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1871—1940)，蒙古族。钟依氏。蒙古全名应为“三多戈”。汉姓张，字六桥，蒙古正白旗人。浙江杭州驻防旗人。1871年（同治10年）5月22日生于杭州。精骑射，志文笔，先后从王廷鼎、俞樾等大师学书法、诗画、琴技，精通汉文。十七岁中举，清末历任三等驻军都尉、杭州知府、浙江武备学堂总办、洋务局总办、北京大学堂提调、民政部参事、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副都统等职。

1909年10月，清朝朝廷派三多出任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办事大臣。

三多为人“年力精壮，好文事，有干练才”，但行事不免操切。他“以俄人谋蒙日亟，力纠积弊”，在外蒙古力行新政，主要是兴办教育，移民实边，开放招垦，编练新军，奏请修建张恰铁路(张家口—恰克图)等，在蒙古国筹建实业调查诸局等机关20多处。

1910年(宣统二年)发生喇嘛与库伦大臣的冲突事件。喇嘛因购木料争吵,继而聚众抢劫德义涌木厂,库伦办事大臣三多亲往弹压,拘捕首犯僧人。喇嘛聚集数千人向三多乘舆投石抗捕,并于途中抢回被捕喇嘛。三多责令沙比衙门交出"正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中旬，杭达多尔济一行赶回库伦，密谋宣布外蒙古独立，组成以杭达多尔济为首的临时总理蒙古国务衙门。11月30日，杭达多尔济等人，向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提出最后通牒，宣布“将蒙古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独立帝国，公推哲布尊丹巴为大皇帝，不日登极”，要三多立刻出境。

据中文史料记载：在农历十月“十四日，三多见蒙人无加害之意始由领事馆雇车数量，逃至恰克图。恰克图署任章京见三多至，再三挽留，不令其去，三多坚执不从，遂乘俄国火车，逃归奉天，旋又逃至天津”。12月16日，库伦独立集团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国，以共戴为年号，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

辛亥蒙古变，蒙军包围库伦参赞大臣衙门，限三多三日内出境。三多卫队由俄兵搜械解散，行辕由俄兵会同蒙军看管。四日后,由哥萨克骑兵将三多等押解出境，逃至恰克图。恰克图署任章京见三多至,再三挽留。三多这位自小深受汉文化熏陶的蒙古人因无限忠于中国政府，严厉反对外蒙古独立，更为反抗沙俄的分裂活动，于是坚决不从蒙方之“再三挽留”，偷乘俄国火车逃至奉天（沈阳）。这时，清朝政府已经消亡，他又奔天津，坐起寓公，暂缓政治避难。

民国时期，三多先后任盛京副都统、山海关副都统、金州副都统、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咨议、中华民国国务院铨叙局局长（相当中央组织部部长）等。

伪满洲国时，三多仍为高官。“七·七”事变后，常常往来于北京—东北之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过三多的事迹。三多曾居北京东城板厂胡同。著书有《可园诗钞》四卷、《可园外集》、《可园文集》、《柳营谣》、《库伦蒙城卡伦对照表》、《库伦奏议》等多部。编辑《柳营诗传》四卷，“集杭州满洲驻防营中诸老辈诗，附采诗余，并及闺秀。” 

三多的代表作是诗集《可园诗钞》。线装石印本，清光绪间出版。《可园诗钞》卷四收有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1903 )写的《寒食》，内云: “我生三十三寒食……回溯辛未吾已降”，从是年上溯三十三年，正是辛未即同治十年。至于生日，《余生长杭州……》一诗的副题交代得很明白: “五月二十二日舟中初度”。 六桥曾居京师东城板厂胡同，为满洲文集旧宅，家有可园，擅竹之胜。

三多又署鹿樵、可园、瓜园，为樊增祥诗弟子，其诗多边地莽苍之气，善以满蒙方言叙述。

晚年，他隐居北京城，实则脱离了政治舞台，从事写诗、做学问、整理出版自己一生写作成果之行当。他的著作多以“可园”为名。可见，他在北京的宅院必定是一处极可人意的高级园林化豪华宅邸。晚年，三多在此处可园写出了多部书稿。1940年70岁时，三多很可能就是在北京谢世的。

另据记载，三多又名三六桥。“三六桥”，颇有点像地名，其实是一个人。此人系蒙古族，姓钟木依氏？汉字姓为张，名三多，自号六桥(非其字)， “人以其‘三’字为姓，配号而呼为‘三六桥’”(俞樾: 《曲园日记》)。十七岁时，三多“承其世叔父难荫，得袭三等轻车都尉，食三品俸” (王延鼎《可园诗钞》序)。六桥并未中过举人，他虽“奋志读书，欲就试，格于例，不得与，去而学诗、学琴、学书画”，跟从俞樾的“门下士”王延鼎(字梦薇，号瓠楼或壶楼)游学，成为王的“高足弟子”。(见王序及俞樾的《可园杂篡》序)因此，人们便把六桥看作俞樾的 “门人”，三多也称俞曲园为“太夫子”。狄平子称他:“风格逸丽,不减迦陵。”他和俞曲园（俞樾）颇友善。《曲园日记》中说:“六桥,蒙古人,名三多,六桥其号,年十七,袭三等轻车都尉。”

三多喜爱藏书和读书，他有一首《藏书》诗， 云: “爱坐图书府，如对古贤豪。积石亦为仓，敢比谯国曹。” 也爱看《红楼梦》 ，常以有关“红楼”的事入诗。如: 《题韵松〈东山行旅图〉》中有“漏天可助娲皇补”之句；《吴门舟次》中有句说：“红楼近水皆灯火”；《寄赠耆寿民（龄）京卿》有句云：“怡红君薄成常侍，存素吾惭法翰林”。三多和日本人交往甚多，关系很深。如《日本桑名铁城箕以印谱索题即赠》，诗中说“花乳多君为我砻”，自注: “承刻石章”。在《二月二十二日日本村山(正隆)招同云承游湖书赠》诗中，三多把日本人村山引为“吾党”，称道他们“同心足抗横”。三多还在沈阳参加了日本人的图书馆十五届大会，写过文章。从这些迹象看来，三多收藏过百十回本《石头记》，后来转让给日本人，是完全有可能的。所谓三六桥本，大概是从东北流落到日本去的，不可能留在上海。

他是一位文官，工诗词，善琴画的收藏大家，曾收尽天下奇珍异宝，有字画、古玩等。他在清末任驻蒙古(现在的外蒙古)的边防大臣时，崇尚“兴学科教、改革、修铁路、经商”等，所以他很想修筑一条从张家口到恰克图的铁路，改善落后的交通，把内地先进的知识传播过去。为了这个梦想，他捐出了家里所有的宝物，但最终，铁路没有修成，宝物也就从此下落不明。

在三多收藏的宝物中，有三件宝物最为珍贵。第一件是《西溪梅竹山庄画册》。该画册自嘉庆八年(1803年)奚冈开笔画《梅竹山庄图》始，耗时近百年集结成册，此画册将清朝中晚期的杭州书画名家一网打尽。第二件是纳兰性德的画像。纳兰性德是清代词人，大学士明珠的长子。第三件便是《红楼梦》的后三十回。对这个三十回，三多的后人郑先生（郑先生现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都认为这应该就是曹雪芹先生的原作版本。

如今，前两件都找到了“归宿”。2005年，杭州市政府重建西溪时，收藏画册的张珩的后人将画册留给了杭州，让画册“回了家”；而纳兰性德画像也被收藏进了北京故宫博物馆。目前，唯有曹雪芹的后三十回版本却至今下落不明。或许，日本的三六桥本《红楼梦》就是它？

三多又擅画花卉，兼工带写，赋色娇艳，意境清新，秀逸隽永，书卷气、富贵气兼备。亦能书法，工隶体，学俞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