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词： 元大都  元上都  驿路  历史文化之路

摘  要： 北京—河北—锡林郭勒：古驿路蕴涵的历史文化价值。向世人揭示一条历史文化之路和精品旅游路线。大都、上都驿路的历史文化价值，倡导和宣扬一条历史文化之路。揭示大都、上都驿路的历史文化价值。阐释中国元代宫廷政治、文化时尚、地域风情、交通、通讯、经贸管理等独具特色的境况。昭示大都、上都驿路是历史之路，文化之路，连接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之路。对于变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为文化品牌优势，传承保护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数百座都城，自金海陵王完颜亮定都中都之后，北京就成为中国北方乃至全国的首都，历经元、明、清850多年的风雨沧桑，再没有第二座城市可以与之比肩抗衡，因为北京地区是沟通我国三大地理单元的中间站，是中原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交界处，是华夏族、汉族和北方少数部族共同生活的地区。因此才逐步从北方民族融合的中心发展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首都。长城曾经是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分界线，作为农业民族防止草原民族南下的军事防线，并没有能够阻止草原民族的南下，也没有能够阻止农业民族与草原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因此，北京地区得到进一步的开发，经济发展了，人口增加了，军事上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安史之乱后，这一地区进一步成为汉族、突厥、契丹、室韦、高丽、回纥等各族人民生活和劳动的地方，成为草原民族与农业民族冲突的主战场，争夺的主阵地，它也促进了彼此的融合。忽必烈从开平（元上都）到元大都（今北京），使其成为全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都城，更成为一座规模宏大、辉煌壮丽的世界性大都市。从此，元大都成为中国第四次统一之后中华民族的伟大都城，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一座首屈一指的国际性大都市。古代北京城市建筑特色，以汉制为主，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最后经典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并且为世界所少见。明清时期，北京进一步向多民族的国家的首都发展，促进了政治制度的交融、改革和宗教文化的繁荣，同时让当地的文学艺术始终处于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北方重镇和文化中心的地位。

中华民族的元代，是多民族融会的大一统的强盛期。北京当时作为大都与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的上都，是元代朝廷的冬都和夏都。两都之间，元朝皇帝和政要每年都要往返理政。驿路见证了元帝和政要每年近一个月的路途办公，也有大量扈从诗文记载。这是一条凝结百年元代帝王旅途办公的皇家之路，也是具有中华历史意义的文化之路。元大都（今北京）、元中都（河北省张北县）和元上都遗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篮旗），是我国元代都城遗址，建筑规模宏伟，文化内涵丰富，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研价值。这三座古城遗址纵跨长城内外，连接草原和中原，是我国重要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其中元上都已被我国政府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元朝前后有四座都城，成吉思汗时代是在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的哈剌和林，忽必烈建立了上都和大都，到武宗时又建了中都。

今天，我们研究当时“四都”之间的古驿站及后来形成的“张库大道”—— “草原丝绸之路”，利用这一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服务于当代，变资源优势为品牌优势，建设民族历史文化大通道，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乃至恢复或重开欧亚大陆（连接蒙古汗国时期的都城——哈拉和林），发展文化产业、旅游产业，促进这些地区的国际经济贸易等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驿站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站赤，元代驿传名称，为蒙古语音译，意为司驿者，指站官、站户，亦泛指驿传。又做“站驿”、“ 驿站”。 成吉思汗时即开始设置驿站。窝阔台即位后，开始建立广大的驿站系统。元朝建立后，驿站遍及全国。以大都为中心，东北至奴儿干之地（今黑龙江口一带），北方至吉利吉思（今叶尼塞河上游地区），西南至乌思藏宣慰司辖境（今西藏），驿路畅通无阻。驿站有水陆之分。水站用舟船，陆站用马、牛、车、狗等，又有马站、牛站、车站、狗站（以狗拉撬）之称，当时全国驿站有一千五百多处。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上都到大都之间驿路，即两都间的驿路。

上都是元朝的重要的政治中心，也是北方驿站的一个重要枢纽。元朝皇帝每年巡幸上都，诸王、百官经常来朝会，使臣、商旅络绎不绝，驿站交通特别发达。目前，在学术界对于两都间的驿站主要有两种观点：根据元人周伯琦《扈从诗后序》记载从上都到大都的驿站有四条（陈高华、史卫民在《元上都》,叶新民的《元上都文化研究》阐述同样的观点）。根据波斯人拉斯特《史纪》记载两都间的驿路有三条，本文认为前者的观点是合理、准确的。

当时上都与大都之间的驿站设备完善，驿路上车马络绎不绝。由大都通往上都的驿路共有四条，其中三条都经由今河北省张家口地域。这些驿路上，行人项背相望，交通盛极一时，堪称全国之最。在经由今张家口境内的三条驿路中，又有两条是当时皇帝与达官贵人所走的“正路”。由于元代的张家口一带是元代上都、中都、大都的京畿之地，因此这里的驿路十分发达，经济、文化也十分繁荣。

元朝，今张家口地区设置驿站很多，计有土木驿、雷家站、鸡鸣驿、宣德驿、德胜堡站、宣平驿、顺圣驿、头百户驿、深井堡驿、东城驿、西城驿（今阳原）、永兴驿（今涿鹿）、石匣驿、蔚州驿、赵川驿、龙门驿、雕窝驿、赤城站、独石口站、勃鲁驿（今张北）、朝家村站、波罗素庙站、三号地站、大青沟站、南壕堑站、洗马林站、怀安站等32个驿站。元代的驿站制度是历代最完善的，而今张家口地区由于地处上都与大都之间，这里的驿站与驿路就更为完善。这些驿站与驿路也为今沿途地区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清代形成的张库大道有一部分就是在这些驿路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关于“四条”驿站线路的叙述及古文献记载：

一是孛老驿路。孛老又作孛落，是野狐岭（今河北张家口北）以北的第一个驿站，孛老驿路的名称就来源于此。元朝建立前，内地人到漠北蒙古地区多走这条驿路。这条驿路大都出居庸关北口后，进入龙庆州，西行，经榆林、雷家店、鸡鸣山站、怀来、宣德洲（今河北宣化）等驿站，出宣平德胜口（今万全镇），再向西北行，经野狐岭、抚州（今河北张北）转东行至察罕脑儿行宫，接望云道，北入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鱼儿泊（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北上上都等驿伸向漠北地区。元朝建立后，在原来孛老驿路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从燕京到上都的驿路。全长约700公里。忽必烈中统以前，这条路是“正路”，凡皇帝、使臣、官员都走此路。中统三年（1262年），改望云路为驿路正路。但元朝皇帝每年秋天从上都返大都，也走此路，因此它又被称为“捺钵西路”。

古文献记载。中统三年（1262）五月，“自燕至开平立牛驿，给钞市车牛”。① 中统四年（1263）四月，“宣德至开平置驿”。②中统四年（1263）五月开平府升为上都以后，“立上都马、步驿”。③中统四年十月，“初置隆兴路驿”。④在中统四年五月正式发布了“上都以西隆兴府道立孛老站”的命令，并称这条路为“西路”，规定隆兴府（今河北省张北）以北由“达达贴户应当，汉民津贴”。⑤在此之前，已把孛老驿路称作“正站”，非军情急务的一般官员、使臣由此路经行。⑥

元朝皇帝每年从上都回大都，经常走这条路，因此又称作“纳钵西路”⑦根据周伯琦《扈从诗后序》，在这条驿路的站名和纳钵名是：六十里店（在上都西南）、桓州（内蒙古正蓝旗四郎古城）、李陵台（也叫双庙儿，今内蒙古正蓝旗黑城）、明安驿（也叫郑谷店，西道至察罕脑儿开始转向西行，与驿路和东道辇路分开）、泥河儿（又称牛群头蒙古语称朱八儿秃）、察罕脑儿（今河北省沽源小宏城子附近）、盖里泊（又译为界里泊、盖利泊，蒙古语称怀秃脑儿、后海，位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南境巴彦查干诺尔。泊西有一个小海子，称为狗泊，今名九连城诺尔（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贡宝力格苏木南与今河北省张北县交界处，位于207国道西）、遮里哈剌（由盖里泊西南行抵鸳鸯泊蒙古语称昂兀脑儿，这里距察罕脑儿百余里，即今河北省张北县西北之安固里淖，有两水即平陀儿、石顶河儿（鸳鸯泊），故名鸳鸯泊，遮里哈剌是鸳鸯泊纳钵的名称。）、苦口水河儿（今地不详，在宝昌州辖境内）、回回柴（蒙古语称忽鲁秃，意为“有水泊”）、忽察秃、兴和路（今河北省张北）、得胜口、宣德、雷家、丰乐、阻车、统幕、怀来、榆林、妫头、居庸关、大口、大都。根据周伯琦的记载：全程为一千零九十五里。设24处纳钵。元朝皇帝每年巡幸上都，大多“东出西还”（周伯琦《扈从诗后序》），即经过东道辇路赴上都，过西道返回大都。根据当时的习俗，从上都开始叙述西道所经历过的重要地点，共设24处纳钵。南坡店纳钵不在周伯琦记载的设24处纳钵之内。加此处纳钵西道纳钵共25处。

二是望云驿路。中统元年（1260）五月，忽必烈在开平即位后，立即着手建立望云驿路。决定于“自缙山（今北京延庆县）至望云，速取径道立海清站”，⑧并派断事官亦捏哥等从孛老驿路上的榆林、雷家等旧址调拨站户和马匹，“近者二日期，远者三日期，达于新城当役，违者以失误军期论罪”。⑨并规定“今后使臣官员，除军情急速公事，有海清牌者入望云站”，“如无急速公事海清牌者，不得纵由望云，止令入大站”。⑩ “大站”即指孛老驿路。中统三年（1262）四月，又重申这一规定。⑾中统四年（1263）五月，在望云路建立车站、马站。（12）望云驿路是从大都经昌平新店驿，出居庸关，经龙庆州缙山站（今北京市延庆）、榆林站（今怀来县榆林）、雕窝站（今赤城县雕鹗）、赤城站（今赤城）、龙门站（今赤城县龙关镇）、独石口站（今赤城县独石口）、明安站（今沽源县北）、察罕脑儿行宫（今沽源县境）、桓州站（今内蒙古正蓝旗北），至上都开平，全长约600公里。

由于望云驿路比孛老驿路近三百多里，它就逐步成为大都到上都之间的主要驿路。根据《经世大典·赤站》、《析律志》等记载，这条驿路的主要站是：上都、桓州、李陵台、察罕脑儿、牛群头、独石、赤城、龙门(13)（至元十九年增设立）、雕窝、洪赞、榆林、昌平、大都。察罕脑儿站又称明安驿，因为察罕脑儿行宫在明安驿西南五里滦河西岸。明安驿又称昔宝赤站，蒙古语昔宝赤站即为鹰房。牛群头又称失八儿秃，蒙古语意为“泥淖地”。

明洪武年间仍沿用元代旧驿置驿。根据《明史》卷40《地理志·开平卫》：“西有桓州、威虏、明安、隰宁四驿，路接独石”。（14）

三是黑谷路。根据周伯琦《扈从诗后序》，元朝皇帝每年从大都到上都避署都走这条驿路。这条驿路的站名和纳钵名是：大都、大口、龙虎台、居庸关北口、瓮山、车坊（在缙山县东）、黑谷、色泽岭、龙门、黑石头、黄土岭、程子头、磨儿岭、颉家营、白塔儿、沙岭、黑嘴岭、牛群头、察罕脑儿、李陵台、桓州、六十里店、南坡、上都。“历纳钵凡有十八，为里七百五十有奇”。

关于这条驿路与望云驿路的区别，元人王守城的记载最为清楚：“大架北巡，与扈从之臣同发者，自黑峪道达开平为东道。朝官分曹之后行者，由桑乾岭、龙门山以往为西道，皆出居庸关口北始分，至牛群头驿乃合。各经五六百里，其山川奇险不相上下，而东道水草原茂美，牧畜尤便”。(15)

根据上述记载黑谷路（即黑峪路）又称东道。这里所指的西道是望云驿路。黑谷路与望云驿路的路线互有异同。这两条驿路相同的路线有两段，南端从大都到居庸关北口，北端从牛群头到上都。出居庸关北口，两条驿路的走向就不同了。黑谷路沿居庸关北口往北，经缙山以东的黑谷、色泽岭、过沙岭（这是一个纳钵地，每次元朝皇帝到此，上都官员都到此迎接，并举行内庭小宴），(16)到牛群头与望云驿路的汇合。望云驿路出居庸关北口后，则向西行，经榆林至统幕站才向北行，到达洪赞后，转东北行至雕窝，经赤城、独石到牛群头。(17)黑谷路偏东，故称东道，望云驿路偏西，故称西道。黑峪路，指缙山（元仁宗时改为龙庆州，今北京延庆县）以行一段崎岖险峻的山路。

四是古北口驿路。古北口驿路也称东道。元朝建立不久，在设置孛老驿路、望云驿路的同时，也着手这条驿路的建设。中统二年（1261）八月，“立檀州（今北京密云县）至开平置六驿”。(18)中统三年（1262）润八月，“立古北口驿……。赦京师顺州（今北京顺义县）至开平置六驿”。(19)元朝皇帝从上都返回大都，有时也走这条路。例如：至元二十年（1238）十月，“车驾由古北口路至自上都。”(20)这条驿路经过的主要驿站是：从大都出发，经顺州、檀州、古北口、宣兴州（今河北省滦平县兴州村小城子）、东凉亭（今内蒙古多伦县北白城子）至上都。

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仍沿用元代旧驿置驿，从古北口至上都的驿站是：“自古北口五十六里曰青松，又五十里曰古城，又六十里曰灰岭，又五十里曰滦河，又五十里曰黄崖，又六十里曰哈巴，又五十里曰沈河，又四十里曰东凉亭，又五十里曰开平。”(21)

根据波斯人拉斯特记载有三条驿站：一是供打猎用的禁路。除了持用诏书的急使外，任何人不得从这里通过，即“禁路”。也就是元人周伯琦所说的“古北口路东道”。二是经过撒麻耳干人居住的荨麻林，沿上都河直行，即“荨麻林路”，这是周伯琦所说的“西路”，三是周伯琦所说的驿路。元代一般人赴上都多经由驿路，它实际上成为两都间最重要的交通干线。

由大都至上都的驿路，长约800余里，主要经过以下地点：大都建德门、昌平县、新店、南口、居庸关、北口、居庸关过街塔、榆林驿、怀来县、统幕店（今土木堡镇）、洪赞、枪杆岭、李老谷、尖冒山、龙门站、雕窝站、赤城站、云州（旧望云县址，今仍称云州）、独石口站、偏岭、木詹子洼、牛群头驿、察罕脑儿、李陵台、桓州、望都铺、滦河，由望都铺过滦河即到上都，人们往往把滦河视为驿路的终点。

东道二路，由古北口出行者行人较少，由黑谷上行者为皇帝赴上都所走路线。黑谷东道，俗称“辇路”。至正十二年（1352）随从元顺帝由辇路赴上都的监察御史周伯琦，称这条路总长750余里，设有以下18处纳钵：大口、黄堠店、皂角、龙虎台、棒槌店、官山、车坊、黑谷、色泽岭、程子头、颉家营、沙岭、失八儿秃（牛群头）、郑谷店、泥河儿（明安纳钵）、双庙儿（李陵台纳钵）、六十里店（桓州纳钵）、南坡（望都铺纳钵）。在辇路上，除了两端与驿路相合部分没有设驿路外，官山至沙岭段只有纳钵，因为禁止无关人行走，所以不需要设驿站。

出古北口赴上都的“御史按行”东道，由大都出发，第一站为顺州（今北京顺义县），“西北至上都八百里，西南至大都七十里”，所以全程应为870余里。顺州东北行70里至檀州（今北京密云县）(22)由檀州(北京市密云县)再东北行70余里，即古北口。在古北口的南面，是重要的囤军地点潮河川。路出古北口后，北京宜兴州（今河北滦平县北兴州村小城子），随后沿滦河西北上行，至上都东凉亭（今内蒙古多伦县北白城子），为最后一站，再行数十里达上都。东凉亭与古北口之间的距离，按照明人所记为416里，经由以下地点：“开平南五十里曰东凉亭，又约四十里曰沉（还是沈）河，五十里曰叭八，六十里曰黄崖，五十里曰滦河，又五十里曰灰岭，六十里曰古城，又五十里曰青松，又南五十六里曰即古北口矣。”（23）从元初起，由大都向上都乃至岭北行省调动军队大多走此路，也是监察御史等机构官员的专路。东道二途之所以定为“禁路”，一条是皇帝专用，另一条是为监察官员和军队专用，所以都要遮人耳目。

西道。元朝皇帝每年巡幸上都，大多“东出西还”, (24)即由东道辇路赴上都，经西道返回大都。根据周伯琦的记载，西道全长1095里，设立24处纳钵。（25）它们是：南坡店（望都铺纳钵）、六十里店（桓州纳钵）、双庙儿、泥河儿、郑谷店、盖里泊、遮里哈剌、苦水河儿、回回柴、忽察秃、兴和路、野狐岭、得胜口、沙岭、宣德府、鸡鸣山、丰乐、阻车、统幕店（今土木堡镇）、怀来县、妫头（棒槌店）、龙虎台、皂角、黄堠店、大口。蒙古汗国时期，这条路为驿道正路，设立多处驿站。以野狐岭为界，以“诸驿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驿各以主者之名名之”。由于野狐岭下第一站名为“孛落”，此段驿道被称“孛老站道”（即孛落异译）（26）。中统三年改望云道为驿路正道后，孛老道变成“专一搬运段匹、杂造、皮货等物”的运输线路（27），在该路上的驿站大大减少，从统幕到察罕脑儿，只有在雷家店、宣德等几处地方保持了愿有的驿站设置。（28）

元代的皇帝和政要每年经驿路往返大都与上都，旅途中各宫廷机构随扈办公，处理和决断军国大事，驿路就是流转的朝廷，见证了元朝皇帝的施政和沿途的历史风情。驿路也便成为元代一幅绝妙的历史画卷。

二、“两都间”途径驿站及周边遗址、古今地名考辨

（一）大都：北京，辽代称析津府，为南京，又称燕京。金时叫大兴府，为中都。元朝建立新都于大兴东北，叫大都，也号称燕京。明朝洪武年初，为北平府，永乐年间作为首都，称顺天府。清朝继续作为首都。

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朝阳段位于中轴路东西两侧及奥林匹克公园、中华民族园南侧，西起健德门桥，东至惠新东街，全长4.8公里，公园总规划面积67公顷。元大都城垣建于1267年，1276年建成，历时9年建成，至今已有726年历史，其最北部分，在明初北墙南移时，遗存城外，至今仍可以见到高达十余米的城墙遗迹，俗称“土城”。元大都的建成，是中国城市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它既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座按照整体规划平地建起的都城，也是13世纪至14世纪世界上最宏伟壮丽的城市之一。该遗址1957年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后大约过了一个世纪，明朝取代元朝，明朝重建北京城时将北侧城墙南移，使得元大都北城墙得以遗存在明北京城外，至今仍可以见到高达十余米的城墙夯土遗迹，俗称“土城”。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以小月河为中心，河南岸即为土城遗址保护区。

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 是在元大都城墙遗址上修建的一座公园北京市第一个人文奥运景观，它以郊野风光为特色，集文物保护及园林绿化为一体，是一座新型的城市园林。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朝阳段）位于北京中轴路东西两侧及奥林匹克公园南侧，是北京城区内最大的带状公园。全长4．8公里，宽130米至160米，总占地面积67公顷。与海淀段连接起来，长达9公里。是在元大都土城遗址上建设起来的，元大都土城是元世祖忽必烈用18年时间，元大都土城的城墙共2.8万余米，用土夯筑而成。建成后的元大都遗址公园分为南北两个部分，河南侧为土城遗址保护区，北岸为绿化景点建设区，元大都遗址公园共有8大景区，分别是城垣怀古、蓟门烟树、天台拥翠、银波得月、水关新意、鞍缰盛世、燕云牧歌和蓟城新象，作为六朝古都的北京，明清两朝的文化随处可见，而元朝的历史遗迹却很少，这座垣遗址公园已成为京城反映元代历史文化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个场所，同时也是大众休闲、娱乐、健身的场所。

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绿化覆盖率达73%，小月河将遗址公园分为南北两个部分，河南侧为土城遗址保护区，北岸为绿化景点建设区。小月河为主体水景区。沿小月河还修建有五个木质游船码头和六座形态各异的跨河小桥，使两岸不同风格的美景相互连接，巧妙融合。公园改造后建成元城新象、大都鼎盛、龙泽鱼跃三个一级景区，六个二级景区分别为“双都巡幸”、“四海宾朋”、“海棠花溪”、“安定生辉”、“水街华灯”、“角楼古韵”。其中“龙泽鱼跃”景区湿地园面积达17000多平方米，是城区内面积最大的人工湿地。

（二）元中都：由于河北省张家口地处中原、大漠间的过渡带和首都至西北通道的交汇点上，早在5000年前就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路”（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元帝国建立后，中都是元帝两都巡幸的必经之路，连接上都与大都的重要枢纽。元武宗夺取帝位后，又在旺兀察都建立了中都。

元中都又叫白城子，蒙古语，插汉巴尔哈逊城。这一带古称旺兀察都，地处大都北京、上都正蓝旗之间，北可通往漠北，南可控制中原汉地。元中都在张北县城北17公里处，南离大都（北京）245公里，北距上都（内蒙古正蓝旗开平）195公里。是辽、金、元时代北连漠北，西通西域，南接中原的交通枢纽，军事重地。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武宗海山建，至元十八年（1358年）被红巾军焚毁。

元成宗去世，武宗即位，元武宗，名海山，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在上都开平即位，即位8天后后就下令撤消开平的上都称号，调离军队，并遣散工匠，拆毁了开平城。同时下令“建行宫于旺兀察都之地（今张北县城北），立宫阙为中都”。七月正式动工，第二年（元武宗至大元年）令枢密院发卫军8500人，动用数万民工修建中都。从开工到第二年七月，中都宫城基本建成。这是自蒙古建元以来的第四个都城。第二年七月中都宫城基本建成。宫城中宫殿巍峨，金碧辉煌，中心大殿相当于今天的七层楼高，周围是配殿，如众星拱月。宫城的四个角楼高耸雄峙，不愧皇家宫阙，皇家气派。蜿蜓起伏的狼尾巴山，波光粼粼的鸳鸯泺（今安固里淖）、黄盖淖、西大淖、海子洼等十几个淖泊，如群星般撒落在其周围。第二年又建角楼。元中都原设计在建成宫城外还有皇城、外城。

四年后武宗去世，他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于1311年继帝位，改变了武宗作法，下令停止修建，马上“罢城中都”，使旺兀察都之地的中都沉寂下来，继而降格成了皇家的“行宫”。中都地处塞外，砖石木料均需由内地运进，工程十分艰巨，在修建的过程中，累死了许多民夫和士兵。就是在老百姓的白骨上，坝上高原崛起一座金碧辉煌的都城。元武宗在中都设留守司、光禄寺、虎贲司等数十官府，还设库存放钱币、金银器，元中都一时成为元朝的又一个政治、文化中心。不过因元武宗短命，中都还没有完全修完，就一命呜呼了。武宗死后，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一即位，就命停止修建中都，并将中都监工司徒萧轸拘禁起来。

遗址地势平坦，东、南、北三面为广阔草滩，安固里河东绕，狼尾巴山西立。遗址东西宽2900米、南北长3110米。由宫城、皇城、郭城组成，三城自内而外呈“回”字形相套。宫城、皇城和郭城内均有建筑遗存，其中宫城内建筑遗存最多，地面可见的有30余处。这座在张家口坝上高原崛起的元代四大都城之一的元中都，于50年后化为了一片废墟。元中都被农民起义军烧毁了，元朝的统治也快要结束了。

经过3年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大批石、陶、铁、木及玉雕、砖雕和铜、铁、骨器。其中汉白玉角部螭首的雕工极尽绝艺，堪称元代雕刻极品。特别是前殿东步道南侧的砖雕象眼，堪称稀世瑰宝。该遗址被评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1年又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元中都遗址目前已发掘的中心大殿、西南角楼及南大门，可供游客参观。张北长城除了多朝多代的特点外，还有一个在国内堪称绝无仅有的奇观，即在张北县城南十五公里处野狐岭上，在南北宽不足五百米的范围内，跌宕起伏排列着二道、三道、四道、五道甚至六道长城；有夯土长城、土石混杂长城、毛石干插长城各种建筑形制；有明朝宣大山西三镇并不多见的汉代建筑形制的接火墩；有散落的古居遗迹、二墙相套的古城遗迹，城内有多个土丘状建筑遗址。这在国内实属罕见，堪称绝无仅有。

中都城存在50年间，泰定帝先后两次到此作佛事。另外在这座废都“行宫”里曾经发生过一件震惊历史的大事件。1329年，泰定帝去世，元武宗的两个儿子和世剌王束 、图贴睦尔兄弟为争皇位进行了“两都战役”。弟弟首先邀兄长回大都（北京）继承皇位。约在中都会见，声称向哥哥交出皇权，自己甘心当太子。哥哥闻之非常高兴，在哈剌和林登帝位，然后启程南行，弟兄二人会于中都，在酒宴上弟弟设计毒死哥哥。地点就是遗址中的中央大殿。图贴睦尔夺得玉玺立即“疾弛而还”上都，继承了帝位，史称元文宗。皇帝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候，他临死时说，中都之事是我平生大错，每夜思想，悔之不及。

宫城城垣：对此历史学家也众说纷纭。有的说，这是为纪念1211年成吉思汗讨伐金朝，在野狐岭大败金人的大事件；有的认为，这是元武宗以其先人成吉思汗、忽必烈为榜样，建立一座属于自己的都城；还有的认为，建立元中都是受辽金时代多京制的影响，而当时的“旺兀察都之地”，地理条件、自然条件独特，西达西域，北连草原，对于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来说，确实是理想的建都之地；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元武宗和皇族久居大都，已不习惯上都的严寒和清寂，但又不敢违背祖制，便折中而在这个草原与汉地、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部建立中都。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征战欧亚，都城建在漠北草原属必然。忽必烈在沽源小宏城建了“金莲川幕府”广揽人才，“征天下名士而用之”，终于取得了天下，定都北京。武宗发现张北北倚草原，南临中原，既是避暑胜地，又是军事重地，建中都也是为其政权永固。
    元中都遗址鸟瞰：元中都遗址从1999年开始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组织考古发掘。经发掘证实，元中都遗址从里到外由廓城、皇城、宫城“回”字形相套。宫城南北长610米，东西宽555米，周长2.3公里，与上都宫城同大。城墙高出地面3—4米，墙基宽约15米，四角建有方形角台，边长6—7米。城墙四面各有一缺口，经探明，确系原来的四城门；皇城南北长910米，东西宽755米，周长3.3公里，皇城东、北、西三面城墙距宫城城墙100米，南部两墙相距200米，墙高出地表1米左右，墙基宽约5—7米；廓城规模较大，南北长2310米，东西宽2555米，周长9.13公里，其遗迹已不甚明显。
    元中都遗址南门门道及将军石 ：宫城内的建筑，主要宫阙已具规模，其平面建筑布局仍遵循中国历代都城的传统，即以中央高台建筑为中心，南北中轴，东西对称，前殿后寝的营造布局，城建角楼，四面设门建阙的整体格局。
    元中都出土磁州窑大罐：元中都大殿建筑遗迹位于宫城的中心位置。南北长120米，东西宽38—59米，高3.5米，平面呈“工”字形。台基上基址裸露，可见柱础。揭开地表土，各类建筑构件琳琅满目，黄琉璃瓦、滴水、脊饰光彩绚丽，汉白玉螭首雕琢精美，保存之好、数量之多，令见者惊心动魄，赞叹不已。在城内中轴线两侧和大殿后，对称排列着建筑遗址27处，为后宫、侧殿、朝房等遗址。西南角楼经发掘解剖，展现了元代角楼外侧三出阙的特殊建筑形制；宫城南门为内附重门广场的两阙三观三门道过梁式，形制独特，气势恢宏，左右阙台依次出轩，在形制上与角楼达到了和谐统一，体现了元代都城大气磅礴的城墙建筑风格。门道内青石铺面，中间大门将军石棱角分明，说明此门不经常打开。大量的木炭及烧残的木料，不但证明了门内顶部为过梁式木制结构，而且保留下了被摧毁瞬间的真实场景。在城门的建置形制上，这种内附重门广场的墙体形制，在我国城门建筑史上尚属罕见，重门位于城门内侧50米处，东西长约90米，宽约12米，墙体内外侧均做收分，每隔3米有一对横向排列的柱础。两端用空心墙向东西阙台折回，形成一个长方形广场。根据建筑基址分析，重门为牌楼式建筑。墙体内外侧出土了大量鲜艳夺目的朱红色墙皮，阳光下熠熠生辉。从遗址瓦片看，墙帽为绿色琉璃瓦。城门外有瓮城，当属常见，而内有如此之大的重门牌楼却首次发现，其形制、名称和作用在考古史上鲜见前例。

元中都宫城西南角楼遗址：元中都遗址的发现和确认，是我国城市考古特别是元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对研究这一时期的规模形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被评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6月25日，元中都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集考古研究、蒙元宫廷建筑、草原民俗文化、坝上植物栽培为一体的遗址博物苑工程已经启动，并已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

（三）元上都遗址： 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部的金莲川草原上有一座雄伟的古城遗址，这就是沉寂了740多年的草原国际大都会——元上都。中统元年1263年5月，正式定名开平为上都，1264年8月，将燕京又改为中都，至元8年1271年，将国号改为大元，至元9年1272年2月，忽必烈命名新城为大都，而中都城则成了大都的组成部分。元上都遗址北依龙岗，南临滦河，史籍赞其城“龙岗蟠其阴，滦水迳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中统四年，元上都成为和元大都并列的草原都城。忽必烈以元大都为正都，是加强蒙古政权在中原的统治，确立正统中原王朝地位进而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以元上都为夏都，则可以北控大漠，南屏燕蓟，通过定期的巡守以联系漠北的蒙古宗王和贵族，稳定内部，保持蒙古旧俗，对蒙古民族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元上都是北方游牧的蒙古族掌握政权后，建立的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帝国都城。一个在中国北方草原勃然兴起的蒙古大帝国，没有一个固定的都城，这对于习惯于定居生活和王朝统治的中原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元上都就是忽必烈在听取众多汉人谋士的建议后，顺应历史的发展而主持修建的。上都城在历史上兴盛了百余年，随着元朝的衰败，元上都也在战火中被焚毁，后又经种种浩劫，最终变成今天这般元上都遗址。

（四）“东凉亭”、“西凉亭”、“北凉亭”

元代把“狩猎”也当作“国之大事”。大蒙古国时期，诸汗都很重视“狩猎（打围）”，规模很大，每次都出动上千人，甚至上万人。“打围”实际上是一项军事训练活动。元代诸帝继承了这一传统。到上都避暑，也要进行一系列狩猎活动。狩猎有固定的场所，主要是三不剌（北凉亭）、东凉亭、西凉亭即察罕脑儿（白海行宫）。三不剌也叫散不剌、三卜剌、三部落。蒙古语的音译，意为“好泉子”。地点在上都西北700里外。约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一带。元朝皇帝每年巡幸上都，经常在这里游猎。元成宗即位于上都后，即“巡狩三不剌之地”，流连忘返，“不以时还”。英宗即位后，巡幸上都。根据随从者柳贯记：“8月2日，大驾北巡，将校猎于散不剌，诏免汉宫扈从。”（见《柳待制文集》）而在《元史》中提到此事时，一作“帝幸凉亭”（《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延祐七年八月戊午”条。）一作“帝猎北凉亭”（《元史》卷一八0《赵世延传》。）可知三不剌即北凉亭。除了北凉亭之外，又有东、西凉亭。“上京之东五十里有东凉亭，西百五十里有西凉亭。其地皆饶水草，有禽鱼山兽，置离宫。巡守（狩）至此，岁必猎校焉。”（29）凉亭实际上是皇帝的御用猎区，而三个凉亭又都于忽必烈时期开始经营。由于北凉亭距离较远，元代诸帝去的次数不多，一般均在东、西凉亭“打围”。至元六年（1264年）十月，忽必烈下令“禁上都畿内捕猎”（30），就是为了充分保证皇帝“打围”的需要。

从忽必烈制定“两都巡幸制”起，根据忽必烈的旨意，上都东西驿道各建一所行宫，以备皇帝游猎时居住，通常称为“东凉亭”、“西凉亭”（也叫白海行宫、察罕脑儿行宫）。由于位于两都中间的必经之路上，又是皇帝游猎时居住的场所，所以地位很重要，更是马可·波罗在《行纪》中对行宫及周围的景物做了详细的描述，它的名声与上都、中都、大都、哈林以及其他当时中国的大城市一样为世人熟知。    

察罕脑儿行宫始建于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甲辰”，“作行宫于察罕脑儿”。（31）就是现在的小宏城城址。小宏城南址是1251年建的“金莲川幕府”，两址建筑时间相距三十年。小宏城建筑分为三个阶段。大宏城子古城不是察罕脑儿行宫，也不是元代建筑。经有关史料和出土砖、瓦、陶器等文物推断，大宏城古城应该是北魏时拓跋部所建。南北朝时期，拓跋部崛起，公元386年，拓跋圭建立北魏政权建都平城（今大同）。魏明元帝时，为了抵御柔然人，屏蔽平城的安全，遂在今河套西北到张北一线建立六大军事重镇（武川、沃野、抚冥、柔玄、怀荒、御夷）。怀荒（今张北）、御夷镇（应是今大宏城遗址），濡河上游属御夷镇管辖。（32）

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在原金莲川幕府址东北600多米处，建立了一处行宫，遗址处有直径25米和20米的大灰坑各一个，这是元代举行“望燎”仪式用的。北边是七排四合院式建筑，每排四栋，排与排之间60米，栋与栋之间36米，布局对称，脊瓦雕龙饰凤，有狮头滴水，黄绿琉璃瓦遍地都是，出土的瓷器残片也很考究。但是，名扬中外、壮丽恢宏的察汗淖儿行宫遗址才是这里的中心。它建于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此时忽必烈登基的开平城已升为上都，将燕京兴建为大都，两都并雄。忽必烈也在皇位上坐了整整20年，牢不可撼。他每年夏季都要到上都驻上几个月朝会诸王，开诈马宴，举行望祭陵寝等重要活动。为出行需要，忽必烈在上都东西各建造行宫一所，称东西凉亭。东凉亭在今多伦白城子。忽必烈当然不会忘怀初治漠南的藩邸、群贤毕至幕府的情景，于是在曾目睹他立宏图大志、整兵经武、夙兴夜寐、韬光养晦，为建立大元费尽心血的金莲川上，修建了壮丽辉煌的西凉亭，又称察罕淖儿行宫，有诗称“凉亭千里内，相望列东西。秋猕声容备，时巡典礼稽”。行宫西南是囫囵淖，即《金史·地理志》中的“白泺”（察罕淖儿为蒙语，汉意为“白色的海”），所以又称白海行宫。元人许有壬《宿滦河望白海行宫》云：“下马河边市，遥瞻海上宫。水天涵野白，禁树拥红云。”

    鸡鸣驿站：建于明代的鸡鸣驿城是目前世界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邮驿设施，是记录人类通讯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和珍贵标本。它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建筑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最富有特色的邮驿建筑群。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我国邮驿考古和机要考古的活化石，在古代建筑史、古代交通史、古代军事史，乃至世界邮驿史的研究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河北境内大运河：地处华北平原，背靠燕山山脉，沟通海河和黄河两大水系，总长435公里，北起廊坊香河县与北京交汇处——杨洼闸，由零点界碑处进入河北，流经天津境内，基本上依隋代永济渠向南行至邢台市临西县教场村，永济渠与鲁运河在此交汇，途经廊坊市的香河县，沧州市的青县、沧县、南皮、泊头、东光、吴桥和沧州市区，衡水市的阜城县、景县、故城县以及邢台市的清河县、临西县等十二个县市。河北大运河的历史肇始于东汉末年，曹操为了军事的需要，而开凿、疏通了一些运河。他首先在北方开凿了白沟、平虏渠等运河，成为今后永济渠的一部分。隋代开凿的永济渠是今天河北大运河的基础河段。开凿时间在公元608年。元代，京杭大运河正式形成，临清以北永济渠河北段的河道没有大的改变。大运河河北段基本上保持了古代京杭大运河的历史面貌，具有运河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所应具备的原生态、原真性，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精粹。 河北道妫州——治怀来旧城，领7县1镇：昌州——治九连城桓州——初治九连城，后迁内蒙古正蓝元中都和梳妆楼。

九连城遗址：金代设置盐使司的九连城遗址，见证着盐在历代政治上的重要地位。而元中都更以其规模宏大、形制独特向我们展示了昔日蒙古族辉煌的皇家建筑，堪称元代宫城建筑文化的宝库。九连城遗址九连城遗址位于沽源县九连城半拉山村北1公里处，距沽源县城约65公里。城址呈长方形，南北长约920米，东西宽约760米，面积约70万平方米。城墙为夯土所筑，墙体下宽26米，上宽7米，整座城址轮廓清晰可见。东、西、南三面墙辟门，门宽约13米。城垣四周共残存有城台（马面）28座，分布为：北墙6个，东墙5个，南墙5个，西墙8个，角楼遗迹4处，残高2—3.5米之间，直径约20米，间距80—100米之间。城址内中轴线上南北各有一处高出地面约2米的建筑遗址，呈椭圆形，最宽处52米，最窄处26米。地表上散布有大量瓷片和布纹泥质灰陶片，瓷片有白釉、豆青和三彩，遗物均属辽金时期。另外，遗址中发现有宋代汝窑、官窑等瓷片，说明当时辽金和宋朝的频繁经济、商品贸易往来。1981年11月5日，沽源县人民政府公布其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九连城，金时称昌州，为金朝塞外三重镇之一。九连城位于沽源县九连城乡北3公里处，历史上著名的“张库大道”曾从这里经过。抚州、桓州、昌州是金代的塞外三重镇。元人杨奂有诗云，“北界连南界，昌州又抚州。月明鱼泊夜，霜冷鼠山秋”，形象地说明了三地的关系。抚州（今张北）扼守蒙古南下中原的咽喉，桓州（今内蒙古蓝旗四郎城）是通往临潢的要道，而连接两者的昌州，就是坐落在沽源境内的九连城。

九连城建置于金初，天辅七年（1123年）降为昌县，隶桓州；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年）置盐厂，六品官驻此，世宗二十五年（1185年）升西京盐司；明昌七年（1196年）以狗泺（九连城淖）复置，隶抚州。金时称押恩尼要。据《金史·食货志》载：“国初于西北招讨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间尝置之，以易北方牧畜。”

从现在的九连城遗址看：古城呈方形，占地近70万平方米。城墙基宽20多米，开东、南、西三座城门，门宽13米，有郭。城垣四周每面都有九个土包相连，土包高约五六米，形如碉堡，实为城台，把整个城堡包围，九连城因此得名。城内南北各有一座1000多平方米的大型建筑遗址，城南有大片肆井和作坊遗址，可见金代这里已相当繁荣。在九连城遗址内，各种灰瓦、白釉黑边陶瓷随处可见。兰花、蛋青、兔毫、流彩等各式各样的细瓷残片，据考证都出自宋代定、钧等名窑。在九连城出土的大量古币中，“祥苻（符）通宝”、“咸平通宝”、“景德通宝”、天禧、天圣、景祐政和、皇祐、至和、喜祐、熙宁、崇宁、大观等北宋钱居多，还有几枚辽代的太平通宝。只有一枚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年）在代州（今山西省代县）由工部郎中张大节、吏部员外郎麻圭监铸的大定通宝，此钱背面有“酉”字。当时的昌州集政治、军事、贸易、手工业、农牧业于一体，足见其兴盛繁华。

昌州既是战略要地，又是金统治者避暑游猎的胜地。这里东有金莲川、景明宫，南有燕子城（今张北城）、鸳鸯泊，城边就是宝山、狗泊。金世宗大定二年（1162年），撒八、窝斡起义在燕子城被镇压。自此，金世宗迷恋于此，设置了景明宫、大渔泊等行宫，兴建了扬武殿、极光殿等。大定八年（1168年）秋，金世宗亲往金莲川巡察，并在景明宫设宴款待诸军臣，一时热闹非凡，场面十分壮观。金世宗殁，继位的章宗仍对昌州倍加青睐。元仁宗延祐六年（1320年）更名为宝昌城，隶兴和路。据《察哈尔省通志·金石志》记载，1925年在该城址曾出土一块“致和元年兴和路宝昌州重修广国禅寺碑”，结合元人行纪记述桓、昌、抚三州的相互位置，证明该城即为金之昌州遗址。张德辉《塞北纪行》中说昌州旁有狗泊，狗泊“因其形似狗”而名，今遗址东有一泊似头东立卧之狗，名白音查干诺尔，应即“纪行”所说形似狗之泊。元末明初，昌州城开始衰落。据《元史·顺帝本纪》载，农民起义军刘福通部将关先生、破头藩率军自山西出塞，“连下大同、兴和塞外诸城”，一举功克上都，“焚宫阙”。就九连城遗址来看，昌州确实毁于一场大火，是一座火烧城。曾经繁华富庶的昌州城就此消踪灭迹。
    九连城是元朝时期上都和大都之间西道驿站的必经之路。元朝的一些文人墨客对这条驿路和昌州及狗泺有不少的记载。金、元之际道教全真派教长丘处机受蒙古帝国可汗成吉思汗的邀请，从黄海之滨到中亚雪山传授长生之术时，就从这里经过，其弟子李志常在编撰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有着明确记载。九连城遗址城垣保存较为完整，为研究金、元时期州城建筑规模、形制、风格以及城内建筑布局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其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家口是历史上重要的交通要塞、军事重镇和商贾中心。自古以来，无穷之门、飞狐古道、锁阳雄关、野狐岭、独石关、隘口关等天险被视为要冲、极冲之地，历代设重兵据险扼守。既是军事对抗的冲突地，也是南北贸易往来的必经通道，一直发挥着民族间情感交流的纽带作用。金、元、明、清四朝在北京建都，这里更成为拱卫京畿的北大门，尤其明代九边冲要数宣镇，战略位置首当其冲。以元中都为代表的坝上辽、金、元古城址文化；以鸡鸣驿为代表的中国古邮驿文化；以察哈尔191年历史积淀的察哈尔文化；以张库商道、京张铁路为代表的古商道及中国铁路发展史文化。

九连城遗址滴水：据史料记载，九连城始建于金代，是金代塞外三重镇之一的昌州所在地。天辅七年（1123年）降为建昌县治隶属桓州。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年），利用城东的狗泺治盐厂，二十五年置西京盐司。金朝灭亡后，元朝在此设立宝昌州。遗址内南北两组大的建筑遗迹群，一为州衙，一为盐使司衙门（即金代盐司和元代盐使司所在地）。《元史·地理志》记载“宝昌州下，金置昌州，元初隶宣德府，中统三年隶本路（兴和路）置盐使司，延佑元年，置宝昌州”。据《察哈尔省通志》载：“九连城，在县西南，距城六十五里……城内有长碑一块，洗净露出致和元年（1328年）兴和路宝昌字样”据当地人介绍，20世纪40年代，曾有人在城址内挖出石碑一块，上刻有“延佑六年，宝昌州”等字样。

紫城: 2009年，据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介绍，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文物普查组在该旗的贡宝拉格苏木境内新发现了一座元代古城遗址。因该城城墙外部包砌的石片为当地所产紫红色石材，当地人称此城为宝日浩特，即紫城。宝日浩特古城城墙为黄土版筑，外侧包砌石片，有南、西两个城门，外设瓮城，南门外有道路遗迹。宝日浩特古城距离元宝昌州故址（今河北沽源县九连城古城）较近，位于大都至上都的驿道西路，专家推测该古城可能为一处元代驿站城镇。

大宏城遗址：大宏城遗址位于沽源县闪电河乡大宏城村西南750米处的一个山岗上，距县城8公里。遗址呈长方形，南北宽140米，东西长170米，南北城墙残高1—2米，西南城墙被风沙淹没，只见一条土埂。似有一南门，门外还筑有瓮城，城内有明显的台基和房屋遗迹，现已开辟为农田，地表散落着大量的绳纹陶片，绳纹瓦片，有少量素面青砖，陶片多为泥质灰陶，还有少量红陶残片。完整的绳纹板瓦长35厘米，厚2厘米，大头宽24厘米，小头宽19厘米。地表还有白釉色瓷片，并偶有青铜器残片。据当地群众讲，新中国建立初期，四周城墙保存基本完好，在城内还发掘出用石片砌的土炕和灶。

小宏城子遗址：元初为“金莲川幕府”、“察罕脑儿行宫”，位于沽源县闪电河乡小宏城子村北，距今730多年历史。它是以小宏城子遗址为核心，包括分布在四周的东小城、芨芨包、灰坑等元代遗存的一个东西约宽1公里，南北长2公里的遗址群。它地处金莲川腹地，东靠闪电河，属滦河上游地区。1251年蒙哥登蒙古汗位，命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把金莲川作为自己的夏营地，在这里建立了“金莲川幕府”，广揽人才，培植实力。忽必烈继位后的第二年（1261年），在金莲川幕府建筑的基础上拓建为察罕脑儿行宫，又称西凉亭，是元朝上都和大都之间一个重要而繁华的皇帝行宫。现在河北省沽源县闪电河乡小宏城子村北，察罕脑儿行宫应该是在小宏城子附近。明安驿应为现在的马神庙子（小宏城子东北20华里处）。

周伯琦《扈从诗后序》曰：“明日过恒州，至李陵台驿双庙儿，又明日至明安驿泥河儿，翌日至察罕脑儿。”由此可见，“明安驿”与“察罕脑儿”不在同一地址上，但距离不会太远。小宏城遗址呈长方形，南北长360米，东西宽330米，周长1380米，面积118800平方米。四周城墙黄土夯筑，墙两侧外表原用赭色不规格板石加白灰浆包砌。原墙底宽5米，高约7米，墙体板石已被挖走，现城墙残高1.5—2.5米，外有护城壕沟。城墙四角明显低下，似有角楼建筑。东、西、南正中辟门，南门已被居民占用，形状不详。东西门址宽8米，原有门楼，外饰琉璃构件。城内中轴线偏北有大型宫殿基址，平面呈十字形，南北长70米，东西宽35米，高3米，夯土筑成。地表散落大量青色砖瓦、琉璃瓦、汉白玉石刻残片及龙泉窑、钧窑、定窑、磁州窑瓷片，并曾出土写有“内府”字款的白釉梅瓶、黑褐色釉瓷缸等文物。其规模应该是察罕脑儿行宫亨丽大殿遗址。大台基北面有5座20米×20米小土台基遗址，南面东西对称，有4座20米×20米小土台基，这些小土台基可能是行宫的其他配殿。城址内先后发现了汉白玉雕琢成的螭首、柱础、偏孔柱础等建筑构件。

小宏城是一座距今750多年的草原废城，又称小红城，亦名乌兰城。由于历史的湮没，几百年来小宏城的身上总是掩盖着一层神秘的色彩。今天我们只有通过考古发现来认识这座古城。

察罕淖儿行宫坐落在金莲川幕府址与中统二年所建行宫之间，占地10万多平方米，城址平面为长方形，正南北方向，辟东、西、南三门，门宽3米，进深15米，南门为正门，铺方砖甬道直通城中大殿。城垣高大，远观如长龙，蜿蜒回环于草甸之上。垣四壁南北长360米，东西宽330米，周长1380米，外有护城壕沟。城垣里外均用石板加白灰浆砌包，内夯混合土，各夯层之间杵有窝臼，上下凹凸相合，非常坚固，以至到了明代，“元西凉亭故址，四面石墙未废”。其结构与元上都、东凉亭一样，均为元代早期草原皇城建筑的一个特色。宫墙内的中心建筑是“亨嘉殿”，其址南北长70米，东西宽36米，一丈多高，《马可·波罗行记》中说察汗淖儿“城中有大宫一所”，即是指此。在大殿南、北各有四五座300多平方米的建筑台基，依中轴成东西对称分布。在这些台基上，遍地裸露着内饰布纹灰板瓦、砖和黄绿色琉璃瓦，兽面或纹饰瓦当、滴水，汉白玉石刻、砖刻残块以及钧、磁等名窑瓷器残片。这里曾出土过汉白玉螭首、柱基、铜佛、铜印、铜镜，腹中印有“内府”字样的白釉梅瓶等珍贵文物。有人曾在耕地时发现一口黑釉大缸，口盖一个三足平底铁锅，内装一对底部印有“内府”字样的蛋青色高脖瓷瓶，据描述很可能是元代著名的龙泉窑缠枝莲纹瓶。只可惜当地农民不识珍宝，竟将这对弥足珍贵的瓷瓶打碎扔掉了。在行宫东与北墙平行处，有近万平米一座小城，城中有一处480平米建筑群遗址。这里黑赭或茶绿色厚沿广口大缸残片尤多，1978年在这里挖出一个大型炉灶遗址，中间是相距丈余的两根线轴状生铁柱，高1.2米，两端直径50多厘米，四周地面用18公斤重的铁砖铺就，两侧是1米多高的铁炉门，它是行宫的附属建筑——“云需总管府”，“掌守护察汗淖儿行宫及行营供办之事”，“酿酒以供上用”。如今，这座记载了忽必烈龙起朔漠、丰功伟绩的辉煌建筑，虽然只有断壁残垣了，但凭籍史料和出土的文物，我们仍想象得出昔日元帝行宫的雄观。

东小城遗址：距小宏城子东25米，是察罕脑儿行宫的一部分，平面呈长方形，建筑方向和城垣结构与小宏城子相同。南北长140米，东西宽100米，周长480米，面积14000平方米。原城墙底宽3米、高5米，现仅剩高约0.5米土埂。南垣正中辟门，门址宽6米。城内偏北有一大型建筑遗址群，建筑平面呈倒“凹”字形。建筑台基明显地分为东、西、北三组，表明为正殿和东西配殿，各殿之间地表微微隆起，似为回廊式建筑。建筑基址上散布着大量绿色和黄色琉璃瓦片、布纹平瓦和元代流行的兽面瓦当。从东小城所处位置和建筑布局来观察判断，这里是元代云需总管府所在地。

小宏城子遗址和东小城北面有一块占地200多平方米的建筑遗址，这里由倒塌建筑物堆集而成的土包一个连着一个，上面长满了芨芨草，当地群众称之谓芨芨包。地面上散布着大量石块和素面砖瓦残块，偶而可见琉璃瓦片。除看到小宏城遗址所见各类瓷片外，还散落大量黑釉瓷缸残片。从缸沿直径粗细不均来看，瓷缸型号大小不一，散布面积较广。1949年后，曾在这里挖出了大量草木灰，草木灰中夹带着大量牲骨，这里是察罕脑儿行宫的米储仓及供应行宫所需酒食的酿造场所。

小宏城子遗址的南面有大约南北长300米、东西宽600米的建筑遗址。地表有大量素面砖瓦残块。据记载，察罕脑儿行宫有居民200余家，这里可能为民舍，街市和云需总管府的驻军所在地。小宏城遗址保存基本完整，涵盖内容丰富，集中反映了元代行宫、民居、士兵营房廨舍的建筑风格和水平，记录了元朝从兴旺到衰亡的历史过程，是研究元史以及元代四都文化的重要补充，具有十分重要的保护价值和研究价值。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其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小宏城子遗址出土汉白玉螭首：察罕脑儿行宫大规模扩建是在平宋战争以后，至元十七年（1280年）五月，由后卫亲军总把蔡珍领其工役，作行宫于察罕脑儿。行宫建有亨丽殿（亨嘉殿）等宫室，是元朝皇帝驻跸期间的主要活动场所。如至元十七年（1280年）八月，忽必烈在察罕脑儿行宫接见了高丽国王王湛和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马可·波罗在他的著作《马可·波罗游记》中，对察罕脑儿行宫作了详细记载。皇庆元年（1312年）在这里设立了治安机构察罕脑儿捕盗司。延祐二年（1315）年又设立了专门的巡幸供给机构云需总管府，以及察罕脑儿米储仓。
   小宏城子出土铜壶：至正十八年（1358年），关铎、潘诚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掠大同、兴和塞外诸郡、攻陷上都，火焚宫殿，察罕脑儿行宫幸免于难，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元惠宗北走上都时，因上都焚毁，置行枢密院于察罕脑儿行宫。明洪武三年（1370年）二月李文忠率明军攻占察罕脑儿行宫。明朝建立初期，察罕脑儿行宫有明军驻扎，明永乐年后，蒙古势力逐渐强大，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移开平卫（元上都）于独石城，明朝北部边防南移，察罕脑儿行宫一带遂成为蒙古族部落的驻牧地。

小宏城城垣：小宏城遗址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总体分为三期建筑。在小宏城西南500米处，是一片面积约1200平方米的古建筑遗址，裸露地表的有整块的侗瓦、青砖，有笼制花纹黑釉瓷缸、绿釉大瓷缸、鸡腿瓶和不少泥质灰陶、白瓷器残片。经考证，这里可能是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遗址。史载：继承铁木真汗位的窝阔台去世之后，蒙古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汗位的斗争非常激烈，以致大汗位两度虚悬，长达八年之久，各王公诸侯各自为政。南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年），蒙哥继大汗位，一方面统一政令，极力恢复大汗的权威，一方面派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赐建府邸，统兵南征大理、南宋。考虑到“会朝展亲、奉贡述职、道理宜均”，忽必烈决定于金莲川上述遗址处设牙建府，作为行宫，一直到开平城建成。

早在漠北时忽必烈就思“大有为于天下”，对汉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总理漠南后，他先后召集僧人云海、僧子聪、王鄂、元好问、张文谦等饱学之士问以儒学治道，重用汉人儒士，恢复生产，整饬吏治，兴办书塾，得到了汉族封建地主的进一步拥护。通过举荐，大量人才纷纷投到忽必烈帐下入幕为宾。忽必烈也求贤若渴，对这班人格外器重，量才使用，逐步形成了庞大的“金莲川幕府”，在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为大元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忽必烈因漠南广聚英才，政令畅通，三军听命，河南、关中的金帛税赋又多为其所得，势力日益强大。加上漠北保守的诸王不断进谗，引起了大汗蒙哥对他的怀疑。不久蒙哥便削夺了他的兵权，并遣使调查河南、关中税赋，藩府诸臣多被罗织致罪。在处境非常窘迫之际，忽必烈忍辱负重，韬光养晦，以图东山再起。他采纳了姚枢的建议，送家眷往和林（蒙古大汗故都）做人质，并亲自面见蒙哥，卑辞厚币，以释其疑，之后称足疾在家，等待时机。

南宋理宗宝祐六年（1258年）底，蒙古军进攻南宋、大理，劳师无功，蒙哥被迫起用忽必烈统率主力部队东路军。忽必烈如龙腾天，大展雄威，一路攻无不克，连下数城。南宋理宗宝祐七年（1259年）七月，蒙哥病逝于钓鱼山下。忽必烈得讯后，仍继续渡淮南下，进围鄂州。这时留镇漠北的阿里不哥闻蒙哥死讯，率兵直趋关陇，并派亲信至燕京掌管政务，准备登基。作为人质的忽必烈妻子得知消息，派人飞马金莲川报信。忽必烈得知后，采纳了汉士郝经的建议，与南宋议和，轻骑北返。南宋理宗宝祐八年（1260），忽必烈在部分大臣和将领的拥戴下，在开平自立为帝，国号“元”，建元中统，宣布要用汉法，改汉制。同年五月阿里不哥在和林召开“忽里台”即大汗位，宣布要守祖宗之法。忽必烈以丰富的人力物力为后盾，用了四年的时间，打败了以阿里不哥为首的保守派，逐步把大元帝国推向鼎盛。

张北城:元称“兴和”，民间称“燕子城”。其扼坝上坝下咽喉，乃大漠出入中原之孔道。张北城位于张家口市北部，内蒙古高原的南缘。在历史上，张北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年郭沫若出塞感慨成诗:“辞去狼窝张北行，此途古代惯用兵。”据史载，最晚在南北朝时张北就已立城，名怀荒镇，为北魏政权边防六镇之一，据今约1600年。正光四年（523年），被北魏封为“蠕蠕王”的柔然族可汗阿那珪自洛阳北返，途经怀荒镇时，“劫掠良口两千，公私驿马、牛、羊数十万”。镇兵和镇民生活无着，于是向镇将于景“请粮，景不给。遂执缚景及其妻……月余乃杀之。”怀荒镇暴动点燃了导火线，各镇纷纷响应，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六镇起义”。北魏统治者急忙勾结柔然联兵镇压，孝昌元年（525年）阿那珪应召率十万兵众南下镇压，起义失败。六镇20余万兵民被徙往内地，柔然趁机“擅其故地”。许闻诗先生作《兴和皇城》诗：“当年胡族号蠕蠕，继起辽金建帝庭……”说阿那珪在怀荒镇建立都城。此事于史无据，但怀荒当时为巨镇，阿那珪利用此城建都也不无可能。只是阿那珪好景不长，后来世为柔然“锻奴”的突厥人打上门来，“大破之于怀荒北”，阿那珪自杀。此后几个世纪，张北这片土地消失在史册中。

辽初，赐皇亲国戚封地，景宗姐姐封号秦晋国大长公主，在张北置州，称燕子城。有史料称，此事发生在乾亨二年（983年）。燕子城是辽国帝、后经常驻跸的地方，城内建有行宫，辽灭后晋，所得宫廷宝器也多藏在此城。

金初，在燕子城置柔远镇，不久升为县，后又改立抚州。民间仍称“燕子城”，又叫“燕赐城”，女真语为“吉甫鲁湾城”。当时城内建枢光殿、立权场（马市），筑寺刹，繁荣一时。《金史》称张北城“素称富贵”。金大定二年（1162年），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牧民联合起义——撒八、窝斡起义受挫，义军欲取道燕子城奔袭西京大同。但金兵布防严密，义军不能取城，追兵又至，内外夹攻，除数百人得脱，其余的人都壮烈牺牲。在张北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慷慨壮烈的一页。金末，北方吃紧，承安二年（1197年）抚州升为镇宁军，金国以张北为防御蒙古的前沿要冲。大安三年（1211年）成吉思汗攻占抚州，又于野狐岭大破40万金军，这一仗决定了金国的命运，抚州也由此荒废。

蒙古宪宗八年（1258年），蒙古复立抚州，中统三年（1262年）升为隆兴府，隶上都路。至元四年（1267年）隆兴府自为一路，辖四县，隆兴路高原县的治所即在张北城。皇庆元年（1312年）隆兴路改称兴和路。
　　元朝近百年，张北这片土地进入了历史的黄金时代。当时这里是军器、皮革制造基地，南人、工匠成批徙来，张北城成为元朝兴盛一时的都市。

明初，北元势力退居漠北，在兴和设重兵拒守。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遣右副将军李文忠兵出野狐岭占领兴和，置兴和府，隶北平布政司。洪武四年（1371年），北元再占兴和，府废。洪武七年（1374年），明大将军蓝玉再克兴和，并擒北元国公里密赤以下要臣59人。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廷在兴和设守御千户所，隶直隶后军都督府辖。永乐十九年（1421年），蒙古鞑靼部攻陷兴和，二十年（1422年），守御千户所迁宣府，兴和遂为鞑靼势力范围，城废。明宣德四年（1429年）以后，明政府逐步放弃今长城以北地区，兴和成鞑靼诸部游牧之地。崇祯五年（1632年），后金（清）两征蒙古察哈尔部，兴和又归其所有。

清代，内外一统，所谓“圣朝不划长城界，一道平岗是九边”，张北这片土地不再扎营驻兵。而这里变为张库大道的必经之地，过往的商队与驿使才带来少许人间烟火。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在坝上招民垦殖，兴和城又有了居民。光绪八年（1882年）于兴和城设中汛（防区），置千总衙署。

民国五年（1916年），察哈尔都统何宗莲到兴和视察，议定迁治县署。第二年开始修筑，民国七年（1918年），张北县治正式从张家口移来，始名“张北”。当时的张北城“住户不过二三十户，商号不过一二家，形似乡村，甚为僻陋”。民国十八年（1929年）在旧城遗址上筑土垣，高一丈，基宽五尺，顶宽三尺，周长六里七十一步。张北城建有四个城门，东门叫“迎旭”，南门叫“建安”，西门称“阜成”，北门称“定远”。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继上年修筑南北瓮城后，又新筑东西瓮城，东南西北瓮门分别为“光华”、“明德”、“仰昆”、“宁朔”。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一月，根据《秦土协定》，伪满洲国察东警备司令部遣骑兵营进驻张北，一直到伪蒙疆政府灭亡，张北为察哈尔盟公署驻地。张北城，几经兴衰、几经废存，其1000多年的历史正是游牧民族与汉民族融合的历史，张北的庙会，张北的马市……无不体现着这样的特点。

新保安：建城前原是一个小小的驿站，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解放战争时期，为平津战役拉开序幕的新保安之战，更使古城名扬天下。新保安位于怀来县西北部，北靠八宝山，南临洋河。说起新保安，有人会想：保安二字前面为什么要冠以“新”字呢？历史上，涿鹿县城曾为保安州治，今天的新保安就为其所辖。明初，保安州被废，大部分百姓迁入关内。后来，明廷考虑到京西北边防力量薄弱，便于永乐十二年（1414年）在旧保安州（今涿鹿县城）设置保安卫，第二年又重设保安州，与卫同城。明景泰二年（1451年）移保安卫于州北20里的雷家站（新保安建城前的村名），并建卫城，称新保安。“土木之变”当年，明英宗被俘后正是被押到雷家站去见瓦剌太师也先。新保安建城于“土木之变”后，可见明政府对此地的重视。

大境门：张家口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是长城重镇，塞外名城。巍巍长城横亘河谷，森森隘口浑然天成，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纵观历史，春秋变幻，风雷激荡，王侯将相欲成霸业者无不青睐这边关要塞，咽喉重地。据史料记载，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明王朝为抵御残元势力的侵扰，在张家口市区北端的东、西太平山之间，修筑了这段砖石长城。现大境门内保存依然完好的土烽火台长城当年的遗留建筑。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宣化巡抚汪道亨巡视大境门边关时，发现这段长城“仅残垣半壁，敌可来我亦可往”，严重威胁着京城安全。于是对此段长城进行了大规模加固，加固的同时，开小境门，并筑互市贸易之所来远堡。顺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在小境门西边开一大门，建门后不依历史上隘口建关称关的惯例，直呼此关为大境门。万里长城所有的关口城门都以“关”或“口”命名，比如山海关、居庸关、紫荆关、玉门关、雁门关、榆林关、嘉峪关、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杀虎口等等。而唯独大境门却以“门”命名，这其中有着深刻的蕴意。

关者，本义门闩也，可引申为关闭，要塞。关口，为防御而设，为战争而设，为限制和制约而设。门者，则为通道，则为出入口。门，为交流而设，为沟通而设，为往来而设。关和门，虽一字之差，却有着本质意义的区别，它们是不同政治、时势背景的产物。

大境门的名称之所以区别于长城线上所有的关口，独称为门，是清王朝向世人宣布的一个政治信息，是向草原蒙古民族开放边界的进步举措，是促进民族交流融汇、开创大清帝国的具体步骤。所以，大境门是开放之门，交流之门，民族团结之门。它限而不拘的特色，为长城文化描绘了精彩的页章，在长城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大境门，不愧是万里长城第一门。

大境门条石为基，青砖为体，门下马道平铺石板。大境门拱门长13米，宽9米，高12米。门上木制铁皮大门至今完好。顶部为一平台，长12米，宽7.5米，外有1.7米高的垛口,内有0.8米高的女儿墙,平台上无建筑。

从大境门的建筑形制看，它似乎不够雄伟，似乎缺乏威严，似乎没有了边关要塞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森森傲气和腾腾杀气。可它却以朴实敦厚、亲和近人的形象，展示了长城的些许温情：“内外一统”是它的宣言，“大好河山”是它的呼唤，“太平”是它的祈盼，大境门是万里长城线上一座特殊的门。

大境门是万里长城修建史上，最后开筑的一个关门，它完成了一次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大团结使命，它完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的又一次大交流。大境门是万里长城线上最年轻的门，它为万里长城修筑史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大境门的开通是清政府对有着北方丝路之称的张库大道的极大支持，因为有了政府的支持，才有了大境门内外贸易的兴盛。据史料记载，大境门开通后，张库大道贸易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大境门内外不但有国内大小商家店铺一千五百多家，而且还吸引了美、英、日、德、俄等四十四家国外洋行。年贸易额达到了一亿五千万两白银，相当于六十多亿人民币。大境门造就了张家口曾经的辉煌，大境门对于张家口的形成、发展，起到过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

也正是因为张库大道贸易的繁荣，才使来远堡和张家口堡相向发展形成了市区。也正是因为张库大道贸易的繁荣，才促使清王朝修筑了我国第一条实用铁路—京张铁路。也正是因为张库大道贸易的繁荣，才促使国民政府修筑了第一条国有公路—张库公路。所以说，没有大境门就没有今天的张家口市。

一九三七年，大境门沦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人民在水生火热中挣扎，大境门在敌人的铁蹄下呻吟。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我党领导的八路军从日寇手中夺回了大境门，解放了山城。张家口是我党领导的八路军从敌人手中夺回的第一个大城市，八路将士扛枪进入大境门的珍贵历史照片，是二战期间东方战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标志。大境门是我国民族主义革命的胜利之门。

一九四六年十月我八路军实行战略撤退，主动撤离大境门。三年之后的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又从国民党手中夺回了大境门。大境门又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共产党人的凯旋之门。

大境门是万里长城第一门，其表现形式是以粗犷、悲壮、豪放、质朴为底色的长城文化，是以民族融合、兼收并绪为特色的边塞文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大境门是千百年来长城文化积淀中独具特色的宝贵文化遗产，大境门也是和山海关、嘉峪关居庸关齐名的四大名关之一。大境门不但是社会先进文化弘扬、承传的载体，也是张家口经济发展的独特资源资本，是山城之根，山城之魂，山城之希望。

历史车轮轻轻辗过，却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大境门以它三百六十多年的经历，向世人诉说着长城历史的悲欢离合、更迭变迁，求证着它应有的历史地位。大境门，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永恒话题！

野狐岭坝：是从张家口去往坝上四县的必经之地。这里所说的“坝”是指高原和平原的过渡地带。野狐岭坝是燕山与阴山会合部位的天然山口，是一条东西走向、起伏较为平缓的山岭，即阴山支脉苏克鲁山的野狐岭。原来蒙语中“打八”是山岭的意思，与汉语“大坝”音近，经长期口传便约定俗成为“坝”。清直隶总督孙嘉淦在写给乾隆皇帝的《请于开平、兴和添驻满兵奏札》中说：“口外之山，绵亘千里，名曰大坝”。野狐岭海拔1600米，北边是开阔而平坦的高原，人称坝上，南面是与坝上落差很大的丘陵谷地，即为坝下。从山下看野狐岭是高达400至600米的座座险峰。山峰间有一道长4.7公里、宽450米、深73米的裂谷隘口。这是连接坝上坝下的天堑通道。这条历史久远的通道是张家口通往坝上、漠北地区的咽喉地段，春秋时称为“无终之门”。后来叫“神威台坝口”，老百姓称“黑风口”。      

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从金代起，成为前后两朝战略决战的重要战场之一。野狐岭战役奠定了元朝建立和发展的基础。

张库大道：塞外重镇张家口，东望京、津，南通中原，北接蒙古大草原，西连晋、甘、陕，战略地位和交通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这里曾是有着北方丝绸之路之称的古商道——张库大道源头的贸易集散地。张库大道是从张家口出发，通往蒙古草原腹地城市一一乌兰巴托(当时叫库伦)的贸易运销线，全长1400多公里。张库大道历史悠久。李桂仁著《明清时代我国北方的国际运输线——张库商道》中说“这条商道作为贸易之途，大约在汉唐时代已经开始。出现茶的贸易，大约不晚于宋元时代。”

　　从地理位置上讲，当时，从蒙古草原到内地有三条路可走：一是从乌兰巴托出发，穿越浑善达克沙漠边缘，经东西苏尼特旗(今赛汗塔拉)、商都、集宁，到达大同、太原。二是从乌兰巴托出发，经阿嘎巴旗，穿越浑善达克沙漠，再过多伦诺尔(今多伦)、沽源、独石口到北京。还有一条路线是从乌兰巴托出发，越浑善达克沙漠，经太仆寺旗、张北进入张家口。第一条，因途中有百里沼泽，不久便终止。第二条，因路途较远，且多崎岖山路，最终也没能维持多久。而第三条路线具备了距离最近、道路状况较好的优势，故驼队、车队多走此路。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以农桑为急务”使百姓“安业力农”，大力发展经济。同时在全国设立驿站1500多处。驿站除“通达边情，宣布号令”外，对交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河北省公路史志资料》载：“张库大道历史悠久，早在元代，便辟为驿路，明清两代又辟为官马大道。当时运送物资所走路线，多依驿站。这运输物资的驿站，官马大道就是后来的张库大道。”

　  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今北京），元顺帝逃往漠北，建立北元。蒙古族分裂为鞑靼、瓦剌、朵颜三部分。此期间，蒙古人所需的中原物资，开始由汉人在战争的间歇期间，辗转运至草原，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流。明宣德四年(1429年)，万全指挥张文在清水河西筑张家口堡。一些“跑草地”做买卖的商家开始在张家口堡营造店铺。明嘉靖八年(1529年)，张家口堡扩建，边塞城市的雏形已基本形成。明初，限制内地物品流向草原，史称“禁边”。但仍有私下里做此生意。明朝中期，退居漠北的残元势力再度向内地侵扰，导致了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之变”。接着，鞑靼、瓦剌两部臣服明朝，每年以朝贡的形式向明王朝交纳贡品，明王朝也赐还一部分物品，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交换形式。后来，这种形式演变为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王朝在今张家口大境门外正沟、西沟一带河滩、山谷开办的“以布帛易马”的“贡市”。张家口“贡市”的开办，应该说是官方承认的张库大道的正式起源。明隆庆五年(1571年)，明廷和蒙古俺答汗议和，并在宣府张家口堡，大向府新平、德胜两堡，太原府水泉营堡设立“茶马互市”。至此，民间商人私下的交易变成政府指导下的规范交易。到明万历年间，张家口的“茶马互市”贸易已成规模。

　　清顺治元年(1644年)修筑大境门，是清政府对张库大道这条商业运输线的极大支持。张库大道的兴盛从此开始。

　　随着清政府对蒙、俄贸易的全面开放，张家口出现了更多的“跑草地”买卖人。当时运输货物的工具是骆驼和牛车。骆驼商队每年秋季开始出发，直到冬季返回；老倌车队一般是春季出发，秋季返回。在漫漫的张库商道上，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骆驼和老倌车在日夜不停地的行走。其中有皇封御赐的八大皇商“山西帮”，有联手经营的束鹿、深州、饶阳、辛集“直隶帮”，有拿着国家俸禄的旗人组成的“京帮”，有小本经营的蔚县、阳原、怀安、涿鹿“本地帮”。这些商人初时统称“通事行”，清末改称旅蒙商。旅蒙商从内地采购绸缎、布匹、米面、纸张、砖茶、生烟、红糖、瓷器、铁器、蒙靴、鞍具、小百货等，与牧民交换回马、牛、羊、皮张、绒毛、药材等，与俄国人交换回毛呢、毛毯、天鹅绒、银器等。有关数据记载了张库大道的历史辉煌。在张库大道上经营的商户，清初80家，道光年间260家，同治年间530家，民国初年仅大境门外的店铺就达1500多家。

　　张库大道贸易的兴盛，促进了驿路沿途地区的发展和繁荣，也促进了乌兰巴托这座草原城市的形成。同时，还吸引了为数众多的外资企业，总数达44家，在当时的内陆商埠中名列前茅。张库大道全盛时，最高年贸易额达1亿5千万两白银。按现市价折算(16两为1市斤，每市斤500克，每克1．3元人民币)，大约有60多亿元人民币。当时，张家口出大境门向西，近十里的狭长沟谷中，商号店铺鳞次栉比，交易市场人声鼎沸。

　　清朝末年，以张家口为物流集散地的张库大道不断发展壮大。1909年，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和修建的北京至张家口的第一条铁路竣工，加快了张家口与北京的商品流通速度。1918年，我国第一条国有公路——张库公路也建成通车。从此，汽车队取代了骆驼队、老倌车队。历史的车轮载着经营张库大道贸易的商人们的喜悦和企盼，开始驶向新的辉煌。

　　然而，风云变幻，岁月沧桑，1924年外蒙古独立。1929年国民政府与苏联断交，蒙古也关闭了中国的所有商号，张库大道被迫中断，繁荣近四个世纪的张库大道开始衰落。1995年5月，江泽民访问俄罗斯，与普京总统签定了《中俄友好条约》。同时，我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了张家口的全面开放。许多迹象表明，恢复中蒙在张家口的直接贸易往来的条件逐渐成熟，张库大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会重新发挥它的运销作用，历史上张家口的“内陆商埠”也将会再现于世人面前。

古今地名考辨

侍郎城，桓州城，即指新桓州城。旧桓州城在今在蓝旗所在地西南30公里处，新桓州城在闪电河北岸丘陵南缘，与上都镇隔河相望。最初的桓州城建在闪电河上游，距离今上都镇约30公里。

闪电河指滦河上游，又名上都河，发源于河北沽源县山中。此山在辽代称炭山，炭山北面为凉陉，是辽代皇帝避暑之地。闪电河自南向北流，经桓州城折向东流，流至元上都、多伦后又南折流入滦河，它在桓州、元上都、多伦间转了一圈，其两岸形成了广阔的冲积平川，这样就孕育了辽阔的金蓮川草原。

苦水河儿：今地不详，在宝昌州辖境之内。

回回柴：蒙语名为“忽鲁秃”，意为“有水泊”，在宝昌州辖境之内。

忽鲁秃：意为“有山羊处”，在兴和西20里处。

兴和路 ：即原抚州（今河北省张北县）、

野狐岭：亦称隘狐岭、扼胡岭、额狐岭，在兴和南三、四十里处，今河北省张家口市西北膳房堡北。曾经是蒙古与金作战的古战场。

得胜口：距野狐岭30余里，旁边为荨麻林。

海店：即海甸，今北京市海淀区，东南去北京市18里。今北京市至香山一线公路经过。

南口：在今北京市昌平县西北24里，因在居庸关南而得名。今平绥铁路经此。

新店：即龙虎台，在今南口东6里（今昌平境内）。居庸关：在今北京市昌平西北30里，平绥铁路经此。又名纳款关、蓟门关、军都关，当太行山第八陉。为天下九要塞之一。

北口：在今北京市延庆县西南三十里，平绥铁路经此，是居庸关北端之口，也叫居庸关北口、石门关。

八达岭：在今北京市延庆县西南三十里，南距北口十二里，平绥铁路经此，为居庸关之绝顶。

棒棰店：在河北省怀来县东南28公里处。

榆林驿：河北省怀来县东南30里，东至北京市延庆县岔道口25里，至居庸关58里。

妫头：妫川，今韩家川。

玉液泉：在北京市延庆县西南，东北去河北省怀来县里许。

统墓店：在河北省怀来县西25里，又称土木、土幕、统漠。平綏铁路经过。

雷家驿：雷氏驿、雷家站，在今河北省涿鹿县之新保安，平綏铁路经过。

鸡鸣山：在今河北省宣化县东50里，鸡鸣驿北5里，平綏铁路经过。在今河北省涿鹿县西北20里。

桑乾河：流经河北省南部，

奉圣：今河北省涿鹿县。

宣德州：在今河北省宣化县，平綏铁路经过。

青麓：今青边口，又称镇宜台口。在今河北省龙门县西北百里，常峪堡西20里，青山南8里，河北省宣化县西北50里。

定边：静边城，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东北90里，遗址犹存。

双城：在今河北省龙门县青边口西北265里。

偏岭：在独石口北45里处。望国崖即偏岭。

察罕脑儿：湖泊名，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西南20里处，元代在此建立行宫，酿造御酒，设置鹰房，作为皇帝狩猎之地。又称西凉亭，白海行宫。

行宫：皇帝行幸所住的地方。

明安驿：应为现在的马神庙子（小宏城子东北20华里处）。

闪电河：古称滦河，现下游仍叫滦河。

金莲凉陉：即金莲川，金莲花滩，在今河北省沽源县北，独石口西北120余里。

旺国崖：又称望国崖，又名静宁山，在今河北省独石口北45里，西距双城70里，距双城（青边口）265里。

担子涯：在独石口偏岭下，元代在此设巡检司，在河北省赤城县北，望云川东北，下有担子涯。

鞍子山：也称骆驼山（1828公尺），因为像骆驼的双峰而得名，南距滦河40里。骆驼山（待考）。

桓州故城：初建于今内蒙古正篮旗南黑城子，即旧桓州城。在今河北省独石口东北180里，蒙语为库尔巴尔哈孙城，故址犹存。

新桓州：城址在今内蒙古正篮旗北四郎城古城，西南方向是河北省张北县。

李陵台：在今河北省独石口东北140里，西南距宏城子60里，距上都城百里，

三、驿路沿途遗址目前的保护情况：

（一）、元大都遗址的保护利用情况

整修一新的元大都遗址公园，大都鼎盛、两都巡幸等十大景区再现了盛世大都的风貌。比艺术再现更生动的是，今天的北京城内依然能看到700年前的元大都盛景：白塔寺、白云观、国子监、孔庙、观象台……正是从元朝起，北京取代了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的地位，成为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 今天，北京城发展的脚步没有停滞，发展与保护同步进行，古都风貌和现代文明融为一体。2008年，世界各国的宾朋沿着京城中轴线，走过北京城850年的都城史，进入现代的奥林匹克公园，趟过历史文明之河。700年前的元大都是今日北京城的奠基石。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古人对城市的理解，不过七里方圆。而元大都远远打破了这一建城惯例。今天，我们从今邮电学院小西门开始，沿旧迹向北走，过蓟门烟树碑，再东转，过德外小关一直到北京旅游学院之南，都可以看到土城遗址，而这不过是当年大都的一角。

强盛的元朝在规划建立大都城时，完全按照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皇城在大都城南部，老百姓居住、集市等在北边。从平面看大都城基本是长方形，南北略长，周长约28．6公里，11个城门，东、西、南各3个，北侧只有2个。元代新建城墙，大多采用我国传统的板筑技术，用土分层夯筑。土城为梯形，底阔上窄，大都城墙的尺度大致为底宽24米，高16米，顶宽8米。

北京四合院的形成始自元大都。城街巷规划极有规律，大街宽二十四步、小街宽十二步，规划时全城先分成五十大块，即居住区五十坊，每大块内分若干小块。这样的城市设计，使大都城能整齐划一。全城主要街道南北向平行排列，东西方向派生小街。当时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记载：“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官舍……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其行人由斯往来。全城地面规模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马可·波罗的游记把元大都之壮观景色传播到西方，元朝成为西方人难以想象的神秘而遥远的富足国家。

元代末年，朱元璋攻打大都城后，大将徐达为了防止蒙元势力的反扑，把大都城拆毁了。明清北京城就是在元大都基础上改建和扩建而成的，城内许多街道、建筑物依然保留至今，如白塔寺、白云观、国子监、孔庙、观象台等。城墙则变化较大，明清北京城北城墙向南移了5里，南城墙也向南移到现在的前门一带，东、西两侧还沿用元大都城墙的方向和距离。其最北部分，在明初北墙南移时，遗存城外，至今仍可以见到高达十余米的城墙遗迹，老百姓俗称“土城”，残留遗址在今朝阳、海淀两区。

700年来，元大都城垣遗址———作为北京城的奠基石，是市区内最为古老的大型遗址群，见证了北京的崛起与发展。它是京城最大的带状公园，她全长9公里，包括元城新象、大都鼎盛、龙泽鱼跃、双都巡幸、四海宾朋、海棠花溪等多个景区。

遗址公园以水为线，小月河横穿而过，将其分为南北两个部分，河南侧为土城遗址保护区，北岸为绿化景点建设区。小月河为主体水景区，七个水生植物区内种植了荷花、芦苇、蒲棒、水葱等水生植物。为满足游人亲水的需求，建立了亲水观景平台，两岸美景尽收眼底。沿小月河修建了五个木质游船码头和六座形态各异的跨河小桥，使两岸不同风格的美景相互连接，巧妙共融。

这个公园创下了3项“北京第一”。北京最大的室外群雕。“大都鼎盛”景区有一组巨型组雕，群雕共十九个人物，除忽必烈、元妃、马可·波罗、天文学家郭守敬等代表性人物外，还有文官、武将、宗教人士和一些外国的使节、朝拜者和各国演奏歌舞的艺术家等。主雕忽必烈及元妃分别高5．8米和6．6米，马可·波罗、郭守敬等高约4米至7米，其它雕刻人物高约3米。雕塑用近似黄土的砂岩、粗陶和人造石制成，与土城浑若一体。

北京城区最大的人工湿地。公园东端，城市轻轨与土城护城河斜交出一块三角地，形似龙头，现已建成为1．5万平方米的湿地园。走在木栈道上，几处自然的水潭小溪，鱼儿在水中游，青蛙野鸟栖息于小岛及芦苇水草中。真应了古诗中土城外的自然风光的描写：“落雨翠花随处有，绿茵啼鸟坐来闻。”

北京举办了一届历史上最出色的奥运会。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是北京市第一个建成的人文奥运景观，可以从这个公园看到奥运工程的特色。公园内绿树环绕、鲜花芬芳。植物种植采用大手笔，多种树、种大树、尽量保留原有树木。在色彩上选择“春花、秋色、夏湿地”的特色树种。“春花”以特色树种海棠花为主，间种榆叶梅、山桃花、杏花、樱花、碧桃等春花树种，为京城百姓春季赏花提供更多的选择；“秋色”是指除常绿树外还要多种黄栌、银杏、水杉等彩叶树种，好似一幅水墨画有深有浅，形成富有北方特色的园林自然景观。就连主体水景小月河七个水生植物区都种植了荷花、芦苇、蒲棒、水葱等水生植物。

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是一座大型“露天艺术博物馆”。公园改造要保护现状城墙，按修旧如旧的原则，对大都遗址现状进行最大限度的保留，并采取绿化保护、回填土的技术措施对遭到破坏的遗址和遗迹进行修缮。而充满历史文化内涵的园林小品使人感受到深邃悠久的元代文化；修葺一新的马面广场上放置了锈迹斑驳的仿古炮台和古钱币造型，回忆着当年大都城垣上无限的威严和世界上最大国度的繁荣。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改造中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方法，提高太阳能等无污染能源的使用率，增加环保力度，力争做到节电、节水、节能，增加工程改造的科技含量。在施工过程中对噪音较大的机械设备加隔声装置，对粉尘进行喷水降尘处理。合理利用能源和节约能源，降低电耗和水耗，建筑物外墙、顶棚、楼地面，及其他围护结构采用新型保温隔热材料；采暖、供电、供水系统采用合理的工艺流程，尽可能降低途中消耗，并配装能源计量仪表；一切能耗设备均选用最新节能产品，就连公厕小便池也采用红外线控制节水器等。可以说，改造后的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兼具绿色景区、历史人文、高科技环保的风格，与奥运公园整体融为一体。可以目睹中轴线掩映在奥运森林公园的湖光山色中，目睹“水的立方”和“鸟巢”。
　　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于1957年与2006年依次被列为北京市与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进行整体改造后共分为九大景区。元城新象、大都鼎盛、龙泽鱼跃为三个一级景区，双都巡幸、四海宾朋、海棠花溪、安定生辉、水街华灯、角楼古韵等为六个二级景区，成为京城中一座“以人为本、以绿为体、以水为线、以史为魂、平灾结合”的现代城市遗址公园。

“水街华灯、龙泽鱼跃”景区大都酒吧街：位于惠新东街两侧。以白领工作族和高层次职业经理人、在北京聚居的外籍人士、文体知名人士、大学生等为受众群体。经营者绝大部分是文化圈内人士，他们不是为追求经济利润而经营酒吧，而是为文化、为自己的理想而经营酒吧。造就了大都酒吧街品位高雅、文化特色浓厚的品牌定位。自2004年开街至今，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以及“开街盛典”、“圣诞狂欢夜”、“大都酒吧街浪漫情人夜”、“周岁大都酒吧街喜迎建国56周年”、“大都酒吧浪漫狂欢夜”等主题活动的广泛宣传，有效提高了知名度，客流量稳步上涨。

“四海宾朋”景区：位于中华民族园南侧，此景区反映了元代是个对外开放的国家，礼贤下士，世界各国纷纷前来朝拜、觐见或进行交往的政治特点。景区北侧三个下沉式马面广场上的“清花瓷器”、“箭与盾”、“铜墙铁壁”雕塑反映了元朝艺术、军事等方面的成就。
　　“海棠花溪”景区：位于熊猫环岛东侧，经整理修缮和提高而保留下来，景区内种植了西府海棠、贴梗海棠、金星海棠、垂丝海棠等诸多品种的海棠树近2000株，是城区内最大的海棠林。
　　“大都鼎盛”景区：位于安定路小关路口东侧。景区内气势恢弘，极具震撼力的“大都鼎盛”组雕及总长达80米的大型壁画配以骏马、石羊、木亭等园林小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展现在世人眼前，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元代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生活等方面的特点和杰出成就，表现出粗犷豪迈的草原文化特色，展现了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和北京悠久凝重的历史文化，使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成为了一座大型“露天艺术博物馆”。是北京市最大的室外组雕。
　　“龙泽鱼跃”景区：在公园的最东端，城市轻轨与小月河斜向交会出一块三角地，形似龙　头,面积约17000平方米，形成具有郊野风光的自然野趣湿地园，成为北京市城区内最大的人工湿地。

元大都城的兴建，选址在金中都城东北郊外，遂为今日北京城奠定了基础。明朝继续加以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又加以改造和扩建。
元大都城垣的最北部分，在明初北墙南移时，遗存城外，俗称土城。土城西壁有肃清门遗址，旧有楼馆废墟，又有双阜壁立，树木葱茏，呜禽四翔，富有郊野风光。早自明永乐年间，即有"蓟门烟树"之称，为京师八景之一。清乾隆帝又就近题碑刻石。其实，早在金中都时，已有“燕京八景”，《元一统志》所载“蓟门烟树”即是其一。按金中都城原是在古代蓟城旧址上扩建而成，而蓟门一词又源自蓟城。蓟城之得名，迄今已历三千余年。明清以来，徒以“ 蓟门烟树”之虚名相传，而遗迹则日见残毁。　　北京市人民政府鉴于土城乃是研究北京城址变迁的重要实迹，因于一九五七年公布为本市第一批古建文物保护单位。现在随着首都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残存的土城在结合城壕浚治的同时，又进一步开辟为市内公园，复因故迹稍加修建，旧碑之外，又增新刻，以追溯往事，略见世代传说的渊源，这就为广大人民群众又提供了一处富有历史意味的游憩场所。

 (二)元中都遗址的保护情况：

又称白城子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北县馒头营乡白城子村西南1公里处，因城墙土色发白，俗称白城子遗址。元中都遗址建于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至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毁于元末农民起义。元中都遗址的发现和确认，是我国城市考古，特别是元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对研究这一时期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被评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6月，元中都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元中都遗址部分建筑的保护方案已经国家文局批准，维修保护工程明年开始实施。“元中都”遗址将建露天公园式博物苑。位于河北省张北县西北15公里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元中都遗址自从1998年考古发掘以来，保护完好，遗址陈列室、模型已列入建设规划，最终目的是要兴建露天公园式的元中都遗址博物苑。
　　元中都是元代四座都城之一，它的现世曾被评为1999年我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据介绍，目前元中都遗址的退耕、改道、设网栏、建管理处四项任务已经完成：元中都皇城占地1140亩，其中600亩是耕地，当地政府依照国家政策对农民进行了补偿。为保护遗址，在皇城垣外和公路两侧建起1.5米高的金属网围栏，将皇城全部封闭。原张家口至化德之间的公路从遗址中间穿过，许多重要建筑遗址被压在路基下边，经多方努力，将公路改到了皇城以西。另外，在皇城西南角外建起了管理处办公室和生活用房。
　　截止目前，包括陈列室、模型、博物苑在内的元中都遗址整体保护规划已经设计完成。据悉，建成后的“元中都”遗址博物苑占地1000多亩，将成为集文物学研究、文物展示、文化教育、观光旅游为一体的文化经济园区。

元中都由内、中、外依次相套的三重城组成，即外城、皇城、宫城。内城平面呈长方形，周长2360米。中城套在内城之外，面积约80万平方米。元中都的宫室建筑按中轴线布局设计，以一号基址为中心的主体宫殿群位于内城的中北部。作为正殿的一号宫殿基址居于内城的中心位置，平面呈“工”字形，地表有琉璃瓦当、滴水和花砖等建筑构件。这里出土的汉白玉螭首，雕刻精美，堪称元代石刻中的精品。

元中都遗址的挖掘工作为研究中国元代都城形制，提供了新的实例，对探讨元中都的兴废及蒙元四都（即哈拉和林、上都、大都、中都）比较研究都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三）元上都遗址基本情况

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是世界上现存最完整、最宏大的草原都城遗址，是中国保存最好的游牧民族珍贵文化遗产，是内蒙古自治区唯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文化遗产。

元上都始建于1256年，毁于1358年，作为元朝的首都将近百年之久，共有元世祖等六位皇帝在此登基。元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强国，元上都作为元朝统治中心，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并直接促成了元大都（今北京）的建设。元上都是蒙古民族在草原上建立的都城，元上都文化对中华多元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元上都遗址见证了蒙古民族在十三世纪为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与人类经济文化交流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灿烂与辉煌。

元上都遗址保存良好的宫城、皇城、外城城墙，整齐对称的街巷，错落有致的建筑遗迹，自然生态良好的草原，众多的人文遗迹，使之成为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大型古代都城遗址之一。元上都遗址不仅是一处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同时也是游牧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其遗址虽然历经六百多年的风雨，但保存较为完整，被称为“蕴藏着巨大文明的遗址”。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对于保护元上都遗址这一人类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宣传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团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96年元上都遗址申遗工作正式启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分别成立了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在元上都遗址保护、规划、展示、考古发掘、研究、申遗材料编撰和对外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元上都遗址保护和申遗等工作取得突出进展。

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优势条件:

一是元上都遗址是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游牧民族文化遗产。元上都作为元朝的统治中心，代表着游牧文明发展的鼎盛时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的代表性和平衡性非常重视，而目前在全球851处世界遗产中，还没有一处真正意义上的游牧民族的文化遗产；在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元代的文化遗产仍然是空白，按照2007年第三十一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的修改规则，我国每年可以上报的2个项目可以都是文化遗产项目，这些都对元上都遗址的申遗工作十分有利。

二是元上都遗址是内蒙古自治区唯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文化遗产。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地区，文化遗产众多，但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民族文化的内蒙古自治区还没有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助于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体现文化遗产的代表性，有利于宣传我国的民族政策，增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在政治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是元上都遗址丰富的文化遗存，为我国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提供了确切的文物佐证。我国元朝是游牧文明发展的鼎盛时期，疆域辽阔、国家富裕、科技进步、天文学发达，1271年，在上都建立的司天台，奠定了元代天文学在世界的领先地位，上都成为中国国家天文台的诞生地，推动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如今，司天台高大宽阔的台基仍巍然屹立在元上都遗址宫城的最北部。元朝建立的以元上都和元大都为中心的行省制度，至今仍在中国实行。元上都遗址丰富的文物遗存，为国际、国内蒙元文化研究提供了确切而真实的物证，成为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游牧文化学等多门学科的研究基地，元上都遗址丰富的文物遗存，也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文物佐证。

四是元上都遗址是唯一保存完整的大型草原都城遗址。元上都遗址具有鲜明的游牧文化特色，是没有被现代建筑叠压的古代都城遗址。由于长期处于草原深处，遗址保存良好。除对考古发掘的宫殿遗址和城垣进行保护性展示外，其它遗址都在草原保护层下封存保护，具有文化时空的完整性和环境时空的完好性。600多年来，元上都遗址真实、完整、和谐地与精美的金莲川草原并存，规模宏大的遗址和分布众多的遗迹，有力印证了元朝的强盛和辉煌。

五是元上都遗址申遗工作已经具备较好的基础。1964年10月，元上都遗址被自治区政府确定为第一批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元上都遗址被国家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05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十一五”期间重点保护的100处大遗址名单中。2006年，被自治区列为“全区十大历史名胜”。2006年12月，元上都遗址再次被列入重设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2007年，元上都遗址抢救性文物保护设施建设项目列入“十一五”期间国家抢救性文物保护设施建设专项规划。

2006年7月，国际古迹理事会世界遗产评估报告员尤嘎先生对元上都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他的评价是：“无论是真实性、完整性，还是保护现状，元上都遗址都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陪同考察的国际古迹理事会副主席、中国古迹遗址协会副主席郭旃先生指出：“在全世界800余处世界遗产中，还没有一处真正意义上的游牧民族的文化遗产，元上都遗址是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游牧民族的文化遗产，应加快申遗的步伐”。2008年7月，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视察元上都遗址时对元上都遗址给予高度评价，并指出：“遗址令人震撼，保护得很好，基本是原生态的，遗址和周边的环境相得益彰。它的前途是不可估量的，完全具备世界遗产的条件，申遗工作可以积极推进”。并表示将继续加大对元上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支持力度，力争尽快将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式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四、可行性建议：

1.驿路沿途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建议：同为我国元代都城遗址，元大都、元中都和元上都遗址建筑规模宏伟，文化内涵丰富，三座古城遗址纵跨长城内外，连接草原和中原，是我国重要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其中，元上都已被我国政府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如果三地联合申报，旨在将元代三座都城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多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景观加以整合，以达到资源优势互补，加强其内在的历史、文化联系。值得一提的是，联合申遗目前在世界上正形成一股热潮，国内的丝绸之路、大运河及明清皇家陵寝的跨省区联合申报，以及国际上德、法、意及诸多文化遗产的跨国联合申报，都将为此次冀京蒙联合申遗提供有益的借鉴。
       据悉，国家文物局已将最新的《预备名单》提交教科文全委会，由其报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按照《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规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预备名单》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先决条件。北京、河北、内蒙古三地联合申报，旨在整合资源优势，将元代三座都城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多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景观加以整合，以达到资源优势互补，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加强其内在的历史、文化的联系。

元朝统治下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处于元大都（今北京）与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之间的今张家口地区，是元代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区域。元中都、元大都和元上都遗址，是我国元代都城遗址，建筑规模宏伟，文化内涵丰富，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这三座古城遗址纵跨长城内外，连接草原和中原，是我国重要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其中元上都已被我国政府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河北、内蒙古、北京三地联合申报，旨在整合资源优势，将元代三座都城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多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景观加以整合，以达到资源优势互补，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加强其内在的历史、文化的联系。河北省三项遗产日前入选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建议元代三都城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的元上都，是十三世纪闻名于世的国际大都会，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对当时亲历的元上都繁华盛况进行了详细记述，轰动欧洲，百余年来德、日、俄、英、美等国的历史学家、考古专家、旅行家多次来这里考察，高度评价了元上都的历史价值。元上都遗址已经被中国政府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我们认为，北京的元大都、河北的元中都和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元上都一样，同样为中国元代都城遗址，是重要的元代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元代的三座都城遗址横跨长城内外，将草原文化和中原地区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各具特色。将元代三座都城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多民族、多元化的文化景观有机加以整合将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一道独特的景观。

 2.沿途驿路及周围历史文化遗迹的研究保护传承：提出如何利用历史文化研究更好地为旅游业提供支撑的对策和建议：

一是构建地域大旅游网。北京四朝古都的地位、河北张家口区域扼守的重要交通要道奠定了张家口重要的战略位置,铸就了张家口厚重而多元的历史文化积淀。这些古代的驿道，在这些驿道上发生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有的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有的影响了王朝的国运。我们可以依托历史事件发展张垣古道游，用驿道游将三地间相关的旅游资源串联起来，构建北京、张家口区域、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大旅游网络。

      二是提高历史文化景点的品位。就三地著名的历史文化景点而言，要在与历史文化的结合中寻找合理的发展定位，突出典型的文化形式和所处的时代特点。
      三是研发精品旅游项目。目前三地的历史文化景点均有不同程度的开发，但是不够精。比如，草原游牧旅游项目，需要一些再现当年历史文化场景的精品项目。三地游牧文化的代表时期是辽、金、元时代，但是我们缺少当时帝王和上层贵族中在此热衷不息的诈马宴项目。这一项目元人笔记和诗歌中多有记载，颇具草原雄风和盛事气象，参与者兴奋不已，亲历者盛赞不已，读史者心仪不已。如果将这一文化项目开发再现，不仅在全国绝无仅有，影响巨大，而且会成为草原历史文化游极具影响力的黄金品牌。
      四是提升导游队伍的文化素质。近年来，三地的导游队伍发展较快，但是导游员的历史文化知识普遍比较欠缺，特别是对当地历史文化的相关知识知之甚少。应该发挥三地历史文化研究人员的优势，强化对导游队伍的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力度，同时应该主动将具备条件的历史文化研究人员吸纳到导游队伍中来，建立一支好的导游队伍。
      五是应该部门主动与历史文化研究团体和高校结盟。目前三地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人才后备力量不足，历史文化研究基本上停留在个人业余爱好和分散研究的层面。历史文化项目的旅游需要一批学有专长、热爱地方历史文化的人士参与其中。近年来，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河北省张家口市泥河湾研究会、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活动比较踊跃，积聚了一批有深厚学养的老专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在凝聚历史文化研究队伍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驻地高校也积聚了一批历史专业的高学历人才。建议旅游文化部门与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团体和驻地高校加强联系和互动。
      六是在经费和调研上给予支持。从事历史文化研究需要实地考察和外出参加学术活动，需要定期组织专题研讨，离不开一定的经费支持。建议政府有关部门为此提供必要的支持，对地方历史文化研究项目和课题加大经费支持力度和奖励力度，共同把这件文化大事的事情做好。

元代驿路，距离现在已经过去六百多年了。元代上都、大都间驿路是连接中原与塞外草原的通道，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融汇的纽带，是一条彰显中华文明的历史之路。追寻和探讨这条驿路，应该说连贯北京、河北、内蒙古的这条历史之路是中华民族的一条历史文化之路。将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一宝贵文化遗产传给子孙后代，这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在传承保护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建立起三地历史文化大通道，服务于当代，为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搞旅游开发服务。

参考文献：

1.        陈高华、史卫民著《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

2.        叶新民 齐木德道尔吉编著的《元上都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叶新民著《元上都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3.        《张家口历史文献》

4.        陈高华的元大都》，北京人民出版社。

5.        《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元上都遗址申遗工作进展情况汇报》

注释：

①《元史》卷5《世祖纪》2。

②③④1-4《元史》卷5《世祖纪》2。

⑤《经世大典·赤站》，《永乐大典》卷19416。

⑥《经世大典·赤站》，《永乐大典》卷19416。

⑦ 周伯琦《扈从诗后序》，《近光集》卷3，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手抄本。

⑧《经世大典·赤站》，《永乐大典》卷19416。

⑨《经世大典·赤站》，《永乐大典》卷19416。

⑩《经世大典·赤站》，《永乐大典》卷19416。

⑾《经世大典·赤站》，《永乐大典》卷19416。《元史》卷5《世祖纪》。

（12）《经世大典·赤站》，《永乐大典》卷19416。

(13) 至元十九年增设立。见《六条政类》，《永乐大典》卷19423。

（14）又见于《口北三厅志》卷13尹耕《弃开平说》。《金华丛书》本。

(15) 《题上京纪行诗后》，《纯白斋类稿》卷2，

(16)周伯琦：见《纪行诗二十四首》沙岭二首诗注，《近光集》卷2。

(17)《析津志辑佚》，第124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18)《元史》卷4《世祖纪》。

(19)《元史》卷5《世祖纪》。

(20)《元史》卷12《世祖纪》。

(21)《明史》卷40《地理志·开平卫》：“又东有凉亭、沈河、赛峰、黄崖四驿，路接大宁、古北口。”

(22)《元一统志》卷一。

（23）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八。

（24）《析津志辑佚》，第122——124页。《经世大典·赤站》“至元17年2月”条，《永乐大典》卷19417。

（25）周伯琦《扈从诗后序》。

（26）张德辉《纪行》。

（27）《经世大典·赤站》，《永乐大典》卷19416。

（28）《元一统志》第124页。

    （29）见周伯琦：《立秋日书事五首》，《近光集》卷一。

（30）见《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31）《元史·世祖本纪》。

（32）见郭郛《元察罕脑儿行宫实地考辨》原载《张家口文史资料》第11辑，1987年。

 此论文是《元代上都、大都间驿路的历史价值和扈从诗的文化意义》科研课题的一部分，于2009年由北京联合大学资助完成。

课题单位：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内蒙古锡林郭勒盟） 资助单位：北京联合大学

课题组成员：徐进昌、焦福宝、杨凌云、锡林高娃、敖登格日乐  执笔人：焦福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