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中华文化心脏：上都文化

　　□本报记者张昊文

　　12月14日，著名文化学者、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长徐进昌对元上都遗址研究又有了新的认识，那就是，上都文化是13、14世纪中华文化的核心部分和主流部分。此观点一出，引起自治区研究元上都遗址的专家和学者的关注。

　　中华文化分支

　　地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分支，而上都文化作为地域文化之一，属于中华文化子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如何定义上都文化？徐进昌认为，以元上都为标识的历史文化，凝聚了13、14世纪中华文化的核心部分和主流部分，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融汇的结晶，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弥足珍贵的阶段，是中华文化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显著特点是：兼收并储，融汇发展，和而不同，多元共荣。由此繁衍出新的一门学科，那就是上都文化学，即研究以上都为标识的关于元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科技各方面达到的水平与独具的特点及其历史价值和意义的学科。

　　那么，上都文化为何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呢？徐进昌说，上都文化是蒙元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蒙古族文化高度发展、吸纳多种文化的有益成分，达到了历史性的高度。其显著的游牧文化特点和开放性、多元性，为中华文化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和后续发展的广阔前景。而任何一个朝代的首都都是那个时代的中心，元上都作为大元帝国的夏都达百年之久，成为大中华的中心是显而易见的。

　　外延是蒙元文化

　　中华文化被划分为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和草原文化，而草原文化核心就是蒙元文化，蒙元文化的外延部分就是上都文化。

　　徐进昌认为，蒙元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阶段和组成部分。元代的蒙古族主政者从草原来到中原，接受了中原文化，也带来了游牧文明，形成了特有的蒙元文化。尊从自然生态，维护永续发展，是游牧文化的重要理念。信仰长生天，崇拜英雄，善于适应环境，是草原人经久弥坚的信念。多元共荣，和而不同，是 蒙元文化的显著特点。而元上都作为蒙古黄金家族建立的草原都城和元代的夏都达百 年之久，成就了灿烂的上都文化。以上都为标识的上都文化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融汇的产物，也是蒙元文化的集中体现。

　　凸显人类文明成果

　　元上都作为大元帝国的都城，得天独厚地成为融会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汇聚华夏文明与西域文明的集大成之地，凸显了人类文明在13、14世纪间取得的丰硕成果。

　　徐进昌解释道，13、14世纪间的元代，是唐以后历经三百多年的分治和动乱，达到了中华多民族的大一统，有了百年稳定和发展的繁荣时期。蒙古民族从北方草原兴起并逐步强大，在六七十年间与各地区政权交往和征伐中，赢得了中华多民族的大一统，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元帝国，为多民族、多地域的文化交流和融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动力。而上都文化承袭尊从自然生态、信仰长生天、崇拜英雄、顺应环境、维护永续发展的游牧文化理念，吸纳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的有益部分，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彰显了13世纪的中华文明。

　　多元共荣

　　作为中华文化之核心的上都文化对元朝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徐进昌指出，由于上都文化与上都文化学凸显了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融汇和华夏文明与西域文明的交融，使当时元朝社会形成了多元共荣、昌盛兴旺的局面。

　　作为中华文化13世纪核心的上都文化其价值具体体现在哪里？徐进昌认为，与世界各地广泛的联系和强有力的政治文化影响，使得上都成为世界性的大都市。大元帝国广袤的地域和稳定的发展，极大地便利了多元文化的繁荣和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在中外交往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许多外国使者、传教士、商人、游客等，都在上都受到元朝皇帝的接见，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关系。而国外的科学家也来到上都工作，促进了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如上都常有阿拉伯、波斯、突厥等商人往来，被称为“色目商贾”或“回回商人”。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尼古刺兄弟带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17年，深得忽必烈器重。此外，上都作为决断朝政大事之地，成为元代繁盛百年的政治文化中心。其融会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无比广阔的层面和异常丰厚的深度，进行了史无前例地融汇和交流。如元朝多都巡幸、游皇城、皇族祭祀、扎马宴、游猎、“白翎雀歌”、十六天魔舞、角抵等都凸显了游牧文化在与农耕文明交汇中的生存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