醉太湖秋。”[4]气魄之大，非元代不能有。

元人一年四季时令佳节皆有酒饮，“新年且醉屠苏酒”[5]，元日饮屠苏，古来习俗。“端阳蒲酒新开腊”[6]，端午要饮菖蒲酒。重阳登高也要饮，“菊花杯泛茱萸酒”[7]。春秋二社饮社酒，十月一日又有煖炉会，还要围炉沃酒。[8]

元代饮酒的社会群体亦十分庞大，宫廷贵族饮，文人士大夫饮，平民百姓饮，僧侣道士也饮。“人生已如此，有酒且须醉。”[9]元人及时行乐的人生况味一展无余。

但是，由于元代社会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复杂性，不同社会阶层的饮用酒风俗不尽相同，宫廷酒“奢”；文人士大夫酒“雅”；民间酒“朴”；寺观酒“逸”，由此呈现出元代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和兼容性。

一  宫廷饮用酒之奢

“黄金酒海赢千石，龙杓梯声给大筵。殿上千官多取醉，君臣胥乐太平年。”[10]元人尚饮风习之炽烈，首推宫廷最盛。蒙元皇帝如太宗、定宗、世祖、成宗、武宗、仁宗、顺帝等人多嗜酒成癖；元宫廷的宴飨、祭祀、庆典、赐酺、赏赍，用酒无算；饮酒礼仪隆重繁缛，名目冗多；饮酒器皿也是精致贵重，独具匠心；更兼宫中名酒荟萃，活色生香，蔚为大观。

蒙元皇帝多嗜酒成瘾，其中当首推太宗窝阔台，《元史》载，“帝素嗜酒，日与大臣酣饮”，耶律楚材屡谏不听，乃持酒槽铁口廷诤面折：“麹蘖能腐物，铁尚如此，况五脏乎？”[11]窝阔台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自己反省说；“奉父汗之命坐在大位上，朕承担着统治百姓的重任，但朕却沉湎于酒，这是朕的过错，是朕的第一件过错。”[12]但这位蒙元帝国的第二位奠基人，最终还是纵酒亡身。定宗贵由颇得乃父遗风，“大部分日子里昼夜纵情酒色。由于纵情酒色成习，致使他的疾病加重”，还“毫无限制地慷慨挥霍”。[13]

元开国皇帝忽必烈亦好饮，曾因过饮马奶子酒，“得足疾”，[14]后屡次发作，遍请名医诊治，亦不复痊愈。元成宗铁穆耳登基之前也是位瘾君子，不管忽必烈怎样规劝和责备，依然故我。甚至用棍子打过他三次，并派侍卫监视，他仍然偷着喝。武宗海山“惟麯糵是沉，姬嫔是好。”[15]继位的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饮酒常过度”。[16]元末帝顺帝早期“不嗜酒，善画，又善观天象。”留意政治，颇有雄心想成为一代明君，但后来“终无卓越之志，自溺于倚纳，大喜乐事，耽嗜酒色，尽变前所为。”[17]

“饮到更深无厌时，并肩侍女与扶持。醉来不问腰肢小，照影灯前舞柘枝。”[18]有元一代政治腐败，与皇帝嗜酒，荒芜朝政，当不无干系。

“万羊肉如陵，万瓮酒如泽。”[19]蒙元宫廷中酒的消费量是相当惊人的，宪宗蒙哥汗即位时，“宴饮作乐整整举行了一星期。饮用库和厨房负责每天（供应）两千车酒和马湩，三百头牛马，以及三千只羊。”[20]泰定帝元年（1324年）八月，亦曾“市牝马万匹取湩酒。”[21]

元朝制度，“国有朝会、庆典，宗王、大臣来朝，岁时行幸，皆有燕飨之礼。”[22]“虽矢庙谟，定国论，亦在于樽俎餍饫之际。”[23]元朝政府目的是通过这种锡赍燕飨的方式达到“以睦宗戚；以亲大臣；以祼宾客”[24]的效果。因此，举凡新帝登基、册立皇后、储君，以及新岁正旦、皇帝寿诞、祭祀、春搜、秋弥、诸王朝会等活动，都要在宫殿里大排筵席，招待宗室、贵戚、大臣、近侍人等。穷极奢靡、藻饰太平的诈马宴（即只孙宴）就堪称一例。“祖宗诈马宴滦都，挏酒哼哼载憨车。向晚大安高阁上，红竿雉帚扫珍珠。”[25]透过衣香鬓影、灯红酒绿的五彩斑斓，它折射出的，正是蒙元统治阶级上层纸醉金迷、穷奢极欲的腐化和糜烂。

为抚慰臣下，收揽人心，朝廷经常赐酒、赐宴以示皇恩浩荡，功臣、勋旧、学士、院官、贵嫔，以及外国的使臣和君主都在赏赐之列，其涉及面之广，人数之众，赐予之丰厚，世所罕及。世祖皇帝“数以御坊名酝，亲致劳来”。[26]赏赐万户张柔。成宗体察到平章政事郑制宜忠勤，更是“屡赐内酝”。[27]高丽李齐贤写道：“锡仙壶酒酿浓含雨露之香，宫锦一对烂吐云霞之彩。”[28]安南国王陈益稷留诗：“仙醴酿成天上露，宫壶分赐腊前春。”[29]

“银瓮春分官寺酒，玉杯香赐御厨羹。小臣涓滴皆君赐，惟有丹心答圣明。”[30]这是受赐官员心态的生动写照。食君之禄而忠君之事，通过赐与受赐，忠与尽忠的连环锁链，结成牢不可破的君臣关系法网，封建的上层建筑由此搭构而成。  

元廷尤重祭祀，礼仪相当繁复，有大祀、中祀、小祀之分。社稷、先农、宣圣、三皇、古帝王庙、忠臣义士功臣之祠、风师雨师、岳镇海渎、名山大川、日月星辰等等都在祭祀之列。这些祭祀活动需要大量的酒，尤其马奶酒更是祭祀的首选用酒。“凡大祭祀，尤贵马湩。将有事，敕太仆寺挏马官奉尚饮者革囊盛送焉。”[31]突出反映了蒙古民族的用酒特色。

“静瓜约闹殿西东，颁宴宗王礼数隆。酋长巡觞宣上旨，尽教满饮大金钟。”[32]宫廷饮酒礼仪亦十分繁缛，殿上执事人员中有专职侍酒的酒人六十名，其中，二十人主酒，二十人主湩，二十人主膳。“进酒之时必用沉香木、沙金、水晶等盏斟酌适中。执事务合称职，每日所用标注于历，以验后效。”[33]另外，“喝盏”是宫廷宴飨的重要礼节，“左阶执板右持觞，宴上群工喝盏忙。鼓吹黄昏归去晚，只孙衣带御炉香。”[34]“喝盏”乃金朝旧礼，元沿袭，“天子凡宴飨，一人持酒觞，立于右阶，一人执柏板，立于左阶。执板者抑扬其声，赞曰斡脱，执觞者如其声和之，曰打弼。则执板者节一拍，从而王侯卿相合坐者坐，合立者立，于是众乐皆作，然后进酒，诣上前，上饮毕，授觞，众乐皆止。别奏曲，以饮陪位之官，谓之喝盏。”[35]

元宫廷的饮酒器具亦十分精美贵重，独具匠心。大都的宫殿多置有酒局或酒海。马可波罗曾描述到：“殿中有一器，制作甚富丽，形似方柜，宽广各三步，刻饰金色动物甚丽。柜中空，置精金大瓮一具，盛酒满，量足一桶。柜之四角置四小瓮，一盛马乳，一盛驼乳，其它则盛种种饮料。柜中也置大汗之一切饮盏。有金质者甚丽，名曰杓，容量甚大，满盛酒浆，足供八人或十人之饮。列席者每二人前置一杓，满盛酒浆，并置一盏，形如金杯而有柄。”[36]今存北京北海团城玉瓮亭的渎山大玉海，元代置于万寿山顶广寒殿中，黑玉为质，“玉有白章，随其行刻为鱼兽出没于波涛之状”，[37]可贮酒三十余石。

宫廷酒器的精美还可以从朝廷对功臣的赏赐中窥见一斑，至元十二年，察罕大败宋兵，朝廷“赐以白金酒器”。[38]至元十五年，世祖召土土哈至榻前，“亲慰劳之，赐金银酒器，及银百两，金币九。”[39]

元宫廷集中了全国各地的名酒佳酿，活色生香，蔚为大观。以制作原料可区分为粮食酒、马奶子酒、果实酒（主要是葡萄酒）、及各种配制酒，几乎囊括了现代酒品种的四大分类，即黄酒、果酒、配制酒、和白酒。除葡萄酒、马奶子酒之外，据元宫廷领膳太医忽思慧所著《饮膳正要》载，还有虎骨酒、枸杞酒、地黄酒等很多配制的滋补酒，用来强筋健骨的。另外还有小黄米酒、阿剌吉酒、速儿麻酒等。[40]这些酒有官禄寺自行生产的，也有各地进贡的贡酒。

元朝中后期，政府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终因收不抵支而导致经济趋于崩溃边缘，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与宫廷因宴饮无度所致的浮食冗费有关。早在世祖朝，监察御史王恽就曾上书说，“为今之计，正当量入为出，以过有举作为戒，除飨宗庙、供乘舆、给边备、赏战功、救灾荒外，如冗兵、妄求、浮食冗费及不在常例者，宜检括一切省减，以丰其财。”[41]但统治者依然故我，无所作为，以致积重难返。

二  文人士大夫饮用酒之雅

琴棋书画诗酒花，是中国封建时代文人士大夫修身养性，处世立命的必备功课，他们或入世或归隐，或得意或失意，都离不开酒。画船载酒，诗酒清谈，对酒当歌，把酒看花，甚或月下独酌，借酒浇愁，更少不了酒，少了酒，就少了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精气神韵，元代的文人士大夫亦概莫能外。

“今朝立春好天气，况是太平朝野时。走向南邻觅酒伴，还从西墅买花枝。陶令久辞彭泽县，山公只爱习家池。宜春帖子题赠尔，日日春游日日宜。”[42]

于时令佳节约三、五知己聚会宴饮，成为元代文人士大夫阶层较为时尚的一种休闲方式，如花朝、社日、清明、初夏、端午、三伏、七夕、秋社、中秋、冬至皆有聚饮。多由发起者写下请柬，被约人再作出答复，文字多优雅动情，令人不忍相拒。且看刘辰翁的《花朝请人启》：

“亲朋落落，慨今雨之不来；节序匆匆，抚良辰而孤往。辄修小酌，敬屈大贤。因知治具之荒凉，所愿专车之焜耀。春光九十，又看二月之平分，人生几何，莫惜千金之一笑。引领以俟，原心是祈。”[43]

有酒伴相邀，受邀者通常也要作出应答：“燕语春光，半老东风之景；蚁浮腊味，特开北海之尊。纪乐事于花前，置陈人于席上。相从痛饮，单惭口腹之累人；不醉无归，幸勿形骸而索我。”[44]王恽《秋涧集》中有对此项活动较为详尽的描述，“用是约二三知友，燕集林氏花圃，所有事宜，略具真率。旧例各人备酒一壶，花一握，楮币若干，细柳圈一，春服以色衣为上。其余所需，尽约圃主供具。”活动内容亦十分丰富，“秉兰续咏，辨追洧水欢游，禊饮赋诗，修复兰亭故事。”[45]饮酒赋诗，品茗赏乐，往往尽情而欢。

“客来喜色浮清扬，典衣置酒余空箱。”[46]客来置酒是文人士大夫家居生活的一件乐事。宛陵人王敬叔“居家资产不能致百金而常好客置酒，酒酣，与其兄弟高歌朗吟。”[47]浦阳灵泉人黄景昌，晚自号田居子，“宾客至辄揭瓮取酒共饮，酒酣取辞歌之，以筴击几为节，音韵激烈，闻者自失，不知世上有贵富也。”[48]名士鲜于枢，性嗜古物，图书彝鼎，环列一室。有客至“或命酒竟醉，醉中作放歌大字，皆奇崛不凡。”[49]

“对花漉酒青山暮，闭户煎茶白屋春。”[50]花与酒是书写文人雅事的重要题材。诗人耶律铸有诗“碎擘桃花泛酒卮”，自注：“时亦取花散酒，酹遗花者，依片数浮以大白。”[51]故宋宗室赵卫道，元统、至元间曾受牒教授温州、常州，“酒欢量能倍斗，酣次为古歌，诗联重沓韵，对客可待。”一次与友人剧饮，大醉梅花树下，竟然问“梅花独不能饮乎？急呼酒，用太白梅浇其根，且为问梅辞，又为代答辞。”[52]疏狂至此。

“百斛葡萄新酿熟，歌童莫放酒杯停。”[53]元代文人士大夫宴客用酒妓、歌童、优伶佐酒的现象十分普遍。酒妓多色艺俱佳，不仅容颜悦人，且身怀绝技，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琴棋书画兼通，一些高层次酒客往往在她们身上享受到身心的慰藉，甚至引为红尘知己，千金买一笑亦在所不惜。杂剧名伶张怡云“能诗词，善谈笑，艺绝流辈，名重京师。”[54]姚燧、阎复常于其家小酌。大都城外有一宴游佳处名万柳堂，平章政事廉希宪曾在此张筵，邀名士卢挚、赵孟頫共饮，时歌伎解语花佐酒，左手折荷花，右手执杯，歌元好问所制《骤雨打新荷》之曲。既而行酒，赵公即席赋诗一首，中有：“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去寻诗。”[55]之句，一时传为佳话。

也有一些文人不以贫困累心，诗酒自娱，快意人生。同州人员炎，性落魄，嗜酒，业诗，有能声，不事生产。故人杨紫阳主漕洛师，怜其贫困，用监嵩州酒，后罢官而去，“家徒四壁，惟诗稿酒瓢而已。”[56]睦州人马仲珍“闲居喜自修饰，或佳客时至，情景俱胜，促觞命爵，取琴鼓一，再行自吹洞箫，倚歌和之，一毫不以贫穷累其心。”[57]

又有一些文人士大夫勘破官场险恶，淡泊名利，叹世归隐，优游林泉，寻找理想之儒者天地。巩昌路同知总管府事李节，“方年六十，忽不仕，而乐砾石山水……故旧或过，必烹羊击豕，剧谈纵饮，厌醉而罢，来者共席，不贱耕樵。”[58]诗人张光弼原任江浙行枢密院判官，后弃官不出，退居西湖之寿安坊，惟以诗酒自娱，超然物表，竟至于贫无以葺，同乡庐陵人彦翀为之写疏募捐的惨境。光弼“酒闲为瞿宗吉诵《歌风台》诗，以界尺击案，渊渊作金石声，笑曰：‘我死埋骨湖上，题曰：诗人张员外墓足矣。’”[59]

“功名眉上锁，富贵眼前花，三杯酒，一觉睡，一瓯茶。”[60]“宁可身卧糟丘，赛强如命悬君手，寻几个知心友，乐以忘忧，愿作林泉叟”。[61]元代持有此种心态的文人士大夫当不为少数，究其原委，监察御史苏天爵有言：“当至元、大德间，民庶晏然，年谷丰衍，朝野中外，号称治平。公卿大夫，咸安其职，为士者或退藏于家，优游文艺，乐以终日，而世亦高仰之。此其承平人物之美，后世不可及矣。”[62]显然有为蒙元统治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嫌。             

礼部官员胡祗遹却大唱反调，发异声之论：“元时台省元臣，郡邑正官，皆其国人为之，中州人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63]可谓一语道破机关。时人叶子奇也说：“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64]

众所周知，元代科举制度曾一度停废，虽于仁宗、顺帝两朝重新开科取士，但录取人数极其有限，“止是万分之一耳。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世犹曰无益，直可废也。”[65]许多文人报国无门，入仕无途，于是多以有用之才寓于声歌，诗酒自娱，以纾其怫郁感慨之怀，正所谓不得其平而鸣也。

三  民间饮用酒之朴

“旧酒投，新醅泼，老瓦盆边笑呵呵。”[66]元代民间酿酒、饮酒、用酒之风相当盛行，大到婚丧嫁娶，小到一日三餐，迎来送往，酒成为人们居家饮食不可或缺的生活消费品。田家种秫酿酒，渔家携鱼换酒，娼家坐肆侑酒，商家入市贩酒，酒家当垆卖酒，一幅幅充满酒香的市井风情，质朴温厚的田园色彩，展现的是元代民间酒业的发展和繁盛。

“种秫酿美酒，拾薪煮豆糜。”[67]元代很多家庭都能掌握简单的酿酒技术，家庭自酿的小生产模式在民间是普遍存在的，产品主要用来满足自家消费，也可馈赠亲友，少数人家还拿到市场出售，以补贴家用。农家酿酒一般是在秋收以后，此时“穑事既已，租税毕输，则为酒醴。”[68]重阳酿酒应是许多地方的习俗，“江糯吹香满穗秋，又打够重阳酿酒。”[69]“白酒家家新酿，黄花日日重阳。”[70]新酒酿成在民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情，其场面相当热烈，“旧酒投，新醅泼，老瓦盆边笑呵呵。”“老盆倾酒试新尝，社鼓村村闹夕阳。”[71]充满喜庆气氛。“乡社年丰寻酒易”,[72]尤其是丰收年景，几乎“鸡豚社雨家家酒”。[73]

山居醉酒是乡间清苦生活难得的一次放纵，也是极具野趣的，“恰离了绿水青山那搭，早来到竹篱茅舍人家，野花路畔开，村酒槽头榨，直吃的欠欠答答。醉了山童不劝咱，白发上黄花乱插。”[74]

民间酒器亦多至陋至朴，竹编或柳编的差、筲等器物，农家造酒、造饭时皆可用之漉米。[75]老瓦盆、匏樽等是用来盛酒的器皿，酒瓮盖一般用蒲草编成。匏就是瓠，开以盛酒，故曰“匏樽”。瓢杯可作饮器，与匏樽相配。王祯对瓦盆盛酒大为赞赏，认为“有复古淳俭之风，其可尚也。”[76]

“扁舟棹短。名休挂齿，身不属官。船头酒醒妻儿唤，笑语团圆。”[77]这是文人笔下理想中的一幅渔家乐酒图。事实上，渔家的生活是异常艰难而辛苦的，“全家托命烟波里，扁舟为屋鸥为邻。”[78]渔家因所处潮湿环境的关系，对酒的需求量相对较大，而风里来，浪里去，靠打鱼所得致富实难，再加上政府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得鱼卖钱及早归，乡吏打门征敛急。”[79]致使渔家普遍贫困，所以以鱼易物成为渔家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渠道，“溪桥竹边有沽酒，携鱼换酒满葫芦。蓬头月上不觉醉，自卷芦叶吹呜呜。”[80]这种携鱼换酒的行为在渔乡司空见惯，不足道哉。

“青裙老妪诧鲜鱼，白发残兵卖私酒。”[81]“歌风台前野水长，王媪卖酒茅屋凉。”[82]元代民间卖酒的商贩很多，有些酒是从酒坊贩卖而来，有些是自家酿造的一部分运到市场出售，规模比较小，故而利润有限，以卖酒所得，尚难以维持温饱。

酒是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消费品之一，但因每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各不相同，对酒的需求自然千差万别。富裕的家庭婚丧嫁娶办事隆重，迎来送往礼节繁杂，再加上一日三餐之所用，酒的消费要占家庭开支很大一部分比例。而普通平民家庭的生活则是另一番景象,《桐江集》作者方回记述自己的七叔父“小节夜三杯，回辈皆为果馔盐饤，不治羹。大节七杯，招弟妹亲姻，始治羹。非生日，他喜庆，无十杯也。”[83]常时则每夕不过一磁撇（酒杯）而已，节俭度日如此。“杏花村里旧生涯，瘦竹疏梅处士家，深耕浅种收成罢。酒新篘，鱼旋打，有鸡豚竹笋腾花。客到家常饭，僧来谷雨茶，闲时节自炼丹砂。”[84]颇能反映元时中等平民阶层的家居生活。

更有一些贫困家庭本来家计艰辛，糊口度日尚难，如若嗜酒，更难以维持生计了。会稽城南陈翁以卖花为业，“得钱悉供酒家，不能独饮，逢人辄强与共醉。”家中仅败屋一间，妻子饥寒。文士盛如梓为赋诗一首：“君不见会稽城南卖花翁，以花为粮如蜜蜂。朝卖一株紫，暮卖一株红，屋破见青天，盎中米常空。卖花得钱付酒家，取酒尽时还卖花。”[85]看来卖花所得实为蝇头小利，拍浮之外尚不能养家糊口。

元代各地民间的饮用酒风俗可谓迥然各异，多姿多彩，据熊梦祥《析津志辑佚·风俗》，城市人家但有丧孝，逢初一、月半，“洒酒饭于黄昏之后”。江浙行省平江路所辖昆山州（治所今江苏太仓市）地方“岁节祀先，用除夜焚苍术辟瘟丹，家人酌酒分岁，夜分祭瘟鬼，易桃符，向明打灰堆饮屠苏。”[86]此风俗一直流传。镇江路一带也有节日尤重饮酒的风俗，元日饮屠苏酒，饮酒自年小者起，相传饮之不病瘟疫。端午饮蒲酒，以菖蒲或缕或屑泛酒。春秋二社日以社糕、社酒相馈送。重九日登高饮菊酒带萸囊。十月一日有煖炉会，人家及亲朋沃酒并炙脔肉于炉中，围坐饮啖。[87]

尽管元代各地饮用酒习俗风格各异，但受经济条件所限，其质朴温厚的田园色彩是十分鲜明的。

四  寺观饮用酒之逸

“轻轻梅花春风面，却似道人微醉时。只恐花飞失君意，更酌叵罗歌小词。”[88]蒙元政府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佛、道、伊斯兰、也里可温等各种宗教自由发展，庞大的僧侣群体和强大的寺院经济体系也由此相应构成。酒业是寺院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许多寺观拥有糟房或酒坊，而且规模相当大，进行酒的生产和销售。如真定奉恩寺经修缮后，在原有基础上又“建居屋八十间，浴室二区，酒肆一区，岁收其租，日取其直。”[89]大护国仁王寺的寺产更为庞大，水地、陆地、山林、河泊、矿冶……无计其数，其中大都等处的酒馆就达一百四十一家，隶江淮等处提举司提领所还有酒馆一百四十家。[90]许多寺观的寺产享受政府的政策保护，如河南济源十方大紫微宫圣旨碑中就明文规定“但属这的每宫观内里的庄田、事产、园果、碾磨……醋酵、麴货，不拣甚么差发，休要者。”[91]显然是享受免税、免役特权。但寺观经济的过分强大和享有特权，不可避免地会与政府财政收入及税收政策相牴牾，元朝政府为了自身统治利益，也颁布了一些相关禁令，如至元四年（1267年）九月，“申严西夏、中兴等路僧尼道士商税、酒醋之禁。”[92]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政府实行酒类专卖政策，即榷酤制度期间；在政府实行酒类散办时期，寺院酒也要同样纳课，如至元三十年十月，朝廷旨令“属寺家的酒店、做买卖的店里，出办的课程，……尽数都交收拾者。”[93]

元代寺观酿酒和售酒，一些僧侣也饮酒用酒。他们中的一些人原本或为世难容，或生活所迫，遂勘破红尘，遁入空门，却视寺院的清规戒律如形同虚设，放浪形骸，借酒浇胸中块垒，发不平之鸣。这酒就喝得野逸，喝得乖张，喝得离经叛道。

“酒共邻僧饮，蔬从野老分。”[94]元代僧道饮酒的现象实不鲜见。苏州东禅寺僧文友，自号松岩道人，喜读儒书，士大夫乐与之游，过寺必访，松岩道人经常在清溪亭设酒茗款待。“日与士大夫饮酒赋诗，以风流自命，非蔬笋衲流所能窥也。”东禅寺还有一位宋南渡僧林酒仙，“居院不事重修梵呗，惟酒是嗜。”[95]手持一铁键槌，日游于市，不问酒主名，夜即卧酒垆底，酒家争供以酒，以为圣师。

宋僧温日观居葛岭玛瑙寺，书画双绝，尤以擅画葡萄见长，又酷嗜酒，诗人杨载写诗赞他“老禅嗜酒睡不醒，强坐虚櫩写清影。”[96]曾掘赵宋皇陵，后总统江南浮屠的杨琏真伽“以名酒啖之”，温日观“终不一濡唇”，反而大骂其为“掘坟贼”，[97]杨琏真伽竟无如之何，其狷介乖张若此。

“昨夜山中酒初熟，道人不暇读《南华》。”[98]元代道士饮酒亦属屡见不鲜，太华云台宫真隐褚君，嗜书之外，“日食数龠，饮酒未醺而止，不尽醉也。人家得名酒争携饷之，至则沉罂泉中，时依林坐石，引瓢独酌。”[99]吴兴人席琰，幅巾野服，学道南山下，自号山云。喜饮酒，善鼓琴。曾留诗酒家壁间：“山云出山无一钱，日日醉倒春风边。采蘋桥南徐孺子，白酒初熟留神仙。”“晚岁益纵酒，或行歌道途，尝谓人曰：‘贫者以酒为衣，吾非苦嗜酒，特托此以寓其远，俗人所不能知也。’”[100]

又有一位戴姓道士亦是酒狂，“戴先生，日饮五斗醉不得，再饮一石不肯眠。”[101]还有京师名妓连枝秀，经逸人点化，摇身一变竟作女道士，领一女童，浪游湖海间。曾驻足松江，“有招饮者，酒酣则自起舞，唱青天歌，女童亦舞而和之，真仙音也。”[102]看来虽入空门，其娼家本性自是难改。

“旋沽采石仙人酒，来访山阴道士家。”[103]一些僧道因学问渊博，格调高古，野逸出尘，成为文人士大夫争相结交的对象，世称“方外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作方外之交的文人士大夫与僧道是两位一体的，许多僧道本身就是由文人士大夫转变而来，他们或为尘世所累，或因仕途险恶，遂勘破红尘，全身而退，遁入空门，寻找一方净土。而寺观的清净、幽雅，远离红尘的是非纷争，就为文人士大夫提供了抚慰灵魂的理想休憩地。

佛教高僧天目中峰禅师有一阕《行香子》，颇能反映一部分出家人虽与世无争，淡泊名利，却又脱解禅缚，高蹈超迈的野逸秉性。

“阆苑瀛洲，金谷琼楼，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绣地，莫也风流，却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

酒熟堪篘，客至须留，更无荣无辱无忧。退闭是好，著甚来由？但倦时眠，渴时饮，醉时讴。”[104]

受元代酷烈的尚饮熏风所袭，元代不同社会阶层饮用酒风俗呈现出风格迥异的特点，这是形成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凸现，反映了元代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和兼容性。同时，元代社会尚饮风气的炽烈和各社会阶层风格迥异的饮用酒风俗的形成，与元代全国酒业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社会普遍的尚饮行为推动了元代酒业的进一步发展，反过来，酒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尚饮风气的盛行。但也应该看到，元代社会尚饮熏风的酷烈，给当时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也正是促成元朝政府频繁实行酒禁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1]  方回：《雪中忆昔四首》，（清）顾嗣立辑《元诗选·初集·甲集》，中华书局1985年（下同）

[2]  元好问：《后饮酒五首》，《元诗选·初集·甲集》

[3] 《木兰花慢·彭城怀古》，唐圭璋编《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

[4]  元好问：《南冠行》，《元诗选·初集·甲集》

[5]  谢应芳：《除夕和诸葛用中韵》，（清）顾嗣立辑《元诗选·二集》。中华书局1987年

[6]  欧阳玄：《渔家傲·南词》，《圭斋文集》卷4，四部丛刊初编本

[7]  舒頔：《九日饮侄女家》，《元诗选·二集》

[8]  脱因：《至顺镇江志》卷3《风俗》，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

[9]  戴良：《还旧居》，《元诗选·二集》

[10]  张昱：《辇下曲》，《张光弼诗集》卷3，四部丛刊续编本

[11] 《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

[12] 《蒙古秘史》第281节，第493页，余大钧译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13]  拉施特：《史集》第2卷《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合罕纪二》，第221、283页，余大均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

[14] 《元史》卷168《许国祯传》

[15] 《元史》卷136《阿沙不花传》

[16] 《元史》卷143《马祖常传》

[17]  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卷下，权衡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18]  张昱：《宫中词》，《张光弼诗集》卷3

[19]  周伯琦：《大口》，陈衍辑《元诗纪事》卷2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下同）

[20] 《史集》第2卷，《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汗之子蒙哥合汗纪》，第244页

[21] 《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

[22]  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燕飨》，四部丛刊初编本（下同）

[23]  王恽：《大使吕公神道碑铭》，《秋涧集》卷57，四部丛刊初编本（下同）

[24] 《国朝文类》卷41《经世大典·礼典总序》

[25]  张昱：《辇下曲》，《元诗选·初集·辛集》

[26]  王鹗：《万户张侯孝思之碑》，《全元文》卷246，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下同）

[27] 《元史》卷154《郑鼎传》

[28] 《益斋集》卷8《谢御衣酒表》，粤雅堂丛书三编本

[29] 《谢青宫赐酒》，《元诗选·初集·壬集》

[30]  萨都剌：《赐恩荣宴》，《元诗选·初集·戊集》

[31] 《元史》卷74《祭祀志三》

[32]  张昱：《辇下曲》，《张光弼诗集》卷3

[33]  忽思慧：《饮膳正要·序》，四部丛刊续编本（下同）

[34]  （清）史梦兰辑：《全史宫词》卷19《元宫词》，清咸丰六年刊本

[35]  陶宗仪：《喝盏》，《南村辍耕录》卷21，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下同）

[36] 《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汉译本，第34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下同）

[37] 《南村辍耕录》卷21《宫阙制度》

[38] 《元史》卷123《哈八儿秃传》

[39] 《元史》卷128《土土哈传》

[40] 《饮膳正要》第3卷《米谷品·酒》

[41] 《秋涧集》卷35《上世祖皇帝论政事书》

[42]  杨维桢：《嬉春体五首》，《元诗纪事》卷16

[43] 《须溪集》卷7，豫章丛书本（下同）

[44]  刘辰翁：《答赴启》，《须溪集》卷7

[45] 《秋涧集》卷70《禊约》

[46]  元好问：《密公宝章小集》，《元诗选·初集·甲集》

[47]  戴表元：《苍翠楼记》，《剡源戴先生文集》卷3，四部丛刊初编本（下同）

[48]  宋濂：《文字篇》，《浦阳人物记》下卷，笔记小说大观十一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下同）

[49]  （清）张思岩等辑：《词林纪事》卷21《元·鲜于枢》，成都古籍书店1982年（下同）

[50]  邵亨贞：《谢王伯静惠葛巾》，《蚁术诗选》卷6，四部丛刊三编本

[51]  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元诗纪事》卷3

[52]  杨维桢：《赵公卫道墓志铭》，《东维子文集》卷24，四部丛刊初编本（下同）

[53]  谢应芳：《贺之》，《龟巢稿》卷4，四部丛刊三编本

[54]  孙崇涛：《青楼集笺注》，张怡云条，夏庭芝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下同）

[55] 《南村辍耕录》卷9《万柳堂》

[56] 《秋涧集》卷49《员先生传》

[57]  柳贯：《马仲珍墓志铭》，《柳待制文集》卷11，四部丛刊初编本

[58]  姚燧：《巩昌路同知总管府事李公神道碑》，《牧庵集》卷21，四部丛刊本

[59]  张昱：《可闲老人张昱》，《元诗选·初集·辛集》

[60]  刘秉忠：《三奠子》，王文才编著《元曲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下同）

[61]  不忽麻：《[仙吕]·点绛唇》，《元曲纪事》

[62] 《滋溪文稿》卷14《张文季墓碣铭》，中华书局1997年

[63] 《元曲纪事》，《总评》

[64] 《草木子》卷3上《克谨篇》，中华书局1959年（下同）

[65]  叶子奇：《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

[66]  关汉卿：《[南吕]·四块玉·闲适》，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下同）

[67]  戴良：《还旧居》，《元诗选·二集》

[68]  陈高：《农乐堂记》，《不系舟渔集》卷12，元人文集珍本丛刊

[69]  曹德：《[双调]·沈醉东风·村居》，《全元散曲》

[70]  元好问：《朝中措》，《全金元词》

[71]  姜霖：《前题》，《元诗纪事》卷6

[72]  元好问：《浣溪纱二》，《全金元词》

[73]  汪志坚：《大有年》，《元诗纪事》卷17

[74]  卢挚：《[双调]·沈醉东风·闲居》，《全元散曲》

[75] 《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八·条蒉门》，王毓瑚校，农业出版社1981年（下同）

[76] 《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十一·鼎釜门》

[77]  乔吉：《[中吕]·满庭芳·渔父词》，《全元散曲》

[78]  揭傒斯：《渔父》，《元诗选·初集·丁集》

[79]  马臻：《渔父歌》，《霞外诗集》卷4，元人十种诗本

[80]  毛直方：《渔父词》，（清）顾嗣立辑《元诗选·三集》，中华书局1987年

[81]  揭傒斯：《长风沙夜泊》，《元诗选·初集·丁集》

[82]  陈旅：《和萧秀才歌风台》，《元诗选·初集·戊集》

[83]  方回：《叔父七府君墓志铭》，《桐江集》卷8，宛委别藏本

[84]  杨朝英：《[双调]·水仙子·自足》，《全元散曲》

[85]  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3，笔记小说大观

[86]  杨譓：《至正昆山郡志》卷1《风俗》，宋元方志丛刊

[87]  脱因：《至顺镇江志》卷3《风俗》

[88]袁桷：《求酒四首》，《清容居士集》卷13，四部丛刊初编本

[89]  苏天爵：《真定奉恩寺买田修殿记》，《滋溪文稿》卷4

[90]  程钜夫：《大护国仁王寺恒产碑》，《雪楼集》卷9。湖北先正遗书本（下同）

[91]  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一三零四年济源十方大紫微宫圣旨碑》。科学出版社1954年

[92] 《元史》卷6《世祖纪三》

[93] 《元典章》卷二十二，《户部》卷8，《课程·酒课·寺院酒店课程》。

[94]  陈高：《新岁忆曾子白》，《不系舟渔集》卷5

[95]  杨维桢：《清溪亭记》，《东维子文集》卷20

[96]  杨载：《题温日观葡萄》，《元诗选·初集·丁集》

[97]  郑元祐：《遂昌杂录》，笔记小说大观

[98]  卢挚：《游茅山五首》，《元诗选·三集》

[99] 《牧庵集》卷30《太华真隐褚君传》

[100]  陆友仁：《砚北杂志》卷下，《笔记小说大观》

[101]  虞集：《送戴真人归越》，《元诗选·初集·丁集》

[102] 《青楼集笺注》，连枝秀条

[103]  萨都剌：《同吴郎饮道院》，《元诗选·初集·戊集》

[104] 《词林纪事》卷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