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简广易先生逝世十周年（2000·8·21～2010·8·21）

庚寅年的北方，似乎忘记了春天，直到清明过后，姗姗来迟的春风才吹掉人们身上的冬装。

四月十日，简多思（简广易先生之子）、简广易先生的弟子张国柱、王岁元与笔者相约集合在一处，去昌平龙泉公墓祭奠简广易先生。

一上车，大家的话题不约而同地聊起了《牧民新歌》。国柱说：“最近在一次笛子大赛上，选手们吹了很多名曲，吹谁象谁，唯独《牧民新歌》，谁也吹不出简先生的味道。”是啊！大家赞叹之余，不禁问道：“《牧民新歌》到底有什么奥妙呢？”岁元突然说：“我那里有一盘带子，里面录着简先生是怎样创作《牧民新歌》的。”原来，早在1983年，一日，简广易先生突然给时任某企业办公室主任的弟子岁元打电话，告知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播放采访自己的专题节目。忙于公务的岁元赶紧交代部下录制下来，保留至今。得知喜讯，大家欢呼起来，二十七年了，人间尚存简广易先生亲自讲解《牧民新歌》创作过程的声音资料，其珍贵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几天后，笔者从岁元处拿到了那盘珍贵的磁带，并由国柱请音响专家转录成光盘，终于将二十七年前简广易先生讲解《牧民新歌》的声音再现于世。

下面就是笔者整理出来的当年那珍贵的磁带中的关于《牧民新歌》的文字内容，它于纪念简广易先生逝世十周年之期面世，对于笛界和广大热爱简广易先生笛子艺术的人民大众，不啻是一件盛事。

（播音员）：

“简广易是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民族乐坛的新人。他以嘹亮圆润的笛音，纯熟扎实的技巧，饱含深情的创作，热情洋溢的用竹笛抒发了对新生活的热爱，受到国内外广大听众的欢迎和赞赏。

简广易从小生长在四川山城重庆，父亲是一位牙科医生。简广易自幼聪明活泼，上小学的时候就对音乐发生了兴趣，尤其喜爱民族音乐。从初中二年级起，他开始学习竹笛。由于认真刻苦的钻研，勤学苦练，笛艺进步很快，被吸收参加了重庆市少年宫民乐队，在演出实践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9年夏天，简广易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主修竹笛。在附中的三年学习生活中，他如饥似渴，一个心眼儿的学习文化和专业，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期间，他曾向北方昆曲剧院笛师叶仰曦（音）、民间音乐家段广义和笛子演奏家刘森学习笛子技艺，从而提高了演奏传统笛子曲和现代笛子曲的技巧，锤炼了竹笛演奏的基本功。

1962年，简广易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民族器乐学科。当时，他已经考取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准备继续深造。后来，由于出自迫切要求音乐实践的愿望，他参加了中央广播民族乐团。

中央广播民族乐团严格的基本功训练，深入广泛的民族音乐实践，以及提倡深入生活、鼓励音乐创作的好团风，深深的感染着刚刚参加乐队不久的简广易。在他独立进行演奏工作之后，他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在了刻苦锤炼笛子基本功、努力完成乐队排练节目之上。乐团的许多老同志也给了他很多的鼓励和帮助。简广易张开了青春的双翼，在笛子的艺术天地里展翅高飞。

简广易参加中央广播民族乐团以后，常常琢磨如何为笛子谱写出反映新的生活的乐曲。他的处女作是把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和歌舞曲《丰收歌》柔和起来创编的笛子曲《社员欢唱丰收歌》。团领导对他的创作积极性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鼓励，并为他进行创作实践积极创造条件。简广易深入到内蒙古伊克昭盟东胜地区，和当地农牧民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体验生活，积累素材，创作出了笛子曲《牧民新歌》。 

这首乐曲问世已有十几年，但今天听起来仍是脍炙人口，毫不乏味。好，现在请简广易和大家谈谈他创作《牧民新歌》的经过和体会吧。”

（简广易先生略带川音的普通话）：

“1966年4月，领导上让我到内蒙深入生活搞创作。我们来到乌审召公社，和当地的牧民一起劳动、放牧、生活在一起。我看到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辛勤的劳动改造沙漠，建设草原，体验到他们豪爽乐观的精神面貌，看到他们对新社会无比热爱，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使我的心情不能平静，产生了要把牧民新的思想风貌和精神气质反映出来的强烈愿望。

牧民的生活当中充满歌声，无论是劳动、放牧、走路、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听到他们在唱歌。这段时间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收集了许多当地民歌，为我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经过两个月的体验生活，终于把《牧民新歌》写成了。

在这首乐曲当中，为了把牧民豪放的性格表现得更突出，运用了一些特殊手法。象：用下颤音表现内蒙民歌特点，和用飞指模仿马叫等等。为了描绘内蒙大草原的辽阔景象，引子部分的散板当中运用了离调手法，使旋律更加高昂。为了把乐曲推向高潮，我在乐曲第三段，快板的后半部分，转到了原来小调的平行大调上，使乐曲更加激烈、奔放。现在我再把这首乐曲给大家演奏一遍。”

……

这盘珍贵的资料，由简广易先生亲口告诉我们如下事实，《牧民新歌》准确的诞生时间是1966年6月间，而不是一些资料上说的是七十年代初。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上述误解呢？据有关资料记载，1966年，《牧民新歌》一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立即红透大江南北，受到广大听众的热捧。当时的传媒远远没有如今发达，人民大众主要是经广播电台来欣赏乐曲的。《牧民新歌》播放之时，往往万民空巷，倾城聆听，人口一曲，争传广易。但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飓风狂卷，《牧民新歌》亦未得幸免。至197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欲丰富广播内容，简广易先生翻出“旧作”予“新播”，给当时枯燥的文坛吹进新风，红极天下。

1967年，笔者吹着《牧民新歌》赴内蒙古大草原；至2005年随京城某艺术团赴草原演出，《牧民新歌》是深受牧民们欢迎的返场节目。真的是四十年“新歌”不老啊！近半个世纪了，无论走到哪里，有笛声的地方就有《牧民新歌》；有《牧民新歌》，就有深深喜爱它的听众。一日，尚春寒料峭，笔者于北海五龙亭附近习笛，天寒笛膜松弛，笛音黯哑，故《牧民新歌》最后的高音便省略不吹。不料身后突然厉声发问：“最后的高音哪儿去啦？”回身看时，才发现一老者身披大衣而立，怒目笔者的眼神中又饱含着渴望。笔者知道解释是多余的，只好收紧笛膜再吹一遍《牧民新歌》，老者满意而去。自此，笔者再不敢在公园习笛时吹《牧民新歌》。不想，又一日，一青年，显然是个80后，身跨一高级相机，来到笔者身边问道：“您会吹《牧民新歌》吗？”笔者好奇地问道：“你怎知《牧民新歌》？”原来此儿父母都是《牧民新歌》的忠实听众，偶然发现，家中只要播放《牧民新歌》，小儿便止住啼哭，百听不厌，至于成人。故虽不习笛，亦酷嗜《牧民新歌》。嗨……，真如范仲淹所云：“是进亦忧退亦忧”了。笔者只好“后天下之乐而乐”，逢至公园习笛，总要为听众献上一曲《牧民新歌》方可作罢。更有甚者，可能是笔者的外形，如：中等个头，带大方眼镜，于简广易先生有形似之嫌，竟多次被错认为“简先生”，待得知真相，众人无不唏嘘感叹：“可惜，可惜！”

如果说《牧民新歌》红透中国，那么，国外如何呢？

作为简广易先生的亲传弟子之一的王岁元，前几年曾应邀赴新加坡经营笛子，并传授笛艺。行前特带简广易先生笛曲光盘。至新加坡后，休闲时间，随盘中音乐奏起《牧民新歌》，不想引得路人，不分男女老少，驻足倾听，常常有打扮入时的时尚女郎来问：“这是什么曲子啊？”岁元在新加坡前后不及半年，竟将三台CD机用坏，所传《牧民新歌》笛徒数众。正因为《牧民新歌》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喜爱，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将其选为亚洲民族乐曲代表作品之一，从而使它成为世界名曲。

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伟大导师的经典哲理启发着我们，欲知“《牧民新歌》为什么这样红”，还要到它的诞生地—内蒙古伊克昭盟东胜地区乌审召去寻找历史的动因。那是一片文化的沃土，今已撤盟建市，称“鄂尔多斯市”。

这里碧空如洗，绿茵千里，牛羊似珍珠抛洒。

这里泉水奔涌，山岗沁蓝，骏马赛宝箭流飞。

相传七百多年前，圣主成吉思汗率部西征，被这里迷人的景色所陶醉，赞美道： 

           衰亡之朝复兴之地，

           太平盛邦久居之处。

           梅花幼鹿成长之所，

           白发老人安息之乡。

诚如简广易先生所言，“这里牧民的生活当中充满歌声”。乌兰杰《蒙古族音乐史》介绍说：

“鄂尔多斯地区的长调歌曲，其特点是引腔平直，古朴苍劲，缺少华彩性，保持着元明时代的遗风。短调歌曲则节奏明快，热烈欢腾，极具舞蹈性。调式方面，鄂尔多斯音乐与察哈尔—锡林郭勒音乐风格区大体一致。总的规律是宫、徵调式向下属方离调转调；羽调式中常用偏音，将宫音升高，进行到下属音（商），再行还原，下行解决至主音。”

蒙古长调，自由舒缓，引腔平直，古朴苍劲，被《魏书·高车传》称为：“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嚎。”《牧民新歌》的引子·散板及美丽自如地运用了蒙古长调，那似发散着牧草芬芳的清香悠悠中，一轮朝阳在慢慢冲出朦胧云雾，喷薄而起。此情此景，怎能不引发人们神游意往，天上人间，呼唤生活，和谐幸福呢？《牧民新歌》两次离调手法的运用，其灵感显然来自鄂尔多斯音乐的启示。

七百多年了，沙进人退，成吉思汗曾经见到的胜景早已被黄沙所取代。1966年4月，当年轻的简广易先生来到此处时，见到的是什么样的鄂尔多斯—乌审召呢？

2009年8月，简广易先生生前好友、被誉为“江南制笛之父”、笛子演奏家周林生先生，赴鄂尔多斯归来后，撰文《笛之魂——情系乌审召》，该文说：
    “四十三年前（1966年），二十二岁的简广易，背着行李，乘着牛车，就颠簸在去乌审召的无边无际的沙丘间。……陪同我们参观的文化局哈局长告诉我们：‘四十几年前，乌审召是沙漠腹地的一个贫穷的地方，当地住的都是泥糊的小泥棚，又低又矮。一扇小窗一个矮门，夏天又闷又热，蚊虫一叮就是一个大包。冬天零下几十度，冻得够呛。简广易先生当年也住在这种小泥棚中’。我们弯腰走进小泥棚，寻找广易的身影，心里默默地说：‘广易啊，当年您是如何一个人默默地守住这份苦寂，就着摇曳的马灯写出这么动人的音调？三九严寒何所惧，莫非您心中自有朝阳？’”

简广易先生于黄沙漫漫、蚊蝇滋扰中，心中的“朝阳”就是蒙古族民歌。所以，简先生讲：“无论是劳动、放牧、走路、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听到他们在唱歌。这段时间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收集了许多当地民歌，为我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蒙古族民歌多来自劳动群众和民间艺人，因此既没有文人墨客的那种精雕细刻，也没有市井勾栏的脂粉气，因此显得粗旷中见细腻，豪放中寓深情。简广易先生在4月份到牧区深入生活，和牧民一起放牧，此时，正是牧区接羔的季节。每当接羔季节，阵阵悠长哀婉的“台格……台格……”的歌声就会在青青嫩绿的牧草中回旋。那是牧民们用歌声规劝那些弃羔的母羊。初时，那些母羊对自家生的小羔羊又踢又蹬，六亲不认；随着那优美哀婉的歌声，母羊会渐渐安静下来，伸长脖子，聆听“天音”，回想刚刚发生的临产之痛，喉咙中随之呻吟，眼泪滚滚流淌，猛然回头，亲吻孩子；小羊羔顺势伏在妈妈的乳房尽情地吸吮起来。笔者曾在牧区生活多年，年年春天都可听到那“台格……台格……”的歌声。那歌声，悠长连绵，柔情哀婉，虽男儿不哭，亦欲思母断肠。身为羊母，却感人声，那沟通人畜之间，回荡宇宙自然的，不是天音，又是什么呢？

内蒙古大学教授、内蒙古长调艺术交流研究会顾问、中国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研究会会长、音乐评论家李兴武（李柯沁夫）先生，在《根深叶茂的草原长调牧歌》一文中，极细腻地描绘了曾经聆听“天音”的审美体验：

“ 1959年春天，笔者有幸到乌兰察布草原采风和体验生活，亲耳聆听、亲眼看到了一位普通牧民老额吉唱的《TOAIGO》——劝奶歌。说实话，在半农半牧的科尔沁草原长大的我，从未听过、也不知道草原上的劝奶歌。所以，老额吉刚刚唱时并未引起我的特别注意。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那无休无止、绵延不绝的哀婉咏唱，使我不知不觉地开始静心聆听和观察。四、五个小时过去了，老额吉仍旧怀抱羔羊端坐在原地纹丝不动，她那难以察觉的表情以及母羊泥塑般冥顽姿态，使我不由地屏住了呼吸。我那时觉得草原上的轻风好像停止了，天上的白云似乎不动了，周围的空气也凝固了，草原上的一切仿佛都不存在了，只有那凄凉哀婉的悠长旋律在天地间飘荡。我忽然感到那一声声TOAIGO，不只是唱给母羊的，那是对无边草原旷野中一切生灵之爱抚，是对蓝天苍穹中瞑瞑之神灵之呼唤。我的心随之涌动……。突然，奇迹发生了，母羊回眸，爱怜地呼唤着并淌出大滴的眼泪，被遗弃的小羊羔贪婪地吮吸乳汁。这时，老额吉缓缓站起，但她的腰直不起来了，腿脚也一时不能动了，疲惫的脸上却露出了微笑——那是眼含热泪的微笑。一种对草原伟大母亲无限钦佩崇敬之情，从我心里油然而生，长时间激荡着我的胸怀。多少年后，每当我回到草原或想起草原之时，那情景、那意境，总是历历在目；那感情的激动、心灵的震憾，使我长时间激动不已，挥之不去；而那位咏唱TOAIGO的老额吉，却永远罩着神圣的“缪斯”光环，珍藏在我的心里。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被音乐拨动心弦而产生的巨大感动，也是我第一次经历了寓崇高美于朴素美，赋朴素美以崇高的审美体验。”

简广易先生的采风笔记本，一定记着那“台格……台格……”的乐谱吧。简先生的弟子或朋友们都知道，他最大的嗜好就是把听到的民歌旋律记写在笔记本上。简多思曾说：“爸爸没什么嗜好，就是爱音乐，听到喜爱的旋律，就兴奋地记在本上。爸爸的每首曲子，都是他下乡采风，历尽辛苦收集素材，然后才进行创作的。”

人们常把中世纪后世界音乐文化的复兴归功于西方，其实草原牧歌完全可以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媲美。音乐评论者认为：

“如果说，蒙古新型封建阶级以摧枯拉朽之势，沉重打击了中世纪后期腐朽没落的东西方封建势力，重新打开了长期中断的东西方国际贸易通道，从而客观上为后来资本主义的萌芽创造了条件，那么在艺术领域里，蒙古草原牧歌的产生和发展，则可以说是世界音乐文化终于走出中世纪的低潮，开始进入蓬勃发展时期的先声。”

学者们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中世纪蒙古民歌多以声音宏大为其特色。当时，流行的蒙古族民歌《阿剌来》，史称其声“雄伟壮丽，浑然若出于甕”。相传南宋丞相文天祥被执，向大都起解，军中唱起《阿剌来》这支民歌。歌声悠扬，非常嘹亮。文天祥闻声而惊，问周围：“此何声也？”答：“此歌起于朔方，乃我朝之歌也。”文天祥叹了一口气，道：“此正黄钟之音也，南人不复兴矣！”《草木子》评价蒙古民歌说：“俗乐多胡乐也，声皆宏大雄厉。”《元史·礼乐志》：“至其乐声雄伟而宏大，又足以见一代兴王之象。”是啊！蒙元王朝的兴起，最终带动历史的车轮冲破中世纪的黑暗，迎来近代史的曙光，在学界亦为定论，此乃后话。

蒙古族民歌秀比天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往往是用鲜血拌和生命谱写出来的。如果去鄂尔多斯做客，迎接你的将是圣洁的哈达和优美的蒙古族民歌《森吉德玛》。 传说很早以前，有一位美丽的蒙古族姑娘，名叫森吉德玛，爱上了一位勤劳的青年。他们的爱情不幸受到阻挠，森吉德玛被迫嫁给财主家。青年日夜思念，常常远道而来，在她的屋旁留恋徘徊，但无法相见。有一天，他们终于冲破重重障碍相见了，但森吉德玛却不幸昏死。《森吉德玛》这首著名的蒙古族民歌，就是这个青年所编。他在回家途中边走边唱，把歌词写在道旁和旅店的墙壁上。失去心爱的人，他悲痛欲绝，最后跳崖自尽，以身殉情。《森吉德玛》产生于爱情的悲剧，但是，正如马克思说过的：伟大的历史事变和历史人物，往往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当然这只是一种巧喻，在事实上，历史不可能重复。然而，艺术，只有艺术，能够沉淀和凝聚巨大的精神能量。蒙古族以自己民族的“生命之歌”去献给客人们，是一种多么深厚的情谊啊！

鄂尔多，蒙古语中意为“行宫”、“宫殿”。如果沿着民族语源学去追溯，可得“神殿”之意。（相关学术问题，笔者做过专门的研究。恕不赘述。）那么，鄂尔多斯就是“神殿之乡”，翻译成汉语美文，可示“天上人间”；或用最美的诗词表述，即苏东坡的“天上宫阙”。这一九曲黄河与万里长城怀抱中的“神殿之乡”，如今，真的成为了“天上人间”、“天上宫阙”。请看：

     探明储量2200多亿吨的优质煤田，崛起于神府东胜；

     三级储量5000多亿立方米的苏里格特大气田，世所罕见；

     总投资60亿元的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龙行黄河；

     装机500万千瓦的达拉特发电厂，亚洲领先；

绒纺、煤炭、化工、电力、建材五大支柱产业风云际会、龙生水起，鄂尔多斯已实现了由农牧经济为主导向工业为主导的历史性转变。根据中国经济网和网易财经报道，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内蒙古大学的校长连辑12月5日在第八届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中表示，内蒙古已经连续七年在中国经济体里全国第一，人均水平已经进入全国前八位，中国增速最快的是内蒙，内蒙增速最快的是鄂尔多斯。他还表示2009年鄂尔多斯的人均GDP将超香港，并鼓励企业家到内蒙古去投资、创业、发财。2007年底，中国社科院发表年度《中国城市竞争发展力蓝皮书》。蓝皮书描述鄂尔多斯：“增长竞争力名列全国第一；人均GDP达到1.0451万美元，超过北京、上海；效益竞争力名列第三，超过香港。”

英雄的鄂尔多斯令每个中国人自豪骄傲、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人们啊，怎能忘记，四十四年前，一位年仅22岁的艺术家，在乌审召那昏暗的马灯下谱写出的《牧民新歌》，不就是今天中华民族腾飞振兴的伟大预言吗？

到鄂尔多斯—乌审召来寻访简广易先生足迹的人们，常常会听到一首叫《吉仁海拉苏》的鄂尔多斯民歌。歌中唱道：

“远望着密密丛丛的六十棵榆树，

年年干旱少雨却依然翠绿如故。”

   相传：早年的乌审召是个：帽子掉了找不见，干粮掉了土不沾，牛羊成群，绿草没膝的好地方。有一家老两口在这里牧放牛羊，过着富足的生活。谁想天灾人祸、流沙肆虐，老两口只好卸下毡包，卷起哈那，背井离乡。临走前，老两口栽下一枝榆树钱，浇上几十桶水，磕头祝愿：“风儿刮到哪里，榆钱飘向哪里；榆钱飘向哪里 ,榆树长在哪里。”老两口走后，这枝榆树钱果真破土而出，长成高大的榆树。它年年撒落数不清的榆树钱，榆树钱又长成榆树。没过几年，这里已变成一片绿油油的榆树林。虽然长在沙地上，尽管干旱和风暴时时肆虐，但榆树依然枝繁叶茂，粗壮挺拔，富有强大的生命力。乌审召人民敬佩榆树，视为神灵，建庙朝拜。因为建庙时确有六十棵大榆树，故名为“吉仁海拉苏”。从那以后，六十棵榆树逐年繁育，变成了无数的榆树，它正在把戈壁荒沙变成生命的绿洲。  

周林生先生曾轻轻叩问：“老榆树啊，您可曾见过广易的身影？”冥冥中，听见一曲似“台格……台格……”样的“天音”飘落：“见过呀！那年轻的艺术家和我们一样，都是播种生命绿色的使者。如果你会唱《吉仁海拉苏》，当然就知道‘我就是简广易，简广易就是我’啊！”

一个艺术的神话，永久地在乌审召的老榆树下演绎着。

歌儿唱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它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

《牧民新歌》为什么这样红？

啊！亲爱的朋友，去问乌审召的老榆树吧！

作者：原北京知青 下鄉插隊在東烏珠穆沁額仁戈壁阿爾山寶力格大隊 現在北京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