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上都文化研究》首发式在锡盟党政大楼召开

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文集《上都历史文化研究》首发式于2009年7月17日上午9时，在党政大楼七楼会议室召开。首发式由盟行署李永胜副秘书长主持，参加会议的领导有锡盟委委员宣传部长田学臣、行署副盟长其其格、宣传副部长文联主席季华，有关单位盟政协、盟职业学院、盟政研室、盟文联、盟史志办、盟文体局负责同志及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专家、学者和部分会员。

我作为研究会成员、《上都历史文化研究》的副主编（之一）也被周知参加会议。接到通知时，我和老伴正沉浸在儿子为我们进行的畅游国家级旅游区达里湖风光的美好回忆中。孩子们大学毕业已经二十多年了，都远离我们在外地工作，锡盟就剩下我们老两口，每天三餐、二电（电视、电脑）、一倒（睡觉）。老伴很辛苦，三餐的油盐酱醋茶及一切家务由她全权代办，剩余时间就收拾家务，织织毛衣，看看电视。而我，自从十年前迷上了诗词，每天伏在电脑前爬格子，摆弄文字方块，平平仄仄的装文雅，家里的一切生活事务全由老伴打理，我便成了“作家”（坐家）。自从开通网络博客以后，我趴在电脑前的时间越来越长，每天多达10小时。阅读别人的博文、编写自已的博文、评论他人的博文、回答博友的留言、查阅资料，成了我必不可少的“工作”。从09年4月开始，大篇文章发了三十几篇，分段发近60余篇。儿子因事回锡，看我这么疯癫，怕我把身体搞跨，几次要带我们出去散心，执拗不过，就奢侈地享受了一天的达里湖游。我对儿子的孝心很感激，儿子40多岁了，事业不算有成，但近年来孝心却大增，几次带他的儿子来陪我们过春节，逢母亲节、父亲节还发短信问候。老伴第一次接到短信时流泪了，她说“儿子长大了。有儿子真好！”但我却坚持认为有儿子还得孝顺才是好。

从达里湖回来的路上，接到了学会秘书长要我参会的通知，儿子将电话递给我时我真想说“我儿子拉我们游览达里湖风景啦！”，但我按捺住了心中的喜悦，只是说“我在克旗，晚上才能回去！”秘书长说，明天九点才开会，赶趟！

首发式上，研究会理事长徐进昌阐述了研究会几年来的工作和蒙文版和汉文版的《上都文化研究》的大致内容，表明上都文化研究会的工作已经有了初步的眉目，开始走向正轨，对锡盟党政领导的支持表示感谢。

副盟长其其格对研究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一些感兴趣的问题还进行了详细询问，阐述了锡盟09年的文化研究重点。宣传部长田学臣一直是研究会的大力支持者，曾有人认为研究会成员不是正规专业人员，是“杂家”，对研究会的素质以及进一步的深化研究工作提出质疑。部长向研究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后，理事长提名，与会者轮流发言。原锡林郭勒日报社退休主编老那首先表示自已是搞报纸和广播的，也认为大家只是“杂家”，畅谈了担任蒙文版《上都文化研究》主编（汉文版的主编徐进昌）的体会。接下来，与会人员都发了言。当指令我发言时，原本不想讲了，作为一个无关紧要的副主编，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但对上都文化研究会成员究竟是“专家”、还是“杂家”问题有一些感想，也就说了几句。

我说，上都文化研究会的成员不是“专家”，也不是“杂家”。第一，这些人不是专门学校毕业的；第二，国学范围意义上的“杂家”就是国学家。明清以后，有人把印度佛学、印度古代语言、吐火罗文、梵文、古印度历史与文化称为杂学。而季羡林先生最伟大的成就，正体现在印度佛学、印度古代语言、吐火罗文、梵文、印度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上。正是这些“冷门”成就了季羡林先生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的价值。所以，季羡林先生自称“我是杂家”。但国家和人民却命名他“国学大师”、“国宝”“国学泰斗”。可见，国学中的“杂家”就是真正的“国学家”。虽然我们这些成员距“专家”、“杂家”还很远，但确是“杂家”路上的一颗颗石子。“杂家”也并非是贬义词，凡是认认真真做学问的人，一样会光芒四射。“杂家”也是赞美词。

我们既然不是专家，也不是 “杂家”，那么，到底算是些什么人呢？我说，“是一群自背干粮、为锡盟文化研究事业做贡献、为内蒙古文化大区壮门面的狂热者，是一帮为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不要命的工作狂。”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没有办公经费、没办公地点、是民间的纯自发性组织。多少年来，这些研究人员是在自已家中一两平方米的小屋中，在桌上、床上、地上摆满了元上都地图、成吉思汗大帝、忽必烈传、世界征服者史等资料的狭窄的卧室兼书房里做研究工作的，头上是昏暗的电灯、脚下是阴冷的水泥地面，连出去考查、参观也是自费的情况下，写出了论文68篇38万字440页的汉文版《上都文化研究》文集和20多万字350页的蒙文版《上都文化研究》文集。像金莲川上不起眼的的金针花一样，曾为兴盛百年的旧蒙元帝都香风四溢过。今天又为锡盟的历史文化研究努力绽开放着。我们没有因为自已曾是专家、学者、知识份子而忘乎所以，也没有抱着一纸文凭吃老本睡大觉，更没有因为我们不是专家、学者、或没有大学文凭而自暴自弃、自惭形秽。因为我们居住在这片遗址上、居住在元朝皇帝发迹的土地上，就要弄清这里的历史，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因为我们不但看到了蒙元帝国的快马弯刀，更看到了它的文化内涵。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是大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大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56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借以巩固发展提高的精神支柱。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地区，没有文化底蕴作依托都是不能巩固发展提高的。正如电脑一样，没有软件是不能启动的，因外力动之，也是不能长久的。我们清楚的认识到，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但是，没有人文思想的经济，是不能巩固提高和发展的。非但不能巩固提高发展，还有随时倒塌的危险。没有人文思想的经济喂养的，人的思想是扭曲的，一切都是向钱看的。“爹亲娘亲，不如钱亲”、“爹有钱，娘有钱，不如自已有钱”、“有钱就有了一切，没有钱就失去一切”。人生观是堕落的，思想是腐朽的。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2009年7月22日23:21:03发了一篇“是真名士自贪吃”的博客。其中说“印度学者经过详细的数据分析，认为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有巨大创见：土地改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减少了对分散人力和物资的动员成本，使中国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中国物质生产发展和人力资本发展，并且这种发展还是平衡的。毛泽东不仅当时就为中国创造了巨大财富，而且还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广阔坚实的基础。这些事实，其实稍微理性客观一点的中国人都能够看到，问题是很多人都被帝国主义和买办分子洗了脑，一提毛泽东经济思想就嗤之以鼻或者哈哈大笑，‘什么？毛泽东还懂得经济吗？’那种蔓延在每一张脸上的愚昧，跟鲁迅笔下的麻木看客是惊人一致的。鲁迅所写的多数还是中下层人，而我们今天却经常在很多经济学家、企业家、学者和官员的脸上，看到那种无耻的愚昧，个个都以为只要高唱“市场经济”和“民主自由”八个字，就比毛泽东高明一万倍了，不知道个个脑子里是一堆浸满了美国过期黄油的大粪。”虽然语言过激，说明文化是经济发展的软件，没有人文思想做依托的经济是靠不住的。

事实说明，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成员，在金钱盛世面前没追求发财致富，而是潜心研究当地的历史文化。我们不是怀揣文凭沾沾自喜而一事无成的人。也不是老而无为，仨饱俩倒、坐吃等死或泡在麻将桌上垒长城的人，而是积极向上、潜心研究学问的人。可以毫无讳言地说，是脚踏实地的国学研究者。这样说，可能会招来一片哗然。但是，国宝级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2009年3月在北京301医院接受记者采访时回答的话，回答了那些无知的哗然者，他高瞻远瞩的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博主南柯舟2009.07.18.02:59:08在搏文“与钱文忠、王大千二先生商榷”中证实季羡林论大国学的原话：“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歧义很大。按我的观点，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既然这样，那么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时间：2007-06-22 16:03:03 来源：新华网）南柯舟补充扩充解释：“......因此我想，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都可称为‘国学’,即中华民国之学皆可称为‘国学’……”。听了季羡林先生的回答，请问那些哗然者和自命不凡的人，还能笑出声来吗？

我在编辑整理汉文版《上都文化研究》时，曾想在每个部分的扉页上插入一首小诗，既可提升论文的品位，又可以把全体研究人员的感同身受公示于众。因为这是我们研究人员的亲身感受。现在我把它贴在里，作为我的自嘲吧！原文如下：

为上都文化研究而歌

    序：经过几年的整理、搜集、排版、校对，上都文化研究《文集》就要与大家见面了。这标志着研究会的工作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当可观的层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表扬论文研究人员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儒雅的风格品质，以唤起广大人民群众对上都文化研究的兴趣，特作绝句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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