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贤是元代蒙古族著名诗人和史学家。出生于１３０９年，卒于１３６８年。他的诗作，清新流丽，极具民族特色。他的《塞上曲》五首，描述了元上都的自然风光与牧人的生活场景：“秋高沙碛地椒稀，貂帽狐裘晚出围；射得白狼悬马上，吹笳夜半月中归。杂沓毡车百辆多，五更冲雪渡滦河；当辕老妪行程惯，倚岸敲冰饮橐驼。双鬟小女玉娟娟，自卷毡帘出帐前；忽见一枝长十八，折来簪在帽檐边。马乳新洞玉满瓶，沙羊黄鼠割来腥；踏歌尽醉营盘晚，鞭鼓声中按海青。乌桓城下雨初晴，紫菊金莲漫地生；最爱多情白翎雀，一双飞近马边鸣。”
其一表现的是北方民族夜猎的场面，欢快豪情，诸人骑马踏月吹笳而归。其二表现游牧部落迁徙场面，毡车杂沓，大雪天气涉过滦河。其三写的是一个头挽双鬟的小姑娘爱美插花的意态。其四描写草原人民踏歌狂舞、尽醉至晚的豪放场面。其五写塞上风景，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展现的淋漓尽致。
思乡归思乡，忧愁归忧愁，北方大地的壮阔景色也让诗人豪情倍增，追昔抚古，诗情盎然。
乃贤在《次上都崇真宫呈同游诸君子》一诗中，又详细描写了元上都的具体风景——崇真宫：“琳宫多良彦，休驾得栖泊。清尊置美酒，展席共欢酌。弹琴发幽怀，击筑咏新作。”崇真宫简直成了元上都的一处文化中心。
《题马易之远游卷》亦有说乃贤“访古河朔，感慨中原之墟，盘桓两京之地，极游览以快于心目。有所得，辄形赋咏。”“夜还旅邸，笔之于书”（《羽庭集》卷五）其中，“盘桓两京之地”之句，说明乃贤旅居大都五年左右的个人经历和他去上都的实际活动。从乃贤的诗集名“金台”，也可想象出来，他当初寓居在今北京金台路，即人民日报社一带。
2000年，一位收藏爱好者从市场上购得一册元代墨迹：《城南咏古诗》书法作品。经交启功先生审阅，这位书法大家大叹称奇，认定这是元代大诗人迺贤的书法真迹，并希望对方能把这份国宝级文物捐给故宫博物院。同时，启功马上写了一封长达三页纸的信给故宫博物院院长朱诚如，说明这幅迺贤作品“不仅有艺术价值、文献价值，且属祖国古代民族华化见证之一，以物之稀，故弥珍贵也。”为此，故宫博物院马上联系收藏者，出资购买了这幅国宝。
这位让启功大师击案称绝的作品主人公迺贤，字易之，号河朔外史，西域合鲁（葛逻禄）部人。汉姓马，因又名马易之。信奉伊斯兰教，经名纳新（意即振兴者）。
葛逻禄，也作哈喇鲁，或哈鲁。乃贤自己在《金台集》卷一《益清堂》诗序中也说：“闽海宪使哈鲁桓穆公归休嵩山之下……”。序中称“哈鲁”，亦即“葛逻禄”。从他的号“河朔外史”，也可以看出他自己也承认他是北方人。这“河朔”者，即“河北”，也就是暗指北方蒙古人。
合鲁或哈鲁也罢，哈喇鲁也罢，反正它们都是蒙古语，意即“黑色”，所以哈鲁人在天山以西所建立的国家，汉语叫“黑汗国”。北宋初，哈喇鲁等族在今新疆喀什一带建立喀喇汗（黑汗）王朝。十二世纪末，曾臣属于西辽。成吉思帝六年（1211）哈喇鲁国阿厮兰汗（这阿厮兰汗，也是蒙古语，即狮子皇帝）降蒙古，成吉思帝以公主妻之。所以，所谓哈喇鲁就是蒙古人，他们与蒙古乃蛮部有渊源关系。从另一个角度说，哈鲁人又是辽裔，即契丹族，其远古祖先是东胡族。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还是古代蒙古人。成吉思帝统一蒙古之后 ，哈鲁人重又入了蒙古籍，这不用再细谈。因此，有人认为，乃贤就是蒙古人。例如，刘蒙林、孙利中编著《内蒙古古城》一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页说：“蒙古族诗人迺贤（1309——1368）……”云云。
葛逻禄部世居阿尔泰山（金山）。乃贤曾祖时内迁。其祖上为当年蒙古西征军签军入中国，编入“探马赤军”，参加过灭金灭宋的战斗。元朝统一后，迺贤家族迁于南阳（今属河南）。后其兄塔海仲良入仕江浙，他随之迁居四明（治今浙江宁波）。乃贤先世可能是蒙古黄金家族姻亲。其兄师事本乡儒者，中进士后任职宣慰，名重一时。乃贤则淡泊名利，退居四明山水之间，与名士诗文唱酬。
乃贤是位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和影响的蒙古人士，作为世家子弟，他较严格地保持儒家操守，身处末世而仍不忘报效元廷。在优游山水古迹的同时，目睹社会疮痍和吏治的腐败，因而多次察访下情，希图以诗讽谏，匡正时弊，在诗文中对百姓苦难的同情之心不时有所流露。他对邱处机劝阻成吉思帝杀生所起的作用甚为推崇，因而钦慕道家，迷恋于服食和外丹。传世诗作一百八十余篇，吟颂道家者约占十分之一，这在元代文人中是仅见的。当时浙人韩与玉能书，王子充善古文，乃贤长诗词，并列称“江南三绝”。他博学能文，气格轩翥，五言短篇，流丽而妥适，七言长句，宽畅而条达，近体五七言，精缜而华润；又善以长篇述时事，故亦有“诗史”之称。著述有《金台集》、《河朔访古记》。后人又编有《乃前冈诗集》三卷（明万历潘是仁刊宋元四十三家集本）。
为了扩大见闻，他于至正五年（1345）离浙北上，循运河达齐鲁之地，再向西进入中原。十二月初二，他从郏城（令河南郏县）、阳翟（今河南禹县）北上，进入山西。次年至大都，在那里旅居五年左右。北上的前一年，黄河南北遭受巨灾，次年又瘟疫肆虐，民死者过半。乃贤以当时亲历见闻写成《新乡媪》、《颍上老翁歌》等长诗，真实反映了当地“赤地千里黄尘飞”、“疫毒四起民流离”的惨状，并透露出农民举义旗，攻占州治，“踞坐堂上如熊罴，长官邀迎吏再拜”的史实。
北行期间，他对沿途山川古迹、衣冠人物、断碣残碑以及宋金疆场之变更，均留意察访，寻访图经地志，征询故老口碑，对历史古迹、山川城郭、流风遗俗详加考订，每有感触，便作诗歌述志言怀，后汇编为《河朔访古记》。在大都期间，他广结名流，以吟诗为业，对典章制度无不研习精到。至正十一年（1351），他经原路南下，返回吴越。反映中原十万百姓被驱迫修河而再遭凌轹的《新堤谣》，即写于归途之中。
返浙后，常与友人泛舟鉴湖之上，以诗酒自娱。有人为通达权贵而不惜重金贿赂，每遇此事，他必婉言谢绝，曰：“赂不可黩，周之可受也。”与朋友宾客言谈，多以典故为题，从不涉及官府之事。又乐于为朋友解燃眉之急，因而颇有声望。江浙行省左司郎中刘仁本举荐他主持东湖书院，意在使之获禄而解贫。但他却以全部学官所入修治庙宇，兴建朱子祠堂，延请学行兼得者训导乡里弟子，本人亦登堂讲肄不辍。至正二十二年（1362）月七日，中书省上奏，推举处士布达等四人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乃贤名列第三。次年循海道北上赴任。 至正二十四年，陷于灭顶之灾的元王朝企图求助神灵的护佑，派遣使者函香四出，代元顺帝祭祀天下岳镇海渎，乃贤作为熟知祭祀礼仪的清望文臣，衔命南下浙闽。南镇礼成，他取道福建再把海渎。南行期间，他仍未忘沿途观风采俗的传统。一首反映元末民瘼吏弊的《枫亭女》，可能写成于此期间。
此“乃”，本作“迺”，只是现在电脑打不了该字而已。南阳路汝州郏县（今属河南）是迺贤家族作为祖籍“北庭西北、金山之西”（危素《金台集后叙》，毛晋汲古阁《元人十种诗》之迺贤《金台集》卷末；以下《金台集》引文皆出自此）的葛逻禄人在中国的第一故乡。
和随元蒙攻金进入中原的诸色目人家族一样，葛逻禄家族中的一部分在蒙古攻打南宋的过程中，或者南宋平定后，开始移居江南，迺贤家族也由郏县移居到了鄞县（今属浙江）。
迺贤家族移居鄞县的时间应该是在迺贤少年时代。迺贤《巢湖述怀寄四明张子益》这样记述自己对移居的记忆：“忆昔移家东海上，万斛龙骧跨鲸浪。三神宫阙渺何许，弱水茫茫空怅望”（《金台集》卷一）由此可知，迺贤不仅对移居的记忆十分清晰，而且从郏县移居到鄞县时的怅惘也是铭心刻骨的。从西域到中原，“大海”只是想像中的一个词语，突然间朝夕面对茫茫大海，面对大海中的惊涛骇浪和偌大海船，迺贤不是激动，却是迷茫。有此“空怅望”神态和情绪的迺贤，不会是懵懂年少，而应该是有着自己思想的多情少年。
&nb sp;元程端礼《畏斋集》卷四《四明鹿鸣宴序》：“四明由甲寅至丁巳得二士，曰塔海，曰图哩”；塔海是迺贤的哥哥，元仁宗延祐五年即丁巳年（1318）忽都达儿榜进士，字仲良（据《金台集》卷一《新乡媪》后识：“右《新乡媪》一首，余同年塔海仲良 宣慰君之仲氏廼贤易之之所作也。”），是在庆元路参加的科举考试。[至正]《四明续志》卷二“进士”条下有关塔海的记载是：“合鲁氏，本贯南阳路汝州郏县。”“合鲁”即“葛逻禄”；“本贯南阳路汝州郏县”，意为寓居四明。塔海进士及第时迺贤10岁，如果像迺贤诗歌中所说的对移居时的记忆很清晰，这时迺贤家应移居鄞县不久。
迺贤的好友王祎在至正十五年（1355）为迺贤《河朔访古记》作序，称迺贤家族“由南阳迁浙东已三世”（《王忠文集》卷五）。至正十五年（1355），迺贤四十七岁。而迺贤在此前寓居京师金台时也有诗《三月十日得小儿安童书》、《秋夜有怀侄元童》等，这就是说，他的子侄辈应是移居鄞县的第三代，迺贤是随父兄移居鄞县的。
迺贤少年时即随父兄迁居鄞县，之后，又随从兄长宦游于江浙间，他的学问、他的性格更多受到了江南文化的熏染。但是，在迺贤的心中，郏县却是他永远的家乡，他对他中原的家乡，永远怀有无尽的牵挂。
元代郏县，属汝州，隶南阳路，所以迺贤自称“南阳”人。张昱《可闲老人集》“附录”载有迺贤長律四章，他在诗题中自称“南阳廼贤”（诗题为《伏承员外先生奉杨公之命函香补陀洛伽山瑞相示现使节今还辄成长律四章少寓饯忱南阳廼贤上》）；他于题画诗后的钤记亦是“南阳廼贤”（明朱存理编《珊瑚木难》卷三、明赵琦美编《赵氏铁网珊瑚》卷十二载《题赵仲穆看云图》皆署“南阳廼贤”）；可见，“南阳”是葛逻禄迺贤最为看重的记忆。
另外，由郏县移居鄞县，并非迺贤家族举族全迁。《金台集》卷一《益清堂》诗序中说：“闽海宪使哈鲁桓穆公归休嵩山之下……其孙国子生张闾伯高谦恭好学，思继先志，乃复増葺而新之，国子先生陈伯敷易其名曰‘益清’。伯高谓予曰：‘与君世寓南阳，且支裔联属，不可无作。’因赋律诗十有四韵以复其命云。”序中称“哈鲁”，亦即“葛逻禄”；所谓“世寓南阳”，不是一代两代；所谓“支裔联属”是说为宗亲。由此可知，在葛逻禄迺贤家族中，有因做官或他故而移居他乡的，但南阳汝州郏县却是他们世世代代的定居地，是他们心目中的祖籍和本贯，是他们的祖根。
移居鄞县后，迺贤一直未曾中断过和故乡郏县的联系，而且，“回家”看看也一直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内容。他于至正五年秋（1345）写的《巢湖述怀寄四明张子益》一诗中所谓的“十年不归”就告诉我们，他十年前就曾回过家乡。山重重，水迢迢，数千里的征途阻隔不断迺贤对家乡的牵挂。
身处异地他乡的迺贤，总对来自于家乡南阳汝州郏县的同乡怀有别样亲切的感情。比如其《金台集》卷一《挽清溪徐道士》，对清溪徐道士的死表示了自己深切的哀悼之情。本诗题后特署“郏县人”三字，诗歌开头径称“先生家住紫云山”，突出同乡之谊。紫云山在郏县东南十五公里，山间云气舒卷，“隆冬雪霁，青紫可爱。”（[正德]《汝州志》卷三“景致”）其山“形如围屏，壁立千仞，松竹蓊郁，有水环抱其前如玉带”（《直隶汝州全志》），为郏县著名的山水胜景。迺贤亦有别号“紫云山人”，杨镰先生《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注：“紫云山人这个别号未见文献记载，此据迺贤题赵雍《挟弹游骑图》真迹上的署名”（杨镰《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418页下注）。由此也可见他对家乡和乡亲的深情。
在四明鄞县寓居期间，迺贤有过较长时间的漫游经历。他在《巢湖述怀寄四明张子益》一诗中写道：“前年去作燕山遊”，“去年我亦登苍山”，“今年四月江西归”。但是，“江山信美非吾土”，漫游在燕山、苍山、江西美丽山水间的迺贤，心中却始终笼罩着挥之不去的惆怅和郁闷，因为，十年未归的故乡南阳才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
“我家南阳天万里，十年不归似江水。秋来忽作故乡思，裹剑囊衣渡扬子。”（《金台集》卷一《巢湖述怀寄四明张子益》）缘于对“万里”之遥的故乡南阳的思念，他决定放下一切事务回家。急切回家的廼贤在一个秋日从鄞县出发，过巢湖，绝淮河，入颍水，经陈、蔡，直达郏县故里，一直到腊月初二才离开家乡启程北上京师（《金台集》卷一《三峰山歌》序：“至正五年嘉平第二日，予自郏城将上京师，道出阳翟，夜宿中书郎郭君彦通私馆”）。
郏县“北倚扈阳，南临汝水，东接颍许，西附伊洛。”（[正德]《汝州志》卷一“形胜”）在家乡期间，廼贤的足迹几乎遍历了以郏县为中心、方圆六十公里的名山胜水。拜故旧，会亲友；登崆峒，访三峰；看汝水秋风，赏紫云晴雪；读书冬夜，顾问弱贫；度过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为充实、踏实的三个月。
在哈鲁廼贤的诗人天性里，有着深切的对弱者的哀悯情怀、恻隐之心。至正五年（1345）的南阳汝州郏县，并非安乐之乡。至正八年（1348）三月，元代著名河西诗人余阙读廼贤《颍州老翁歌》，回忆自己为御史时至河南所看到的情形：“至正四年（1344），河南北大饥。明年，又疫，民之死者过半。朝廷尝议粥爵以赈之，江淮富人应命者甚众，凡得钞十余万锭，粟称足。会夏小稔，赈事遂已。然民罹大困，田菜尽荒，蒿蓬没人，狐兔之迹满道。”（《金台集》卷一《颍州老翁歌》后）目睹家乡的灾难，面对着亲人的苦难，廼贤的诗人之心并不平静。他这次回到家乡写下的《颍州老翁歌》，所体现出的正是他对家乡父老苦难的同情和哀悯，对不顾百姓死活的官吏的愤恨。
他希望家乡的父老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希望官吏清明，体恤民生。他的《汝州园亭宴集奉答太守胡敬先进士摩哩齐德明》就充满欣喜：“入郭会亲友，园亭喜暂开。断冰帘外落，残雪树边来。秉烛听瑶瑟，停歌引玉杯。平生乡井意，尽醉共徘徊。”（《金台集》卷一）在冰天雪地的冬日，汝州园亭内一派升平景象。了却了十年乡井之思的廼贤，陶醉在与亲友相聚的喜悦中，吟诗听琴，秉烛酣饮，其乐融融。进士摩哩齐德明生平不详；汝州太守胡敬先，名润祖，字敬先，广平人，曾为庆元路推官，至正间知汝州事。他和廼贤皆是来自鄞县，他应该是廼贤的老朋友。在自己的家乡与来自鄞县老朋友诗酒宴集，那更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诗歌中流露出来的是廼贤情不自禁的欢乐。但廼贤的欢乐不仅是因为在家乡遇故知，也是因为故知对家乡人民的惠泽。胡敬先知汝州，下车伊始，即“权舆政务，革积年之弊，劝农兴学，平狱讼，弭盗贼，救灾恤患，敦本抑末”，以致于“垂髫戴白者靡不感悦”。（[正德]《汝州志》卷六，元进士李俞《汝州知州胡公德政碑》）他是代家乡父老向老朋友表示的致意。
也许是看到的苦难使廼贤心怀抑郁，所以他在家乡的登山临水也显得格外沉重。比如他在《汝水》、《登崆峒山》和《三峰山歌》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怀古伤今时总流露出浓重的感伤。
三峰山是元史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地名，金朝的彻底灭亡，与这座不太高大不太险峻的山峰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三峰山，在钧州南十公里的阳翟（今属河南禹州），距郏县二十公里左右。元太宗窝阔台壬辰年春（1232），睿宗（太宗弟拖雷）军由洛阳次三峰山，金兵步骑三十馀万围之数重，适夜大雪深三尺，金军僵冻无人色，刀槊不能举，睿宗率军“大破之，追奔数十里，流血被道，资仗委积，金之精锐尽于此矣。”（《元史》卷一百一十五《睿宗传》）廼贤《三峰山歌序》所谓“败其军三十万，而金亡矣。”（《金台集》卷一）一百多年后的元至正五年（13 45）腊月初二，廼贤自郏县北上京师，途经此地，感父老之言而作《三峰山歌》。
此时的元朝统治，已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金源昔在贞祐间，边尘四起民凋残。燕京既失汴京破，区区恃此为河山”的教训；阳翟老翁记忆中“流血成河骨成堵”、“当时流离别乡井”、“夜静愁闻山鬼哭”的惨状，不能不使诗人为元季的统治和百姓的命运担忧；而此时，诗人更加希望有像睿宗拖雷这样“神且武”的英雄豪杰统兵整顿河山，希望“圣人启运乾坤宁”。
蒙古败金于三峰山，廼贤的祖辈应该是攻金的勇士；或者，廼贤家族的定居郏县也正在此役之后。曾经的激战，三峰山前沙砾中的断矟、遗镞、印章，祖辈金戈铁马的雄姿，诗人三峰山头的孤独长啸、立马四顾，构成了一幅悲壮、沉重而忧伤的画面，诗人对国运民病的忧患溢出在诗歌的字里行间。
元季百姓的苦难、家乡的累累创伤、祖辈从西域到中原的印记，震撼了廼贤的仁者之心，触动了廼贤的思古幽情。所以，原本只是“秋来忽作故乡思”而回家看看的廼贤，又制订一个北上访古的计划，于是，访古便成为他这次壮游的另一个目的。在元代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河朔访古记》，便从南阳汝州郏县开始，《三峰山歌》就是《河朔访古记》中的第一首咏歌。
应该说，是对家乡南阳的情感和家乡的历史遗迹成就了迺贤在元代文学史和史学史上极富盛名的《河朔访古记》。王祎《河朔访古记序》这样写道：“合鲁实葛逻禄，本西域名国。而易之之先由南阳迁浙东已三世。易之少力学，工为文辞。既壮，肆志远游，乃绝淮入颍，经陈蔡以抵南阳，由南阳浮临汝而西，至于洛阳……”（《王忠文集》卷五）“葛逻禄本西域名国”，可迺贤的思念里却没有自己真正的祖籍西域；“由南阳迁浙东已三世”，但迺贤从没有将寓居已三世的浙东作为自己的家，他只认南阳是故乡。所以，在他北游的路线图里，不是径直抵达京师，而是在“裹剑囊衣渡扬子”后，迂回向西直奔家乡。回家的路才是迺贤最急于走的路！是的，见到了故乡和乡亲，了却了心中的思念，而后的“河朔访古”才可能从容而无牵挂！
廼贤《河朔访古记》原本是有记有诗的。至正二十三年（1363），刘仁本为廼贤《河朔访古记》作序称：“……吊古山川、城郭、丘陵、宫室、王霸人物、衣冠文献、陈迹故事、暨近代金宋战争疆场更变者。或得于图经地志，或闻诸故老旧家，流风遗俗，一皆考订，夜还旅邸，笔之于书。又以其感触兴怀、慷慨激烈成诗歌者继之，总而名曰《河朔访古记》，凡一十六卷。”（《羽庭集》卷五）其《题马易之远游卷》亦有“访古河朔，感慨中原之墟，盘桓两京之地，极游览以快于心目。有所得，辄形赋咏。”（《羽庭集》卷五）
王祎《王忠文集》卷五《河朔访古记序》也称：“所至必低徊访问，或按诸图牒，或讯诸父老，考其盛衰兴废之故，而见之于纪载。至于抚时触物，悲喜感慨之意，则一皆形之于咏歌。既乃裒其所纪载及咏歌之什以成此书。”
由此可见，迺贤的河朔访古无论其历程还是精神都不轻松，因为，他河朔访古的目的是考察历代“盛衰兴废之故”，并最终为元季统治寻找一条出路。因此，在他的访古历程中，他时常会“抚时触物”而“感触兴怀”，他的“悲喜感慨”， 皆缘于盛衰兴废所带来的痛苦煎熬，缘于抚时伤今的悲叹。
迺贤《河朔访古记》散佚已久，现存《河朔访古记》为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惟一百三十四条，所纪皆在真定、河南境内，而其馀不存”，且“仁本所称‘继以诗歌者’亦不复可见”，“残缺之馀，十存一二”（《四库全书提要》）。但是，“十存一二”的《河朔访古记》，不仅“讲舆地之学者，犹可多所取资焉”，同样为史学和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是廼贤以为“本贯”的家乡南阳给了他动力和灵感，使他最终成为元代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一颗明星。
迺贤一生蹭蹬不遇，终年为衣食奔波，大多数时间内穷愁潦倒，基本上没有享受过“贾宝玉”式“纳兰性德”式的富贵生活。在诗歌方面，他著有诗作《金台集》（三卷）、《海云清啸集》和《金台后集》各一卷。今存《金台集》（二卷），诗2038首，另有《元音》录其诗4首。
值得庆幸的是，迺贤青少年时代所居的鄞县名儒辈出，高岳、郑觉民等汉族硕儒均曾亲自授课于他，因此迺贤的儒学功底大异常人，他本人也成为浙东士林精英的一分子。不巧的是，元顺帝圣元元年（1335年）曾一度罢废科举，搁置了好几年，这使得如迺贤一般的士子大受挫折。
首次去大都就碰壁，迺贤作《行路难》一诗：
行路难，难行路，黄榆萧萧白杨莫。
枪竿岭上积雪高，龙门峡里秋涛怒。
嵯峨虎豹当大关，苍崖壁立登天难。
千车朝从赤日发，万马夜向西风还。
鉴湖酒船苦不蚤，辽东白鹤归华表。
夜雨空阶碧草深，落花满院行人少。
世情翻覆如秋云，誓天歃血徒纷纷。
洛阳争迎苏季子，淮阴谁识韩将军。
行路难，难行路，白头总被功名误。
南楼昨夜歌舞人，丹旌晓出东门去。
子午谷，终南山，青松草屋相对闲。
拂衣高歌上绝顶，请看人间行路难。
有研究说此诗作于1349年（至正九年），是迺贤贺元朝右相多尔济得封辽东国王所作，描写就职远征的艰辛。但据笔者看，诗中个人怨愤，溢于其间。
至正五年（1345），迺贤第二次北游大都，寄寓于金台坊。此次游历诗人作诗不少，并写出了两卷本的《河朔访古记》，亲自到包括上都在内的许多北方古城进行了实地考察。他写于至正六年（1346）的《京城燕》最为脍炙人口：
三月京城寒悄悄，燕子初来怯清晓。
河堤柳弱冰未消，墙角杏花红萼小。
主家帘幕重重垂，衔芹却傍檐间飞。
托巢未稳井桐坠，翩翩又向天南归。
君不见旧时王谢多楼阁，青琐无尘卷珠箔。
海棠花外春雨晴，芙蓉叶上秋霜薄。
以物拟人，迺贤此诗中包含着无尽的愤怒。
十多年云游闯荡，壮则壮矣，金尽囊空之后，迺贤只得又返回南方的家中。为糊口计，出任东湖书院山长。
几年平静生活过后，1362年（至正二十二年），元廷下诏召迺贤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求官心切的诗人立刻收拾行装准备北上。当时江南乱起，陆路不通，他只得经海道辗转入大都。
两年后，元廷派他南还，替朝廷祭祀南岳等地，“为国祈福”，这种“任务”，终让老诗人有一个“衣锦还乡”的机会。
乐极生悲，迺贤北还时，贼锋更盛，处处烽烟。他一路狼狈，最后加入元朝大将桑哥失里的幕府当参议。还好，朱皇帝北伐时，迺贤中风病死，时年大概六十岁左右，终免死于大明帝国的刀下。
迺贤一辈子生活颇为不容易，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溢于诗间，代表作有《新乡媪》、《卖盐妇》、《新堤谣》、《颍州老翁歌》等多篇，很有“诗史”价值。
最值得一表的是，元末已经有“倭寇”骚扰浙江沿海等地，为此，迺贤有《送慈上人归雪窦追挽浙东完者都元帅》二首诗，其中有一首极为豪放，这位蒙古贵种出身的中国人完全站在中华的立场上，痛斥侵袭沿海的倭寇，大肆宣扬了元朝大将驱逐敌人的壮志豪情：
日本狂奴扰浙东，将军闻变气如虹。
沙头列阵烽烟黑，夜半鏖兵海水红。
筚篥按歌吹落月，髑髅盛酒醉西风。
何时尽伐南山竹，细写当年杀贼功！
对此，清朝诗歌评论家顾嗣立表示：“元时蒙古、色目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辈出。贯酸斋、马石田（马祖常）开绮丽清新之派，而萨经历（萨都剌）大畅其风，清而不佻，丽而不缛，于虞、杨、范、揭外，别开生面。于是雅正卿、马易之（迺贤）、达兼善（泰不华）、余廷心（余阙）诸公，并逞才华，新声艳体，竞传才子，异代所元也。”
仅从元代少数民族作家群观察问题，就可以见出诗文仍旧有所成就。从统计数字看，元朝的诗人四千多个，存诗十三万首有多。相较之下，唐代流传至今的作品为五万首，诗人二千二百家；宋代有诗人九千多位，存诗二十七万首。
但是，唐、宋两朝都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以此相较，元朝才一百年左右，就能出现这么多的作家和作品，确实可称得上“繁荣”二字。
当然，诗歌方面，元代并无开山创派的大家。元代诗人的作品，仍囿于唐宋诗歌的藩篱之内。只有从萨都剌、贯云石、马祖常、迺贤这样“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中，我们才能品有元一代才人诗文的卓尔不群之处。如果抛开民族偏见，不偏不倚地审视元代这些奇人逸士的作品和人格，我们定会惊喜发现许多熠熠闪光的亮点。
另外，对于这些少数民族人群中的精英分子，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安静下来，抛开种族的眼光去观察他们，我们也会发现，在大元帝国时代，他们也是艰辛地生活在夹缝之中。即使从语言方面，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也比汉族人花费的精力要多得多。蒙古贵族当然是只以蒙古语言为傲，汉人和“南人”自然不必理会蒙古语（宫廷中的高级官僚除外），这一点，从元朝灭亡后的结果可以清晰体会到，蒙古语言和西亚文化对汉人影响甚小；退回大漠中的蒙古人很快就回复并适应他们昔日的生活方式，根本未曾汉化过。而这些用汉文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们，作为承上启下者，在元朝，他们一方面作为统治者的得力助手要把事情做好，一方面要同汉人搞好关系，对上对下，均要小心翼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