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医学宝库博大精深、内容丰富，门类齐全，种类庞杂。我国医学史上最早如神农氏尝百草，还曾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医师大夫，如春秋战国时的神医扁鹊发明了“麻沸散”和“起死回生”法治活虢国的太子、三国时的名医华佗“刮骨疗法”、唐代的著名医学家孙思邈的《急备千金要方》及明朝的伟大医学家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还有种类繁多的中草药等。

同样，包括古代蒙古族在内的北方草原民族在医疗方面也有许多奇特的、传统的、适合牧区地理气候的疗法和蒙医蒙药。我国的蒙医蒙药历史悠久，是蒙古族人民长期同大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并借鉴和吸收了中医、藏医及其他民族的医疗经验而逐渐形成的。自元代以后，蒙医药学已积累起丰富的医疗经验，形成了一整套的医疗理论，并且设立了太医院、上都惠民司等医疗机构。特别是在十三世纪以来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各地后，藏医藏药与蒙医蒙药相互学习、借鉴和结合，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在内蒙古各地凡有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寺庙，就有医学殿，许多喇嘛在寺庙里学医学，为牧民们求医治病提供了方便。至明末清初，蒙医蒙药体系渐趋完善。

蒙古医学在诊断方面使用了望、问、切等方法，还有消、解、温、补、和、汗、吐、下、静、养等治疗方法。治病多用丸、散、膏等成药，并总结出了饮食疗、灸疗、罨疗、瑟博素疗、皮疗、温泉疗、针刺放血疗、按摩疗等疗术。如用烧热的盐热敷，用新鲜畜皮、鱼皮裹疗，这些都具有民族医疗特色。蒙古医对治疗创伤和接骨尤有独到之处。还有“牛腹疗法”、针灸、火针、打火罐、喷酒、正骨法、药浴、驼奶疗法、马奶疗法、按摩等，尤其在治疗跌打摔伤和骨折方面更有独特的疗法和药物。“早年蒙古汗国建立前，就有本族的药剂和疗法，以饮马奶治疗疾病，用烧红的烙铁治疗外伤等”。犹如中医中药一样，还有许多民间传下的土方、密方和偏方等。在蒙药方面有各种蒙药，如大黄（即牛黄）、藏红花、冬虫夏草、毒药等植物类草药和动物类药物等。“蒙古族医学家和药学家还写出一批医药著作，如《饮膳正要》(14世纪初叶)、《方海》(17世纪)、《蒙药正典》、《蒙医药选编》、《普济杂方》(19世纪)等”，对我国医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所谓“牛腹疗法”：是蒙古族民间的一种偏方。俗话说，偏方治大病。即将受伤生命垂危的病人放入一头现杀死的牛（清理内脏后）的腹腔内，利用牛的热体温将其复苏。有关这方面的疗法历史上有许多记载：如元太祖成吉思汗率领大军西征西夏，部将布智儿攻城时“央中数矢，太祖亲视之，令人拔其矢，血流满体，闷扑几绝，”，“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纳布智儿于牛腹，浸热血中，移时遂苏”。同样，抄马都镇抚部宝玉跟随成吉思汗西征，在讹夷朵战役中“胸中流矢”，昏迷不醒，成吉思汗“命刳牛腹置其中，少倾，乃苏”。又如窝阔台汗率领另一路军队攻打西京时，将领谢睦欢“力战先登该城，不幸连中三矢”，从城上摔下来，不省人事。窝阔台“命其校拔其矢，缚牛刳其肠，”将谢睦欢“裸而纳于牛腹中，良久乃苏”。公元1274年（至元十一年）沙洋、新城之战，管军总管李庭被“炮伤左肋”，仍坚持战斗，后“复中炮，坠于城下，矢贯于胸，气垂绝”，面临死亡，总帅伯颜为挽救其性命，也使用过牛腹疗法，使其“良久乃苏”。后人还用过羊腹疗法等。

  “针刺放血法”：经考古发现，我盟多伦县头道洼遗址中发现了砭针，在鄂尔多斯达拉特旗也出土过铜砭针。这些砭针就是用来针刺放血的。说明古代蒙古族已开始使用针灸的技术了。

  关于“牛腹疗法”，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待这种治疗方法。很难说明它的科学性。在古代当时的历史局限条件下，使用这种办法，有如下几种可能：一是针对身强力壮的人，因突然受伤处于昏迷或休克。而对那些病入膏肓或老弱病残者不一定有疗效；二是趁刚杀过的牛体温高神经尚未全死时，把人放入牛腹具有保温和调节作用；三、“牛腹疗法”只是历史上蒙古民族民间的土法治疗，而且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吧了。并非人人有效。在当代医学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方法只是历史故事而已。

五言诗

游元上都遗址

                     ——为祝贺元上都遗址世界“申请‘非遗’”而作

驰骋滦河畔，伫立龙岗山；放眼金莲川，上都遗址现。

赫赫帝都元，辉煌百年间；元末遭兵燹，城毁宫殿燃。

残瓦连断垣，础石接塌殿；沉默几百年，考古出土显。

步入陈列馆，文物现眼前；铁釜铜火铳，白玉柱龙嵌。

金印金马鞍，游人墨客赞；“申非”成功时，举杯共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