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地广袤的北疆草原是游牧文化滋生发展的肥田沃土。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活跃在北疆的游牧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游牧文化。匈奴、东胡、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各民族都在不同的时期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游牧文化。北方游牧民族在与农耕民族以各种方式的交往中，两种文明和文化不断交流和发展。而到元代，游牧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原，建立了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主政的中华南北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游牧文化吸收多种文化的有益成分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文化之一，影响扩及到几千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汇也达到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蒙元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灿烂辉煌的一页。草原文化、蒙元文化、上都文化的深入探寻正在不断拓展和丰富游牧文化的研究。

      在中原大地长期的农耕历史成长了辉煌的农耕文化。与中原的农耕文化相对应，北方草原长期的游牧历史成长了灿烂的游牧文化。赤峰地区的红山文化已经受到史学界和文化界的广泛关注。锡林郭勒锡林河一带和乌珠穆沁一带的金丝台洞穴发现了大量石器陶瓷，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与他的继承者》记载，成吉思汗逐鹿草原时期在锡林郭勒和赤峰地区有着许多见证历史的重大活动。1203年，成吉思汗经历的著名的合阑真沙陀之战正是发生在锡林郭勒与赤峰一带，（见《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与他的继承者》第32—35页）那是带有战略意义的最惨烈的一仗。元代的京城上都和应昌府在历史上有着显赫的地位。

天堂般的草原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草原游牧民族历史上积淀的游牧文化有着许多鲜明的特点特殊的意义，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发扬光大。

          尊从自然，适从生态平衡的理念。游牧多

逐水草而居，顺从自然，适应生态平衡。

      游牧民族长期的游牧历史，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养成了适从自然粗放经营的习惯。从文化和理念上有着深厚的敬从天地的思想。法自然，无为而治。在广袤的大草原上，或原野，依水草而居；或林地，靠狩猎为生；维护自然，不图改变。很少有农耕地区的开垦、治理和耕耘。所以，广袤的游牧地区，成百上千年过去了，依然山河依旧，水草如初。

      到了入主中原，建立大元王朝以后，维护自然保护环境的理念得道了广泛的体现。不仅在广袤的北部草原依然保留游牧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大都市的京城和郊外也追求保留和维护大自然的生态原貌。据《马可、波罗游记》等书刊记载：元上都城内建有一座16英里的御花园。里面有肥美的草地，并有潺潺小溪流淌。收养的山羊和鹿在这里来往觅食。御花园的鸟雀不下二百余种。

      在元上都西北的四十多公里，现在的白城子一带有一条峡谷，就是大批鹌鹑和鹧鸪榭息繁养之地。忽必烈大汗特意下令每年在这一带播种栗和其它谷物，严禁收取，以供养鸟类，使它们不至于缺乏食物。大汗还令人造些小屋作为这些鸟雀的榭息之所。“大汗禁止统治的各国所有臣民在每年三月至十月间捕杀野兔、赤鹿、黄鹿、小种鹿等动物和其它鸟雀。这个命令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鸟兽，使它们能够迅速繁殖。”（《马克·波罗游记》奚源译本世界名著·地27部第111页）

      历经数百年以后，广袤的北疆草原，依然水草茂盛，集聚着许多野生动物。黄羊成群，飞禽遍野，百灵鸟把悠扬的歌声洒满整个草原。

      游牧文化适从自然的观念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是符合大自然生态平衡科学观的。辽阔的北国大地，高寒缺雨，年降雨量大多在二百到四百毫米之间。高原大漠，植被脆弱，不适宜大规模开垦种植。气候和地理条件的差异，决定了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和风俗、理念与文化方面的许多特有的色彩。

             游牧迁徙，容易适应新的环境。很少

拘泥于一处一地，迁徙游动习以为常。

      游动迁徙，居无定所的习惯，赋予了勇于探寻和适应新环境的观念，善于接收的新鲜的事务，采取“拿来主义”，发展和改变自己。

      游牧的生活、生产方式，习惯于夏营地和冬营地迁徙。遇到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也常常走场游牧，远途跋涉。习以为常，形成固有的理念和心理习惯。所谓的“走敖特尔”，一直延续到近期的草牧场划归户有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后，牧区长时间仍然实行粗放的游牧经营。某地旱灾或雪灾，照样会几百里的长途跋涉 ，到另一地游牧。这在农耕文化中是比较少见的，而牧区却司空见惯，似乎是天经地义。

      蒙古铁骑的长期的长途征战并定居于征服的地区是游牧习俗的极度的扩展。由于游牧生活的迁徙习惯，也极大地便利了长途的征战和游牧。畜群随着军队走，生产、生活与打仗衔接起来比较容易。生产、生活的机动性强，移动快，增强了应对敌人的能力。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建立了四大汗国并实行了一二百年的有效统治，是在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

      每每征服一地，成吉思汗的子孙们，都能很快融入当地的文化，使自己成为当地能接受的一员。余大钧先生在《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传记与研究》中指出：“成吉思汗在历次攻打金、西夏，西征花剌子模时，十分重视从被征服地区、被攻占各城市中收罗各种工匠、炮手、医生等先进科技人才。成吉思汗下令：凡攻城时遇到顽强抵抗，攻破城市进行屠杀时，各种工匠一律不杀，予以收用。”“成吉思汗在西征花剌子模时，从该国俘虏了大批工匠分赐诸子、宗亲、诸将、士兵们带回东方。”这无疑在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科技研究和经济文化发展的进步作用。旭烈兀征战西南亚等地，建立伊利汗国。他的儿子一代已经信仰伊斯兰教，完全融入了当地社会。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很快接受儒家思想，“汉地行汉法”，取得了长期的稳定和发展。

                 兼收并储，接纳不同文化和理念，

同存共荣。和而不同，多元一统。

   游牧文化相对于农耕文化和工业文化保持了更多的初始性和顺应自然理念，所以对其它文化有着更多的适应性和接受的意愿。蒙古族信仰萨满教，但对中原的佛教、道教和西藏地区的喇嘛教都能容易接受并尊奉。成吉思汗和他的儿孙三代，都拥有超强的实力；对于列强，差不多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他们本来有机会、有实力藐视其它地域和民族的文化与理念，他们却选择了接纳。在蒙古铁骑灭西夏，征金朝，宋朝廷腐败无能之际；草原深处的蒙古皇族大帐里，仍然延请中原的儒学之士讲学论道，蒙古青年才俊在用心学习中原文化。忽必烈在漠北草原的哈喇和林罕廷作休闲王子时就招募儒学名家治学。“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1219年远在西域指挥西征的成吉思汗，还不远万里召见和护卫中原的邱处机道长讲学论道。成吉思汗派使臣邀请道学大师邱处机讲道，两次发虎头牌，恳请前往。邱处机不辞万里，以73岁高龄，辗转三年，于1222年在成吉思汗行营得以谒见。相伴一年，多次约谈，从文化到养生广泛进行了沟通。邱处机三次讲道，“以止杀为劝”“清心寡欲为要”。成吉思汗专心倾听，令专人作了记录。下诏命邱处机掌管天下道教，并免全真道教赋税。 
　 成吉思汗与文人、学者和精神领袖们的深厚联系与友谊，保证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融汇和交流，有力地促进了蒙元帝国文化的进步和社会安定与发展！对于金朝名儒耶律楚材，成吉思汗求贤若渴，百般寻访，召到身边，引为心腹，言听计从。忽必烈一统华夏以后，延请西藏的八思巴，拜为帝师。授权八思巴创制能拼写多种文字的元廷新字。上都作为元代的都城，佛寺、道观昌盛，伊斯兰、基督盛行，孔庙、帝师寺地位尊崇，儒学、蒙古学共享繁荣。

中华一统，帝国文明，京城荟萃，

蒙元凸显的游牧文化色彩

   元王朝作为第一个游牧民族主政中华的全国政权，元代文化在中华文明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意义。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无比广阔的层面和异常丰厚的深度，进行了史无前例地融汇和交流。史称蒙元文化和上都文化，多元共荣，百家荟萃，游牧文化在融汇中有了长足的发展。多都巡幸、游皇城、游猎、扎马宴、咏颂“大扎撒”、“白翎雀歌”、十六天魔舞、角抵都凸显了游牧文化的色彩。

   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多实行多都制，如辽代、金代，都有三四个首都。元代长期实行两都制，上都、大都，每年两都巡幸。中间海山当政时还建立了中都。叶子奇记载：“元世祖定大兴府为大都，开平府为上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则驾幸上都以避暑，颁赐于其宗戚，马亦就水草。八月草将枯，则驾回大都。自后宫里岁以为常。”（《草木子》，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4页）多都制便于在城市和中原居住的游牧民族的当政者对游牧地区的联络和控制，也有利于保留游牧民族传统的习俗和文化。

   游皇城是元代宫廷祭祀习俗，其中“陈百戏”是最为壮观的场面。“各仪仗队、佛坛、乐队、戏队相随，首尾排列达30余里，鼓乐齐鸣，边走边演出各种歌舞、戏曲、杂耍节目，百戏纷呈。”（《元上都研究文集》345页《元上都的体育和娱乐活动》）

   每年朝会，都要招抚和奖励宗室皇亲与群臣。“国有朝会庆典，宗王大臣来朝，岁时行幸，皆有燕飨之礼。”（《经世大典·礼典总序·燕飨》，《元文类》卷41）“国家侍内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制如一，谓之只孙。”只孙宴又名扎马宴，据《元史·與服志》记载，皇帝的只孙服，冬季穿的有十一等，夏季穿的有十五等。只孙服用料为绣金锦缎，常常用珠翠宝石装饰。马克·波罗说，“此种衣服皆出汗赐，上缀珠宝石甚多。”（《马可·波罗行记》（冯承钧译本），第二卷353页）这种赏赐性质的延庆，表达了聚会的欢乐，也宣示了朝廷的威仪。游牧民族分多聚少，疆土宽广，各守一方，赏赐分封意义不同寻常。

   《大札撒》，作为律令为后世遵循。几十年以后，蒙元各个时期一直延续，皇族和朝廷集会，都要首先咏颂《大札撒》。“凡遇新汗即位，调动大军，集议大事，他们都拿出《大札撒》，仿照《大札撒》上的话行事。”（见费志尼《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28页） 
　　印度学者曼苏尔。海德尔指出：“札撒主要是处理军事纪律、宫廷礼仪，社会行为和宗教政策。札撒条目中关于行政管理、汗位继承、官僚政治、军事组织、宗教宽容等方面的规定，都是合理的。”（见《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5第3、4期） 
　　成吉思汗《大札撒》已经失传，但在中外史籍中仍然保留了不少大札撒的条款。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和黄金家族一直把《大札撒》作为永远遵循的行为准则。

角抵和贵由赤。角抵是蒙古族的传统项目并成为今天颇具特色的蒙古式摔跤，其来源于狩猎和战斗中的搏斗。元代延祐六年朝廷专门成立了管理摔跤的机构，“置勇校署，以角抵者隶之。”（《元史》卷26《武宗纪》）   蒙古族摔跤习惯延续至今，强身健体，比赛娱乐，王公时代也作为上层交往的一种活动项目。

贵由赤竞走，由朝廷委派“监临官”，有的优胜者被选人特技亲军，个别的还得到官职。

   《白翎雀歌》和《十六天魔舞》都是元代的宫廷歌舞。元诗记载说，“绣帘齐卷熏风起，十六天魔舞袖长。”（《萨天锡诗集》前集《上京即事》）“舞心排转急，一一欲空飞。”（《张蜕庵诗集》卷二《宫中舞队歌词》）

   叶新民研究说，“从成吉思汗时期开始，蒙古族贵族就注意吸收西夏的音乐。元太宗窝阔台和元宪宗蒙哥都派人征集过金朝的乐章。元朝建立后，除了吸收西夏、女真、回回、汉族的礼乐外，还结合蒙古族本身的特点，逐步制定了宫廷礼乐。”（《元上都研究》51页）

      游牧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宝库的珍贵财富，是北方各游牧民族共同智慧的结晶。元代作为第一个游牧民族主政的中华一统政权，使游牧文化发展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以上所列，只是挂一漏万；但从此亦不难窥见游牧文化之一二。

参阅书籍：薄音湖《一代天骄和他的继承者》、奚源译《马克·波罗游记》、叶新民《元上都研究》、《蒙古秘史》等

作者：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长，内蒙古草原文化学会理事，内蒙古通俗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锡林郭勒民族文化艺术遗产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